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滄浪居點評陳永苗基督教憲政主義之一

 陳永苗：愚公移山的讀經運動和基督教憲政——基督教憲政主義之一(滄浪居點評）
　　　　
　　
　　
　　當代儒家思想人物蔣慶先生編輯了一套《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讓小孩子讀“四書五經”，引來了轟轟烈烈的讀經運動。
　　
　　蔣慶的聲音並不是一個孤獨的呐喊，有著他國內大氣候。在全國的許多中小學校，“四書五經”又重新走進課堂，成為一門要求學生熟讀、背誦的必修課程。據說北京目前已有25所學校開展“讀經”活動。廣州市的“五一”小學等學校，早在1998年就試行“讀經”，全國計有100萬孩子加入了“讀經”行列。在去年的北京市人大會上，有代表提出一個“大力推進經典誦讀工程”的提案，頗受各方關注和重視。在國家教育部2000年製訂的中小學語文教學大綱中，明確推薦的古詩文背誦篇目，有140篇之多，《論語》、《孟子》、《莊子》、《荀子》、《詩經》等選篇比過去有了明顯增加。
　　
　　耶魯大學曆史係博士候選人薛湧先生在《南方周末》（2004年7月8日）發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義——評蔣慶的讀經運動，他形容蔣慶的努力是“一場以‘文化保守主義’為旗幟的愚民運動似乎正在開始”，他徑直將這稱為一種“文化蒙昧主義”。隨後在《南方周末》和憲政論衡等網絡論壇上，北京學者秋風、北大博士劉海波和四川學者王怡對薛湧展開了批評。
　　
　　秋風等對蔣慶的政教合一趨向保持距離，但是他們對薛湧的批評，雖然是在捍衛“文化保守主義”，但是無形之中，卻成就了蔣慶的“文化複古主義”。秋風等雖然深受哈耶克的影響尊重傳統，但是他們並沒有從小讀過私塾。沒有小孩子時候讀“四書五經”的經曆，如何洞曉讀經的利弊？
　　
　　應該說，隻有近代讀過私塾，並從私塾走向西學的那些學者做出的決斷才是可靠的。這些學者，雖然有的雖然晚年又重歸於傳統，例如嚴複，但畢竟是少數.而絕大多數是放棄私塾教育的。

(沒有有讀過私塾並從私塾走向西學的人就沒有資格作出決斷，憑什麽就沒有資格？先定結論，再立邏輯前提，這隻能說是詭辯。當代的讀經運動始於台灣，已有十幾年的曆史，正是由於讀經對兒童的智力發育和人格塑造具有良好的作用，才產生廣泛的影響。某些人自以為見解比千千萬人更高明，是實足的自負。)
　　
　　秋風拿著哈耶克的大棒子一棒子打下去，五四運動反傳統被“打成”是走火入魔的。我也不讚成把傳統說成“一團黑”，但是例如象魯迅在傳統和西學中掙紮，內心往複徘徊而最後做出拋棄傳統的決定，就不能用大棒子輕易打下去。魯迅在青少年時期“幾乎讀過十三經”，他對中國的曆史和文化了如指掌，他以洞幽燭微的眼光，看透了封建儒家文化如何“硬化”了中國社會的肌體。魯迅和廢除小學‘讀經科’的蔡元培這些人是不可能不知道儒家經典的價值，隻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而不得不割舍儒家經典。尤其是魯迅，為什麽要對傳統那麽偏激？因為他知道，隻有偏激的姿態才能講傳統的危害打掃出門，如果講調和根本行不通，因為儒家傳統是一個非常恐怖的黑洞，會讓好的東西變形。這就像二戰後德國法西斯勢力，如果在趕下台，沒有實行對它黨禁，而讓他們參加選舉，那是多恐怖的事情。

（魯迅在道德上是一個偽君子，在智力上是一個偏執狂，這尊神早就應該被打倒，幸好今天已經有人在做了。把儒家和法西斯相提並論，風馬年不相及。）
　　
　　到了當代，我們不能說，儒家傳統在整體上已經變好了。沒有人敢這些說，即使盲目複古的蔣慶也不敢厚著臉皮這樣說。而曾經讓文化保守主義激動不已的“儒家傳統促進東亞經濟”之說，如今文化保守主義者也隻能怯怯地說一說。

（儒家傳統到底是個什麽東西，哪些具有普世的價值，哪些是和不同的時代環境相適應的產物，必須區分清楚。籠統地說“在整體上”變好變壞沒有任何意義。）
　　
　　當秋風抨擊五四的偏激時，是否想到自己也在偏激。既然哈耶克講保有傳統，五四運動以來的“打倒傳統”曆史難道就應該被忽視，不需要被“保有”？我們講保守主義時就應該抬高頭顱，讓眼光淩越近代曆史，隻盯住“名聲不好”的封建傳統？

（五四運動跟新文化運動是兩件事，“封建傳統”是一個曆史的慌言，中國早在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就廢了封建，已經有很多負責任的曆史學家在努力還原曆史的本來麵目。打個比喻說，新文化運動在扔一個舊盒子，但動手的人根本就因失去了信心，在內心極度失衡之下，沒有眼光看清盒子裏還有一顆寶珠。當然今天還在罵在人也看不到，因為他們根本就不願意承認劣等的中華民族竟然能傳下寶珠。）
　　
　　所有的曆史傳統都是重組出來的。我承認可以將儒家傳統重組成一“藍籌股”。但是我們何必費盡千辛萬苦，用一兩百年去幹一件收獲甚小，甚至是我們生活中並不需要的事情。而且並不能肯定的說，重組能夠把惡劣資產甩得幹幹淨淨。這是愚公移山的事情，精神固然可嘉，但是對於我們來說，必要性等於零。其實我們隻要論證儒家傳統還是有些優質資產，不妨礙社會政治進步就好了，我們決不能希望它能夠促進社會進步。文化保守主義者應該把目標定的低一些，進行防禦，保護好自己的飯碗，而不是進攻，看別人的飯碗如何。他們隻要論證儒家也不是壞得沒救了，我看就行了，複古就免了。文化保守主義者還是別把自己說成救世主。

（文化保守主義者做不了救世主，基督教憲政主義者也做不了救世主。）
　　
　　關於蔣慶倡導複興古典文化一事，我最早得知是劉小楓的一篇文章上，他和蔣慶是好朋友，當年他去德國學神學，蔣慶則辦書院倡導讀經。二者都是基於各自的問題意識因而有各自不同的治學取向。蔣慶在《政治儒學》的序言中，就哀歎儒家現在僅僅安身立命的學問，而蔣慶想恢複儒學政製。

（反對搞儒學一統天下的政教合一，這其實是一個偽問題，曆史上沒有出現過，將來也不可能實現。）
　　
　　從曆史的角度看，自由和個人必然是人和上帝的關係中脫離出來的，如果我們讀康有為關於孟子思想的闡述，也可以讀到：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天民”，所以是平等的，自由的。人和上帝的關係、超驗的存在是憲政不可回避的維度。別爾嘉維夫已經說的非常清楚，世間的自由沒有上帝不能自足。

（隻有基督徒才會認為人是上帝創造的，信仰問題與科學問題不能等同，根本不可能達成共識。沒有理由相信基督教憲政主義者能把過半數的中國人轉變成基督徒。）
　　
　　五四以來啟蒙理性摧毀了一個道德共同體，造成價值秩序體係的崩潰，而宗教可以重建。儒學與基督教比較起來，有不少致命的死穴。一，基督教為人性奠立了極高的地位，將個人置於上帝之下，極大了提升人的主體的地位。這是儒家沒有做到的，沒有辦法確立“獨立自由的人”；二，基督教的精神權力對世俗權力有著約束，後來形成約束政府的觀念，而在中國連神的地位，都是皇帝封的，儒家無法有效的約束政府；三，儒家“求諸己”不可能像基督教那樣將製度建立在磐石那樣的基礎上。人是需要一個高於人的神，在他的上空，無時不刻盯著，否則，任何製度、禮儀都在表麵，無法到達內心。四，儒家不能確立公共和私人的分野，儒家講教化，用暴力來推行道德，幹涉他人的內心和私人生活。

(光靠基督教並不能約束權力，基督教隻不過是提供了一個道德的底座，儒家並非就不能提供這樣的功能。“儒家講教化，用暴力來推行道德幹涉他人的內心和私人生活。”不知道這樣的說法有什麽據據。）
　　
　　還有一個問題，儒家政製是建立成聖論（“人人可成堯舜”）的基礎上，也就是由聖人王的內心推出來，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和平天下”的模式來推廣到眾人身上。儒家政製沒有使幾個人成為“聖人”，中國的曆史上也找不出哲人王，因此儒家政製是烏托邦的。這種政製不相信“人性惡” ，沒有幽暗意識，肯定不是最不壞的的政體。而實際上，讓儒家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建立在“人性惡”的基督教政製不僅沒有降低人性，反而抬高了人性。相反在曆史上我們看到的是儒家政製讓人變得虛偽。

（儒家說“人性善”，“人人可成堯舜”，基督教說“人性惡”，可以選擇背離上帝這個最大的惡，這無非都說明了人有基督教神學所說的“自由意誌”，可以選項擇從善，也可以選擇從惡。隻是表述的方式一同，基督教認為背立上帝是惡，回歸上帝就是善；儒家認為自甘墜落就是惡，致力成聖就是善。宗教意識具有不可調和性，別指望望人人都能信上帝，當然我也很希望發生這樣的奇跡。）
　　
　　有人或許認為，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必須有政治認同，而就像近代康有為努力的那樣，隻有儒學才能作為政治認同的資源。這種想法可以叫做儒教民族主義。康有為的努力已經失敗，曾經寫有“儒教是國教”條款的《天壇憲草》已經湮滅在曆史灰塵之中。哈貝瑪斯曾將民族主義視為一種前共和的民族認同，隨著民族國家從前共和向共和狀態過渡,民族集體身份的含義也必然要發生變化。真正愛國主義的民族認同應當體現為公民們因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而表現出來的團結和歸屬意識。因此，超越民族主義階段的民族必須是像美國那樣，以自由的理念來整合各個成分，建構一個E Pluribus Unum（合眾為一，美國國訓）的共同體。

（中國的傳統是文化認同而不是國家認同，國家可以滅亡、可以更替，但文化從來沒有斷過。中國文化具有多元、開放、包容的特性，基督教隻能溶入中國的文化傳統，而不可能全麵取代。）
　　
　　如果將基督教憲政和儒教民族主義加以分析比較，二者有本質的差異。在憲政基督教憲政之中，目標是關注社會的公共事務，通過立法和受限製的權力保護權利和自由，這是很低的目標，國家不能用於推行道德和信仰，它的任務就是維護和平和秩序。而儒教民族主義則不然，它致力於在社會中建立每一個人都幸福的生活的局麵，解決民生和苦難問題，這種期待必然導致專斷、暴力、和獨裁。

(儒家的出路是參與建立社會的道德底座，而不是成為一種政教合一的意識形態，基督教的出路也是一樣，否則一定會碰壁。）
　　
　　基督教憲政有一個先天的難題就是在中國沒有基督教文化傳統，正是如此蔣慶遠離劉小楓，轉向儒家政製。蔣慶發出的質問會得到好多人的同意。劉小楓致力於尋找中華文化神學。基督教憲政必須回答這個問題：其生成是否以存在基督教的廣泛傳播作為先決條件？
　　
　　我認為楊小凱先生晚年關於基督教和憲政的見證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楊小凱由一個經濟學家走向憲政研究，而且不僅僅滯留在製度經濟學，例如布坎南那些人那裏，而且走向了神學。楊小凱先生走的路是一個典型的內聖外王之路，由自己相信上帝作為起點，向外推出“基督教憲政”。這條路與儒家的心路毫無二致。也就是說，我想以楊小凱先生的內聖外王之路為理由，宣告“基督教憲政”是可能的。就政治而言，講的是如何是自然、正當的生活，顯然在我們看來，基督教是自然正當的生活。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必須要把自己的思考推及民眾，讓民眾接受。這就是儒家所謂修身到治天下的過程，也就是內聖外王的過程。換成西方的術語，也就是啟蒙。
　　
　　相反，蔣慶的心性儒學陽明學和政治儒學公羊學之間格格不入，不能打通，不能做到知行合一。按照儒家的分類，蔣慶是一個偽儒，不走內聖外王之路，是一個叛徒。僅僅因為政治的需要而主張儒家政製是完全不可靠的。
　　
　　我相信能夠結束中國治亂循環，走向長治久安的，隻有“基督教憲政”，這也是楊小凱《基督教與憲政》結尾的主旨。而在“基督教憲政”最為幸運的是，它沒有必要宣布基督教為國教，因為這樣肯定是走火入魔。在中國基督教徒已有上億，占人口總數的10%左右，而且絕大部分知識分子是基督教徒或準基督教徒。而且從佛教進入中國在隋唐時完全擊敗本土宗教的曆史來看，基督教打倒本土信仰，必然成為事實上的國教。這種幸運讓我想到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中美國憲政的幸運。而儒家政製則不行，它們沒有這份幸運，就像蔣慶一樣，必然有政教合一的訴求，最終導致新的暴政。

（“基督教打倒本土信仰，必然成為事實上的國教。”恐怕下這樣的結論還為時過早。蔣慶並不能代表儒家，提倡儒家不意味著就有政教合一的訴求。）

　　　在這個多元的時代，文化保守主義者應該從昔日榮耀的夢境中醒來的，孔孟之道價值注定越來越小了。作為一個儒者私人的信仰，則是沒問題的。但是孔孟之道不可能像封建時代那樣，是一種用國家強製力推行的公共哲學。甚至文化保守主義者必須對自己警惕，自己舉動會不會重新造成用國家強製力推行的局麵。

（這的確是儒者應有的清醒認識，儒家隻能成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孔孟之道怎麽就成了“封建時代”用國家強製力推行的公共哲學，怎麽看都象在戰風車而不是批判曆史。）

[ Last edited by 滄浪居士 on 2005-12-7 at 1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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