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人進城的博客
玩兒
正文
第八部分：教會支持反猶太人
納粹開始采取反猶措施的時候，教會代表不僅順從，而且積極順從。納粹關於雅利安血統的法律規定隻適用於國家部門，而老普魯士聯盟的新教總會則通過教會自己的立法來補充納粹立法。1933年9月5-6日，總會在柏林舉行，通過“神職人員與教會公務員法律關係法”：
第一條（1）隻有受過規定的訓練並毫無保留地維護民族國家和德國新教教會的人才可以成為教會管理機構的神職人員或公務員。（2）不是雅利安血統或與非雅利安血統的人結婚的人不允許成為教會管理機構的神職人員或公務員。與非雅利安血統的人結婚的神職人員或公務員必須解雇。是否是雅利安血統，依帝國法律而定。
“德國基督徒”步調一致化（納粹德國的專用術語 Gleichschaltung）的瘋狂在1933年秋季達到頂峰，柏林牧師馬丁·尼默勒被迫呼籲德國牧師成立“受困牧師聯盟”，[……] 每一位成員通過自己的簽字首先承認，“雅利安條款在教會內的運用帶來了信條的損害”。
但是，對於從1924年起就不斷投票選納粹的尼默勒和其他“受困牧師聯盟”的牧師來說，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反對納粹帝國采取的反猶措施，甚至連支持新教教會內的“非雅利安”教徒都談不上。
1933年11月2日，尼默勒發表“教會對雅利安問題的幾點看法”：基督教共同體中包含了改教皈依的猶太人，這一事實“要求我們這個深受猶太民族影響的民族高度自我否認”，所以，可以“要求猶太裔的公務員麵臨普遍的‘軟弱’在適當的時刻保持克製，以避免麻煩。如果今天有非雅利安種的牧師占據教會領導層的職務或在人民委員會占居特別突出的地位，這不會帶來好處”。
[KS 113ff]
隨後不久，尼默勒組建的“受困牧師聯盟”針對缺乏對領袖的忠誠的指責公開表態。1933年11月13日，聯盟發表聲明，稱：
受困牧師聯盟的成員無條件地與民族領袖阿道夫·希特勒站在一起。他們為自己被教會的反對者逼迫站出來發表這種不言而喻的聲明而感到恥辱。
[BW 23]
1935年，被正式稱為“帝國公民法”和“德意誌血統和德意誌榮譽保護法”的所謂的紐倫堡種族法頒布。帝國公民法中規定，猶太人和其他“陌生種類”的人被取消德國國籍，另一部法律也被稱為血統保護法，它禁止猶太人與德國公民或相近種類的人結婚或發生性關係，違者監禁。
1952年，威廉·尼默勒出版“承信教會”一書，為這個教會當時的成員開脫。他寫道：
1935年9月15日頒布“德意誌血統和德意誌榮譽保護法”時，德國基督教毫無準備，不論哪個教派都沒有能力團結起來抵抗新的立法。
[KS 124]
事實上，德國的基督教並非毫無準備。不僅僅是兩大教會的代表人物早就在高談種族清潔，納粹的種族法說到底也不過是教會早先在中世紀禁止猶太人與當地人通婚的規定的翻版，隻不過是所用的詞匯不同而已。比如馬堡的神學教授、德國神學自由派最重要的期刊“基督世界”的發行人馬丁·拉德在1935年11月1日就 “血統保護法”評論道：
“這樣，雅利安特征毫無疑問的族係，其種族純潔得到了保障”。對於“純猶太人”，國家可以任意而為，但是，受了洗的猶太人有權力受到保護。他對處置“半雅利安人”的建議：“他們唯一得救（！）的辦法是移民，最保險的方法是集體移民到其他國家。”
讀者稍微仔細一些就能注意到，這裏所謂的種族學說白了就是基督教神學的怪胎，要不然，一個受了洗的猶太人怎麽能突然一下成了“半雅利安人”呢！
吵得四分五裂的承信教會中的達勒姆派的領導曾在1936年5月28日給希特勒寫了一份備忘錄，文件在6月4日送達帝國首相府。這份秘密備忘錄被稱為是教會第二屆臨時領導和帝國兄弟共議會的手筆，[……] 其中後來變得非常著名的一句話是：“如果基督徒在國家社會主義世界觀的框架內被強加以仇恨猶太人的反閃族主義，那麽基督教的戒命是愛你的鄰人。”
納粹官方部門對這份備忘錄未作反應，所以，國外媒體7月印發這份備忘錄後，各方更為驚訝。承信教會的“教會第二屆臨時領導”請蓋世太保偵尋泄密人員。
8月23日，承信教會在禮拜時向信眾介紹了情況，但是沒有提及上麵那句教會在1945年後引以自豪的話。
教會臨時領導的辦公室主任弗裏德裏希·維斯勒博士被懷疑向外國媒體泄漏了備忘錄，9月16日，承信教會令他暫時休職，10月初，他被蓋世太保逮捕，10月底，承信教會再次與他劃清界限，正式解雇被蓋世太保關押的維斯勒。
同年11月18日到19日夜間，維斯勒於薩克森豪森集中營死於刑訊後遺症，承信教會沒有為這位受洗的猶太人伸出救援之手，甚至沒有為自己的第一位犧牲者祈禱。[鄉人補注：德國教會直到2005年才在薩克森豪森樹立“被他的教會所遺棄”的紀念牌，正式紀念這位受害者——見2005年2月20日柏林明鏡日報報道]
[KS 125f]
這樣，教會不怎麽關心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或受害者，充其量隻是關心涉及到教會儀式和實際工作的問題，就不足為奇了。隻有少數教會代表真正為解救受害者努力，但是正是這些實際伸出救援之手的人卻因此被教會拋棄。
1941年夏末，納粹已經開始做屠殺猶太人的準備。1941年9月1日，“猶太人標誌警規”頒布。根據這項規定，所有6歲以上的猶太人必須配戴猶太星（但被禁止佩帶勳章）。
柏林主教團下屬的救助所（由 Bernhard Lichtenberg 領導：鄉人注：這是公開反納粹的少數天主教神職人員之一，1943年死於押送達豪集中營途中）最初是天主教猶太人移民國外的谘詢處，1941年夏禁止猶太人移民國外後，成了絕望者的避難所。1941年9月5日，救助所描述道：“法律公布後三天之內，就有天主教和信教的非雅利安人和雅利安人、牧師和平信徒滿懷憂慮地詢問法律對教會生活帶來的影響：1、做禮拜時是否也必須在教堂內戴猶太星？2、猶太人是否可以參加禮拜，盡管他們佩戴猶太星？……”
救助所給柏林主教團的匯報中還寫道：“另一方麵，他們也準備承受因為到教堂禮拜時麵臨的非天主教徒的逼迫，認為這是上帝賜給他們的一個時機，用以不顧任何危險和迫害，通過明顯的忠於基督真正的教會的象征，為猶太民族對基督所作的一切贖罪。即使頭腦冷靜的人也能通過猶太標誌看出來，一場對猶太人的屠殺正在準備之中……”
一種荒謬卻很普遍的觀念：把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當作對基督被釘十字架的贖罪！
樞機主教 Bertram 並不怎麽關心“猶太”天主教徒們的絕望。1941年11月17日，他就信天主教的“非雅利安人”寫信給慕尼黑的樞機主教 Faulhaber，說：“順便說一句，主教團更應該利用自己微弱的影響力關注其他對教會更重要的事務、尤其是關注怎樣有效阻止天主教青年教育中的反基督教和反教會的影響這種越來越緊迫的問題，這種說法讓我們擔憂。”
[KS 143ff]
顯然，令主教擔憂的不是大規模屠殺猶太人或部分德國軍隊在被占領地區的暴行這樣的罪惡本身，而是揭露這種暴行的“反基督教和反教會宣傳”帶來的後果。
1941年12月17日，帝國境內的猶太人正在被送到東歐，薩克森、黑森-拿騷、墨克倫堡、施勒斯維希-霍爾斯泰因、安哈爾特、圖林根和呂貝克的教會領導共同聲明：對信新教的猶太人也必須采取“最嚴厲的措施”，他們也必須被“驅逐出的意誌地區”，“種族猶太基督徒”在教會裏沒有“空間和權利”。
[KS 148]
不能忘記的是，這種“最嚴厲的措施”是什麽。克拉考警區邊防警一位刑警警官關於槍斃猶太人的供詞：
“邊防警察局的成員除了少數幾個例外，都願意參加槍斃猶太人。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盛宴！今天他們可以說這說那，當時他們一個都沒缺。……我再重申一次：誰要是相信當時的人隻是很不情願地執行了消滅猶太人的任務，那麽他對曆史不了解。對猶太人的仇恨太大了，那是複仇，是要他們的金錢和細軟。”
[KJ 78]
一位褐衫軍衝鋒隊長這樣講述1941年8月槍斃大約90個父母已經被謀殺的猶太孩子：
“軍隊已經挖好一個坑。一輛拖車把孩子們拉來……他們被安排到坑邊，然後被槍斃，倒在坑裏。被打中什麽地方的都有，都掉進了坑裏。那場景慘不忍睹。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場景，永遠不會感到輕鬆。特別是一個長著一頭金發的小姑娘我不會忘記。她一直都拉著我的手，最後也被槍斃了。”
[KJ 145]
在帝國境內，雖然1940年已經有不同的關於屠殺暴行的消息傳到高層牧者的耳中，他們不僅僅是對精神病人被謀殺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沒有人承認知道這些暴行，別人也不想知道詳情。
1943年4月10，樞機主教 Bertram 送給希特勒的不是對屠殺猶太人的抗議，而是預祝希特勒生日愉快：“您的擔心就是我們的擔心……我們的擔心，隻有明白布爾什維克主義會給祖國帶來的不幸的人才能明白，隻有認識到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天主教之間的深刻區別的人才能理解。”
……
1944年2月2日，弗萊堡大主教 Konrad Groeber 給教皇 Pius XII 遞交長篇現狀報告。這位與主教團其他六位成員自1934年就是黨衛軍促進會員的主教，甚至可以從曼海姆被轟炸中獲取積極的東西。當時數千名曼海姆兒童被疏散到巴登，這位大主教認為，與父母的分離對孩子們來說“常常是一件好事，因為，有些孩子第一次真正進入了溫暖的天主教環境，而曼海姆直到現代還是一個危險的共產主義巢穴”。
這位弗萊堡的大主教向教皇介紹他的除夕日“布道詞”說：“我闡釋到，新的民族觀念沒有認清基督教的本質。盡管猶太教認為以色列民族是神意和召喚的承受者和中介者，但猶太教並不是。基督與法利賽人和文士的鬥爭以及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證明基督當時反對那個時代的猶太教，使徒行傳證明，猶太人的仇恨在基督教早期迫害了基督徒……”
在猶太人遭受大屠殺的時候，這位 Gröber 主教在教堂裏沒有發表反對屠殺猶太人的看法，反倒是宣講基督徒受到了猶太人的迫害。
直到1944年，這位弗萊堡的大主教還在向教皇匯報納粹主義的好處：“我們並沒有忽視新世界觀中好的東西，仔細觀察一下我們就能發現，其中最好的東西就是基督教的翻版[原文如此！]”
[KS 157f]
這一尖銳的說法，或許並不是有意說出來的，但是，其準確性在許多研究納粹的史學著作中卻至今還沒有達到。
[未完待續]
納粹開始采取反猶措施的時候，教會代表不僅順從，而且積極順從。納粹關於雅利安血統的法律規定隻適用於國家部門，而老普魯士聯盟的新教總會則通過教會自己的立法來補充納粹立法。1933年9月5-6日，總會在柏林舉行，通過“神職人員與教會公務員法律關係法”：
第一條（1）隻有受過規定的訓練並毫無保留地維護民族國家和德國新教教會的人才可以成為教會管理機構的神職人員或公務員。（2）不是雅利安血統或與非雅利安血統的人結婚的人不允許成為教會管理機構的神職人員或公務員。與非雅利安血統的人結婚的神職人員或公務員必須解雇。是否是雅利安血統，依帝國法律而定。
“德國基督徒”步調一致化（納粹德國的專用術語 Gleichschaltung）的瘋狂在1933年秋季達到頂峰，柏林牧師馬丁·尼默勒被迫呼籲德國牧師成立“受困牧師聯盟”，[……] 每一位成員通過自己的簽字首先承認，“雅利安條款在教會內的運用帶來了信條的損害”。
但是，對於從1924年起就不斷投票選納粹的尼默勒和其他“受困牧師聯盟”的牧師來說，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反對納粹帝國采取的反猶措施，甚至連支持新教教會內的“非雅利安”教徒都談不上。
1933年11月2日，尼默勒發表“教會對雅利安問題的幾點看法”：基督教共同體中包含了改教皈依的猶太人，這一事實“要求我們這個深受猶太民族影響的民族高度自我否認”，所以，可以“要求猶太裔的公務員麵臨普遍的‘軟弱’在適當的時刻保持克製，以避免麻煩。如果今天有非雅利安種的牧師占據教會領導層的職務或在人民委員會占居特別突出的地位，這不會帶來好處”。
[KS 113ff]
隨後不久，尼默勒組建的“受困牧師聯盟”針對缺乏對領袖的忠誠的指責公開表態。1933年11月13日，聯盟發表聲明，稱：
受困牧師聯盟的成員無條件地與民族領袖阿道夫·希特勒站在一起。他們為自己被教會的反對者逼迫站出來發表這種不言而喻的聲明而感到恥辱。
[BW 23]
1935年，被正式稱為“帝國公民法”和“德意誌血統和德意誌榮譽保護法”的所謂的紐倫堡種族法頒布。帝國公民法中規定，猶太人和其他“陌生種類”的人被取消德國國籍，另一部法律也被稱為血統保護法，它禁止猶太人與德國公民或相近種類的人結婚或發生性關係，違者監禁。
1952年，威廉·尼默勒出版“承信教會”一書，為這個教會當時的成員開脫。他寫道：
1935年9月15日頒布“德意誌血統和德意誌榮譽保護法”時，德國基督教毫無準備，不論哪個教派都沒有能力團結起來抵抗新的立法。
[KS 124]
事實上，德國的基督教並非毫無準備。不僅僅是兩大教會的代表人物早就在高談種族清潔，納粹的種族法說到底也不過是教會早先在中世紀禁止猶太人與當地人通婚的規定的翻版，隻不過是所用的詞匯不同而已。比如馬堡的神學教授、德國神學自由派最重要的期刊“基督世界”的發行人馬丁·拉德在1935年11月1日就 “血統保護法”評論道：
“這樣，雅利安特征毫無疑問的族係，其種族純潔得到了保障”。對於“純猶太人”，國家可以任意而為，但是，受了洗的猶太人有權力受到保護。他對處置“半雅利安人”的建議：“他們唯一得救（！）的辦法是移民，最保險的方法是集體移民到其他國家。”
讀者稍微仔細一些就能注意到，這裏所謂的種族學說白了就是基督教神學的怪胎，要不然，一個受了洗的猶太人怎麽能突然一下成了“半雅利安人”呢！
吵得四分五裂的承信教會中的達勒姆派的領導曾在1936年5月28日給希特勒寫了一份備忘錄，文件在6月4日送達帝國首相府。這份秘密備忘錄被稱為是教會第二屆臨時領導和帝國兄弟共議會的手筆，[……] 其中後來變得非常著名的一句話是：“如果基督徒在國家社會主義世界觀的框架內被強加以仇恨猶太人的反閃族主義，那麽基督教的戒命是愛你的鄰人。”
納粹官方部門對這份備忘錄未作反應，所以，國外媒體7月印發這份備忘錄後，各方更為驚訝。承信教會的“教會第二屆臨時領導”請蓋世太保偵尋泄密人員。
8月23日，承信教會在禮拜時向信眾介紹了情況，但是沒有提及上麵那句教會在1945年後引以自豪的話。
教會臨時領導的辦公室主任弗裏德裏希·維斯勒博士被懷疑向外國媒體泄漏了備忘錄，9月16日，承信教會令他暫時休職，10月初，他被蓋世太保逮捕，10月底，承信教會再次與他劃清界限，正式解雇被蓋世太保關押的維斯勒。
同年11月18日到19日夜間，維斯勒於薩克森豪森集中營死於刑訊後遺症，承信教會沒有為這位受洗的猶太人伸出救援之手，甚至沒有為自己的第一位犧牲者祈禱。[鄉人補注：德國教會直到2005年才在薩克森豪森樹立“被他的教會所遺棄”的紀念牌，正式紀念這位受害者——見2005年2月20日柏林明鏡日報報道]
[KS 125f]
這樣，教會不怎麽關心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或受害者，充其量隻是關心涉及到教會儀式和實際工作的問題，就不足為奇了。隻有少數教會代表真正為解救受害者努力，但是正是這些實際伸出救援之手的人卻因此被教會拋棄。
1941年夏末，納粹已經開始做屠殺猶太人的準備。1941年9月1日，“猶太人標誌警規”頒布。根據這項規定，所有6歲以上的猶太人必須配戴猶太星（但被禁止佩帶勳章）。
柏林主教團下屬的救助所（由 Bernhard Lichtenberg 領導：鄉人注：這是公開反納粹的少數天主教神職人員之一，1943年死於押送達豪集中營途中）最初是天主教猶太人移民國外的谘詢處，1941年夏禁止猶太人移民國外後，成了絕望者的避難所。1941年9月5日，救助所描述道：“法律公布後三天之內，就有天主教和信教的非雅利安人和雅利安人、牧師和平信徒滿懷憂慮地詢問法律對教會生活帶來的影響：1、做禮拜時是否也必須在教堂內戴猶太星？2、猶太人是否可以參加禮拜，盡管他們佩戴猶太星？……”
救助所給柏林主教團的匯報中還寫道：“另一方麵，他們也準備承受因為到教堂禮拜時麵臨的非天主教徒的逼迫，認為這是上帝賜給他們的一個時機，用以不顧任何危險和迫害，通過明顯的忠於基督真正的教會的象征，為猶太民族對基督所作的一切贖罪。即使頭腦冷靜的人也能通過猶太標誌看出來，一場對猶太人的屠殺正在準備之中……”
一種荒謬卻很普遍的觀念：把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當作對基督被釘十字架的贖罪！
樞機主教 Bertram 並不怎麽關心“猶太”天主教徒們的絕望。1941年11月17日，他就信天主教的“非雅利安人”寫信給慕尼黑的樞機主教 Faulhaber，說：“順便說一句，主教團更應該利用自己微弱的影響力關注其他對教會更重要的事務、尤其是關注怎樣有效阻止天主教青年教育中的反基督教和反教會的影響這種越來越緊迫的問題，這種說法讓我們擔憂。”
[KS 143ff]
顯然，令主教擔憂的不是大規模屠殺猶太人或部分德國軍隊在被占領地區的暴行這樣的罪惡本身，而是揭露這種暴行的“反基督教和反教會宣傳”帶來的後果。
1941年12月17日，帝國境內的猶太人正在被送到東歐，薩克森、黑森-拿騷、墨克倫堡、施勒斯維希-霍爾斯泰因、安哈爾特、圖林根和呂貝克的教會領導共同聲明：對信新教的猶太人也必須采取“最嚴厲的措施”，他們也必須被“驅逐出的意誌地區”，“種族猶太基督徒”在教會裏沒有“空間和權利”。
[KS 148]
不能忘記的是，這種“最嚴厲的措施”是什麽。克拉考警區邊防警一位刑警警官關於槍斃猶太人的供詞：
“邊防警察局的成員除了少數幾個例外，都願意參加槍斃猶太人。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盛宴！今天他們可以說這說那，當時他們一個都沒缺。……我再重申一次：誰要是相信當時的人隻是很不情願地執行了消滅猶太人的任務，那麽他對曆史不了解。對猶太人的仇恨太大了，那是複仇，是要他們的金錢和細軟。”
[KJ 78]
一位褐衫軍衝鋒隊長這樣講述1941年8月槍斃大約90個父母已經被謀殺的猶太孩子：
“軍隊已經挖好一個坑。一輛拖車把孩子們拉來……他們被安排到坑邊，然後被槍斃，倒在坑裏。被打中什麽地方的都有，都掉進了坑裏。那場景慘不忍睹。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場景，永遠不會感到輕鬆。特別是一個長著一頭金發的小姑娘我不會忘記。她一直都拉著我的手，最後也被槍斃了。”
[KJ 145]
在帝國境內，雖然1940年已經有不同的關於屠殺暴行的消息傳到高層牧者的耳中，他們不僅僅是對精神病人被謀殺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沒有人承認知道這些暴行，別人也不想知道詳情。
1943年4月10，樞機主教 Bertram 送給希特勒的不是對屠殺猶太人的抗議，而是預祝希特勒生日愉快：“您的擔心就是我們的擔心……我們的擔心，隻有明白布爾什維克主義會給祖國帶來的不幸的人才能明白，隻有認識到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天主教之間的深刻區別的人才能理解。”
……
1944年2月2日，弗萊堡大主教 Konrad Groeber 給教皇 Pius XII 遞交長篇現狀報告。這位與主教團其他六位成員自1934年就是黨衛軍促進會員的主教，甚至可以從曼海姆被轟炸中獲取積極的東西。當時數千名曼海姆兒童被疏散到巴登，這位大主教認為，與父母的分離對孩子們來說“常常是一件好事，因為，有些孩子第一次真正進入了溫暖的天主教環境，而曼海姆直到現代還是一個危險的共產主義巢穴”。
這位弗萊堡的大主教向教皇介紹他的除夕日“布道詞”說：“我闡釋到，新的民族觀念沒有認清基督教的本質。盡管猶太教認為以色列民族是神意和召喚的承受者和中介者，但猶太教並不是。基督與法利賽人和文士的鬥爭以及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證明基督當時反對那個時代的猶太教，使徒行傳證明，猶太人的仇恨在基督教早期迫害了基督徒……”
在猶太人遭受大屠殺的時候，這位 Gröber 主教在教堂裏沒有發表反對屠殺猶太人的看法，反倒是宣講基督徒受到了猶太人的迫害。
直到1944年，這位弗萊堡的大主教還在向教皇匯報納粹主義的好處：“我們並沒有忽視新世界觀中好的東西，仔細觀察一下我們就能發現，其中最好的東西就是基督教的翻版[原文如此！]”
[KS 157f]
這一尖銳的說法，或許並不是有意說出來的，但是，其準確性在許多研究納粹的史學著作中卻至今還沒有達到。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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