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映員（第七章 ：銀翼淩雲 第八章：深藍之下）

第七章 銀翼淩雲

 

從坦克師出來，我獨自向西，直奔六盤山。一個空軍師的殲擊機團駐紮在那裏，常年駐守在海拔三千米的雲端之上。

上山的路隻有一條，窄得隻容一輛車通過。我掛上四驅，慢慢往上爬。海拔越來越高，發動機開始發抖。

天色完全黑下來的時候，我到了山頂。營區建在山頂的一塊平地上，四周是茫茫雲海。停機坪上停著幾架殲-5戰鬥機，銀白色的機身反射著月光。

接我的是團政委老趙。四十出頭，瘦高個，臉上的皮被山風吹得粗糙發紅，說話帶著東北口音。

“林放映員，歡迎歡迎。”老趙握住我的手，“師裏來電話說了你要來，我們等了好幾天了。”

我打量著營區。飛行員宿舍是三層小樓，外牆刷著淡黃色塗料，窗戶是雙層的，門口鋪著防滑瓷磚。樓旁邊是小食堂，炊事班正在準備晚飯，飄出炒肉的香味。停機坪那邊，地勤人員正在給殲-5做維護，工具箱擺得整整齊齊。

“條件不錯。”我說。

老趙點點頭：“飛行員是咱們的心頭肉，吃住都是最好的。但山上的日子終究是苦的，一年有大半年積雪封山，出不去進不來。”

他領我往營區東頭走。走了沒多遠，我看見一棟灰撲撲的建築，門口釘著一塊木牌，上麵寫著“軍人俱樂部”四個字，紅漆已經褪得差不多了。屋頂塌了一角，山牆歪了，用幾根粗木頭頂著，窗戶用磚頭封死了，門口拉著一道警戒線。

“去年冬天雪太大，把屋頂壓塌了。”老趙說，“開春一化凍，山牆就歪了。師裏來人看過，說是地基下沉，不能再用了，等明年開春翻修。”

他苦笑了一下：“從那以後，放電影就在室外。你知道山上的風，一年刮兩次，一次刮半年。夏天放電影，幕布被吹得跟船帆似的，銀幕上的人全在跳舞。冬天更別提了，零下二十度，戰士們穿著軍大衣、戴著皮帽子坐在風裏看，一場電影放完，人都凍透了。”

我看了看那棟歪歪斜斜的俱樂部，又看了看四周光禿禿的山頂。

“上個月師裏放映隊上來，”老趙繼續說，“幕布剛掛上就被風撕了一個口子，用膠帶粘上，又被吹跑了。放映隊的人追出去兩百多米才把幕布追回來。放一場電影，比打一場仗還累。”

我說我有辦法，不在室外放，也不用俱樂部。

老趙愣了：“那在哪兒放？”

“在宿舍放。”我說，“把每個宿舍的門當幕布，關上門窗，拉好窗簾，一間一間放。門板是白的效果好。戰士們在屋裏看，風吹不著，雨淋不著。”

老趙盯著我看了幾秒，眼圈忽然有點紅。他拍了一下大腿：“林放映員，你這個辦法，救了咱們團的文化生活了！”

那天晚上，我把投影儀搬進了飛行員宿舍樓。

第一間宿舍是大隊長劉振國的房間。劉振國三十出頭，飛殲-5已經八年，是全團飛行時間最長的人。他剛洗完臉，穿著一身藍色的春秋裝，頭發還濕著。

“林放映員，放的什麽片子？”他問我。

“《長空比翼》，1958年的空戰片。”

劉振國眼睛一亮：“這片子我熟。航校的時候看過，後來自己飛了再看，發現好多地方不對。”

我說那你今天再看看，看能挑出多少毛病。

我關了燈，拉上窗簾，把鏡頭對準白色的門板。畫麵亮起來，門板上出現了八一電影製片廠的片頭。

劉振國坐在床沿上，背挺得筆直，雙手放在膝蓋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門板。

電影放到第三分鍾，米格-15和F-86第一次遭遇。劉振國忽然開口：“這個動作不對。”

我按了暫停。

“你看，”他指著門板上定格的畫麵，“米格-15的推重比比F-86高，垂直機動性占優。電影裏這個飛行員做了一個水平盤旋，這是拿自己的短處去拚敵人的長處。他應該拉起，做垂直機動，利用高度優勢。”

我說這是電影，不是教學片。

劉振國搖搖頭：“正是因為這是電影，才更應該拍得真實。戰士們看了要是學錯了，將來打仗要吃大虧的。”

我重新啟動了投影儀。

電影放到第十五分鍾，主角張雷在追擊中開炮。劉振國又開口了：“停。你看這個射擊距離，至少八百米。米格-15的機炮有效射程是六百米，八百米開炮純粹是浪費彈藥。”

我說你當年開炮的時候是多少米？

劉振國想了想：“最近的一次，三百米。敵人的飛機占滿了整個瞄準鏡，我按下炮鈕，三炮齊發，打了兩秒鍾。那架F-86的機翼當場就飛了。”

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平靜，像是在說今天吃了什麽飯。但我注意到他的手微微攥緊了。

電影繼續放。後麵劉振國又挑出了七八處毛病：翻滾動作的速率不對、編隊隊形太鬆散、破S機動的進入高度太低。他說一句，我停一次，一部八十分鍾的電影，放了快兩個小時才放完。

放完之後，劉振國坐在床沿上，沉默了一會兒。

“林放映員，謝謝你。”他說，“雖然這片子毛病多，但有些東西還是拍到了點子上。你看最後那場空戰，張雷被三架敵機咬尾，他做了一個急上升轉彎，然後反向滾轉，從太陽的方向俯衝下來——這個戰術是對的，利用陽光隱蔽自己。”

我說你剛才挑了一晚上毛病，難得誇了一句。

劉振國笑了：“批評是為了進步，表揚是為了記住。這個戰術我當年在朝鮮用過，管用。”

第二間宿舍是兩名年輕飛行員，一個叫王海東，一個叫李向陽，都是二十四五歲，飛殲-5剛滿兩年。他們聽說我要在門板上放電影，早就把宿舍收拾好了，連床單都重新鋪了一遍。

“林放映員，我們聽大隊長說了，你在門板上放電影。”王海東搓著手說，“我們倆特意把班次調開了，就等著看呢。上個月在室外放那場，我倆穿著皮大衣坐在風裏，電影放了一半幕布飛了，啥也沒看成。”

這次我放的是《長空雄鷹》，1976年的片子，講的是抗美援朝空戰。

電影剛放了五分鍾，李向陽就喊了停：“等等！你看這個編隊，四機編隊，長機和僚機的距離至少兩百米。這在實戰中太遠了，敵人一穿就能把你穿散。”

王海東接話：“對，應該是一百米以內。僚機要能看見長機的座艙蓋，那才算到位。”

我說你們倆比大隊長還能挑。

王海東嘿嘿一笑：“大隊長是我們的師傅，他挑大毛病，我們挑小毛病。”

電影放到空戰場麵時，兩個人都不說話了，盯著門板上的畫麵，嘴唇微微動著，像是在默念什麽。

突然，兩個人同時開口：“停！”

他們對視了一眼，王海東先說了：“你看這個敵機，被咬尾之後做了一個破S機動，向下俯衝。主角沒有跟下去，而是做了一個水平轉彎。”

李向陽接著說：“這是錯誤的。破S機動是為了獲得速度，你要是水平轉彎，就跟丟了。正確的做法是跟著俯衝，保持咬尾。”

我說你們倆配合得還挺默契。

王海東說：“雙機編隊，不默契怎麽打仗？”

那天晚上我放了四間飛行員宿舍，每間都放了一個多小時。沒有一個人嫌慢，反而都覺得放得太快了，恨不得一幀一幀地看。

第二天一早，老趙指著山頂更高的方向說：“上麵還有個雷達站，比咱們這兒還高八百米。那地方車開不上去，隻能騎馬。站裏有八個兵，守著咱們師最高的一部雷達。”

我抬頭看去，更高的山頂隱沒在雲層裏，看不見。

“他們那兒看電影更難。”老趙說，“俱樂部塌了之後，我們放室外，他們連室外都放不了。山頂風更大，幕布根本掛不住。每次放電影，他們隻能輪著下山來看。從上麵下來騎馬要兩個小時，看完再上去又要兩個小時。有時候輪到他了，片子放完了；有時候片子沒放完，他又要趕回去值班。八個兵，從來沒一起看過一場電影。”

我說我去。

通信員小王牽了兩匹軍馬來。一匹馱投影儀和幕布，一匹馱我。小王是甘肅人，當兵五年，臉上皺紋很深。他幫我捆好設備，檢查了馬鞍，說：“林放映員，你騎的時候夾緊腿，這馬認生。”

我翻身上馬，姿勢不對，那匹馬不滿地打了個響鼻。小王笑了笑，翻身上了另一匹，兩腿一夾，馬便小跑起來。

上山的路比昨天更險。窄窄的小道沿著山脊蜿蜒而上，左邊是懸崖，右邊是山壁，路麵全是碎石，馬蹄踩上去直打滑。越往上走，風越大，吹得人在馬背上搖晃。海拔越來越高，空氣越來越稀薄，我騎在馬上大口大口地喘氣。

爬了兩個多小時，終於到了山頂。

雷達站建在最高處的一塊巨石上，營房是石頭砌的房子，外牆刷著迷彩，窗戶開得很小，看起來像碉堡一樣結實。房子旁邊是雷達基座，巨大的天線在風中緩緩轉動，發出低沉的嗡嗡聲。房子後麵有一個蓄水池，收集雨水供全站使用。從這裏往下看，飛行團的機場像一塊小小的手帕，停在雲層下麵。

站長老馬是個山東大漢，三十出頭，滿臉胡碴子，嘴唇發紫，指甲凹陷。他看見我來了，老遠就迎上來，一把握住我的手：“林放映員，你可來了！昨天團部來電話說你要上來，我們高興得一宿沒睡好！”

我問他上一次看電影是什麽時候。老馬想了想：“今年三月，我下山看了一場。但那天站裏兩個戰士值班，沒看成。再上一次是去年冬天，他們兩個看了，我又沒看成。反正每次總有人輪不上。”

他笑了笑，說：“我們這八個人，從來沒有一起看過一場電影。總有人要盯著雷達，走不開。”

我看著那些戰士，最大的不過二十五六，最小的才十八九歲，臉上全是高原紅，嘴唇幹裂出血。他們輪流值班，輪流下山看電影，從來沒有湊齊過。

我說今晚我給你們放。八個人，四個值班，四個看，看完交換。

老馬眼睛一亮：“這個行！”

那天晚上，我把幕布掛在了石頭房子的內牆上。四個不當值的戰士端端正正坐在床沿上，腰杆挺直，兩手放在膝蓋上。另外四個坐在雷達屏幕前，戴著耳機，目光在屏幕和幕布之間來回掃。

我放的是《長空雄鷹》，一部空戰片。

電影放了不到二十分鍾，雷達忽然叫了。

那種聲音尖利刺耳，像有人在用刀子劃玻璃。老馬從床沿上彈起來，快步走到雷達屏幕前，一把推開值班的戰士。他隻看了一眼，臉色就變了。

“關掉投影儀！”老馬的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像釘子。

我立刻關了投影儀。幕布上的畫麵消失了，石頭房子裏隻剩下雷達屏幕的綠光和日光燈的白光。

老馬盯著屏幕，聲音壓得很低：“方位零三零，距離一百八十公裏，高度兩萬，速度零點八馬赫，不明目標，正在朝我空域逼近。”

值班的四個戰士已經進入狀態，有人調整頻率，有人追蹤信號，有人記錄數據。床上那四個看電影的也站了起來，迅速穿好鞋子，站到各自的崗位上。八個人，不到十秒鍾，全部就位。

老馬抓起紅色電話機，撥了一個號碼：“團指，雷達站報告，發現不明目標，方位零三零，距離一百八十公裏，高度兩萬，速度零點八，正在朝我空域逼近。重複，不明目標，正在朝我空域逼近。”

電話那頭說了什麽。老馬回答：“是，正在跟蹤。信號清晰，機型判斷為高空偵察機，方向由東南向西北，推測目標可能是酒泉方向。”

他放下電話，轉過身看著屏幕。

石頭房子裏安靜得能聽見天線轉動的聲音。

十分鍾後，山下的殲擊機團出動了。我從雷達站的窗戶往下看，看見山下的跑道燈亮了，兩架殲-5戰鬥機滑出機庫，加力起飛，發動機的轟鳴聲從山下傳上來，穿過雲層，震得石頭房子的窗戶嗡嗡響。

老馬守在雷達屏幕前，聲音一板一眼：“目標高度兩萬，速度零點八，方向兩四零……我機高度一萬五，速度零點九，正在爬升……距離一百六十……一百五十……一百四十……”

他對著電話說：“團指，目標沒有轉向，繼續向西北方向飛行。”

電話那頭又說了什麽。老馬回答：“明白。”

他放下電話，轉過身看了我一眼：“敵機不理會，直奔酒泉方向去了。”

又過了幾分鍾，老馬對著電話說：“目標高度兩萬一，速度零點八五，已過蘭州方向……我機高度一萬八，追不上。”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

老馬摘下耳機，長長地呼了一口氣。他轉過身，臉上的表情從緊繃變成了鬆弛。

“夠不著。”他說，“這種飛機兩萬米以上，我們的殲-5最高隻能到一萬六。”

石頭房子裏沒有人說話。

一個年輕戰士忽然開口：“站長，前幾年不是打下來過好幾架嗎？”

老馬點點頭：“那是導彈部隊打的。咱們的飛機夠不著，但地空導彈能打。前幾年在江西、福建打下來好幾架。”

年輕戰士又問：“那咱們的雷達能引導導彈嗎？”

老馬看了他一眼：“那不是咱們的事。咱們的任務是發現、上報。打不打、怎麽打，是上麵的事。咱們夠不著，但總有人能夠著。”

他走到幕布前，看著上麵凝固的畫麵，轉過頭對我說：“林放映員，接著放。”

我說好。

我重新啟動了投影儀。幕布上的畫麵又動了起來，那架米格-15繼續開火，敵機拖著黑煙往下掉。

八個雷達兵回到了各自的位置上。四個值班的繼續盯著屏幕，四個不當值的回到床沿上，腰杆挺直，繼續看電影。

電影放完，老馬坐在床沿上沒動。過了好一會兒，他才說了一句：“林放映員，下次來的時候，帶一部講導彈的電影。”

我說我找找看。

老馬點點頭：“咱們的飛機夠不著，導彈能夠著。我想看看那東西是怎麽打的。”

第二天早上，老馬送我下山。走到山路口，他忽然站住了，從懷裏掏出一個東西遞給我。

是一個手工打造的雷達模型。

底座是一塊打磨過的鐵片，上麵焊著一根細銅管做成的立柱，立柱頂端是一個用鋁皮剪裁、彎折、焊接而成的雷達天線。天線可以轉動，雖然有些歪，但每一個細節都做得很認真——反射網、饋源、支架，一樣不少。底座上刻著四個字，是用釘子一筆一筆鑿出來的：“六盤之眼”。

“我自己做的。”老馬說，臉上露出一絲不好意思的笑，“山上沒啥好東西，這個你留著。”

我接過來，在手裏掂了掂。不重，但很結實。那個可以轉動的天線在晨風中微微晃動，像還在工作一樣。

“老馬，你這是把整個雷達站送給我了。”我說。

老馬笑了：“你喜歡就行。”

我把雷達模型小心地放進口袋裏。

下山之後，我去了團部，跟老趙告別。老趙送我到停車場。

“林放映員，你那個在宿舍放電影的法子，我準備在全團推廣。”老趙說，“以後每個連隊自己放，不用等集中放映，戰士們不用在風裏挨凍了。”

我說這個法子好。

我上了車，發動引擎。車子緩緩駛出營區。

走出不遠，我停下車，回頭望去。

六盤山的早晨，雲海翻湧如潮。那座飛行團的機場就建在雲層之上，跑道像一條灰色的帶子鋪在山頂，停機坪上的殲-5戰鬥機在晨光中閃著銀白色的光。跑道盡頭，幾盞導航燈還沒有熄滅，在雲霧中若隱若現，像天上的星星落在了山上。

更高處，雷達站隱沒在雲層裏，看不見。但我能感覺到它的存在——那部雷達的天線還在緩緩轉動，八個雷達兵還在盯著那個綠色的屏幕，守著這片天空。

我想起昨晚那一幕：警報響起，電影中斷，八個人十秒鍾各就各位。老馬對著電話報出那一串數據時的聲音，平靜得像在念課文，但他的手在微微發抖。那不是害怕，是興奮。守了那麽久，終於等到了。

我想起大隊長劉振國坐在床沿上，對著門板上的空戰畫麵挑毛病的樣子。他說“三百米開炮”的時候，語氣平靜得像在說今天吃了什麽飯。但我從他的眼睛裏看到了一種東西——那是一個真正上過戰場的人才會有的眼神，平靜下麵藏著火焰。

我想起那兩個年輕飛行員，王海東和李向陽，一個說“僚機要能看見長機的座艙蓋”，另一個接“那才算到位”。他們才二十多歲，還沒有打過仗，但他們在認真準備著。每一部空戰片都被他們一幀一幀地研究，每一個戰術動作都被他們反複討論。

這些人，守在海拔三千米的雲層之上，一年有大半年積雪封山。他們的宿舍裏有暖氣，食堂裏有肉吃，待遇是全軍的最高標準——但待遇換不來繁華，換不來熱鬧，換不來山下的萬家燈火。他們擁有的，隻有這片天空，和天空中的那些光點。

而那些光點，隨時可能變成敵人。

我忽然想起老趙說過的一句話。那天晚上我們站在俱樂部的廢墟前，他看著那棟歪歪斜斜的房子，說了一句：“林放映員，你說這些人圖什麽？在山上待了這麽多年，連場電影都看不安生。”

我當時沒有回答。

現在我想，答案也許很簡單——他們圖的就是，讓山下的人能安生地看電影。

山頂的雷達轉一圈，山下的萬家燈火就亮一分。殲-5的發動機響一次，遠處的人間煙火就多一縷。

我踩下油門，車子沿著山路慢慢往下開。後視鏡裏，雲海翻湧，機場漸漸模糊，變成一道銀色的影子。雷達站看不見了，但我仿佛還能聽見那部雷達轉動的聲音——嗡嗡嗡，嗡嗡嗡，像這座山的脈搏。

風吹過山穀，卷起路邊的積雪。我把車窗搖上，那個手工打造的雷達模型在口袋裏硌著我的掌心，那個可以轉動的小天線，像是在我口袋裏悄悄轉動著。

再見了，六盤山。再見了，雲層之上的人們。

我開進了雲層裏，四周白茫茫一片，看不見路，看不見天，什麽都看不見。

但我聽得見。雲層下麵，是人間。

 

第八章：深藍之下

從六盤山回來，我接到了一項特殊的任務。

總政文化部王副部長親自打來電話：“林遠同誌，南海艦隊邀請你去放映。他們的潛艇部隊，需要你。”

“潛艇部隊？”我有些意外。

“對。”王副部長的語氣變得嚴肅起來，“潛艇兵的生活條件比陸軍和空軍都苦。出海一次，一兩個月見不到太陽。淡水定量供應，每人每天一茶缸。空氣是循環過濾的，有一種說不出的味道。最難受的不是身體的疲憊，是精神上的孤獨。”

“我明白了。”

“這次去南海，路途遙遠。我給你配一個司機，小張。他是總政的老駕駛員，技術好，人也可靠。”

“不用，我自己能開。”

“聽話。”王副部長的語氣不容置疑，“你一個人跑這麽遠，我不放心。小張陪你，路上有個照應。”

我隻好答應了。

小張是個二十三歲的小夥子，河北人，個子不高，但很壯實。他穿著一身幹淨的軍裝，風紀扣扣得一絲不苟，腳上的解放鞋刷得發白。他接過車鑰匙，沒說話，拉開駕駛座的門，坐進去。動作很利索，側身、落座、收腿，一氣嗬成。坐定之後，他先調整了座椅和後視鏡，然後發動了引擎，轟了一腳油，聽了聽聲音，才掛擋起步。

我坐在副駕駛上，把設備箱往腳邊挪了挪。

“林同誌，坐穩了。”他說。

BJ212駛出總政大院，一路向南。我很快就知道王副部長為什麽派他了。

國道上坑窪多，一般的司機遇到坑，要麽急刹，要麽猛打方向。小張不一樣。他的眼睛一直盯著前方，像一台精密的雷達，提前幾百米就把路麵掃得清清楚楚。遇到小坑，他不躲，讓車輪自然碾過去，車身微微一沉，穩穩彈起，像船過浪頭。遇到大坑，他提前鬆油，讓車速慢慢降下來，車身滑過坑沿，不顛不晃，我坐在副駕駛上幾乎感覺不到震動。

過彎的時候更絕。他從來不在彎道裏踩刹車，而是入彎前就減好速，彎道最急的地方，他輕點一下油門，車身微微下蹲，穩穩地切過彎心，然後加速出彎。整個過程行雲流水，沒有一絲多餘的晃動。

“小張，你這技術哪兒學的？”我問。

“山裏。”他說，“我們老家在太行山裏頭，出來進去都是盤山路。我爸趕馬車，說了一句話——‘彎道前減速，不是彎道中減速。牲口都知道，人不知道？’”

他難得說這麽多話。說完又沉默了。

過了黃河，路越來越差。有一段路正在修，半邊封了，半邊隻容一輛車通過。對麵來了一輛拉煤的大貨車，速度很快，沒有減速的意思。

小張沒說話，也沒緊張。他掃了一眼右側的路肩，往右帶了帶方向，車身貼著路肩的邊緣。對麵的大貨車呼嘯而過，反光鏡幾乎擦著我們的反光鏡。過去之後，我瞄了一眼右輪——離路肩邊緣不到五公分。

“你算好的？”我問。

“大貨車的輪距比咱們寬四十公分。”他說，“它不敢靠右，因為右邊是溝。它隻能靠左。咱們給它讓十公分，它就能過去。”

“你不怕它不讓？”

“它會讓。”小張說，“拉煤的司機都是老手。新手不敢開那麽快。”

傍晚的時候，我們路過一個小鎮。鎮口有一個集市，人很多，路被堵得水泄不通。小張沒有繞路，他把車停在路邊，下了車，走到巷口，看了幾秒鍾，回來上車。

“穿過去。”他說。

他指了一條小巷，窄得隻容一輛車通過。巷子兩邊是擺攤的，賣菜的、賣布的、賣糖葫蘆的。人擠人，人挨人。小張把車慢慢開進巷子，不按喇叭，不罵人。遇到擋路的人，他搖下車窗，喊一聲“勞駕”，那人就側身讓開了。他的聲音不大，但很清楚，不急不躁。

穿出巷子，到了鎮子另一頭，路通了。我看了看後視鏡，巷子裏的人還在擠，像是沒人注意到有一輛車剛剛從這裏穿了過去。

“你怎麽知道這條巷子能走？”

“賣糖葫蘆的那個老頭。”小張說，“他前麵有個空檔，剛好夠一輛車過去。空檔裏有碎冰碴子，說明他剛挪過攤位。他為什麽挪？因為巷子那頭有人喊他。他急著過去，所以把攤位往裏收了。他急著過去，說明巷子那頭是通的。”

我看著他。他麵無表情，像在說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

“你以前來過這個鎮子？”

“沒來過。”他說，“看路就行了。”

第五天傍晚，我們到了湛江。

南海艦隊的營區建在海邊，椰子樹在晚風中搖曳，海麵上停著幾艘灰色的軍艦，夕陽的餘暉照在艦體上，泛著金色的光。空氣中有一種鹹腥的味道，那是大海的味道。

潛艇支隊的政委姓孫，是個四十多歲的老潛艇兵，臉上的皮膚被海風吹得粗糙，但眼睛很亮。

“歡迎歡迎！”孫政委握著我的手，使勁搖了搖，“林遠同誌，你的名聲我們已經聽說了。坦克兵、空軍都看過你的電影了，我們海軍也不能落後！”

“政委客氣了。”我說。

“走，先吃飯。”孫政委領著我們往食堂走。

海軍的夥食比陸軍好得多。有魚有蝦，還有一大碗海鮮湯。小張吃得眉開眼笑，一連吃了三個饅頭，但吃相很規矩，不吧唧嘴。吃完把碗筷擺正，坐得端端正正。

孫政委看了一眼小張，說：“這兵不錯。”

小張沒說話，隻是坐得更直了。

吃完飯，孫政委帶我參觀了潛艇。

那是一艘033型常規潛艇，長七十六米，寬六點七米，水下排水量一千八百噸。從外麵看，它像一條巨大的鯨魚，灰色的艇身在月光下泛著冷光。

走進潛艇內部，我的第一感覺是——擠。

艙室之間隻有窄窄的通道，兩個人並排走都困難。艙內布滿了管道、閥門、儀表盤，密密麻麻，像一座迷宮。床鋪是吊在艙壁上的，隻有六十厘米寬，一個人翻身都困難。

“這就是潛艇兵的生活空間。”孫政委說，“出海的時候，七十多號人擠在這裏麵，一待就是一兩個月。”

“淡水呢？”我問。

“每人每天一茶缸。”孫政委說，“洗臉、刷牙、喝水，全指著這一茶缸。洗澡？想都不要想。”

“空氣呢？”

“循環過濾。”孫政委指了指頭頂的通風管道，“時間長了，空氣裏全是柴油味、汗味。新兵上艇，頭幾天都吐得死去活來。”

他帶我走進指揮艙，指著一個年輕戰士說：“這是小陳，聲呐兵，在艇上幹了六年了。”

小陳站起來，向我敬了個禮。他看起來不到二十五歲，但眼神裏有一種和年齡不相稱的沉穩。他的手很白，那是長期不見陽光的結果。

“小陳，你最久的一次出海，多少天？”孫政委問。

“報告政委，六十八天。”小陳說。

“六十八天沒見太陽？”我吃了一驚。

“六十八天。”小陳笑了笑，笑得很淡，“出來的時候，看見太陽眼睛都睜不開。有個戰友，出來第一件事就是蹲在碼頭上看太陽，看了半個小時，把眼睛看壞了，送醫院住了三天。”

“值得嗎？”我問。

小陳愣了一下，然後笑了：“林同誌，這話可不能這麽說。咱們當兵的，哪有什麽值得不值得？任務來了，就得去。”

孫政委把我領到他的房間，從抽屜裏拿出一個鐵盒子，打開。裏麵整整齊齊地疊著幾十封信。信封都是部隊統一印製的，沒有郵票，沒有郵戳，隻有收件人的名字。有的寫著“父親母親收”，有的寫著“愛妻收”，有的寫著“女兒收”。

“這是艇上所有人的遺書。”孫政委說，“每次出海前，每人寫一封。回來了就存著，下次出海前再寫。有些人的信，已經存了七八封了。”

他拿出一封，信封上寫著“李娟收”。字跡工整，一筆一劃，像是小學生描紅。

“這是小陳的。”孫政委說，“他每次出海都給媳婦寫一封。回來也不拆，就存著。他媳婦不知道他寫了這麽多信。”

他又拿出一封，信封上寫著“爸爸收”。字跡歪歪扭扭，像是剛學會寫字的孩子寫的。

“這是老李的。”孫政委說，“他兒子寫的。他兒子今年六歲，每次他出海前，他兒子就寫一封信給他。不識字，照著字帖描的。‘爸爸，平安回來。’就這幾個字，描了六年。”

他把鐵盒子蓋上，放回抽屜。

“每次出海，我們都做好回不來的準備。”他說，“不是不怕死，是有比死更重要的事。”

那天晚上，放映安排在潛艇支隊的大禮堂。

大禮堂能坐五百多人，但那天晚上來了將近六百人——除了值班的，能來的都來了。有的戰士從幾十公裏外的碼頭趕過來，騎著自行車，騎了兩個小時。

我把幕布掛好，調好投影儀。孫政委問我能放什麽，我說什麽都能放。他想了一會兒，說：“放個打仗的吧，戰士們喜歡。”

我選了一部《甲午風雲》。

當鄧世昌駕駛致遠艦衝向吉野號的時候，禮堂裏安靜得能聽見呼吸聲。那些潛艇兵們坐在那裏，眼睛死死地盯著銀幕，像要把每一個畫麵都刻進腦子裏。

坐在前排的一個老潛艇兵，看到鄧世昌殉國的那一幕，忽然站了起來。他站在那裏，拳頭攥得緊緊的，嘴唇哆嗦著，想說什麽，但什麽都沒說出來。

旁邊的戰士拉他坐下。他坐下了，但眼淚已經流了下來。

電影放完後，孫政委站起來講話。他說：“同誌們，一百年前，咱們的海軍被人打垮了。現在，咱們的潛艇在大洋底下遊著，誰也不敢欺負咱們。這就是咱們當兵的意義！”

戰士們鼓起掌來。掌聲持續了很久。

那個老潛艇兵走到我麵前，握了握我的手，什麽都沒說，轉身走了。他的手很粗糙，像砂紙一樣，但很熱。

後來孫政委告訴我，那個老潛艇兵就是老李，支隊最老的兵，在潛艇上幹了二十年。他的頭發已經花白了，但他的腰板還是直的，眼睛還是亮的。

“他明年就要複員了。”孫政委說，“在艇上待了二十年，身上落了一身病。腰椎間盤突出，風濕性關節炎，聽力也下降了。但他從來不跟人講這些。”

“他想看什麽電影？”我問。

“他說他想看一部關於大海的片子，不是打仗的，就是大海本身。”

我從硬盤裏找到了一部紀錄片《海洋》。我單獨給老李放了一場。他坐在大禮堂的第一排，一個人，看著銀幕上的鯨魚、海豚、珊瑚礁，一句話都沒說。

電影放完後，他站起來，向我敬了個禮。

“謝謝。”他說。

然後他轉身走了。他的背影在月光下顯得很瘦，但很直。

在南海艦隊待了五天，我給潛艇兵、水麵艦艇部隊、陸戰旅都放了電影。臨走的那天早晨，孫政委把我送到營區門口。

“林遠同誌，”他說，“下次來，提前打電話，我去接你。”

“好。”我說。

我上了車，坐在副駕駛上。小張發動了引擎，掛擋起步，車子駛出營區。

後視鏡裏，孫政委站在營區門口，向我們揮手。

開出湛江，上了國道。小張沉默地開著車，他的手很穩，方向盤在他手裏像長在車上一樣。開出去幾十公裏，他忽然開口了。

“林同誌。”

“嗯？”

“那個老李，二十年。那些信，一封都沒拆過。”

“嗯。”

“我當兵五年了。”他說，“每次出任務，也給家裏寫信。不是遺書，就是報平安。我媽每封都回，說家裏挺好，別惦記。”

他停了一下。

“林同誌，你說，潛艇兵在水底下待兩個月，他們想什麽？”

“想家吧。”我說。

“嗯。”他點了點頭，“我當兵五年，回過兩次家。每次回去，我媽都說，又瘦了。其實沒瘦，她就是心疼。”

他沒再說下去。我也沒有問。

車子在公路上飛馳。前方是下一個部隊，下一場電影，下一個等著被照亮的人。

而後視鏡裏，湛江越來越遠，最後變成一個灰點，消失在天際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