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兒天地
做真實的自己，在小天地裏馳騁。
八十年前的 1945 年 7–8 月，有幾個非常重要的日子，與抗日戰爭和世界格局變化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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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 — 波茨坦公告發布：美、英、中共同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否則將遭“迅速而徹底的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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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 — 廣島遭原子彈轟炸（“Little Boy”），人類首次在戰爭中使用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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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 — 長崎原子彈轟炸（“Fat Man”），造成巨大平民傷亡；同日，蘇聯對日宣戰並出兵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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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 — 日本天皇通過廣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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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 — V-J Day（對日勝利日），標誌著二戰亞洲戰場的結束。
我原來看過一部美國政府在二戰期間製作的宣傳片《我們為何而戰：中國之戰》（Why We Fight: The Battle of China），作為戰爭時期的官方影片，雖然帶有強烈的政治宣傳色彩，但影片對中國抗戰的正義性和必要性給予了充分肯定，明確表達了美國對中國的同情和支持，呼籲美國人民團結一致，支援中國抵抗日本侵略。
而電影的片頭和片尾曲，正是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旋律——那首激勵無數中華兒女奮起抗爭的《義勇軍進行曲》。百萬莊大俠讓人熱血沸騰《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的紀念文中也提到了它。這首歌最初誕生於1935年抗日題材電影《風雲兒女》，作為其主題曲傳唱開來。
今年春天回國，我們在上海楊浦區辦事，偶然經過長陽路與大連路交匯處，意外發現一片寬闊的公共綠地。這片占地2.7萬平方米的地方，竟是“國歌紀念廣場”——一個並不為大眾熟知的曆史地標。王人美、談瑛、顧夢鶴領銜主演的《風雲兒女》就是在這裏拍攝的，而《義勇軍進行曲》也是從這裏傳遍中華大地，成為民族覺醒的號角。
在紀念廣場北側的下沉式廣場內，坐落著國歌展示館。與大多數“紅色旅遊景點”類似，這裏除偶有團體參觀外，幾乎沒有散客。展館不需預約，免費開放，甚至連常見的身份證查驗程序也省去。
廣場與紀念館本身顯然是上海市及楊浦區政府的大手筆之作，投資之巨可見一斑，儼然又是一個“不計成本”的政績工程。
在那裏我們重新回顧了這首歌曲的誕生與流傳。徜徉在陳列室中，仿佛穿越回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代。。。。
撇開它作為政治象征的身份，這首歌早已成為中華民族共同抗戰的集體記憶，一種超越時代的精神圖騰與文化印記。心中不禁湧起深深的敬意與感慨。
提到《義勇軍進行曲》，自然繞不開它的兩位主要創作者：田漢與聶耳。盡管他們的名字廣為人知，人生結局卻鮮有人深究，實在令人唏噓。
田漢，生於1898年，湖南長沙縣一個農民家中。早年留學日本，歸國後，在上海創辦南國社拍攝電影、南國藝術學院，從事戲劇和電影創作。在1932年成為上海文藝界的中共地下黨員。
聶耳，生於1912年，雲南玉溪人。他自幼愛好音樂，演奏多種樂器。1931年，到上海入明月歌舞團，後任首席小提琴手，並從事音樂創作。1933年，經田漢介紹秘密加入中共。
《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背景可追溯至“九一八”事變之後，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加深，民眾的抗日呼聲愈發高漲。具有左翼背景的電通影片公司拍攝的第二部影片《風雲兒女》，由田漢擔任劇本和主題曲歌詞的創作。彼時，國民政府對戲劇和電影的審查製度相對寬鬆，官方幹預不多，與今日中宣部對影視作品的嚴格審查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就在田漢寫完歌詞後不久，由於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組織被民國政府偵破，他隨即被捕。聶耳尚未來得及為歌詞譜曲，便離滬赴日。1935年4月下旬，這首歌曲在東京完成定稿，聶耳將樂譜寄回電通影片公司。
聶耳最初為這首歌曲取名《進行曲》，而電通影片公司的投資人之一、民國將軍朱慶瀾則將其更名為《義勇軍進行曲》。1935年5月初，電通公司首次將該曲灌製成唱片並對外發行，自此傳唱全國，激勵無數民眾的抗戰意誌。
1935年5月，電影《風雲兒女》在上海金城大戲院（今黃浦劇場）隆重上映。影片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一經問世，便借助廣播、電台和唱片迅速傳遍大江南北，成為抗戰時期最為廣泛傳唱的激昂戰歌。在國民政府軍中，這首歌亦廣為流行，曾被譽為國軍第五軍200師的軍歌。
令人唏噓的是，作曲者聶耳終其一生卻從未親眼見到《義勇軍進行曲》被演奏或傳唱的盛況。1935年7月17日，他出國不足半年，便在日本不幸溺水身亡，年僅23歲。《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他短暫生命中最後的作品。更令人扼腕的是，這位以音樂為利劍、激勵同胞奮起抗日的青年，最終竟客死在侵略國的國土之上，命運的諷刺令人深思，也讓人倍添哀痛。
1949年9月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政協籌備會發出征集新國歌的啟事。馬敘倫提議暫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獲得與會代表一致通過。這一決定，不僅凸顯了該曲廣泛的民族認同感，也體現出中共將其納入“抗日中流砥柱”敘事體係的政治考量。
作為詞作者的田漢，來京後曾出任文化部戲曲改進局局長、藝術事業管理局局長等要職，仕途似乎春風得意、前途無量。
然而，命運卻向他亮出了殘酷的另一麵。1966年“文革”爆發，田漢被打成“叛徒”、“反黨分子”，在群眾大會上遭受批鬥與毒打，後被關押於秦城監獄。1968年田漢因糖尿病、尿毒症及冠心病得不到治療，含冤去世，孤獨長眠，無親屬相伴，其子甚至不敢認領骨灰。他的一生，最終滿是沉痛與悲劇。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義勇軍進行曲》在外交場合隻能奏曲而不得唱詞，成為世界國歌史上的一大“奇跡”。直到1982年12月，田漢獲得平反，全國人大才正式確認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本質上，《義勇軍進行曲》是一首激勵全民抗戰的歌曲。長期以來，中國在國際話語體係中對二戰的貢獻被係統性低估。然而，無論從戰略意義、資源投入，還是持久抗戰的角度看，中國都是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支柱。
盡管當時中國國力孱弱，軍力遠遜於已邁入機械化時代的日本，但中華民國政府和全國民眾始終堅守抗戰立場，忍辱負重，誓不妥協。憑借血肉之軀，築起了一道堅不可摧的民族長城，使日本深陷戰爭泥沼，並最終保障中國以戰勝國的姿態屹立於世界之林。
但小時候我們學曆史時，教科書對國民黨在抗戰中的角色評價普遍是貶低乃至否定的。書中稱蔣介石對日奉行“不抵抗政策”，抗戰態度消極，軍隊腐敗無能，戰鬥力薄弱，往往不戰而潰；甚至指責他暗中投敵賣國，借抗戰之名中飽私囊，袖手旁觀，直到勝利在望才“下山摘桃子”，其根本目的隻是保存實力，為戰後內戰做準備。這種敘述，更多地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而非基於客觀、全麵的曆史事實與理性分析。
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雖有戰果，但整體戰力及戰區影響有限。然而《中國共產黨簡史》仍宣稱“中共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卻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巨大投入與犧牲輕描淡寫，甚至扭曲史實，試圖抹除其應有的曆史地位。正如美國作家海明威所言，中共“善於宣傳，使美國對他們在抗戰中起的作用產生了名不副實的印象。中共確有貢獻，但國軍的作用勝過他們一百倍。”
《義勇軍進行曲》以及其他抗戰歌曲極大鼓舞了民族精神，喚醒了民族自信，堅定了全民抗戰的信念。從這個意義上說，它無疑是二戰期間最具影響力的文化藝術作品之一，其曆史地位，注定銘刻於中華民族的記憶深處。
另外，大家聽過這首慶祝中國抗戰勝利的歌曲《恭喜恭喜》嗎? 也很有紀念意義。
最近看見文學城不少朋友都在撰文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年前，戰火停息，硝煙散盡，和平的曙光再次照亮大地。這不僅是對戰爭的告別，更是正義、良知、團結與人性攜手贏得的勝利。那一刻的榮光，已深深鐫刻在人類文明的長卷中。值此二戰勝利八十周年，讓我們肅然回望，銘記先烈的犧牲與奉獻，珍視來之不易的和平，讓和平之花永遠盛開人間。
田漢與林維中育有一女田瑪麗（又名田野），田野嫁給了演員張輝，在老版電影“家”中扮演三少爺覺慧的就是張輝，他和王丹鳳扮演的鳴鳳在影片中是一對壁人，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那版電影的陣容堪稱豪華，魏鶴齡、孫道臨、黃宗英、王丹鳳、張瑞芳個個光彩照人，後來者再演不出那種韻味了。
“小時候我們學曆史時，教科書對國民黨在抗戰中的角色評價普遍是貶低乃至否定的。書中稱蔣介石對日奉行“不抵抗政策”，抗戰態度消極，軍隊腐敗無能，戰鬥力薄弱，往往不戰而潰；甚至指責他暗中投敵賣國，借抗戰之名中飽私囊，袖手旁觀，直到勝利在望才“下山摘桃子”，其根本目的隻是保存實力，為戰後內戰做準備。這種敘述，更多地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而非基於客觀、全麵的曆史事實與理性分析。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雖有戰果，但整體戰力及戰區影響有限。然而《中國共產黨簡史》仍宣稱“中共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卻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巨大投入與犧牲輕描淡寫，甚至扭曲史實，試圖抹除其應有的曆史地位。正如美國作家海明威所言，中共“善於宣傳，使美國對他們在抗戰中起的作用產生了名不副實的印象。中共確有貢獻，但國軍的作用勝過他們一百倍。” 菲兒這段話說的實在是太好了，太精辟了。事實上，這個宣傳與實際完全是相反的。老毛對林彪打平型關戰役，彭德懷指揮百團大戰，非常不滿意，嚴厲斥責，說不符合721方針，即“七分發展進步勢力，二分對付頑固派，一分抗日”。隨即派遣潘漢年去南京通過李士群的引薦會見汪精衛，與日本軍隊達成協議，互不攻擊。共軍停止騷擾鐵路線，日本人也隨即停止了報複百團大戰之後對華北地區農村進行的三光政策，撤出部隊進攻南方國軍。從1942年到1945年，共軍與日軍之間幾乎沒有接觸，忙著在延安整風，延安沒有也沒有遭到日本飛機轟炸。此期間，八路軍和新四軍完成了從保存實力到快速擴張的轉變，兵力幾乎翻倍，根據地人口和麵積都達到抗戰中的頂峰。建國後為了滅口，1955年老毛把潘漢年關了起來一直到1977年去世。誰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一目了然。
十分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