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人進城的博客
玩兒
正文
第五部分：集中營裏的救助士、牧師和主教
早在1933年期間，“千年帝國”內就到處建了集中營，開始的時候是利用已有的居民樓、工業樓房、簡易平房等，被關押的人大多數屬於一直被教會及其神職人員視為鬥爭對象的人。
1933年9月，漢堡的Rauhes Haus [Johann Hinrich Wichern成立的國內傳教機構總部，今天稱為救助所] 慶祝一百周年，國內傳教中心的主任提出要求：“救助所要進勞動營。”（鄉下人注：納粹時期的集中營也包括強製勞動營）北德Segeberg縣的Rickling教養院這時候早已先行一步：他們1933年已經有了自己的小集中營。
如同其他所有救助士一樣，Rickling救助所的主任Carl Barharn 牧師也絲毫不為魏瑪共和國被顛覆而悲傷。他於1933年6月寫道，新教救助機構在14年間度過了“巴比倫囚虜時期外來精神”的統治，現在終於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氣”。他如同獲得解放一般地向他的救助士們宣告，議會主義終於終結了。
[KS 61]
1933年，天主教的主教們也認為有必要對集中營表態，所以於1933年夏天在Fulda召開主教聯席會議。
1933年8月29-31日舉行的主教聯席會議的會議記錄裏寫道：“集中營領導方麵據說不反對在集中營舉辦禮拜，教會方麵必須根據需要提出申請。”
這種“靈魂關懷”的態度，主教們在隨後幾年裏也將保持。1935年8月20日，主教們在給希特勒的一封備忘信中也順便提到了集中營。他們抱怨說：“在集中營，囚犯們已經有大約9個月不允許接受懺悔聖事了。”
……
三年後，Breslau紅衣主教Adolf Bertram 試圖為解決這個問題尋求方案。1938年7月22日，他以德國主教團的名義“懇請”秘密警察“做出規定，允許集中營中的天主教囚犯定期參加禮拜，允許神職人員為病人提供精神撫慰、有可能的話接受臨終懺悔。”[……]
有一位主教曾獲準參觀納粹的集中營：主教Berning博士。
1936年7月26日，Ems報報道（配有照片），Berning博士、主教代理神甫Lange 博士(Osnabrück)、主教助理Jäger、埃森的監獄牧師 Buchholz、集中營牧師 Heidkamp 參觀了Emsland的集中營。
參觀開始於下午2點，晚上在 Aschendorfer Moor 的2號營結束。Berning博士在集中營的報告廳主持了彌撒，在向囚犯們講話時，他宣布，願上帝祝福民族、祖國和新帝國的建設事業。
Berning在集中營的留言簿上留言，隨後在集中營食堂請守衛人員吃晚餐，其間再次講話。他對集中營長官和“親愛的衝鋒隊員們”說：
“我自己就是Emsland人，不得不承認，直到現在才認識到故鄉最美好的一麵……謝謝諸位向我展示第三帝國所塑造的故鄉。長時間以來，Emsland沉睡於玫瑰叢中，直到夢中王子來把它喚醒，這王子就是我們的領袖阿道夫·希特勒……這裏發生的一切都來自於我們的領袖希特勒的倡議和遠見。讓我們為我們的祖國、故鄉和我們的領袖三呼 Sieg Heil！”
夜間11點左右，Berning向他親愛的衝鋒隊員們告別。
[KS 108f]
（鄉下人注：近來，這家報紙的報道被說成是納粹的蓄意捏造：http://www.studiengesellschaft-emsland-bentheim.de/Seiten/Biographien/Texte/Berning.html）
德國高級牧羊人的這些話，如果不是因為與世界曆史上最慘無人道的暴行之一相關，恐怕幾乎要讓人發笑了。
但是，教會與人類曆史上另外的許多暴行密切相連，這種傳統不也是事實嗎？信天主教的獨裁者在其他一些國家建立了集中營而不見有任何一個主教抗議過，這不也是事實嗎？這些天主教獨裁者中包括西班牙的弗朗哥、克羅地亞的獨裁者Ante Paveliç、 二戰後南越沒有民主授權的天主教總統吳庭豔以及智利的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這裏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原新教神職人員Paul Schäfer 在智利建立的Colonia Dignidad 不僅是德意誌帝國傳統的延續，而且也是皮諾切特的智利蓋世太保 DINA 的行刑逼供中心）。
[本人要出差一個星期，回來以後繼續發剩餘部分]
早在1933年期間，“千年帝國”內就到處建了集中營，開始的時候是利用已有的居民樓、工業樓房、簡易平房等，被關押的人大多數屬於一直被教會及其神職人員視為鬥爭對象的人。
1933年9月，漢堡的Rauhes Haus [Johann Hinrich Wichern成立的國內傳教機構總部，今天稱為救助所] 慶祝一百周年，國內傳教中心的主任提出要求：“救助所要進勞動營。”（鄉下人注：納粹時期的集中營也包括強製勞動營）北德Segeberg縣的Rickling教養院這時候早已先行一步：他們1933年已經有了自己的小集中營。
如同其他所有救助士一樣，Rickling救助所的主任Carl Barharn 牧師也絲毫不為魏瑪共和國被顛覆而悲傷。他於1933年6月寫道，新教救助機構在14年間度過了“巴比倫囚虜時期外來精神”的統治，現在終於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氣”。他如同獲得解放一般地向他的救助士們宣告，議會主義終於終結了。
[KS 61]
1933年，天主教的主教們也認為有必要對集中營表態，所以於1933年夏天在Fulda召開主教聯席會議。
1933年8月29-31日舉行的主教聯席會議的會議記錄裏寫道：“集中營領導方麵據說不反對在集中營舉辦禮拜，教會方麵必須根據需要提出申請。”
這種“靈魂關懷”的態度，主教們在隨後幾年裏也將保持。1935年8月20日，主教們在給希特勒的一封備忘信中也順便提到了集中營。他們抱怨說：“在集中營，囚犯們已經有大約9個月不允許接受懺悔聖事了。”
……
三年後，Breslau紅衣主教Adolf Bertram 試圖為解決這個問題尋求方案。1938年7月22日，他以德國主教團的名義“懇請”秘密警察“做出規定，允許集中營中的天主教囚犯定期參加禮拜，允許神職人員為病人提供精神撫慰、有可能的話接受臨終懺悔。”[……]
有一位主教曾獲準參觀納粹的集中營：主教Berning博士。
1936年7月26日，Ems報報道（配有照片），Berning博士、主教代理神甫Lange 博士(Osnabrück)、主教助理Jäger、埃森的監獄牧師 Buchholz、集中營牧師 Heidkamp 參觀了Emsland的集中營。
參觀開始於下午2點，晚上在 Aschendorfer Moor 的2號營結束。Berning博士在集中營的報告廳主持了彌撒，在向囚犯們講話時，他宣布，願上帝祝福民族、祖國和新帝國的建設事業。
Berning在集中營的留言簿上留言，隨後在集中營食堂請守衛人員吃晚餐，其間再次講話。他對集中營長官和“親愛的衝鋒隊員們”說：
“我自己就是Emsland人，不得不承認，直到現在才認識到故鄉最美好的一麵……謝謝諸位向我展示第三帝國所塑造的故鄉。長時間以來，Emsland沉睡於玫瑰叢中，直到夢中王子來把它喚醒，這王子就是我們的領袖阿道夫·希特勒……這裏發生的一切都來自於我們的領袖希特勒的倡議和遠見。讓我們為我們的祖國、故鄉和我們的領袖三呼 Sieg Heil！”
夜間11點左右，Berning向他親愛的衝鋒隊員們告別。
[KS 108f]
（鄉下人注：近來，這家報紙的報道被說成是納粹的蓄意捏造：http://www.studiengesellschaft-emsland-bentheim.de/Seiten/Biographien/Texte/Berning.html）
德國高級牧羊人的這些話，如果不是因為與世界曆史上最慘無人道的暴行之一相關，恐怕幾乎要讓人發笑了。
但是，教會與人類曆史上另外的許多暴行密切相連，這種傳統不也是事實嗎？信天主教的獨裁者在其他一些國家建立了集中營而不見有任何一個主教抗議過，這不也是事實嗎？這些天主教獨裁者中包括西班牙的弗朗哥、克羅地亞的獨裁者Ante Paveliç、 二戰後南越沒有民主授權的天主教總統吳庭豔以及智利的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這裏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原新教神職人員Paul Schäfer 在智利建立的Colonia Dignidad 不僅是德意誌帝國傳統的延續，而且也是皮諾切特的智利蓋世太保 DINA 的行刑逼供中心）。
[本人要出差一個星期，回來以後繼續發剩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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