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又叫了》讀記：教會宣傳苦行主義的後果

2世紀初，Ignatius 已經不得不命令 Polykarp 主教，勸告“姐妹們”“愛主並且在肉體和精神上滿足於丈夫”。稍後一些，教會就建議，在愛餐後習慣性的交換“愛吻”時不要張開嘴唇，如果吻引發了快感，就不要重複。

還需要提的是“神職婚姻”，就是男女“聖人”共同生活在一處或者同睡在一張床上。這種生活方式被稱為共同苦行，最初是阿提亞宗教會議用於描寫 Samosata 的主教保羅的，他身邊總是帶著很誘人的女士。這種現象顯然在使徒保羅的哥林多就已經出現了。2世紀早期的先知 Hermas “象一位兄弟一樣”睡在12位處女中間，她們甚至親吻並擁抱他，但最終“除了祈禱沒有做其他的事情，我與她們不停地祈禱，祈禱得不比她們少”。這個時期的十二使徒教會規章 (Didache) 也知道這種與女性沒有“性交往”的同居。這種生活方式很長時間被視為最高禁欲生活的特征，與此同時，寡婦再嫁被許多人認為可憎或者受到譴責。

漸漸地這種“神職婚姻”變得可疑了。教會之父特圖良講到有處女修女懷孕的，認為許多人的上帝就是肚腹。Cyprian 主教也要求通過接生婆對無論如何不願意離開自己的神職人員的處女進行檢查，盡管他知道，用無法檢查的肢體也可以犯罪(sin)。為了掃除這種“神職婚姻”，教會最終鬥爭了上百年。

獨身製
戈利高利七世不關心病床上的修女春情的哀歎、修士們的暗道、神職人員默默地和嘶聲的罪惡 (sin)、被他們傷害的婚姻……和其他種種因此造成的迷亂，而在曆史的教科書中，其後果顯而易見。
神學家 J. G. Herder

禁止神父結婚，其來源是曾經在異教中普遍的、在帝王崇拜中不可缺少的觀念，就是人在性交後沒有能力進行拜神儀式。在東部，聖餐儀式基本上都是在特定的節日進行，所以隻是禁止神父在這些節日前後有性生活，而在西部，每天都有禮拜，所以就要求在婚姻中完全的性節製。

獨身製是天主教獨有的。東方的正教中，神父結婚至今還是理所當然的事。而在羅馬教會，從3世紀開始，主教和神父在任職儀式過後不許結婚，以求提高他們在民眾中的威望，因為民眾已經開始認為婚姻是罪惡的。但是，除了崇拜儀式的動機，經濟動機也起著一定的作用。牧師必須把所有的收入都上交給主教，所以沒有家口的神父更受教會歡迎。4世紀的時候，神父從教會所得的報酬已經如此之少，以致他們隻有在信徒交費的時候才主持教會活動。但是宣布神職人員在任職儀式後結婚無效是在6世紀。Toledo第3次教會會議 (589年) 命令主教們，把被懷疑與神父保持交往的女人賣掉，所得的收入分給窮人！Toledo 第4次宗教會議 (633) 的決定類似。

但是直到格利高利七世1074年的獨身諭令才禁止結了婚的神職人員主持教會儀式，並稱他們的合法妻子為“陪睡”，此後獨身製在天主教生效，盡管獨身製直接違背新約要求主教和主祭要結婚、管好自己的家的說法［提摩太前書“3:2 作監督的（路德版作主教），必須無可指責，隻作一個婦人的丈夫，有節製，自守、端正，樂意接待遠人，善於教導； 3:3 不因酒滋事，不打人，隻要溫和，不爭競、不貪財； 3:4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兒女凡事端莊、順服”；“3:12 執事（路德版作主祭）隻要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兒女和自己的家”］，所以，夏季神職人員激烈反對教皇，稱他是瘋子、無視聖經並鼓勵淫亂的異端。

獨身製的後果驚人。理查•瓦格納成為基督教時代最顯著的特色和根本特征的虛偽和淫亂，泛濫的令人難以想象。神職人員的淫亂如此普遍，以至 Isidor 說這種淫亂已經不再是犯罪，而是隻能被教會的寬容。整個中世紀，一大部分神職人員經常是擁有一個“後宮”，他們的住處或周圍住有這樣的女性的房子裏孩子成群。

8世紀，德國人的使徒 Bonifatius 寫給教皇 Zacharias 的一封信生動描述了法蘭克教會的情況。其中寫道，80多年間，法蘭克沒有開過教會會議，沒有再設立主教，沒有修訂教會章程，教會管區大多由貪財的信徒或通奸的神職人員控製，有些主祭從青年時代就淫亂不斷，“他們當了主祭，夜裏在主祭住處通常與四個、五個、甚至更多的姘婦同床共眠，卻不知羞恥地領讀福音、自稱主祭。這樣的人居然可以成為牧師、甚至主教。” Bonifatius 指出，後者當中還有帶著武器上戰場親手讓異教徒和基督徒流血的。

教會違反自然的反對神父結婚的鬥爭，不僅使被剝奪了權力的神職人員采取養姘婦的手段，甚至也使有些婦女在教堂裏被神職人員糟蹋，有些甚至人員連自己的近親都不放過，而且這種情況不是少數。所以，753年在 Metz 舉行的教會會議規定：“神職人員與修女、母親、姐妹等等淫亂的，高級的要降職，級別低的要遭痛打。”

8世紀末，奧爾良主教 Theodulph 也威脅要懲罰與動物淫亂的神職人員。舊約就已經反複禁止上帝的男女選民與動物性交，甚至是以死刑為懲罰（出埃及記22:19，利未記18:23，20:15，申命記27:21），連行淫的動物也要殺死！英國教會也規定要懲罰與四腳獸、與母親、姐妹淫亂或通過一種 Instrument 與修女淫亂的主教和神父。即使今天，意大利耶穌會的領頭人無也為了貞節的緣故，把“不要觸摸他人，包括在遊戲時”的第32條規章擴展到了動物。

一直到16世紀，許多神職人員都公開過著奢侈放蕩的生活。所以，在（閔采爾領導的德國）農民戰爭期間，Würzburg 市民拒絕出征上戰場，因為他們擔心留在家裏的女人受到神父們的奸汙；1517年，康斯坦茨主教 Hugo 在一封牧人信中指控自己教區內所有的神職人員賭博、酗酒、宿娼；在蘇黎世，神父們因為一個漂亮妓女公開打鬥；1513 年，雷根斯堡市民捉拿了大教堂的牧師，因為他夜裏喊叫著要闖妓院；奧格斯堡市民受到主教們的詛咒，因為他們把強奸了一個兒童的神父 Frischhans 捆綁起來送給了主教。

即使許多修“道”院也淫行泛濫。中世紀末期，萊比錫的托馬斯修“道”院被稱為世界奇跡，因為那裏沒有女人卻孩子成群；施瓦本的 Gnadenzell 修女院被稱為“公眾之家”，因為修女們把他們的修女院辦成了公開的妓院。15世紀後期，以公開妓院聞名的還有 Interlaken、 Frauenbrunn、伯爾尼附近的 Trub和 Gottstadt（上帝城）、Ulm、Mülhausen 的修女院。洛桑市政府公開命令修女不許關閉妓院，而蘇黎世市政府在1493年頒布“反對修女院淫行”的嚴格規定。

教會會議反淫亂的鬥爭毫無希望，因為教會的最高領導人往往參與淫亂，而且不僅僅是在教皇的色情統治 (Pornokratie) 和娼婦專政期間。

10世紀，教皇 Sergius 三世與封疆伯爵 Alberich 的夫人 Marozia 生有一子，就是後來的教皇約翰十一世 (931-936)。18歲就登上了彼得聖座的約翰十二世（955-963）不僅任命一個10歲的男孩當主教（約翰十世就已經任命一個5歲的男孩為 Reims 的大主教），而且與自己的姐妹過著亂倫生活，在一次通奸時被打殺。 13世紀，教皇們逗留裏昂期間，把整個城市變成了妓院。主教們拿修女院院長或修女當陪睡。作為教皇格利高利十二世的對立教皇被清除出教皇名單的約翰二十三世（1410-1415），與自己的兄弟的妻子通奸，而且在 Bologna 讓二百個寡婦和處女蒙恩——這個數字顯然有些誇張。教皇 Innozenz 八世（1484-1492）帶著兩個孩子進駐梵蒂岡，簡直就是對梵蒂岡命令所有神職人員解雇姘婦的規定的責難。教皇亞曆山大六世 （1492-1503）帶著四個孩子進駐梵蒂岡，任命自己18歲的私生子 Cesare 為主教，與自己的女兒 Lukretia 亂倫，而這個女兒又與自己的弟兄亂倫；他還讓畫家把自己的情婦之一、漂亮的 Julia Fernese 畫成聖母，把自己畫成她腳邊的教皇。

16世紀中期的 Trient 教會會議後，這種混亂狀況至少從外麵看好轉了許多。但是，天主教神學家 Curci 在1883年還寫道：“我自信掌握了足夠的信息，可以保證，除了麵臨進步了的文化不得不顯示的謹慎，現在一些省份的情況不比16世紀Trient改革以前的情況好多少。那時，崇高的神職人員的娼婦還可以由猖獗的仆人陪伴著乘坐豪華的馬車在羅馬的大街上暢行無阻。多麽令人羞恥的舊日時光！這種情況隻顯示，梵蒂岡在這方麵的態度是多麽搖擺不定：教皇 Pius 九世時期，南部一個省的一個小教區，有些年沒有一個神父是沒有女人的，主教也不例外。”

這裏描寫的是意大利的情況。然而，即使在19世紀的西班牙，教會也認為，必須要象宗教裁判一樣嚴厲，才可以阻止“懺悔室變成妓院”。19世紀南美的天主教神職階層的不道德據說超過其他任何一個階層，“好像他們的首要任務就是服務於淫亂，為他們在墮落方麵毫不遜色的非專職人員樹立光輝的榜樣”。一位天主教神學家在1889年就秘魯的天主教神父寫道：“不養姘婦的隻是少數……一個很值得信任的殖民者給作者寫道，不能輕易送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去懺悔。”即使19世紀羅馬的紅衣主教據說還要求結了婚的男人把妻子轉讓給自己，因為，如同盧梭所寫，因為秩序的緣故，隻有結了婚的女人可以生孩子。

以上這些不過是強製的獨身製所帶來的後果中無足輕重的。天主教神學家 Johann Anton 和 Augustin Theiner 整理的19世紀神職人員和僧侶誘奸兒童、虐待狂、流產、嫉妒和性謀殺的材料簡直令人窒息，其中尤其讓人震撼的是，一個巴伐利亞德牧師在其廚娘把他的兩個字殺掉之前，還為兩個孩子施了洗禮。

另一方麵，認真戒欲的神職人員與自己鬥爭，以毫無意義的方式日夜懲戒自己，甚至割掉自己的生殖器官。

直到最近，天主教神職人員中一直由公開反對教皇的強製獨身製的反對派，這在以上兩兄弟寫的三卷本的《基督教神職人員強製獨身製的引入及其後果》中有證明。天主教會盡可能地收購此書並加以銷毀，Anton Theiner被取消教授資格，最後成了鄉村牧師，作為 Breslau 大學圖書館秘書死於貧困之中。他的收入僅僅能夠使他不致餓死。

他的弟弟Augustin與教會和解，成了梵蒂岡檔案管理。梵蒂岡教會會議期間，他涉嫌為反對派的主教提供原始資料而被撤職，連他的住處與檔案館之間的門也被砌死。1893年，神學家 Friedrich Nippold 再版兩兄弟的這本書。


（節譯自德士納先生的《雞又叫了》第二卷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