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瞎侃往事
開篇
應友人邀請碼字，盛情難卻，可惜早年失學較早，所受中文教育停滯在了小學三年級，不過文化水平低也不耽誤瞎侃往事，也許能帶來些第一代移民對往事的回憶，也算是給華人朋友們添點談資。
先說筆名老瞎的來曆，老瞎早年來自北京，過去老話說京油子，衛嘴子，（後麵半句保定府的狗腿子就不提了吧）就是說北京人喜歡侃，啥都聊。老瞎也不例外，朋友圈子裏聊不夠，還常跑到海外華人網站神侃瞎聊，久而久之，也許瞎說得比較多，人送稱呼老瞎，老瞎覺得這稱呼挺好，不知不覺也以老瞎自稱了。
閑話少說，書歸正傳。為什麽侃往事呢？一個是出來久了，偶爾看到文學城一個朋友神侃京城往事，不由得回憶起了許多數十年前的回憶。有人說喜歡回憶是老了的表現。老瞎盡管不年輕了，但也還沒覺得有多麽的老，趁還記得不少往年趣事，拿來與朋友們分享也還不錯。
今天先來一段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
老瞎早年十五歲初中畢業，趕上了北京1971年恢複高中，很遺憾在那講究出身成分的年代，老瞎家不屬於那種祖上八代貧雇農、世代工人或者革命軍人、革命幹部的紅五類，無緣繼續中學學業，眼睜睜地看著班上那五名很不情願繼續讀書的同學繼續讀高中或者讀中等專業技術學校，不過還算僥幸，由於多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北京的工礦企業已經很多年沒有招過新人，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現象。當學校宣布本屆畢業生除非特殊情況，將沒有送初中畢業生上山下鄉的任務時剩下的沒學上的十五六歲的年輕人們無不歡呼雀躍。
剩下的日子就是每天到學校等待分配工作。盡管因為去向不明有些許心情忐忑。不過沒有的去農村邊疆的擔憂，十幾歲的年輕人們幾乎沒有任何擔憂，每天傻乎乎地快樂地神侃，等待著自己的命運安排。直到有一天班主任宣布了新的一批分配名單，得知老瞎被分配到了鐵道部直屬房產段。盡管對房產段一無所知，但是大約知道這是個類似於北京到處可見房管所一類的單位。盡管不是屬於傳統大工廠，不能做一名傳統意義的大工廠裏的一名工人，遐想著成為一名鐵路職工也許會享受以後免費坐火車的福利，大家還是挺高興的。分配後第二天，幾十名同學坐上了房產段的破卡車到了單位，和另外三所中學的一百多名初中畢業生受到了房產段老職工們的熱烈歡迎，畢竟自房產段五十年代建立以來很多年沒有招收新職工了。
經過幾周的入職教育（無非是那個年代的無聊政治學習，不幹活白拿工資），很快大家被分配到了具體的部門，和具體的工種。 老瞎被分配到了大修隊作水暖工（管工,plumber）學徒工，學徒三年，第一年月薪17人民幣，第二年19塊，第三年22塊，出師後將是一級工，每月33塊六毛六，一級工做一年後升為二級工，每月40塊零幾分錢。並被告知，鐵路係統員工最高為七級工，我的師傅就是個七級工，同一工班有另外三名老師傅，都是五十年代來自河北農村的農民，工作多年後升到四級工，每月五十六塊零幾毛錢，已經很多年沒有過升級漲工資了。不知何年何月才會再次升級漲工資。我的師傅七級工一個月八十多塊錢，老婆不工作，有七個孩子，其他老師父多數也是單職工，要養沒工作的老婆和若幹孩子，日子過得都是緊緊巴巴，午飯幾乎永遠帶飯，食堂六分錢一份的白菜對他們都是太貴了，不論上班下班，身上永遠是單位發的勞動布工作服，無非是上班穿舊的補丁摞補丁的，下班穿幹淨一些新一些的工作服。
那個年代，幾乎所有的單位都有一種叫作互助會的組織。這是個完全出於自願的組織。無非是每當發工資的時候組員自願拿出有限的錢（大約五塊到十塊錢）存入一個活期銀行賬戶（相當於美國的支票賬戶，checking account）。當某組員生活中遇到特殊困難或需要，則可以從互助會借錢以補不時之需。所借的錢相當於無息貸款。借款人隨後根據能力，每月發工資時慢慢還回來。每年年底，如果有利息結餘，則用來買些肥皂毛巾分給組員。這是一個真正的互相幫助的組織正如其名。多數老師傅盡管工作多年，收入略高於年輕人，但由於贍養人口多，大多在金錢上拮據，存入小於支出，小年輕們收入低耽誤其他負擔所以通常存於大於支取，到年底結賬多有結餘，相當於一種儲蓄。後來工作與不同單位，直到大學畢業後在大學教書，發現也有同樣的互助會存在。這是絕對的中國特色，在特定的年代為普通百姓的生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調節作用。在那個年代，農民可以到信用社申請小額借貸。城裏人是不可能向銀行申請小額私人貸款的。互助會在那個年代就填補了這種需要的空缺。
想起那個年代的時髦說法：年輕人到工廠農村區接受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的再教育。我們接受了什麽樣的在教育呢？那時經常有所謂的憶苦思甜教育會。無非是請典型的貧下中農和老工人給年輕人講舊社會生活如何苦，共產黨領導下的新社會如何甜。我的七級工老師傅老常頭兒（姓常，是工班長，故稱老常頭兒）是老工人老黨員，自然當仁不讓的是主講之一。老常頭兒最經常講的是早年跟日本人在東北學徒的故事。說日本鬼子如何如何打罵中國工人。但是他從來沒被打罵過，因為他聰明勤奮。被打罵的常常是因為某人工作偷懶出錯。吃苦主要是那時供給緊缺，總吃混合麵。說著說著就說到最苦的還不是解放前，而是六十年代初期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那時建築工人工作強度大，飲食油水少，糧食不夠吃，不得不到農村去翻收獲過後的白薯地，翻找殘留的白薯。有時一整天僅僅能找到不足十斤白薯殘餘，聊補家中口糧不足。最差的時候，不得不收集麥收後的麥秸，用生石灰燒過後，洗淨曬幹磨成粉，混在有限的糧食裏一起吃，可惜那隻能充饑，並不能提供任何維持生命的養分。而且吃進去容易，排泄出來就痛苦了，畢竟人沒有進化成和牛馬一樣的吃草的動物。苦啊！每當說到這裏，房產段的黨政幹部就很不爽，但也不敢把老常頭兒怎麽樣，人家畢竟是老工人老黨員，說的又都是事實。
那年代的建築工人收入不高，勞動強度大，絕大部分現在借助機械完成的工作都是靠人力完成，很多工作苦不堪言，眾多的老師傅早年來自農村，覺得比下地幹活兒並不辛苦很多，所以任勞任怨，勤勤懇懇。我們這些年輕人受其影響，也大都勤奮努力工作。直到後來招收了幾十個在農村插隊回城北京年輕人，這些人多被分配做普工，就是作些沒技術的苦力工作。這樣的工作讓他們覺得又辛苦有沒有前途，所以想方設法的偷懶。經常在工間休息後不肯從工棚出去幹活兒。有一次，隊長好容易把這些年輕人從工棚中趕出去，可是在工地上看不到一個人，後來還是一個老工人比較明白事兒，發現這些小夥子們到了工地上並沒有幹活，而是找了些稻草簾子把自己裹了起來，躺在了工地的一些牆角下躲起來曬太陽睡覺。這個發現當然極度的激怒了隊裏的領導們，不過那年代找工作不容易，解雇工人更幾乎是不可能。領導們能做的也就是批評批評而已。每天工作辛苦之後，下班還不能馬上回家，被要求參加一個小時的政治學習。老師傅大多不識字，所謂政治學習無非是讓年輕人們給大家讀報紙。事實上，辛苦勞作一天後，大家又累又餓，哪裏有人有興趣聽讀報紙？找個機會大家就開始胡扯神侃，抱怨生活之艱難。
那時每天上班要不斷變換工作地點，因為要負責鐵道部在北京所有辦公樓和住宅建築的翻修和維護。早飯通常來不及在家裏吃，常常在上班的路上解決。最常吃的是豆漿、油餅油條，火燒或者燒餅，豆漿分不甜的和甜的，不甜的三分錢一碗，甜的就是加一勺白糖在不甜的豆漿裏，變成五分錢一碗；油餅有普通油餅和糖油餅，價錢根據給不給糧票而不同，給一兩糧票的話，油餅五分糖油餅七分錢，沒有糧票的話，每個酌加兩分錢。這大約就是最早如何把無價證券的糧票變成了有價證券的起源。不少外地人分不清北京火燒跟燒餅的區別，其實很不同，火燒二兩一個內有油鹽，燒餅精細一些，一兩一個，內有油鹽芝麻醬，外有芝麻。缺錢的常買火燒，富裕些的會買燒餅。
建築工人工地變換頻繁，通常用一個小鍋爐提供開水給工人，產生的蒸汽供工人們加熱自己帶的午飯。為了改善工人們的生活，後來工地總設一個專人為工人們燒水熱飯，有時也做點簡單的菜。鑒於大家收入少，不能做太貴的菜，最常見的是拆骨肉炒白菜。每份五分錢，有肉有菜。拆骨肉來自菜市場買來的豬的大棒骨，應該是賣豬肉時剔出來的豬大腿骨，上麵有殘留的一點點肉，九分錢一斤，不需要肉票。買回來用大鍋煮熟，剔下來上麵的豬肉殘渣炒菜，肉湯裏有骨頭裏熬出的油也用來炒菜。剩下來的白生生幹淨的骨頭晾幹後還可以賣給廢品回收站，每斤可得七分錢。這是為什麽拆骨肉白菜可以賣到五分錢一份。食堂是非贏利的，人工費用由單位負擔。每天工地上都飄著熬骨頭湯的香味。問題是常年吃這樣的同一樣菜，到後來聞到了這個味道就想吐。就是這樣便宜的菜，老師傅們也覺得不堪負擔，常常仍然自帶午飯。現在的年輕人，更不要提我們的移民後代，恐怕很難想象我們早年所經曆的。
這些就是當年所謂被稱之為領導階級的工人們每天的生活。從來沒想明白怎麽就成了領導階級。
今天就侃到這裏，且聽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