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上來過節禮拜的人中，有幾個希臘人。他們來見加利利伯賽大的腓力，求他說，先生，我們願意見耶穌。腓力去告訴安得烈，安得烈同腓力去告訴耶穌。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約12：20-23）
胡平先生首先清理了犬儒主義（Cynicism）的來龍去脈，從古希臘的狄奧根尼（Diogenes of Sinope）的理想主義犬儒，到今天的反理想主義犬儒。這一演變被他視為是憤世嫉俗向玩世不恭的轉變；而在今天，由於對所有事件持相對主義價值觀，“犬儒派就從現存秩序的激進批評家變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種共犯合謀。”這一詮釋是簡單扼要的。但是，回到希臘敘述中國的犬儒精神特征，可能沒有給中國特色的犬儒主義以應有的重視。中國的犬儒主義並沒有哲學上的思辯根據，而更多是一種生存策略。或我稱之為災民理性。中國的犬儒主義包括兩個相輔相成的判斷：第一，別人所有的價值主張都是假的；第二、隻有自己“唯物主義”和庸俗功利主義的目標、或者“利益最大化”目標才是真的。這種災民經驗也得到了東方兩種宗教思想的熏陶（實際上是互相熏陶），就是佛教和道教對世界否定。這樣一來中國的犬儒主義不僅對信仰采取犬儒態度，它對犬儒主義也采取犬儒態度——它“深刻”地認識到，犬儒主義也是犬儒主義的。
簡單地說，“犬儒病”真正的病根在於它的無神論主義本質，在於它的“無罪狀態”。它首先不相信存在一種超驗的普世絕對的價值。事實上在無神論世界，犬儒主義的價值觀是完全合乎“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邏輯的。如果人是上帝，每個個體就有自己一個價值準則，而且“自己”就是“自私的基因”並因此獲得個人和社會生存及擴張曆史的動力。在這種情況下，“我”成為最高價值，而這一最高價值必然將不同個體重疊的價值部分犬儒化，使這些理性主義的“普世價值”成為實現“我的價值”的工具。換言之，如果沒有超越“我”的更高價值的存在，所有的“我”互搏的唯一文化結果就是犬儒主義。
無神論自由主義者在批判犬儒主義的時候願意相信：沒有上帝也行。他們深刻地看見了犬儒主義的問題就是因為他們沒有信仰，胡平先生深刻地指出：“犬儒由於自己無信仰，也常常懷疑別人有信仰。”因此，自由主義者願意將“自由民主理念”上升為新的信仰。然而，“自由民主理念”如果沒有先驗根據，它就隻能在無神世界重建這一根據，而它的根據和犬儒主義的根據是完全一樣的。世俗自由主義者首先是人本主義者，然後是個人主義者，最後是經濟學理性主義者。人本主義視人為神，但人不是神，這恰恰正是犬儒主義的邏輯起點。犬儒主義認為人是靠不住的，這點犬儒主義甚至比自由主義還要深刻。個人主義相信個人價值之上，這是對群體主義的反駁。但是，犬儒主義同樣是真正的個人主義者。至於經濟學理性所奉行的“個人利益最大化原則”，它既是當代自由主義的信條，也是犬儒主義的信條。這樣一來，自由主義隻能通過道德說教來區別犬儒主義，而這一“道德理想國”的說教，恰恰是當代自由主義反省現代極權主義的主要學術成果。在這種困境中，當代自由主義不得不把“自由民主”本身神化，作為一個不證自明的信仰前提，拒絕將這些價值放到分析領域。這也許是一種策略，回避這些概念可以避免向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道德理想國兩個極端求援。然而無論如何，無神論的的自由主義和犬儒主義最後的“動力機製”隻能是達爾文主義的和道德主義的。但是，無論科學進展還是理性的進展都表明，達爾文主義和道德主義最多隻能是一種社會科學的假說和心理學上的自負。
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如果對經驗世界懷有道德敏感，它的誠實代言人不可能回避犬儒問題。這是胡平先生特別令人敬佩的一個方麵。他的深刻已經逼迫自己把民主自由高舉到信仰的層麵來尋找出路，但這一努力雖然可敬，卻可能要無功而返。民主自由確實存在超驗根據，但是如果將民主自由本身視為終極根據，則是本末倒置。民主自由的邏輯起點是對人的有限性的認識重疊，這一經驗理性使“限製有限者的無限權力”成為政治必要。把民主自由本身視為信仰可能導致把有限的人視為無限者，這恰恰是五四以來中國特色的自由民主思想最大的誤區。西方思想自由史是對人的局限性不斷認識的曆史，而在中國正相反，“人的尊嚴”和人的“無限可能性”反而成為自由的邏輯基礎。人的無限性指向一個方向，人的無限罪性和傲慢，成為人上人不過是全社會朝野的普遍共識。一個理性的社會就是在文化上認識到人的有限性的社會，在政治上限製人的無限罪性的社會。對人的有限性的認識恰恰可以導致對人的寬容和尊重，而無限者迷信則導致“完美主義”的文化偽善和政治專橫。然而，一個社會怎樣才可能擁有“有限者”的文化？非信仰無限者絕無可能。這個無限者必須是超驗的，祂將“無限”、“普遍價值”、“絕對真理”壟斷歸於自身，並啟示給人類。這位絕對者——上帝——不僅將普遍價值啟示給人類，也帶領仰望祂的人在地上活出“基督”來，從而從根本上超越犬儒主義的陷阱。
人類文明史就是殉道精神超越犬儒精神的曆史，而這一切，如果沒有十字架都是不可想象的。殉道精神是對犬儒精神真正克服，因為他超越了犬儒主義所信奉的一切非價值觀念，也超越犬儒主義所反對的一切價值觀念。換言之，自由主義確實無法拋棄犬儒主義所追逐的利益目標，它不過是用更“理性”的利益目標論斷犬儒主義 “不道德”的利益目標而已。然而，十字架道路把“利益期待”放在這世界之外，這條道路上的人以背十字架跟隨耶穌為榮耀。於是，一種犬儒主義的毒箭無法射到的力量出現了，他們以經受苦難和甘願吃虧為快樂，而這種快樂不僅不是偽裝的，他們還要把這種快樂歸於神的憐憫。這樣說來並非說基督教是一個受苦的宗教，而是說基督教把犬儒主義的快樂和智慧視為憐憫的對象，並因為仰望天國而在世界上視萬物如糞土。這一信仰卻沒有導致東方宗教的出世態度和價值虛無主義，因為他們負有責任在這地上過榮耀神的生活，這生活就是愛。這種包容一切的大愛使權力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沒有任何立足之地，暴君和犬儒主義者在基督徒麵前往往迷惑不解，而他們的邏輯王國也因此被徹底推翻。
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在暴政和犬儒共謀的曆史中，良心的勝利更多是信徒的勝利，而不是無神論者的勝利。這在中國當代史上尤其明顯（在西方曆史上也一樣）。在世俗自由主義者中，可能很難找到象基督徒林昭這樣絕決的抗議者。然而林昭不是獨一無二的。“中國的以巴弗吳維尊”是中國當代超越犬儒文化又一座豐碑，遺憾的是，這位基督徒的價值遠遠沒有被世俗世界所重視。1949年以來，甚至包括“改革開放”以後新挖掘出來的那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包括顧準、王小波、陳寅恪等人，這些令人尊敬的思想者在某種意義上仍然是不同程度的犬儒主義者而已。這一可能開罪很多人的判斷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他們在暴力之下不同程度地選擇了妥協。這一妥協是“可以理解”的對象，但不是炫耀的對象。他們的堅持（也包括思想方麵）在吳維尊的對比之下，就顯得不足為道了。然而，基督徒吳維尊從來沒有乞求過和得到過這樣的世俗榮耀。在我們的時代，那些在榮耀中心的各類精英，無論是內在流亡還是外在奔走的人，犬儒主義成為生活的基本底色。吳維尊的勝利是中國當代曆史上對犬儒主義唯一的一次勝利，這勝利如此徹底，如此寂寞，本身就是一種榮耀。在中國那些不可一世的力量和結構，那些犬儒主義的巨人歌利亞，被這位微不足道的基督徒在十字架上用軟弱徹底終結。這是上帝對力量的勝利，可惜力量世界不配領受這一恩賜。
吳維尊（教名“以巴弗”）生於1926年4月，1941年5月信主重生。1946年秋至1949年初，吳維尊在“中華神學院”學習。1949年初，他開始在上海守真堂作實習傳道。1949年10月起至1957年，吳維尊在上海作了8年中學教師。這8年中，他成功地收住了自己的信仰，守住了自己的“紅豆田”。在“全國人民 ”和大多數知識分子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這位基督徒因為信仰的緣故在那個時代就說出了今天世俗自由主義者的“研究成果”：當虹口區政府組織中小學教師學習馬列主義“社會發展史”並每一個人寫總結報告時，維尊經過禱告寫了一句話：“通過這次‘社會發展史’的學習，我認識到，這個‘從猿到人’，一直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史，是一篇大謊話。”1957年夏天，吳維尊因為婚姻的關係從上海調至天津工作，不久因為“宗教迷信”被下放到郊區農村勞動。自50年代後期，吳維尊開始以複寫紙寫“主內交通”的文字，寄往各地。1964年7月30日，吳維尊被捕。從此，他就為自己定了一個原則：“不回答，不交代，不認罪，不悔改”。這一原則他在地獄般的監獄裏一直堅持到生命的最後。由於這種堅持，1967年2月，法院下達了對他的判決：無期徒刑。他收到判決書後，心中非常平安，充滿感謝。不久，妻子與他離婚。在監獄中，因為爭取吃飯謝恩的權利，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維尊又回到大囚室，堅持禁食七天後，他被帶到一個空室，幾個管理員反擰了他的手臂，後麵一個人按著他的頭，把一個鐵器塞進他的口中，強行插下胃管，把食物灌進他的胃裏。這個過程難受極了，但維尊絲毫不反抗。灌完後，膠管一抽去，鐵器一取出，他就站起來，舉目大聲感恩說：“感謝天父用這樣的辦法來養活我！” 他在所長和眾人麵前，作了感恩的見證。後來，監獄管理員隻要硬往他口裏塞窩頭時，他總是舉目望天大聲說：“感謝神用這樣的方法養活我！”
在那些年月裏，吳維尊可能是幾億中國人中唯一一個公開拒絕讀毛主席語錄的人，連犬儒主義的假裝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當然暴風驟雨般臨到他，但是他不僅不恨這些凶手，還為他們禱告。1970年9月10月間，當局對他再次正式提出兩個“簡單要求”：1、吃飯前不禱告謝恩；念毛主席語錄。他立刻很明確地回答說：這兩個要求，任何哪一個，他都做不到——因為把毛主席當作神來敬拜、把領袖放在最高位置，是神所厭惡的；而人“萬歲”是不可能的，連活100歲也很難，毛主席決不會“萬壽無疆”、而是“一壽有疆”的，我為什麽要說不合神旨意的胡話？
70年代末期，天津係統在寧夏服刑的200多個無期徒刑犯人中，隻剩下吳維尊一人了。但吳維尊堅決不去申訴。81年春季，寧夏高等法院的減刑裁定將他的無期徒刑已被改為有期徒刑6年，即再過6年後他即將被釋放。然而，更驚心動魄的衝突出現了。這實際上是犬儒世界與基督世界的衝突。高等法院的裁定書認為，吳維尊“確已悔改”，因此給他減刑。而吳維尊堅持認為自己根本沒有任何悔改：“悔改”就意味著自己要把主過去交托他要他作的事當作“罪行”，那是汙辱主，抵擋神，因此堅決拒絕出獄。 1987年5月28日，他被迫出獄之日，寫了“出監日呈文”，致信區高級人民法院，呈文中再次申明自己沒有“悔改”的事實。他說：
在此，不得不冒著向政府和無產階級專政示威的嫌疑，（我想，法院或許能諒解），對我自從1964年7月入監以來這二十幾年中，的確始終毫不悔改的行動表現，具體地、簡要地述說如下：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傳訊。在第一次預審開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離題尚遠的對預審員所詢問的回答，實際上始終拒絕交代任何一點點罪行。……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間，凡是與“認罪”或“犯罪本質改造”有關的，或有牽連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絕發言、拒絕書寫、拒絕參與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無數次的大會、小會、學習、討論、座談等，隻要與改造有關的，沒有發一次言、表一次態、談一次認識、回答一次幹部或其它犯人的有關詢問；甚至謹慎小心到沒有朗讀一次文件、報紙、或語錄，沒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免得與“犯罪本質改造”相牽連。多少回每個犯人都必須寫的保證書、改造規劃、思想匯報、改造總結或小結，甚至是必須記的“改造日記”，都沒有寫過一次、一字；曆次政治、時事、道德、法律等等學習的考試，我除寫姓名外，總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數不清的事實和行動表現（若法院作一點調查了解的話，就不難知道這些都是一貫的，無法否定的事實），都說明我絲毫也沒有接受在服刑長期間所對我強迫進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質改造”。全部都拒絕淨盡了。
為了表明自己的心誌，吳維尊決定“從今天出到監獄牆外之日起，進一步采取下列兩個方麵的行動：一個方麵，不使用釋放證去辦理釋放後的任何手續，不回天津或進而回南方與親友團聚，不享受從這張錯誤裁定書得來的自由和權利，不離開監獄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單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為一個留廠職工的工作）；因為我雖然無奈地（為了不抗拒監獄的執法職能）已經出到了監獄大牆外邊，但認定我仍然是一個被判無期徒刑的犯人。（對這個被判無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認罪，絕不悔改的情況下，也一貫是以“心悅誠服”的態度對待的，今後仍將以此態度對待，甘心情願）。另一個方麵，從今日出監起，進行有限量的禁食。（隻要不受到任何外來的幹擾強迫，則將維持在這個限量以內，即維持生命的繼續；若受幹擾強迫，則另當別論）。我用這個禁食行動，專門表示著下列兩個意義：（一）對於我的一切“罪行”，我沒有絲毫悔改過。（二）因此，81年給我的那個裁定是錯誤的，名不符實。我拒絕這個錯誤裁定。……
出獄後的吳維尊就成了“監獄牆外的無期犯人 ”。2002年12月21日上午，吳維尊在寧夏銀川監獄範圍內的住所內安祥離世。
吳維尊的堅守在這個犬儒世界可能被看為愚拙，但為世界指明了超越犬儒主義的真正方向。在犬儒主義者輕蔑的價值領域，卻被吳維尊用生命去尊貴之。犬儒主義不過是生物進化論和無神論土地上自然生長的莊稼而已，這沒有什麽奇怪的。然而，由於人有神的形象和榮耀，他永遠不會真正滿足於做那隻曬太陽的犬，做樹上下來撿果子的猴子。他有精神上的追求，他不滿足於犬的狀態，不願意成為完全的食物采集者。然而他們看不見人的尊嚴，那精神上的尊嚴根據在什麽地方。這些世俗自由主義者知道精神需求是人的獨特品質，但在他們把精神論證為肉體的產品的時候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這一點正如一位神學家所說的：無神論者在論證精神尊嚴和靈魂自由的時候，在論證這些如何是物質的時候，怎麽也說不明白。胡平先生對犬儒主義的不滿實際上是不滿意於人墮落為動物狀態——犬儒狀態就是動物狀態 ——他在為人的尊嚴的跌落痛心疾首。然而，人的尊嚴在哪裏呢？吳維尊活出了這種尊嚴，他在犬類世界捍衛了人的榮譽，並在神麵前為人的尊嚴獻上了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