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1月16 日，美國著名脫口秀主持人歐普拉.溫弗瑞強力推薦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作家埃利.維賽爾（Elie Wiesel）的《夜》(Night)為她主持的歐普拉讀書俱樂部（Oprah’s Book Club）下一季度的推薦圖書。《夜》當晚即熱賣登上亞馬孫排行榜第一名，出版社印100萬冊平裝版與15萬冊精裝本。歐普拉隨後特別陪同作者重回奧茲維辛悼念，並對全美中學生舉辦心得作文比賽。
《夜》的英文譯本在美國於1960出版，開始並沒有象猶太女孩安妮.弗蘭克的《女孩日記》》那樣引起廣泛注意。《夜》首印3000本，花了3年才賣完。今年1月重新推出的英文本，由作者妻子Marion Wiesel親自翻譯,年初至今，新版廣受各方重視，登上《紐約時報》、《出版者周刊》、《洛杉磯時報》、《今日美國》等各大排行榜第一名，熱度持續不墜。此書已是美國和其它國家的高中生與大學生的必讀教材，以及研究納粹與二次大戰曆史的重要資料。
《夜》這次是以單本，而不是常見的“夜、黎明、白晝”三部曲本出版，凸現了“作見證”的用意。維賽爾自己清楚地表明，三部曲中，《夜》是見證，另外兩部都隻是《夜》的“評注”。 維賽爾出版過80 多本著作，《夜》是這些著作的核心。維賽爾的貢獻不隻體現為文學創作的成就，而更體現為受難幸存者站出來，向世界“作見證”的道德勇氣和社會行動。維賽爾的名字因此與“幸存者”和“見證”連在了一起。在世界曆經許多苦難的二十世紀，幸存者的見證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曆史憑證, 而作見證的幸存者也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社會行動者。
一、錫蓋特的少年人
1944年3月德國黨衛軍上校阿道夫.艾克曼來到匈亞利,住進了布達佩斯的貴賓飯店。艾克曼是希特勒“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負責人之一。他的到來改變了匈亞利75萬猶太人的命運,其中就包括當時才15 歲的威瑟爾。威瑟爾是外西法尼亞(Transylvanie)的錫蓋特(Sighet)人。二戰時,錫蓋特是匈亞利的領土（今在羅馬尼亞境內）。1940年11月，匈牙利正式成為納粹德國的盟國。1942-1943年，德國在斯大林格勒戰敗後，匈亞利領袖霍希上將(Admiral Nicholas Horthy)認為德國將敗，默許總理卡拉伊（Miklos Kallay）與盟軍秘密議和，也拒絕將匈亞利的猶太人交給納粹。1944年3月19日，德軍占領匈亞利，廢黜卡拉伊,另立傀儡政府。艾克曼就是這個時候來到匈亞利，隻花了幾個星期就完成了屠殺猶太人的計劃。同年4月,在德國黨衛軍的指揮下,匈亞利警察開始執行屠猶的命令。幾個月以後,40多萬匈亞利猶太人便慘死在納粹的死亡工廠中。
艾克曼的屠猶計劃包括了威瑟爾家鄉錫蓋特的15萬猶太人。1944年4月納粹和匈亞利警察在錫蓋特圈禁猶太人,隨後便將他們用運載牲口的火車運送到波蘭境內的奧茲維辛集中營。威瑟爾是少數能活下來向世界敘述這段經曆的人之一。他這樣記錄下來到奧茲維辛的最初印象:“我永遠忘不了那個夜晚,那個在集中營渡過的第一個夜晚。它使我的一生變成了一個漫長的黑夜,七次被詛咒,又七次被打上印記。我永遠忘不了那些孩子們的臉,那些在靜靜的藍天下化為縷縷煙圈的身體。”
從這個夜晚以後，威瑟爾在納粹的好幾個集中營中經曆了11個月的煎熬。他的母親和妹妹被殺害了,他的父親最後在布肯瓦德集中營死於痢疾。威瑟爾幸存下來,不僅成為一個幸存者,而且還成為一個講述災難故事的見證人。他堅持認為, 幸存者的寫作“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誌業,一種義務。”維賽爾自己的寫作就是為了給這段黑暗歲月作見證。他說：“如果說希臘人創造了悲劇，羅馬人創造了書信體，而文藝複興時期創造了十四行詩，那麽，我們這一代人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學,那就是見證(testimony)。我們都曾是見證者(witness),我們都覺得應該為未來作見證(bear testimony)。這成為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
在威瑟爾那裏，“是見證”和“作見證”是不同的。“是見證”的是那些因為曾在災難現場,親身經曆災難而見識過或了解災難的人們。“作見證”的則是用文字或行為來講述災難，並把災難保存的公共記憶中的人們。第一種人隻是災難的消極承受者,隻有第二種人才是災難的積極幹預者,“我們因此必須區分見證某個事件和為這個事件作見證,必須區分觀察某個現象和擔負起責任,說出這個現象的真情。”
作見證這種曆史角色的自我選擇,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威瑟爾並不是一下子就“作見證”或者就能夠作見證的。威瑟爾的一連串小說描繪了從“是見證”到“作見證”的過程,其中的幸存角色則經曆了從無聲到有聲的變化。他們在集中營世界的烈火中失聲之後,掙紮著找回發聲的欲望和能力。沒有驕傲的曆史，他們背負著羞辱的過去，重新開始。這個名叫“幸存者”的主角走出絕望而恐懼的孤獨,慢慢地學會與他人重新有了聯係。幸存者因此成為“見證者”，也因此才重新找回自己在人類群體中的位置。
二、遺忘和死亡
威瑟爾的《夜》被不同的讀者稱作為個人回憶、自傳敘述、虛構性自傳、非虛構小說，或人性記錄。但從根本上說,它是威瑟爾自己所說的那種“見證”。這是一部由15歲少年埃利對集中營個人體驗所作的簡要敘述。作者用一種近乎卡夫卡式的清澈觀察把讀者帶入一個怪誕的災難世界,讓讀者在令人難以置信的場景麵前,不能不經愕地睜開眼睛。埃利是一個見證者,他平鋪直敘地講述故事,不作解釋,象是一個目擊報道員。
但是,《夜》的敘述者卻並不僅僅是目擊見證。盡管他並不對大屠殺事件本身作出評說,但我們卻可以聽到他自己的那種“作見證”的聲音,這個聲音告訴讀者的不隻是在他的周遭發生了些什麽。威瑟爾自己說過,“《夜》裏麵的那個孩子,他說孩子的故事,年齡太大了。”故事中的那個“我”幾乎一下子就從孩子變成了老人。他幾乎是在突然之間跌入一個無邊無際、沉默恐怖的茫茫黑夜。從熟悉的人間世界進入恐怖的死亡世界,是一個惡夢旅程。在這個旅程中,“我”不僅見證了父親的肉體死亡,而且也見證了自己的靈魂死亡。
死亡和遺忘是聯係在一起的。在見證中,活人陳述發生在死亡世界中的故事。這是一種活人一般不相信的故事。一個人既然已經到了死亡世界,又怎麽還能活著回到人間，講述另一個世界的故事?《夜》中的教堂執事莫舍就是這樣一個人物。莫舍在哈西迪猶太教堂當雜役,埃利家鄉錫蓋特的猶太人都很喜歡他。莫舍不是錫蓋特本地人,1942年，當匈亞利警察從錫蓋特驅逐“外國猶太人”的時候,莫舍被送上了專門運送牲畜的火車。
遺忘剛剛從自己眼前消失的其他受難者，成為受害者逃避現實的寫照。從1938年到1944年,匈亞利的統治者有的積極與納粹合作,有的則並不積極與納粹配合,匈亞利的猶太人根本弄不清自己的真實處境,許多人都有不現實的偏安心態.“教堂執事莫舍”被驅逐出錫蓋特以後，日子一天天過去,錫蓋特的生活恢複了正常和平靜, “這些遭受流放的猶太人很快就被人遺忘。在他們離開數天之後，有人說他們被送到加裏西，他們在那裏工作，甚至很滿意這樣的安排。”
但是，有一天，莫舍回來了，“他告訴我同伴和他的遭遇。載著流放者的火車越過匈牙利邊界，到達波蘭境內後，都由蓋世太保接管。火車停頓下來，猶太人下了車並改搭卡車，繼續往森林出發，然後被強令下車挖掘巨大的坑洞。挖完後，蓋世太保開始執行任務，不亢不急地射擊囚犯。每個囚犯都得走近坑洞，伸出脖子就戮，嬰兒則被拋到空中，成為掃射的標靶。”
莫舍向錫蓋特的猶太人重複敘說親眼目睹的災難，但人們拒絕相信，不想聽。錫蓋特的猶太人都說，“他希望我們同情他的遭遇，”或者“可憐的家夥，他瘋了。”莫舍哭訴著：“猶太人，聽我說！這是我對你們所做的唯一請求，我不要錢也不要憐憫，我隻要你們聽我說！”在黃昏和夜裏的祈禱課之間，他在教堂裏吶喊著。就連一向信任莫舍的埃利也不相信，“我常在晚課之後坐在他身邊，聽他說故事，試著了解他的悲傷。我不過同情他罷了。”過了一年多，1944年4月，莫舍的命運就降到了所有錫蓋特猶太人的頭上。
莫舍是一切講述難以令人相信的災難故事者的新角色原型。見證者似乎注定要成為現代的卡桑德拉,他的故事太可怕,超出了聽者的想象,威脅著聽者的心裏平靜,因此注定要受到聽者的懷疑,甚至憎恨。許多見證者都會因此陷入沉默。
莫舍講述的是他親身經曆過的苦難恐怖。一個人除非自己有過這樣的親身經曆,無法從別人的語言敘述中獲得完整而真實的體驗,因為這樣的經曆現實超過了人的想象能力,它是“不可想象”的。奧茲維辛和古拉格都不過是這種經驗的象征性提示,邪惡壓迫下的每時每刻都有可能發生“不可想象”的暴行和殘忍。經曆了苦難的人,把所見所聞告訴他人,當作警示,隻能通過語言的敘述,而這個時候的語言恰恰是最缺乏傳達能力的。
三、講述夜的故事
《夜》是一部作見證的作品。維賽爾講述夜的故事，是在做莫舍一樣的事情。維賽爾讓我們看到的不僅是記憶的重要，而且更是記憶的困難。見證敘述的關鍵是記憶。但是,在災難狀態下,人喪失了正常記憶的能力。不能正常記憶本身就折射著人們生存狀態的不正常。這種記憶的不正常體現為記憶的極端曖昧,它既不是“忘記”,也不是“記得”,而是一種二者皆非的狀態。
災難的一個征兆就是人記不住他該記住的事情。錫蓋特的猶太人先是把莫舍和其他“外國猶太人”忘到了腦後。後來，德國納粹在錫蓋特圍建了兩個猶太人居住區。“小區”裏的猶太人先被押解走了,才過了三天,“大區”裏的猶太人就已經把他們給忘了。隨後，“大區”裏的猶太人也被押解走了。在災難降臨到別人身上的時候,身處事外的人記不住本應該記住的事情,災難很快就不可避免地發生到了他們自己的身上。
猶太人被象牲口一樣地押上了火車,擠作一堆,“車門被釘死了,斷了後路。”火車駛過黑夜,一個擠在人堆中的女人(Schachter太太)不斷地吼叫,“著火了!我看見火!”她瘋掉了。她的叫聲使車廂裏的人膽戰心驚。年青人開始打她,叫她住口。他們聽說奧茲維辛是一個工作營,條件很好,家人可以住在一起,他們根本不想聽到火和焚屍爐這一類的事情。火車開進奧茲維辛的時候,車上人這才看到真的有火光,焚屍爐的火光。但是，這時候,他們已經把那個瘋女人給忘掉了。
苦難模糊人的意識,在極端的恐懼和暴力之下,人的整個身心都被求生意識所占據,當埃利和其他猶太人在冰天雪地中被押上從一個集中營向另一個集中營轉移的“死亡旅途”時,他和所有的其它猶太人一樣,想到的隻是如何活下去:“我們是自然的主人,是這世界的主人。我們已經忘記了一切,忘記了死亡、疲勞和自然需要。”埃利的同伴紮爾曼（Zalman）倒在地上,被後麵的人踩死了,“我很快就忘了他。我又開始想我自己的事情。”埃利始終掙紮在“記不得”和“不能全忘”,“忘不掉”和“記不清楚”之間。
對他來說,無論如何神誌麻木,在絕境中保留哪怕是零碎的記憶,那也成為受難者不至於徹底落 入人性泯滅深淵的唯一希望。 在奧茲維辛,犯人們談論上帝和自己命運的時候,埃利意識到自己隻是偶然才會想起失散了的母親和妹妹的命運。集中營的苦難讓他感覺麻木,但畢竟還有象這樣片刻的清醒。這時候,他記起的不僅是自己的母親和妹妹,還有自己對他們的忘卻和因此而感覺到的愧疚。埃利還始終記得拉比埃裏亞胡(Rabbi Eliahou)的兒子如何在寒冬的死亡跋涉途中拋棄了自己的父親。因為記得這件事,埃利不斷地向上帝禱告(盡管這時候他已經不再相信上帝),懇請上帝給他力量,讓他不要做出拉比兒子拋棄父親的那種事情來。
埃利對父親的記憶交織著一種自然的忘卻和努力的記憶。在這裏，記憶幾乎成為一種對人的自然忘卻的抵抗。這是在人性災難成為生存處境時,人所能夠保留的最後一點點人性努力。埃利記得他父親在身體極度痛苦和虛弱時的微笑,“我會永遠記得(父親)的微笑。這微笑究竟是來自哪一個(別的)世界呢?”
在布肯瓦德集中營,埃利的父親得了惡性痢疾,命在旦夕。有一天,極度疲倦的埃利睡著了,自然的忘卻降臨到他的身上。他一覺醒來,記起自己還有一個父親。父親死了,沒有人為紀念他而禱告,也沒有人為他點燃蠟燭埃利甚至流不出眼淚,“我甚至流不出眼淚。在我的生命的深處,在我那已經衰弱不堪的良心角落裏,我也許還能搜尋到一點什麽--那就是,我到底自由啦!”
埃利是帶著罪惡記起自己當時的感覺的,父親死了,埃利在最沉重的時候反倒覺到了輕鬆。埃利這個見證文學的主角既不是殉難英雄,也不是反抗者。他是人性災難的受害者,不僅是因為他遭受了身心的殘害,而且也是因為他自己的人性也在一點一點喪失。在見證文學裏總是有一種混雜在一起的即刻想法和事後想法,因為再寫實的記憶也是在事後敘述出來的。埃利記敘道,父親生命垂危的時候,“我知道他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快要死了,……我去找他。但就在這一刻,我想,但願找不到才好!要是我能甩掉這個沉重的包袱就好了,這樣我就可以專心致誌地為自己求生,隻為我自己的事情操心。我立刻覺得非常羞恥,永遠地感到羞恥。”這裏重複兩次的羞恥就是見證文學很典型的,混雜在一起的即刻想法和事後想法。見證文學是記憶，但不是完整的記憶。見證者的記憶被扭曲,零零碎碎,斷斷續續，必須由作見證者重新構建成一個連貫的敘述。這種想象的構建具有虛構的特征。從本質上來說, 見證文學是不可能完全紀實的。
四、被苦難扭曲的人性
“見證文學”不隻是事實陳述,而且是事實的文學再現。在見證文學中,客觀事實和對事實的主觀感知通過“象征”揉合在一起,對於威瑟爾,“夜”就是起這種關鍵作用的象征。夜代表的是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暴力，一個充滿恐怖和殘忍世界。夜的可怕在於統治這個黑暗世界的仇恨、暴力和對人的極度蔑視和輕賤。夜是一個因為難以想象而變得怪異、反常和非理性的世界。當一個人能夠接受夜的合理性,把夜接受為正常秩序的時候,他也就成為這個黑暗世界的一個有機部分。他極可能加入了這個黑暗王國的有秩再生。
在大屠殺這個恐怖之夜降臨之前,夜曾經是埃利禱告、閱讀和沉思的時刻。但自從錫蓋特的猶太人被圈禁到猶太人區之後,夜的寧靜安詳就被驚慌恐怖所代替。人們起先在夜裏相互切竊私語,打探消息。後來，猶太人被分批押解,“夜。沒有人禱告,為的是好讓夜快快過去,……除了睡覺沒有別的事情好做,睡的是那些被押解的人剛空出來的床鋪。”
一連串的“最後一個夜晚”標誌著埃利命運的急速改變,在家裏的最後一個夜晚,在猶太圈押區的最後一個夜晚,在火車上的最後一個夜晚,直至到達奧茲維辛的那一夜,“在過去幾個小時當中發生了這麽多事情,我已經弄不清是什麽時間了。我們是什麽時候離開家的呢?什麽時候離開猶太區的呢?什麽時候離開火車的呢?是不是才一個星期呢?是不是一夜--才一夜的時間呢?” 夜給人帶來恐懼,也給人帶來放縱。在押解犯人的牲口車廂裏,漆黑一團,青年人相互調情,大家都因為別人看不見而隨處大小便。到了奧茲維辛,最黑暗的夜降臨了。埃利和其他猶太犯人走過一排煙囪,茫然不知所措,“我們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僵住了。這真是一場惡夢嗎?一場不可想象的惡夢?”
在死亡、暴力和恐懼的黑暗中,不隻是納粹對待猶太人,就連猶太人對待猶太人,也充滿了人對人的不人道，其中最令人觸目驚心的就是父子這種最親密的人際關係中的殘忍和無情。在見證文學中,我們看到的不隻是受害者所經受的苦難,而且是苦難對受害者本身的道德扭曲和非人化效果。
猶太人中有兩種與納粹合作的人員。一種叫sondercommando,他們的工作是從毒氣室裏抬出猶太人的屍體,並把屍體放進焚化爐中。還有一種是pipel,一般是大約13歲的猶太少年,他們的任務是監督猶太犯人,也因此受到納粹的特殊優待。卡茲（Bela Katz）是埃利家鄉一個商人的兒子,也是布克瑙集中營（Birkenau）的一個sondercommando,他親手把自己被毒殺的父親推進了焚化爐。在布那集中營(Buna),一個pipel毒打自己的父親,因為父親沒有幫助整理好床鋪。拉比埃裏亞胡和兒子在三年時間裏從一個集中營轉移到另一個集中營,始終沒有分開。但是,在從那集到格萊維茨（Gleiwitz）70公裏的跋涉中,父親不見了兒子的蹤影。拉比埃裏亞胡對埃利說,是因為夜色茫茫,兒子才沒有注意他落到了隊伍的後麵。但是埃利清楚地記得,那兒子明明是趕過父親,跑到隊伍的前頭去了,“我的腦海中浮過一個可怕的念頭:他是存心要甩掉自己的父親!他一定是覺得父親已經太虛弱了,快死了,所以想趁機甩掉這個包袱,這樣自己才更有求生的機會。”埃利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他對自己的父親就動過這樣的念頭。
受難者可怕的人性墮落發生在去布肯瓦德集中營的牲口車廂裏。有人往車廂裏投進一塊塊的麵包,看裏麵的犯人相互爭搶取樂。埃利看到一位老人搶到了一小塊麵包,就在老人要把麵包放進嘴裏的時候,有人向他撲來,一麵打他,一麵搶他的麵包。老人叫喊道,“邁爾，邁爾,我的兒啊,你不認識我了嗎?我是你爸爸啊!……你弄痛了我,……你要害死你爸爸了!我搶到了一些麵包,……給你也搶了一點,……你也有的……。”但是兒子急不可待地從父親手裏奪去了麵包,父親癱倒在地,發出喃喃的聲音,死了。就在兒子開始吞食麵包的時候,另外兩個人向他撲來,別的人又再撲過來。埃利眼前的景象是,“當人群散開時,我旁邊雙雙躺著兩具屍體,一個是父親,一個是兒子。”
《夜》中父子間的殘忍和無情,都是發生自兒子這一邊。埃利看到的是壞兒子,而不是壞父親,是因為在觀察和回想中投射著他自己的罪感。雖然他沒有做出拋棄和殘害父親的事情來,但他心裏明白,他並不比那些犯有罪行的兒子好到哪裏。苦難對於人性的毀滅,它之所以可怕，在於人人無法幸存,隻是時間的遲早和程度的差別而已。在這樣的見證文學中,苦難帶給人的，不是磨煉意誌,最終精神升華的機會。苦難是一種把人拖下非人深淵的可怕力量。那種不損及人性,甚至還能幫助提升人性的苦難,其實算不上真正的苦難。
五、惡夢世界中的死靈魂
“苦難”的可怕，在於它象一場瘟疫,將絕望、麻木、幻滅和道德虛無的細菌散布到每個沾上它的靈魂。在集中營,埃利眼見父親受到監工的虐待。有一次父親腹絞痛,低聲下氣地問工頭廁所在哪裏。那工頭隨手就是一棍子,把父親打得象牲口一樣手腳並用地爬了回去。埃利根本沒有想到要出來幫助他父親,隻是僵直地站在那裏,不敢出聲。恐懼改變了他的人生價值,“我一動也不動。我是怎麽啦?父親剛挨了打,就在我的眼前,但我連睫毛也不動一下。我隻是看著,不出聲。要是昨天,我準會用手指甲掐那惡棍的肉。我已經變了這麽多?變得這麽快?”
又有一次,父親被工頭用鐵棍打了個半死。埃利責怪的居然是他的父親,“我一動不動地從頭看到尾。我一聲不響，我隻是在想，怎麽才能把父親引開,我自己才不至於挨打。不隻如此,我當時生氣,不是為工頭,而是為我父親。我生父親的氣,怪他不懂得避開氣頭上的監工。集中營的生活就是把我變成了這個樣子。”在父親臨死前,又一次遭到德國看管毒打,埃利還是一動不動地看。對這個15歲的少年,求生的意識取代了任何別的意識,憐憫、同情、憤怒、怨恨,統統成為多餘的感情。
人不再能把持自己,人甚至再也認不出自己，這就是惡夢世界。當布肯瓦德集中營最後被美軍解放的時候,埃利和別的猶太人完全沒有歡欣的感覺,隻是直奔存食品的地方,“我們想的隻有這個。不是報仇,不是自己的家人,隻是麵包。就是在吃飽了以後,還是沒有一個人想到報仇。”埃利食物中毒,大病一場之後,在鏡子裏看到自己,這是他離開錫蓋特後第一次照鏡子。他看到一個陌生人,一個黑夜的少年,在看著自己,“從鏡子的深處,有一具屍首在朝我看。那眼睛裏的眼神,那看著我的眼神,我再也沒有忘記。”那個屍首般的人,不隻是形容枯槁的“我”,而且是靈魂已經死去的“我”。
埃利的名字Eliezer，它的意思是“上帝聽到了我的禱告。”因為埃利的可怕經曆，這名字變得充滿疑問和諷刺。就象《聖經裏》的約伯一樣，埃利對上帝發出他的責問。剛到集中營不久，猶太人晚上“談論上帝和上帝的神秘，談論猶太人的罪孽，和未來的解放。但我已經不再禱告。我同情約伯。我不否認上帝的存在，但我懷疑他的絕對正義。”
從信仰到幻滅,成為見證文學的一個主題原型。一切因無端的苦難、折磨、恐懼和死亡而變得不再相信“天理”或“上蒼”的人,經曆的都是同埃利差不多的轉變。即使在災難過去後, 幸存者仍然生活在沒有精神家園的世界上。就象華倫特（Edward Lewis Wallant）的小說《典當商》中的猶太人幸存者索爾那樣, 許多幸存者就算留住了一條性命，也早已經變得什麽都不能相信，隻相信眼前的利益。他們隻相信金錢，也確實能夠有辦法掙錢，但卻隻能生活在孤單、驚恐和猜疑之中。
不隻是埃利,即使是十分虔誠的其他猶太人也失去了信仰。一位平時極為虔誠的猶太人（Akiba Drumer）沒有通過納粹的體格檢查,在他注定要在焚屍爐中了結人生時,“兩眼茫然,再也沒有力量掙紮下去,再也沒有力氣,再也沒有信仰。”另一位從波蘭某小城來的拉比,平時走到哪裏,就在哪裏熱誠禱告,“他能夠整頁地背誦塔木德”（Tulmud，猶太教拉比撰寫的、闡述宗教法令、道德法規、刑法和民法的法律、法令、法規條文的著作）,一個人還能自問自答地辯論經義。有一天他對埃利說,“完了,上帝已經不與我們同在。”在談到猶太人能否被蘇軍援救時,另一個猶太人說,“不可能,因為希特勒說過,猶太人全都得死。”埃利問道,難道希特勒是先知?那個猶太人回答,“我相信希特勒勝過任何人。隻有希特勒才真正能夠說到做到。”上帝要一個人生,那個人未必能生;但希特勒要一個人死,那個人就非死不可。在納粹的惡夢世界裏，希特勒是它的絕對主宰,也是理應受到萬眾信賴和崇拜的神祗!
任何親身經曆過苦難的人都是苦難的見證人。但是,即使在苦難過去之後,也並不是所有的見證者都能夠,或者都願意為苦難作見證。在“是見證”和“作見證”之間並不存在著自然的等同關係。從“是見證”到“作見證”，是一種社會主體意識、道德責任感和社會行動的質變過程。為苦難作見證是向所有的世人敘述苦難的經曆、痛苦和創傷，以防止苦難的再度發生。
為苦難作見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實現作見證的意願,不僅需要見證者有表述能力和對其他受害者的責任心,而且還需要有願意對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普遍公眾和允許受害者說話的社會環境。在一個苦難見證者眾多,但卻很少有人站出來作見證的社會裏,增強“作見證”的意識便成為培養公民人格和發揮公民作用的重要內容。有了“作見證”的意識、願望和行動，各種人道災難和大大小小社會非正義事件的受害者才不至於永遠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他們也才有可能象威瑟爾那樣告訴這個世界，“我不沉默，所以我還活著。”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