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瞎侃往事（五）
八十年代的北京
接著上次的侃往事，繼續講述上世紀八十年代北京的那些故事。那個年代，當年的教育體係灌輸給人們的關於商業的概念是非常負麵的。古時候因為物質生產逐漸發展，社會中的物質供應逐漸從自給自足發展到了有了剩餘。有了超出自身需要的剩餘物資，就有了用剩餘物資去交換自己不生產的其他物資的需要，交換也逐步從最初的以物易物，逐步演變為通過作為等價物的貨幣進行交易，逐步過渡到了現代的商業，通過交易謀取相應的利差。早年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為了得到大多數民眾的支持，提出了類似於過去幾乎所有農民起義共同的政治經濟主張“均貧富”，並許諾給予大眾脫離貧困，享受平等的機會。由於普羅大眾的支持，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奪取了政權。出於鞏固新政權的需要，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在中國基本照搬了那時蘇聯的一切，先是剝奪了農村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大眾，然後又通過集體化從農民手中再次拿走了土地的所有權，並把農民死死地鎖在了農村。在城裏，通過公私合營及一係列運動，逐步剝奪了“資產階級”的資產。盡管共產黨宣稱以實現“人人平等，最終實現按需分配的共產社會為目標”，可惜共產黨的主要組成要麽就是沒有很多文化的農民、工人、軍人，要麽就是過去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腦子裏根深蒂固的封建帝王思想、嚴格的等級觀念，提著腦袋打天下，打下天下自然要坐天下，跟所謂“共產主義”沒有任何相容性。於是以計劃經濟為導向，以強大的戶籍製度強化城鄉二元化，將農民固定在農村，城市市民固定在特定的城市區域，由政府掌握一切物資，工作、受教育機會的分配權。
那時的教育，灌輸給大眾的概念是“資本主義通過對資本的控製，在交換中實現對無產者的剝奪”，於是最好什麽都是配給，在政府控製範圍之外的商業套利行為被冠之以“投機倒把”的罪名，是寫進法律的經濟犯罪行為。至於本來許諾的“平等”則被新的三六九等取而代之。所有的國家幹部都除了任命的職務之外被賦予一定的行政級別，不同行政級別除了享受國家規定的工資之外，還有和行政級別相關的所謂政治待遇。所謂政治待遇通常指對特定資訊的知情權。另外在一定級別以上，國家還會提供特別的生活資料的供給，比如說文革中弄得家喻戶曉所謂“高幹”就是特指行政十三級以上的幹部，而地方政府的縣長縣委書記們通常都不會超過行政十九級的，過去在北京的中央機關，行政十三級通常都同時具有司局級或相應的職務，在那物資匱乏的年代裏，司局級可以享受公家提供的小轎車服務和在家裏安裝電話；而副部長級以上的幹部通常就會有資格享用公費提供的小汽車和司機，家政服務員，到專為“高幹”開設的特供商店購物，到特設的高幹俱樂部看電影、娛樂、健身。
老瞎因為同學朋友中有來自那樣的所謂“高幹”家庭，有機會見識過諸如某前政協副主席，某部副部長的住宅，那種寬大的住宅跟普通市民人均幾平米的住宅的差別令人咂舌，特別是見識了北京坐落在養蜂夾道的高幹俱樂部後才知道，在中國從來就沒有過任何平等，隻有嚴格嚴重的等級差別。即使拿今天中國普通農民的生活跟三十年前的高幹們的生活比較都沒有任何可比性。這種嚴重的不平等，就是中國社會中缺少平等平權概念的強大基礎。這種不平等和一切依靠計劃，嚴重與人性中最根本的趨利性相違背，也就造就了超級低下的勞動生產率，造就了嚴重的物資供應匱乏和經濟衰退，改革開放就成了不得已而為之的了，而改革開放引進外資後，西方外國企業的領導人們花了很久都沒搞明白為什麽在中國一個國有工廠或者企業總會有人強調自己的企業是個什麽什麽行政級別的企業。這些老板們哪裏知道這後麵的政治曆史文化背景啊？
記得改革開放初期，最先興旺的就是小商業市場，對錢敏感又沒有其他出路的市民們率先擺起了小攤兒，畢竟做小攤販需要資金、知識有限，很容易起步。那時小攤販經營最多的是食品，水果，服裝以及時尚裝飾物。牛仔褲，特別是來自福建廣東的仿名牌產品特別暢銷，當年有名的牌子是什麽“蘋果牌”牛仔褲和現在的蘋果電子產品無關，還有大量所謂出口轉內銷的服裝，老瞎個子比較高，在國營商店很難買到合適的號型，在出口轉內銷的服裝力裏而很容易買到又便宜又合身的衣服，於是成了那裏的忠實顧客。 那的電視台熱播的美國電視連續劇《大西洋底來的人》以大家不熟悉的異國風情牢牢抓住了大家的眼球，裏麵男主角總戴著的墨鏡成了年輕人競相追捧的時尚。北京當時最著名的動物園攤販市場有大量的這樣的“蛤蟆鏡”出售，那時的年輕人們買了這種蛤蟆鏡後，特意保留著鏡片上的小小的橢圓形商標以示正宗，形成了一時間很特別的風景。開始競爭又很少，膽子大的先行者很快就積累了他們的人生第一桶金。那時的小攤販通常來自社會底層，多屬於無業的城市貧民。在這些人中迅速產生了一批所謂“萬元戶”，在當時多數人平均月收入僅有幾十或一百元左右月收入的情況下，這樣大幅增加的收入可能性大大地刺激了各界的人士，於是有了一個當時非常時尚的說法：“下海”。這可不是真的到大海裏如何如何，而是特指有工作的人士們進入商海謀求發展。有一段時間朋友們湊到一起就打聽別人在做什麽方麵的生意，成立沒成立公司？
那年代百廢待興，不僅僅多數人對如何經商沒有什麽基本概念，而且政府的法令法規也往往是過去遺留下來的抑製商業發展的道道。取得營業執照有非常嚴格的限製，通常最簡單快捷的是注冊為個體戶。想要注冊一家公司的話，問題就複雜起來了。那時在改革開放初期，私人是沒有資格注冊公司的，所有經營組織要麽是國有的，要麽是所謂集體所有製，任何人要想注冊一家公司，不管是誰出資，哪怕是你個人投全部的資，要麽選擇注冊成個體戶，要麽選擇掛靠到某個國有機構或集體所有製的機構之下。那個年代，中國沒有任何信用係統可用來查詢一家商業機構的信用水平，選擇商業合作夥伴不是依賴於以往的經驗，就是靠查驗該公司的注冊資本和查詢該公司的上級單位是誰。假如被發現是個體戶的話，通常很多生意機會就會自然喪失，因為通常的概念認為，個體戶是最沒有信用，最不可靠的生意對象。假如生意對象的上級組織是一個有強大政府背景的機構，那時的生意場上通常會認為比較可信任，一旦有任何支付問題，有國家和政府做後盾，通常不會被賴賬，盡管後來大家很快就發現事實上並不是如此，但至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全民經商”的熱潮中，希望在商海中撈取一份利益的人們都盡量避免注冊個體戶經營執照，而是設法利用自己的所有人脈關係謀求一個相對妥當的國有機構或者集體所有製的機構作為掛靠上級單位來成立自己的公司。盡管人們以現在的觀念反觀那時的做法會認為誰會那麽傻，自己建立一家公司為什麽要把自己的生意歸屬於一個毫不相關的國有或者集體所有製機構，為什麽自己出錢給自己找一個控製自己的上級領導呢？問題是在那個時期，不那麽做，幾乎沒有別的方式能開始一個生意。如今人們總聽到“中國特色”這個詞，很少有人知道中國特色背後的真實含義，這裏講的這些千奇百怪的現象都是這個中國特色的一部分。
其實什麽是所謂中國特色呢？就是中國在經曆了幾十年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和中央集權統治以後，發現重返市場經濟是不得不的，但實踐起來又非常的困難，花了幾十年建立的國家統治體係從理論到實踐到法律法規處處跟市場經濟衝突。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從嚴重的瀕於崩潰的經濟中挽救中國，等待一切理論和法律法規重新完善以適應似乎能夠救中國的市場經濟，然後再謀求發展在那時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選項，於是才有的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的說法。盡管明眼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不論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是“摸著石頭過河”說的是什麽，但是經曆了共產黨的幾十年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們都很明白什麽可以討論什麽不可以說。特別是經過了這些年的改革開放之後，盡管中國經濟得到了讓世人矚目的超高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一係列其他的問題也迅速的出現在了人們的麵前，比如說政府官員的極度腐敗，自然資源的迅速枯竭，自然環境的迅速惡化，人口紅利被快速消費掉，民生基本需求未能得到滿足而導致的民怨積累與爆發，等等等等。似乎這一切都不是中國領導層最關心的。最關心的僅僅是如何確保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以確保最高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隻要確保了這一條，一切不合理或特殊的做法都可以包容在“中國特色”之下。
瞎扯了太多的政治，本想解釋一下當年全民經商的背景和原因，越寫越覺得偏離了主題，越寫越覺得老瞎根本沒能力用有限的篇幅說明白那段曆史的背景。還是回到老瞎當年的故事吧。
當年老瞎和一群同為高校教師的朋友們一起也深深地被那種“全民經商”的熱潮所影響，都覺得不能被落下了。不停地在一起討論建立自己的生意的各種可能性，這些教師們有著各式各樣的技術背景；比如機械，電氣工程，化學工程，計算機軟件工程，等等，沒有一個是學商的。由於各種各樣的條件限製，顯然不可能建立一個圍繞特定產品的生產企業。最容易起步的依然是利用可能的人脈關係從事商品的倒買倒賣，也就是過去中國法律法律規定禁止的，非國有或集體所有製企業不得通過商業交易套利。如有類似行為則被裁定為投機倒把—經濟犯罪行為。不過那時所謂“投機倒把”已經被政府默許了。那時注冊公司仍需要有所謂掛靠單位，並有一定數額的注冊資金要求。所謂“注冊資金”也是很“中國特色”的東西。至少在美國注冊一個生意是沒有此項要求的。一群大學教師盡管月收入不再屬於社會最底層了，但也鮮有任何人有超過千元的存款。要湊足要求的注冊資金幾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
碰巧這圈朋友中有個人跟所謂中央的高幹有某種聯係。於是不得不啟用這個關係了。這個關係是該朋友的母親跟幾個中國婦女聯合會（簡稱中國婦聯）的老太太領導是親密的朋友。年輕一些的朋友們可能質疑跟婦聯聯絡上有什麽用啊？盡管那時中國婦聯僅僅是界定為一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性組織，但是這個機構可是被中央政府定為有正部級行政級別的機構，所有費用都由政府撥款。早期的中國婦聯領導人均由中國的高級領導人的太太們或知名婦女出任。朋友的媽媽跟那幾個中國婦聯的頭頭們一提有一群高校青年教師打算響應中央提出的改革開放的號召出來為改革開放做貢獻，婦聯的老太太們立即表示願意出資出名義支持。不過老太太們提出要見一下出頭組織的幾個年輕高校教師以示慎重。於是見麵的地點確定在了北京飯店一麵吃飯一麵商談細節。
1983年的北京飯店是絕無僅有的幾家涉外高級酒店。老瞎作為公司發起人之一跟另外兩個朋友被邀請前往。那年代的涉外酒店是不對普通市民開放的，老瞎盡管路過過那個地方無數次，可從來沒進去過。一是沒任何原因去那裏，二是那裏的超高消費不是一個普通大學老師可能承受的。那是北京83年的初冬，人們都穿上了冬裝，老瞎那時的冬裝就是一件那年代常見的深藍色製服棉襖，很土很普通。老瞎接到通知後，跟朋友們準備好了相關的籌備成立公司的文件，穿上每天都穿的舊製服棉襖，騎上自行車就去了。從任教的大學騎車到北京飯店大約要騎一個小時，提前五分鍾趕到那裏，停放好自行車，想也沒想地就打算從酒店的正門進去，沒想到，還沒推門，一個穿製服門童伸手攔住了老瞎，一個冷冰冰的聲音接著砸了過來：“你是誰呀？想幹什麽？！”老瞎趕緊掏出教師的工作證作為身份證明並且解釋是應邀來北京飯店吃飯。門童一臉的輕蔑，不斷地質疑什麽人會在北京飯店請老瞎這樣窮酸的高校教師吃飯？一係列問題都被這個門童以一種極不禮貌的，猶如審訊犯人方式一個接一個地提出。總之為了保證外賓和國家領導人們的安全，絕對不會輕易放老瞎進門的。那年代還沒有什麽手機，沒辦法聯係到負責聯絡的那個朋友，在門口老瞎除了幹著急無計可施。直到約定的時間過了大約15分鍾，先到了的負責聯絡的朋友從酒店裏麵出來看見我還在門口，趕緊跟門童解釋我們要去的包間號碼，這才被放了進去。進了包間看到約見我們的幾個中國婦聯的四個老太太領導。一番寒暄，解釋為什麽遲到了。那是老瞎有生以來第一次去那麽高級的場所吃飯，七個人（四個老太太領導加上我們三個）在一個足夠容納15個客人的包間裏享用美食，如同現在中國任何一個有些檔次的餐館的包間服務，不少於15個服務員出出進進地為我們七個人服務，老瞎的感覺跟《紅樓夢》裏的劉姥姥進大觀園的感受幾乎完全一樣。盡管食物菜品幾乎都是老瞎過去沒享用過的，不過注意力都放在了應付那幾個老太太領導的問題了，兩個多小時無數道菜品的午飯之後，居然老瞎不但沒有吃飽，也幾乎完全沒記得吃了些什麽。不過成功地說服了老太太們不僅僅同意把我們要成立的公司掛靠在中國婦聯之下，還為我們無償提供三十萬人民幣資金作為啟動資金。賠了算中國婦聯的，賺錢了算我們公司自己的。唯一限製條件是公司成員不得用這三十萬為自己發工資。這根本不是什麽問題，公司的發起人們早在事前就決定了大家都不放棄各自大學的教職，各自利用自己的時間義務為公司工作，不在公司領取工資。
有了掛靠單位和資金，就可以注冊公司了，大家為如何給公司起個名字犯了愁。婦聯老太太們為公司出錢支持還有個條件，就是必須在公司名稱裏包含“婦女兒童福利”的字樣。別看這些大學的窮酸教師們口袋裏沒有幾個錢，也沒有什麽做成大事的特殊才能，要成立公司時起個名字的主意可多了，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要給公司名字冠以中國什麽什麽，以示公司不是個局限於北京的小公司。不過查閱了工商局的規定後很快發現不是隨便什麽公司都可以冠以中國的，隻有國有的所謂中央所屬的企業才有資格在公司名稱中冠以中國。另外那時新公司都願意加入科技兩個字，以示跟高科技的相關性，另外冠名以某某實業公司也是起名的時尚，以示本公司與皮包公司的區別。盡管我們要成立的公司就是個真正的皮包公司。最後還是定名為“北京市婦女兒童福利科技實業公司”。
公司成功注冊後，朋友們還認認真真地慶賀了一下。慶賀中，大家為這個公司的名字好好大笑了一場。一群北京大老爺們兒攢了一家叫做“北京市婦女兒童福利科技實業公司”的企業，既沒有科技也沒有實業的掛羊頭賣狗肉的“北京倒爺”公司。忘記提到了公司地點。注冊公司的必要條件之一是有一個固定的辦公經營場所，必須有電話和傳真號碼。由於發起人都工作在北京的海澱區，為了方便大家利用業餘時間來公司工作，地點選擇了位於北京北太平莊的一個工人俱樂部招待所。那個年代的招待所就是現在的廉價酒店或旅店（hotel），長期包租一個房間就有了公司地址，電話號碼，買個傳真機連上也就解決了傳真號碼的問題。長期包租還有特別優惠，如果沒記錯的話，一個標準間的月租金大約是三百元左右。沒有中國婦聯老太太們的支持絕對不是我們這些月薪不足一百元的高校教師支付得起的。
公司有了，可惜大家對做什麽能發財仍然一籌莫展，現在的人們會問，不知道做什麽成立公司幹什麽啊？問題是那個年代就是如此，牛毛般多的類似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有朋友拿來了一個從美國帶回去的雙人野營帳篷樣品，於是大家就瞎想這也許是個機會，簡單商量了一下，居然在沒有任何訂單的頭緒下還是找廠家仿製，那可是很早期的“山寨”啊。
那時的中國，出口代工基本局限於浙江和福建，北京根本不存在相應的生產加工供應鏈。於是“山寨”帳篷的項目很快就無疾而終了，公司辦公室逐漸因為無事可做慢慢變成了大家抽煙喝酒聊天的俱樂部。不過長此以往也不是個辦法，朋友們就將觸角放出去到各個角落，尋求可能的生意機會。那個年代物質仍然極度匱乏。機會遍地都是，利用公司名義倒買倒賣來自福建的走私電子產品幾乎成了最時髦的生意，做法極為簡單，利用任何一個信息“某某某有某某款收錄音機多少台，單價多少，回扣要求若幹”，去找可能的下家，可能接受的價格。把上下家連上就拿差價，因為不投入資金，幾乎不承擔任何風險，所以有錢賺就做，哪管什麽利潤率。於是大家竭盡全力去收集可能的生意信息。賣過收錄音機，彩色電視，錄像機，單放機，服裝，等等。利潤不多，除去開支，一年下來掙了十幾萬。
不過一年多後，由於這樣的公司過多，盡管為活躍市場作出了一些貢獻，但對政府的管理也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挑戰。那時本來沒有很細化的法律規範貿易公司商業行為。因為改革後新的事物和現象越來越多，過去的法規不足以涵蓋這些了，由於沒有及時的新的立法。那時常常會發布一些新的規定代替法律。比如說那時有規定說要清理整頓公司，比如說公司負責人必須至少有一個人是專職的。經過商量，那時沒有一個人願意辭去教職專門經營公司。結果隻能選擇結束公司回歸原點。還好沒有賠錢，按各自貢獻大小把結餘分掉，還掉中國婦聯的原始出資。一場鬧劇就結束了。沒記錯的話，老瞎最後分了不到兩千塊錢，錢現在聽起來不多，在當時可算是一筆巨款。
回想當年的這一段往事，老瞎經曆了一段很特別的曆史時期，也親身體驗了一下中國變革的一個很特別的過程，所經曆的也側麵反映了社會中不平等，資源沒有被公平的利用。這個過程也是特權被用來為少數人牟利的一個實例。另外那時通過清理整頓存留下來的少數公司凡是堅持到現在的，基本上都成了後來的上市大型公司。
老瞎侃往事到此告一段落。謝謝大家閱讀。
期待老瞎的續文：）
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基礎就是認為物質利益驅動生產和科技的發展，就要允許有的人是億萬富翁，有的是要飯的。就業率從不追求100%，4%的失業率是西方經濟學家的最理想狀態。
中國社會從來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你的中國曆史上沒有平等觀念從何而來。西方社會的平等是指政治權利法律的平等，而從來不是經濟地位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