淨月筆跡
我是一顆忘憂草
二十二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複活節就到了。我們安排好兒子 ，就跟羅德一起去了柏林。
說來慚愧，在德國住了近十年，之前隻去過一次柏林的首都。那時我還跟漢諾威那個男朋友在一起，因為我妹妹來德國旅遊，我和妹妹一起跟團去過西歐——法國、盧森堡、比利時、荷蘭等幾個國家後，“漢諾威”就帶我們一起去了一趟柏林。
從漢諾威乘火車去柏林，一進入前東德的高速路，“漢諾威”就開始撇嘴，一個勁兒輕蔑地說：“哼！東德！哼——東德！”讓我非常不舒服。到了柏林呢，我們就像鄉下人進城，哪兒也找不到。兩天的時間，光坐地鐵了，還常常坐錯或坐反方向。我那急脾氣的妹妹，一路直嘟囔：“北京沒有地鐵嗎？這麽大老遠來坐地鐵來了！”因為那個“漢諾威”特別好麵子，不願意跟人問路，老想照著地圖自己解決問題。我們覺得他是德國人，就跟著他走吧，結果，最後連柏林牆都沒有找到，讓我遠道而來的妹妹大失所望，還差點誤了回去的火車。
羅德聽了，笑道：“其實我也不喜歡跟人問路的，德國、男人（也許中國男人不一樣？）都不喜歡問路，那樣顯得自己挺弱智的。如果在漢諾威，我可能也會因為不熟悉而出醜，但在柏林，跟著我你算找對人了。”
的確，羅德在柏林住了30多年，又是一個特別愛動的人，所以對柏林非常熟悉。他帶著我去的地方，可能很多德國人都沒有去過。
我們開車駛入柏林的時候，已經是午後了，他一個的朋友打電話要我們一起吃晚餐。我很高興，跟他認識半年多，還沒有見過他任何的家人和朋友呢！我此刻好像突然理解了羅德當初跟我的朋友們見麵時候的感覺——真是如臨大考啊！
他先帶我去亞曆山大廣場，又去了一個緊挨著電影城的咖啡廳。因為晚上有大餐，我們又不太餓，所以隻喝了杯咖啡、吃了塊蛋糕。咖啡廳的裝飾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為正是複活節，到處都是跟複活節主題有關的小飾物——複活節彩蛋、抽芽兒的樹枝、小兔子等等，而這裏卻似乎到處都隻是粉白相間的羽毛，讓人覺得浪漫、溫馨、有創意，又不脫離主題。其實，複活節是紀年耶穌基督在2000多年前，為了救贖人類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後複活的日子，可是，不知道為什麽會跟兔子和雞蛋扯上關係。
羅德說：“也許因為雞蛋、新芽兒都是蘊含著新的生命，經過一個冬天，萬象更新、萬物複蘇、複活。兔子嘛——你應該知道——因為你是屬兔子的嘛！”
從咖啡廳出來，我們就直接開車到羅德在柏林的公寓，這是羅德住了20多年的地方。當年柏林牆倒塌之後，他就在柏林這個有名的湖區、也是富人別墅區，租下了一個朋友祖傳別墅的頂層，再也沒有離開過，即使在他失落、甚至失業的時候也是如此。
因為天色已晚，所以隻覺得清潔而寧靜的街道兩邊兒，都是茂密的參天大樹和童話和夢幻一般的大房子，匆匆之間也並沒有看得很清楚。房東一家去南部旅行了，所以整個一棟大別墅，隻有我們兩個人。因為跟朋友吃飯的時間快到了，我們進門就開始急急忙忙地換衣服。
我剛來德國的時候，像很多同胞姐妹一樣，帶來了很多講究的套裝、唐裝和旗袍。可是，住了一段時間，發現很多衣服根本沒有什麽機會穿。跟國內相反，在德國，講究穿著是年齡大的人。年輕人大多是T恤、夾克，牛仔褲和運動鞋，而穿套裙、皮草等比較講究的衣服的，幾乎都是60歲以上的老人。特別是剛剛春暖還有些寒氣的時候，大街上或者咖啡廳裏，美麗“凍人”的，都是那些精心裝飾打扮過的老太太，戴著精致的呢帽——有的還恰到好處地插根兒羽毛，那個美啊！
好多國內來的朋友，住一陣子發現了這個問題；有個朋友來德前還特意花幾萬塊買了一件裘皮大衣帶來，發現這裏不到七十歲的人都不會穿這個，就索性把很多講究的衣服又郵寄回國了。
可是，羅德說，那其實是一個誤區。“你們看見的是在大街上的情況，真正德國人，是非常講究的。如果在一些場合沒有穿對衣服，是很失禮和尷尬的事情。”幸虧我箱子底兒還有一件從國內帶來的、比較講究而合體的套裝，羅德說一定得帶上，而今晚必須穿上，還必須得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見什麽重要人物啊？我開玩笑地說，但是，女人誰不願意把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呢？我到德國以後，還是第一次這麽隆重地打扮自己呢！我還特意把長頭發高高地盤在頭頂，顯得莊重、大方而更有成熟女性的韻味。羅德把我從頭到腳左看右看，非常滿意。
羅德說，我們要見的是他一個十幾年的朋友——一位有三個孩子的女律師。聽說女朋友，我先是一驚；聽說有三個孩子，我的心又落了地，再聽說人家還帶著男朋友——一位身分高貴的法官，我就有些笑自己小心眼兒了。於是，我就很大方地跟羅德一起去赴約，認識了羅德生命中的另一個神秘的女人——莫妮卡。
莫妮卡的家，也在柏林一個幽靜的富人居住區。那嶄新的獨棟小樓，跟它的女主人一樣，隻有兩個字可以用來形容，那就是：精致。真的，莫妮卡是一個精致的女人。個子不高，也不是十分的漂亮，但是舉手投足、言語氣質，以及她家中的每一個細節，都精致得無可挑剔。
我們到達的時候，她的法官男友還沒有來。三個孩子被保姆帶著出去了，家裏隻有她和一條同樣精致的小狗兒。
我們坐下來邊聊天邊等待，我注意到整潔的客廳裏，一架黑色的鋼琴和旁邊的吉他等樂器，顯示著女主人在音樂藝術方麵品味。羅德說，莫妮卡不但鋼琴彈得好，而且是出色的業餘歌劇演員，常不定期地舉辦個人古典歌劇演唱會呢。
我表示非常欽佩，注意到在我們坐的沙發旁邊的小櫃子上，有一張照片，三個幸福的孩子微笑著：一個紅頭發的男孩兒——五歲，跟我兒子一樣大；兩個小些的女兒——一個四歲、一個兩歲。這個精致的德國女人，給人的感覺是自立和成功。同時，我也很不理解，到底是什麽原因，讓這個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的母親非得離婚呢？那個父親做了什麽讓她不能原諒的事情，讓她把三個年幼的孩子跟父親分開呢？
那個法官終於來了，是一個清瘦但精神矍鑠的中年人，比莫妮卡大20歲，但是看上去兩個人挺般配。他們聽說我在大學教中文，就很好奇地問：“有那麽多德國人學中文嗎？”我說，當然，德國跟中國的經濟往來越來越多，所以越來越多的德國大學、甚至中學都開設了中文專業，那些會中文的畢業生就業機會比別人多很多，而且收入也很高呢。
莫妮卡嬌聲地大笑說：“那看來我們都選錯了職業了！”我趕快說：“哪裏啊，當然還是律師和法官掙錢多了。”
又聊了一會兒，我們大家就起身出發去一家意大利餐廳。我出門兒一看，法官先生開的車隻是一兩非常普通的大眾，還是大屁股的“康比”！羅德說，其實在德國真正的有錢人，反而很不是外露的。而那些在德國大街上開大奔、河馬的，其實以土耳其人和俄羅斯人居多，還有就是德國的一些老年人。讓他這麽一說，我後來就留心了一下兒，好像還真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