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頭村雷氏三代在昆士蘭接力經營“義合號” ——澳檔中山籍華商企業個案

  渡頭村雷氏三代在昆士蘭接力經營“義合號”

  ——澳檔中山籍華商企業個案               

 

香山(中山)縣良都渡頭村的雷宜惠(Louie Yee Way)，大約是大清鹹豐年間出生之人，早在一八九十年代便來到澳大利亞發展，於昆士蘭省(Queensland)北部濱海重鎮湯士威爐埠(Townsville)登陸入境。立足後，他去到西距該埠不到一百公裏的礦鎮車打士兜埠(Charters Towers)發展。車打士兜早在一八七十年代初便發現金礦，是昆士蘭北部規模較大、開采時間較長的金礦場。雖然這裏從一開始就限製華人進入淘金采礦行列，但仍然有大量華人聚集該地，尋找商機和營生，主要從事菜園業和商品零售業，包括旅店和餐飲。從一九○八年該埠華商及其他各業人士一百多人積極參與捐款賑濟廣東水災的數據看，當時該埠華民人數之眾，可與湯士威爐埠和堅市埠(Cairns)之華民人口相媲美。

大約在一八九十年代後半期，雷宜惠在車打士兜埠開設了一間雜貨商鋪，名為“義合號”(Yee Hop & Coy)，從事商品批發、日用雜貨零售，也兼營果蔬銷售。到一九○一年澳大利亞聯邦成立後，他便申請成為了澳大利亞的長期居民，可以申請回頭紙返回中國探親。[1]自一八九十年代開辦以來，義合號經營得法，頗有斬獲，財務狀況良好。車打士兜埠醫院的初建和維持，每年皆需要得到當地由一定身家的商界和民眾捐款支持，才能更好地服務當地。而雷宜惠自一九○五年起，其在醫院的捐款，當地報章都會將其名字予以刊布。[2]顯示出其具有一定的財政自主，可以參與當地公益活動。其財政自主的另一個例子是，在一九五年拒約運動捐款[3]、一九○八年的廣東水災捐款[4]和次年的大清海軍捐中[5]，他的名字列在捐款人的前列。當時報章通常都是按照捐款多寡來排名，雷宜惠排名在前，表明其捐款的數額排得上號，因為能捐出一鎊，算得上是數額較大者，也表明在財務上比較充裕，有餘力提供捐助。一九三十年代初，義合號的年利潤率大致在二百至三百鎊左右。

鑒於雷宜惠來澳時已屆中年，在家鄉已有家小，其中的一個兒子雷阿輝(Louie Ah Fay)，出生於一八九○年十月十一日。從後來雷阿輝的英文簽名來看，他早年曾接受過一定的英文教育。也就是說，雷宜惠來澳經營義合號商鋪，每年都會有相當銀錢匯寄家中，除了能贍養家小，還能給子女提供較好的教育，包括英文訓練。在這樣優渥的家庭裏成長，雷阿輝自然也按部就班地在未及弱冠的年紀結婚，陸續生養有七個子女，最小的孩子是在他出國後的次年出生。一九三三年，來澳已經三四十年的雷宜惠想要把在澳生意傳承給兒子，回國養老，便以回國探親，生意需要有人代為打理為由，向澳洲內務部申請辦理兒子雷阿輝前來接替他經營。當時澳洲的政策是，華商經營達二十年以上者，如需回國探親，可以申請海外人員(亦即自己的子侄輩或親戚等)前來作為代理，以一年為期，到期可展延，通常可延三年以上。雷宜惠利用這一政策，安排兒子前來接班。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雷宜惠通過中國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館向澳洲內務部申辦雷阿輝的入境簽證。因其在車打士兜經商多年，當地警方對雷宜惠較為熟悉，認為他財務狀況良好，值得信賴。內務部據此也在九月底批複了雷阿輝的入境簽證。接到簽證後，雷阿輝便根據父親的安排，去到香港，搭乘從那裏啟航的“太平”號輪船，於多年十二月七日抵達湯士威爐港口，入境澳洲，轉道去往車打士兜埠。雷宜惠在兒子抵達後，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帶其熟悉情況，見習經營。一九三四年月二十日，雷宜惠在湯士威爐埠搭乘同一艘“太平”號輪船駛往香港，轉回家鄉，由此就留下雷阿輝代其照看商鋪。實際上，以雷宜惠此時七十幾歲近八十歲的年紀，此一去顯然就是回家安度晚年，已經無力再返回澳洲了。而留下來照看商鋪的兒子雷阿輝，事實上也已經從父親那裏拿到了商鋪一半的股份，另一半仍由雷宜惠擁有，顯然也是作為其退休的費用來源。由是，雷阿輝自抵澳代父經營商鋪後，便一直呆了下來，維持義合號商鋪的經營和發展。到一九四○年時，商號的年營業額已達五千多鎊，顯然是經營得法，生意興隆。[6]

雷兆業(Louie Chew Yip)是雷阿輝的三子，也是在良都渡頭村出生。在其首次申請赴澳的材料中，他的出生日期是一九二二年六月五日；但在其日後如今申請材料中，其年齡改小了一歲；而據其女兒填寫的入籍申請表，他的出生年份是在一九一七年。很大可能後一說法才是其真實的出生年份，而申請來澳時把年齡改小，最主要原因可能是為配合申請入境簽證。

可能因家境良好，雷兆業自進入學齡便接受良好教育。一九三七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麵侵華，中國也舉國抗戰。為免戰火影響其學業，當年九月份，家人將雷兆業送到澳門讀書，為其辦理注冊入讀逸仙紀念中學念高中，主修農科。經三年學習，成績合格，於一九四○年六月畢業。

就在兒子在逸仙紀念中學畢業前後，雷阿輝便緊鑼密鼓地安排兒子前來澳大利亞留學，以便在其來到後，能效法父親的做法，將兒子留下來代為經營管理義合號商鋪，自己回鄉探親。按照澳洲《中國留學生章程》的規定，十四歲至十九歲之間的中國學生赴澳留學，需提供具備基礎英語學識能力的證明。於是，雷兆業在畢業前夕，於五月二十一日從逸仙紀念中學校長那裏拿到了推薦信。收到上述推薦信後，雷阿輝於七月十六日具結財政擔保書，並以監護人的名義填表，向中國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館申請兒子雷兆業赴澳留學的護照和簽證。他以代父經營的義合號商鋪作保，承諾每年供給膏火一百鎊，以充兒子來澳留學期間所需之學費、生活費、醫療保險費和其它的開支，要將其安排入讀車打士兜埠的襄馬剌加厘治學校(Thornburgh College)念書，後者也提供了一份錄取確認信，對雷兆業進入該校學習表示歡迎。

收到雷阿輝遞交上來的材料後，中國駐澳大利亞總領事保君建在檢查時發現，少了一份其子雷兆業手寫的英文抄件，無法讓人判斷其英語程度如何，便與其聯絡，詢問此事。直到這時，雷阿輝方才明白自己事先沒有問清楚，把這事兒忘了，但他表示其子學過英語，而且程度不錯；為此，他請求保總領事向內務部說明此事，先受理這份申請並盡快核發簽證給他的兒子，而他也會趕緊寫信回去，讓雷兆業用英文手書一信寄過來以備檢查。這一聯絡通信，往返折騰了兩個月之久。對於雷阿輝的要求，保總領事認為合理，便於九月十九日致函內務部秘書，為雷兆業申請留學簽證，同時也將上述雷阿輝的要求附上，並保證雷兆業具備了一定的英語學識能力。為此，他希望內務部秘書盡快審理此項申請，以便能夠早日核發留學簽證給這位十八歲的中國青年。

事實上，內務部秘書也是很配合的。九月二十五日，他便指示海關按照流程就此申請提供相關的報告。湯士威爐埠海關接獲上峰指示後，按照慣例，要找出監護人在簽證申請人出生前後的出入境記錄，但令他們沮喪的是，怎麽也無法查到雷阿輝在一九二十年代初期有過出入境的信息，便於十月十五日直接寫信給其本人詢問，請他提供抵澳後有幾次出入境，並請提供出入境時乘坐的是哪艘輪船，最好能提供船名。可是雷阿輝是直脾氣，接到上述信函後立即回複說，自抵澳至今，他根本就沒有回去過中國探親，而因為沒有出入境，自然也無法提供船名。由此看來，雷阿輝的英語確實不錯，顯然在出國前也已經接觸過英語，並在這方麵有過曆練。接到上述回複，湯士威爐埠海關還沒有回過神來，以為是這位監護人要保護隱私，不願意配合，遂於十一月二十日再次致函，耐心地重複上述問題，請其配合予以回答，並希望他能去到海關辦公室當麵一聊，以解決上述問題。五天後，雷阿輝複函，還是給予同樣答複，並表示即便去到湯士威爐海關辦公室，也無法對此提供更多的資訊。直到這個時候，海關人員還是認為雷阿輝是在回避，不直接回答問題，準備向上報告采取進一步的行動；同時，也請警務部門提供一份有關監護人的品行報告。

很快，車打士兜埠警察派出所就在十二月三日提供了所需報告；看完後，海關人員才終於回過神來。報告顯示，雷阿輝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七日抵澳，持的是工作簽證，作為其父雷宜惠的替工，在後者返回中國探親期間，代父經營義合號商鋪。隻是雷宜惠自一九三四年初回國後便一直沒有返回澳洲，雷阿輝便一直呆了下來，當然每年都要申請展簽。在過去數年間，其鄰裏關係融洽，口碑甚好。由是，海關人員方才明白何以無法找到在一九三三年之前與其相關的出入境記錄，因為那時他根本就不在澳大利亞，而是在中國。如此，他與雷兆業的父子關係就毋庸置疑。於是，海關在十二月十八日將上述情況報給了內務部秘書。而也就在同一時間，雷兆業的手寫英文信也寄到，保君建總領事便將其轉寄給內務部秘書。

經過內務部幾位不同層級官員的商討之後，達成共識，認為雷阿輝隻是臨時工作簽證持有人，不是在澳長期居留或歸化澳籍的華人，因而不符合《中國留學生章程》中監護人和財政擔保人的條件。於是，一九四一年二月五日，內務部秘書複函保君建總領事，否決了雷兆業的簽證申請。

保君建總領事接到上述拒簽函後，不太接受這一結果，認為雷兆業的申請材料齊全，最後其手寫英文信也顯示出具備了一定的英語學識能力，且雷阿輝經營老字號的商鋪，財務狀況良好，不批給這位中國青年入境簽證是沒有道理的。他於二月十三日發函詰問拒簽理由，並希望重新考慮核發簽證給雷兆業。二月二十一日，內務部秘書複函，說明是因雷阿輝不具有監護人和財政擔保人的資格，才導致拒簽。換言之，非永久居民是不能申請其在鄉子女前來澳洲留學。如果此次申請由在國內探親的雷宜惠提出，則結果就會不一樣。保君建總領事得知原因，知道事不能為，便將結果告知雷阿輝，而後者得知理由，亦無話可說。[7]此時已經回國多年的雷宜惠是否依然健在都是未知數，故以留學途徑赴澳之事已不可為。

但雷阿輝並沒有放棄，還需要設法辦理雷兆業前來接續經營，傳承生意。不過，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海路遮斷，一般民眾無法在太平洋上來往。直到戰爭結束後，航線重開，雷阿輝再消費自己前來澳洲的故事，將兒子雷兆業辦理去到澳大利亞。

一九四七年，湯士威爐埠的威爾森·阮與葛羅士律師行(Wilson, Ryan & Grose Solicitors)作為代理，申請雷阿輝繼承雷宜惠在澳洲的商鋪及其經營權。作為一間自十九世紀末便已開設的商鋪，義合號已經在此營業長達五十年之久，算得上是老字號企業。按照戰前及戰時內務部的規定，凡經營達二十年以上的華人企業，年營業額超過二千鎊以上者，可以傳承給其從中國申請來的親人或者替工繼承[8]。現在雷宜惠已逾九十歲，十餘年前返回中國家鄉探親，迄今未能返回澳洲，現在也因年事高，無法適應航海和長途旅行，事實上已經無法返澳，故而申請由雷阿輝繼承經營。移民部接受上述申請後，了解到義合號在一九四五年的財政年度年營業額為八千三百五十鎊，一九四六年下降到六千三百三十二鎊，到一九四七年，雖然年營業額統計結果尚未出來，即便再下降，但也會遠超上述二千鎊的要求，因而批複了上述申請。由是，雷阿輝的簽證一次性地獲批五年，即從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起算，有效期到一九五二年六月三十日。有了這樣的身份，屆時再申請展簽，就可以是另外的五年簽證，或者直接申請永久居留。事實上，這也是當年許多老字號的華人商鋪得以留存下來並有後人留居在這塊土地上的一個原因。

在這種利好的情況下，雷阿輝便決定回國探親，畢竟他自一九三三年底來到澳洲後，已經十幾年未曾與家人見麵。但要回國，其商鋪就需要人代為經營管理，他便想將兒子雷兆業申請過來作為他的替工，在他回國探親期間，代為管理義合號商鋪。他隨即將此想法告訴中國駐雪梨總領事館，由後者代為提出申請。十一月五日，中國駐雪梨總領事吳世英致函移民部秘書，將雷阿輝的申請和盤托出，並表示雷兆業在上次申請赴澳被拒之後又去到香港接受英語教育，僅就語言而言，他都具備了條件和能力代父管理商鋪，希望移民部能盡快批複。由於各方麵的條件都具備，這一次的申請很順利，移民部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正式批複了上述要求。

經過一番準備，半年之後，持有中國外交部特派兩廣特派員公署當年五月十日核發的護照(號碼是418650，並且他也在護照上把自己的年齡改小了一歲，變成了一九二三年出生)，雷兆業搭乘從香港啟程的“彰德”(Changte)號輪船，於七月四日抵達昆士蘭省北部的港口堅市埠[9]，由此入境後再乘車南下，抵達四百多公裏之外的車打士兜埠。他此次準備在澳工作五年，簽證每次有效期一年，可逐年申請展簽。

雷阿輝早在一九○七年便結婚，長子在其結婚之年出生，已經去到秘魯發展，二子於一九○九年出生，已在香港營生；大女兒一九一一年出生，早已出閣。其後是兒子雷兆業，在其之下還有兩個女兒，分別是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七年出生，也已嫁人，而最小的兒子是一九三四年出生的雷兆高(Louie Chew Kao)。雷阿輝從中國探親回來後，便於一九五○年將小兒子辦理到車打士兜埠讀書，進入此前他擬安排雷兆業留學的襄馬剌加厘治學校就讀。四年後，雷阿輝申請將兒子雷兆高的學生身份改為商業簽證，進入義合號幫工，成為義合號的一員。一九五七年，雷兆高與英國裔的Janice Laura Nelsson結婚，歸化澳籍。一九六一年，雷阿輝也歸化入籍。[10]

在剛入境及第二年所填寫的表格上，雷兆業寫的是未婚，但到第三年，他就寫上了已婚。[11]實際上，他在一九三九年便與娘家在石歧的馬彩芬結婚，並分別在1941年、1944農和1948年生養了長女雷拔真、兒子雷浩超和幼女雷浩琪。在兄弟雷兆高結婚後，雷兆業便從義合號商行退出，自己經營另一家商號。一九六四年，他先把兒子浩超和幼女浩琪申請到澳洲讀書，跟自己住在一起；到一九六七年又把已在香港的長女拔真葉辦到了澳洲，以及申請將妻子馬彩芬從中國辦到澳洲團聚[12]。

一九四○年七月十六日，雷阿輝填表向中國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館申請兒子雷兆業赴澳留學的護照和簽證。

一九四○年五月廿一日，澳門逸仙紀念中學校長出具的雷兆業推薦信。

一九五○年入境登記表上的雷兆高。

一九五八年時的雷兆業。

一九三九年時的雷阿輝。

一九四八年時的雷阿輝。

 

粟明鮮  20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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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ertificate Exempting from Dictation Test (CEDT) - Name: Yee Hop - Nationality: Chinese - Birthplace: Canton - departed for China per KUMANO MARU on 29 April 1907, returned to Townsville per TAIYUAN on 15 March 1909, NAA: J3136, 1907/137。該檔案顯示，雷宜惠應該是一八五四年出生。

[2] Northern Miner (Charters Towers, Qld.: 1874 - 1954), Friday 10 March 1905, page 4.

[3] “澳洲拒約”，《東華報》1905年12月9日，第五版。

[4] “粵省水災捐款”，《東華報》1908年9月26日，第八版。

[5] “車打士兜埠華僑熱心海軍捐”，《東華報》1909年7月17日，第六版。

[6] Louie, Ah Fay, NAA: J25, 1958/2290。

[7] Louie Chew Yip - Student exemption [0.5cm], NAA: A433, 1947/2/5670.

[8] 詳見：Arthur Sue Kee - Student passport - Business exemption, NAA: A433, 1946/2/4202。

[9] Chew Yip Louie - Chinese (substitute) - arrived 4 July 1948 in Cairns aboard CHANGTE, NAA: BP210/2, CHEW YIP L。

[10] LOUIE, Kao [known as Robert or LOUIE, Chew Kao] - born 1934 Canton, China - Nationality Chinese [arrived Cairns on the CHANGTE 13 September 1950]; wife NILSSON Janice Laura, J25, 1959/2223.

[11] Yip, Louie Chew born 1923 - nationality Chinese - arrived in Cairns on CHANGTE 4 July 1948, NAA: BP9/3, CHINESE YIP L C。

[12] Louie Chew Yip (Phillip), wife Mar Choy Fun and children Louie Ho Chew [son known as Phil], Louie Ho Kee [daughter known as Kaylene], Louie Bat Chen [daughter][father of Louie Chew Yip - Louie Ah Fay], NAA: J25, 1966/2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