老婆上班了,孩子上學了,早餐吃罷了,鐵觀音也喝了,愜意之餘信手抽出一本書,信手一翻見到了柳三變的《鶴衝天》,詞中最後一句是“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不覺在心理品嚼、冥想。心想,詞中的“浮名”應該是“功名”,這個柳三變為啥要把“浮名”拿去換?他到底換出去了沒有?要出換本身就應該是有了“浮名”才對,如果沒有就談不上去換了。良久,總覺得不以為然,也就手癢打開電腦。
柳三變當然是宋朝一個才華橫溢的文人,他的作品也是阿筍最喜歡之一,特別是《雨霖鈴》和《鳳棲梧》更是膾炙人口,就是這首《鶴衝天》也是朗朗上口,阿筍不以為然的當然不是詞的水平,而是柳三變的心態跟詞的內容並不相符,當時他寫《鶴衝天》的時候還是一介白衣,還有他在寫之前已經參加了三次科考落第,這樣看來,三變是絕不是一個甘於把“浮名”來換取“淺斟低唱”的人,他也絕未達到這種境界,這應該是他在屢次不第之後的一種發泄。為什麽敢這樣說他,就是因為他在寫了《鶴衝天》之後還多次參加科舉考試,一直到47歲的時候才考取進士,一個願意滿足於“淺斟低唱”的文人就不會對“浮名”這樣苦苦追求而弄得“為伊使得人憔悴”。
其實,柳三變的行為並無可厚非,隻因“浮名”太有魔力了,沒有超智慧的聖人是不可能超越的,芸芸眾生之中,能有幾個喬達摩.悉達多?又有幾個妙善、幾個李修緣?被譽為聖人的孔子也是在出仕重挫之後才周遊列國,靜下心來整理《論語》、著作《春秋》。
在俗人之中,眾所周知的“不為五鬥米”折腰而“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我覺得也不例外。因為往事已經是往事,不可能再來一個改變,所以我們苟且來個假如,假如陶淵明的俸祿不止五鬥米,假如他在任上不需要向權貴折腰,他是否會辭官?
再來說李白,他滿腔熱血來到都城長安,其目的就是為了施展才華,說到底也就是奔著“浮名”而來的,假如他不被唐玄宗當做取樂的文匠而是付之實權,假如他不被雞奴羞辱刺激他是否會發出“安能催眉折腰侍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呐喊而黯然離開長安?
就是唐伯虎,戲台的唐伯虎風流倜儻、逍遙自在,其實這都是大膽的文人在戲說而已,真實的唐伯虎一生潦倒比得意多多,他不是不願意入仕,而是在官場的不得意。“揚州七怪”、“竹林七賢”大致也是如此。
周朝武則天任用周興、來俊臣等酷吏,采用“望風而參”的手段對官員大加殺戮,但赴考的仕子卻前赴後繼;明朝朱元璋洪武中末年大肆誅殺官吏,讓官員朝不保夕,然“如伴虎”者還是願意隨“伴君”側。
就是明朝禦史王獻臣歸隱蘇州園林,自命為拙政園,以築室種林為樂也是在仕途失意之後。
古代的例子舉不勝舉,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名為名,名及利,名可以光宗耀祖!古代如此,當今呢?更是如此!隻因為當今的社會,當官最威風,當官者有權,有權就有錢,有錢就有美酒、鮮花、掌聲和女人,也就是有權就有了一切,如果沒辦法擁有這一切,不是說明權不好使,隻是說明你手中的權不夠大,或者權用得不夠好!古代的柳三變想“淺斟低唱”還要“忍把浮名”來換,當今的官員卻因為擁有了“浮名”就可以日夜“淺斟低唱”,甚至是“狂吼豪飲”,這就是社會的進步,中國人畢竟是從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經過了無數次的“革命”才擁有當今的世界,就理所當然要有這些“天之驕子”來享樂。
年年腐敗年年反,年年反腐年年腐。社會的貪官層出不窮,每一個被揪出來的貪官背後都有無數的金錢和有數的情婦,這就說明了“人民的公仆”已經翻身做了人民的主人,可以攫取“老主人”的血汗了。這就是權力的魔力。這樣的“浮名”,在當代更是國人謀取的對象,擁有的人也就絕不會去“換了淺斟低唱”的。
社會現象令人哀歎,但社會不會因為小人物的哀歎而改變,既然改變不了,空哀歎也隻是讓自己過得更辛苦,阿筍就試圖用“幾分清醒幾分醉”去看待社會貪的人和貪的事,這樣果然好理解多了,覺得當前這個社會已經進入了人人皆貪(有些過分)的程度,在日常生活之中,有太多正常事務中需要額外付錢,孩子讀書需要、家人看病需要、尋找就業需要,還有調遷、升職、經商、辦廠等等、等等都需要,除非自己沒有渠道摟錢,否則不摟些錢進來,那有多餘的錢去辦理自己跟家庭所必須辦的事?不管這事是正當的還是非正當的。所以就會拚命去爭取“浮名”,守住“浮名”。話雖如此,阿筍還是覺得有一些貪官也確實太貪了,貪得無道德,貪得變成“狼”(婪)。
寫到這裏,阿筍突然產生一個想法:假如柳三變生活在當今,是不是會用“浮名”來出換?假如陶潛、李白見到當今有權者的生活,是否會變得願意折腰而擁有“浮名”?
夢醒時分,有時候阿筍會回想這些年所經曆的一切變化,不禁會捫心自問:假如阿筍還擁有“浮名”,是否還會為著這“淺斟低唱”而放棄呢?
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說說容易,行動起來就不容易了,不管是古代還是當今。不知道這是社會的進步,還是社會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