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人生途中的很多事情的重要性是當事人在當時無法知曉的。幾年或幾十年後，我們通常有兩種情緒，一是覺得自己當初為一些並不重要的事打破頭撞破腦袋地去爭感到可笑和不值得。另一種是為自己當初輕描淡寫地放棄了對自己人生影響如此深遠的機會感到惋惜。所以，當我們成熟以後，吃過苦頭的我們開始教育比我們年輕的，告誡他們如何如何。可是，有多少年輕人會聽你？如同我們當時對待成熟者的勸告一樣。
如果中國社會的改革早10年或20年發生，或者這個過程拖遲20年發生，我和杜鵑關係的發展一定很順利。就像我們研究所的上一輩人，輪著評職稱，輪著分房子，輪著換更大的房子。你要混得好，可能輪著等公家給你配車配其它東西。你順著這個程序來，盡管有時有些怨言，比如和你資曆相同的，他住了小三居，而你還是大二居。他評了正研究員，而你還得等幾年才能評，因為名額有限等等。可是，這些差異帶來的不平不足以動搖你生活的基本東西，例如職業，愛情，甚至生命的取舍。
就在我和杜鵑盡情享受愛情的時候，一個你無法逃避的進程在等著你，那就是如何為以後的小日子做打算。
第一個問題就是房子問題。杜鵑在部機關工作，如果她是男性，結婚後拿到住房（不一定是獨立單元房）是沒有問題的。但當時北京有個非常不合理的規定，那就是結婚要按男方分房。這樣，房子的事情自然是我要奮鬥的東西了。
我們研究所文革前院子很大，後來經過和其它部研究院合並，並於文革中期因所謂戰備需要被下放到湖北省山區近十年時間。等研究所搬回北京後，發現原來那麽大的院子已經被其他單位占去大半了。剩下的又被北三環上的一個立交橋工程切去不少，這樣一來，除了辦公樓和幾座老的宿舍樓外，就沒有多大空間了。
後來建了幾個高層，又被部裏其他單位搞去不少。總體而言吧，住房極為緊張。我們室裏有幾位結婚好幾年了，排隊等房非常辛苦，最後才分到和另一家合住的二居室裏。
這種兩家合住一個單元的事情常有兩種問題發生。一個是兩家因習慣不同產生小矛盾，然後矛盾慢慢激化，最後兩家在公用的客廳，廁所以及廚房領域開始激戰。最後鬧到不共戴天的地步。有這個這樣經曆的人曾對我訴苦：“大仙呀，聽哥一句話，寧可死，也別和別人合住。”
另一種情形恰好是另一極端。兩家處得像一家一樣。即使是兩個私人領地的臥室也可以隨便互串。我們所裏就有這樣兩對夫婦，兩個男的像向兄弟一樣，兩個女的像姐妹一樣。後來幹脆兩家合夥做飯。然後，有段時間，一家的男的出長差在外地搞資料收集，另一家女的到上海去英語培訓。剩下的兩位不知怎麽就勾搭上了。
如此一來，年輕人對單身宿舍樓打起了主意。你要是在宿舍樓搞一間房子結婚，絕對不會有上麵在合住單元的事情發生。另外，宿舍樓裏熱鬧，結婚以後你還可以繼續享受單身的樂趣。
在我和杜鵑戀愛之前，就有不少人打起了在宿舍樓裏獨占一間房子的主意。方法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給總務科科長送禮。一種是本來兩人住一間，後來另一個結婚走了，剩下的一個立刻就將媳婦弄過來住上了。
我那個室友是北京戶口，所以那個宿舍基本是我的。周末周日，我和杜鵑有了這樣一個空間是比較幸運的，尤其是寒冷的冬天。曾有朋友告訴我，他和女朋友由於沒地方去，隻好溜大街，最後女朋友腳被凍疼得哭起來。
不過，我明顯感覺到這個小空間的不穩定性。我的室友比我大，已經在做結婚的準備了。如果他結婚了，所裏一定會安排另一個人來。另一個威脅是有人曾想和我的室友說要和他換宿舍，原因是有人想將我的室友換到他房間，從而替代我的單間待遇。
對於第一個威脅，我曾告訴室友：“哥們，你如果要結婚的話，一定提前告訴兄弟。這很重要。”
對於第二個威脅，我也告訴室友千萬別答應。這個似乎要安全些，因為我最後還有否決權。我要是不同意，新人不可能進來， 室友當然理解我，他說：“大仙，你放心，我會配合你將這陣地給你保住。”
第二年春天，正當我和杜鵑一同在老家歡度完春節回到北京的時候，室友告訴我他要在五一節結婚了。
祝賀以後，我自然流露了一些不安。室友安慰我：“大仙，別急，想想辦法。不是哥們急，而是我女友要出國，必須得領證。”
辦法一定是要想的。為此我首先想到結婚。隻要我和杜鵑領證了，把新房安在這裏，一切都沒問題了。
我立刻給杜鵑打了個電話：“丫頭，我們結婚吧。你先到你單位開個介紹信，然後我們登記去。”
杜鵑：“你沒發燒吧？怎麽突然想起結婚了？再說，你求婚也得浪漫點吧，打個電話算啥？還有，還得先征求老人同意呀。我爸對你春節期間和人鬥酒很有意見，沒準他還不同意你做他女婿呢。”
我說：“情況緊急，需要非常行動。再說我們隻是領證，其它以後再說。”然後我把情況給她解釋了。
她沉默了一下，說：“還是有點太急了，我心裏還沒準備好呢。”
“不就是領證嗎。領完證你還可以慢慢準備呀。”
“哼，領完證，我還有什麽可準備的？你得給我時間。周末跟你細聊吧。”
“沒問題，五一之前我們必須搞定。”
我很高興，心想，怪不得人說壞事能變好事呢。這下好，不僅房間保住了，媳婦馬上也有了。
可興奮的火焰沒過幾小時就被杜鵑的一個電話給撲滅了：“大仙，我們現在不能結婚。”
“啥？為啥？”
“知道晚婚年齡嗎？北京地區男26周歲，女24周歲，不達這個年齡，單位不能開介紹信。你該知道你多大吧？”
我急了：“誰他媽這麽規定呀，婚姻法裏不是男20，女18嗎。你哥和我一樣大，孩子都有了，憑啥我就不行？”
杜鵑：“你先別急，急也沒用。這樣吧，我下班過你那裏去。”
晚上我和杜鵑仔細研究了此事。相對於我，杜鵑顯得平靜些。她說：“別急了，盡管我對你這小空間很感溫馨，但我從沒想過要在這裏過日子。車到山前必有路。”
可是，我不能甘心。尤其想到以後周末周日沒有自己的小空間，就更接受不了了。 正路不通，隻好走旁門了。
此事不能和杜鵑商量，我料到她一定反對。為此，我又找到張洪。先誇獎了他以前對我和杜鵑戀愛狀態的分析，並對自己當時沒能理解他那三個策略表示歉意。
張洪笑了：“小事啦，你知道嗎，戰爭史上最偉大的戰略一般都是在戰爭結束後才被人們充分認識，決策之時很難讓人理解的。”
本想說他一通，但除他以外，別人還真不好去商量。所以我說：“這次，哥們又遇到難題了，還讓你給分析分析。”
“啊？杜鵑又有變故了？正常的，根據我的觀察，戀愛有三關，第一關是第一秒鍾，如果第一秒就沒看上，基本上就沒啥戲了。第二關是第一個月，如果第一個月兩人沒擦出該有的火花，那也難了。第三是第一個半年，如果兩人沒有將對方的性格全盤接受，也夠嗆。”
我打斷他：“你有完沒完？什麽亂七八糟的。今天讓你來，不是讓你出主意，隻是讓你幫我想想細節。”
然後我就給他說了占宿舍的事。我說：“現在問題是，宿舍必須要占，還得用非常手段去占。”
“嗯，怎麽去占，想好了？”
“屁話，想好了還找你？我有病呀？”
張洪想了一會：“哈，人一無所有的時候對需求的滿足有幾種方式。一是乞討，二是偷竊，三是搶掠。”
我心中一亮，但不能表現出來，立刻給他說：“你這人心裏太陰暗了，行了，不跟你說了。對了，你要是敢將我占宿舍的想法說出去，別怪我跟你拚命。”
張洪滿臉狐疑：“你不是讓我給你出謀劃策嗎，具體策略我還沒說呢。”
我一臉嚴肅：“告訴你別提這事了，你再要提，我真跟你翻臉！好了，我們找人打牌去。”
張洪的“討”“偷”“搶”三招的頭兩招我都是玩不來的。管集體宿舍的是總務處。處長叫趙留根，是個轉業軍人。此人平時辦事就忒讓人不舒服，時不時到宿舍樓來給單身們找麻煩。曾有幾次因查電爐的事情我還跟他吵過。讓我給他送禮，求他可憐我，打死我也不幹。
第二招“偷”的戰略根本不存在。我已經住在這裏了，我不需要偷。不過我必須得防止別人來偷我。
讓我興奮的是第三招“搶”，我理解過來那就是強占。為此我暗自做好了一切準備，單等五一節到來。
如果中國社會的改革早10年或20年發生，或者這個過程拖遲20年發生，我和杜鵑關係的發展一定很順利。就像我們研究所的上一輩人，輪著評職稱，輪著分房子，輪著換更大的房子。你要混得好，可能輪著等公家給你配車配其它東西。你順著這個程序來，盡管有時有些怨言，比如和你資曆相同的，他住了小三居，而你還是大二居。他評了正研究員，而你還得等幾年才能評，因為名額有限等等。可是，這些差異帶來的不平不足以動搖你生活的基本東西，例如職業，愛情，甚至生命的取舍。
就在我和杜鵑盡情享受愛情的時候，一個你無法逃避的進程在等著你，那就是如何為以後的小日子做打算。
第一個問題就是房子問題。杜鵑在部機關工作，如果她是男性，結婚後拿到住房（不一定是獨立單元房）是沒有問題的。但當時北京有個非常不合理的規定，那就是結婚要按男方分房。這樣，房子的事情自然是我要奮鬥的東西了。
我們研究所文革前院子很大，後來經過和其它部研究院合並，並於文革中期因所謂戰備需要被下放到湖北省山區近十年時間。等研究所搬回北京後，發現原來那麽大的院子已經被其他單位占去大半了。剩下的又被北三環上的一個立交橋工程切去不少，這樣一來，除了辦公樓和幾座老的宿舍樓外，就沒有多大空間了。
後來建了幾個高層，又被部裏其他單位搞去不少。總體而言吧，住房極為緊張。我們室裏有幾位結婚好幾年了，排隊等房非常辛苦，最後才分到和另一家合住的二居室裏。
這種兩家合住一個單元的事情常有兩種問題發生。一個是兩家因習慣不同產生小矛盾，然後矛盾慢慢激化，最後兩家在公用的客廳，廁所以及廚房領域開始激戰。最後鬧到不共戴天的地步。有這個這樣經曆的人曾對我訴苦：“大仙呀，聽哥一句話，寧可死，也別和別人合住。”
另一種情形恰好是另一極端。兩家處得像一家一樣。即使是兩個私人領地的臥室也可以隨便互串。我們所裏就有這樣兩對夫婦，兩個男的像向兄弟一樣，兩個女的像姐妹一樣。後來幹脆兩家合夥做飯。然後，有段時間，一家的男的出長差在外地搞資料收集，另一家女的到上海去英語培訓。剩下的兩位不知怎麽就勾搭上了。
如此一來，年輕人對單身宿舍樓打起了主意。你要是在宿舍樓搞一間房子結婚，絕對不會有上麵在合住單元的事情發生。另外，宿舍樓裏熱鬧，結婚以後你還可以繼續享受單身的樂趣。
在我和杜鵑戀愛之前，就有不少人打起了在宿舍樓裏獨占一間房子的主意。方法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給總務科科長送禮。一種是本來兩人住一間，後來另一個結婚走了，剩下的一個立刻就將媳婦弄過來住上了。
我那個室友是北京戶口，所以那個宿舍基本是我的。周末周日，我和杜鵑有了這樣一個空間是比較幸運的，尤其是寒冷的冬天。曾有朋友告訴我，他和女朋友由於沒地方去，隻好溜大街，最後女朋友腳被凍疼得哭起來。
不過，我明顯感覺到這個小空間的不穩定性。我的室友比我大，已經在做結婚的準備了。如果他結婚了，所裏一定會安排另一個人來。另一個威脅是有人曾想和我的室友說要和他換宿舍，原因是有人想將我的室友換到他房間，從而替代我的單間待遇。
對於第一個威脅，我曾告訴室友：“哥們，你如果要結婚的話，一定提前告訴兄弟。這很重要。”
對於第二個威脅，我也告訴室友千萬別答應。這個似乎要安全些，因為我最後還有否決權。我要是不同意，新人不可能進來， 室友當然理解我，他說：“大仙，你放心，我會配合你將這陣地給你保住。”
第二年春天，正當我和杜鵑一同在老家歡度完春節回到北京的時候，室友告訴我他要在五一節結婚了。
祝賀以後，我自然流露了一些不安。室友安慰我：“大仙，別急，想想辦法。不是哥們急，而是我女友要出國，必須得領證。”
辦法一定是要想的。為此我首先想到結婚。隻要我和杜鵑領證了，把新房安在這裏，一切都沒問題了。
我立刻給杜鵑打了個電話：“丫頭，我們結婚吧。你先到你單位開個介紹信，然後我們登記去。”
杜鵑：“你沒發燒吧？怎麽突然想起結婚了？再說，你求婚也得浪漫點吧，打個電話算啥？還有，還得先征求老人同意呀。我爸對你春節期間和人鬥酒很有意見，沒準他還不同意你做他女婿呢。”
我說：“情況緊急，需要非常行動。再說我們隻是領證，其它以後再說。”然後我把情況給她解釋了。
她沉默了一下，說：“還是有點太急了，我心裏還沒準備好呢。”
“不就是領證嗎。領完證你還可以慢慢準備呀。”
“哼，領完證，我還有什麽可準備的？你得給我時間。周末跟你細聊吧。”
“沒問題，五一之前我們必須搞定。”
我很高興，心想，怪不得人說壞事能變好事呢。這下好，不僅房間保住了，媳婦馬上也有了。
可興奮的火焰沒過幾小時就被杜鵑的一個電話給撲滅了：“大仙，我們現在不能結婚。”
“啥？為啥？”
“知道晚婚年齡嗎？北京地區男26周歲，女24周歲，不達這個年齡，單位不能開介紹信。你該知道你多大吧？”
我急了：“誰他媽這麽規定呀，婚姻法裏不是男20，女18嗎。你哥和我一樣大，孩子都有了，憑啥我就不行？”
杜鵑：“你先別急，急也沒用。這樣吧，我下班過你那裏去。”
晚上我和杜鵑仔細研究了此事。相對於我，杜鵑顯得平靜些。她說：“別急了，盡管我對你這小空間很感溫馨，但我從沒想過要在這裏過日子。車到山前必有路。”
可是，我不能甘心。尤其想到以後周末周日沒有自己的小空間，就更接受不了了。 正路不通，隻好走旁門了。
此事不能和杜鵑商量，我料到她一定反對。為此，我又找到張洪。先誇獎了他以前對我和杜鵑戀愛狀態的分析，並對自己當時沒能理解他那三個策略表示歉意。
張洪笑了：“小事啦，你知道嗎，戰爭史上最偉大的戰略一般都是在戰爭結束後才被人們充分認識，決策之時很難讓人理解的。”
本想說他一通，但除他以外，別人還真不好去商量。所以我說：“這次，哥們又遇到難題了，還讓你給分析分析。”
“啊？杜鵑又有變故了？正常的，根據我的觀察，戀愛有三關，第一關是第一秒鍾，如果第一秒就沒看上，基本上就沒啥戲了。第二關是第一個月，如果第一個月兩人沒擦出該有的火花，那也難了。第三是第一個半年，如果兩人沒有將對方的性格全盤接受，也夠嗆。”
我打斷他：“你有完沒完？什麽亂七八糟的。今天讓你來，不是讓你出主意，隻是讓你幫我想想細節。”
然後我就給他說了占宿舍的事。我說：“現在問題是，宿舍必須要占，還得用非常手段去占。”
“嗯，怎麽去占，想好了？”
“屁話，想好了還找你？我有病呀？”
張洪想了一會：“哈，人一無所有的時候對需求的滿足有幾種方式。一是乞討，二是偷竊，三是搶掠。”
我心中一亮，但不能表現出來，立刻給他說：“你這人心裏太陰暗了，行了，不跟你說了。對了，你要是敢將我占宿舍的想法說出去，別怪我跟你拚命。”
張洪滿臉狐疑：“你不是讓我給你出謀劃策嗎，具體策略我還沒說呢。”
我一臉嚴肅：“告訴你別提這事了，你再要提，我真跟你翻臉！好了，我們找人打牌去。”
張洪的“討”“偷”“搶”三招的頭兩招我都是玩不來的。管集體宿舍的是總務處。處長叫趙留根，是個轉業軍人。此人平時辦事就忒讓人不舒服，時不時到宿舍樓來給單身們找麻煩。曾有幾次因查電爐的事情我還跟他吵過。讓我給他送禮，求他可憐我，打死我也不幹。
第二招“偷”的戰略根本不存在。我已經住在這裏了，我不需要偷。不過我必須得防止別人來偷我。
讓我興奮的是第三招“搶”，我理解過來那就是強占。為此我暗自做好了一切準備，單等五一節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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