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尋找在海南島失蹤的澳軍戰俘
——解救海南島八所盟軍戰俘(續3)
瓊崖抗日獨立總隊第二支隊於1944年4月8日在海南島感恩縣(現東方市)抱板村伏擊戰中碰巧打死九 名並救出十名澳軍戰俘之後,又過了十六個月,即到1945年8月底,亦即日軍宣布投降後的快二周之後,在北黎港八所盟軍戰俘營幸存下來的一百九十多名澳軍戰俘,才被代號為“鴿子行動”的美軍解救隊所解救並立刻轉運香港。這幸存下來的澳軍戰俘,也包括那三名在抱板村伏擊戰中負傷、但最終千方百計設法逃回營地的澳軍士兵。
這些被解救的澳軍官兵,並沒有忘記那些一年多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瓊縱伏擊戰中被遊擊隊順便救出的袍澤。隻是自從那10名澳軍戰俘被瓊縱救出之後,就一直了無音訊。為此,澳軍戰俘最高長官史考特中校先將這十名被瓊縱救出的澳軍官兵名字登記在冊,以便隨時查閱。這十名官兵的名字如下:
兵籍號 軍銜 姓名
VX66901 列兵 A. H. Chenoweth (負傷)
VX45863 列兵 E. M. Ratcliffe (負傷)
VX71865 下士 H. C. Youngberry
VX44919 列兵 A. W. Haynes
VX40228 列兵 A. A. Hawking
VX27245 列兵 W. S. Lynch
VX60936 列兵 F. A. Stokes
VX30303 列兵 E. T. C. Stafford
VX25115 列兵 A. H. Struhs
VX27428 列兵 L. A. Shields
澳軍戰俘被解救後,隨即經三亞運往香港,大多在9月中旬以後陸續乘澳大利亞皇家海軍的艦艇回國。但他們此時還是惦記著那十名落入共產黨遊擊隊手中而生死不明的袍澤。就在香港待船期間,史考特中校先向盟軍駐港最高當局提交了上述名單,希望其協助查找那些澳兵的下落;同時,也向澳大利亞軍方提出報告,希望通過盟軍及兩國外交渠道等方式,尋找他們。事實上,上述名單中,除了下士楊百瑞(H. C. Youngberry)和負傷的列兵陳洛偉(A. H. Chenoweth)分別屬於戰前臨時配屬於海鷗支隊的反坦克連及野戰救護隊之外,其餘八人皆為他擔任營長的澳軍第八師第2/21營的士兵,是他帶出來的兵。史考特中校也是愛兵如子,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他都希望能找到他們。換言之,就是:活要見人,死要見屍。
從1945年9月開始,澳大利亞軍部就著手調查上述十名澳軍戰俘的下落。當然,軍方首先想到的是澳大利亞駐華公使館,希望其通過外交途徑查詢。與此同時,隨著1945年9月份國軍第46軍(桂係部隊)登陸海南島進行戰後接收,盟軍也隨即派遣聯絡官跟隨前來,以便查詢在島上失蹤的盟軍戰俘及戰時被日軍擊落在海南島的盟軍飛行員。
9月19日,盟軍太平洋戰區美軍司令部派出二名聯絡官,空降海南島儋縣的那大鎮,拜會廣東省瓊崖抗日遊擊隊獨立縱隊(亦即一般簡稱中的“瓊縱”,1944年秋由瓊崖抗日獨立總隊[全稱為:廣東省瓊崖抗日遊擊獨立隊總隊]改稱)司令馮白駒。雙方雖然在接受日軍投降及駐防等問題上有分歧,但就獨立縱隊解救出來的盟軍戰俘接收問題,則達成了一致協議:即獨立縱隊將二十七名盟軍人員移交給盟軍代表。
但問題是,上述瓊縱移交的盟軍戰俘,除了美軍飛虎隊飛行員外,基本上是英國人、印度人,後者是在日軍攻占香港後成為戰俘,並最終送到海南石碌鐵礦做苦工者,其中無一人是澳大利亞人。換言之,盟軍首次與瓊縱的交涉,根本就沒有解救出任何1944年抱板村伏擊戰中失蹤的澳軍戰俘。那麽,這些人在哪裏呢?他們是否還活著?
在軍方與外交部門幾經交涉仍無進展後,澳大利亞軍方決定,組織一個特別的海南失蹤戰俘查找小組,前往海南島實地查找,以確認這些澳洲軍人的最終消息。
1946年2月27日,以賈恪生少校(H. N. Jackson)為首、輔以闞波上尉(G. M. Campbell)和費立璞中士(R. M. Phillips)組成的澳大利亞軍方海南澳軍士兵失蹤查詢小組,正式從澳洲本土乘飛機出發,前往中國,實地查找失蹤已近二年的澳洲大兵,因為軍方要為每一個自己的士兵負責,也需要給這些大兵的家庭一個交代。
當時,賈恪生小組乘坐的是軍機,因此,他們隻能分段飛行:先從悉尼的軍用機場起飛往北,前往昆士蘭州西部的克隆卡裏(Cloncurry),再從這裏沿西北方向飛往北領地的達爾文港;然後往北飛到荷屬東印度(現印度尼西亞)在婆羅洲島上的巴厘八板(Balikpapan),再從這裏出發,往東北轉飛到納閩島(Labuan Island);從澳洲到荷屬東印度,還算順利,因為這裏是盟軍西南太平洋戰區的轄地,戰時和戰後複員時期,此地皆由澳大利亞軍方主管。從這裏再往西飛到法屬印度支那的西貢,從這裏飛中國的廣州,再轉道去香港。這後一段路程區間的飛行,則需要多方協調。總計整個路程,他們走了超過一個星期的時間。抵達香港時,已是3月6日。
按規矩,賈恪生少校立即向盟軍香港最高司令長官報到,並遞交澳大利亞軍方的信函,陳述該小組的使命並希望能得到當地盟軍的全力配合。但不幸的很,當時盟軍在香港的最高長官是由英國人擔任。而此時香港的英國當局跟中國的關係搞得非常緊張,相互猜忌,暗地搗鬼。原因在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防守香港的英軍雖做了長期的準備,但在日軍的進攻下打了沒二天,就很快投降,比中國軍隊的表現還要差;而在日本宣布投降後,當在廣西的中國軍隊沿西江東下準備接管香港時,戰時比兔子跑得還快的英軍,卻以軍艦快速運兵,搶先收複香港,讓中國政府和準備接收香港的中國軍隊很惱火。故中國政府廣東軍政當局對港英政府就處處製肘,在許多方麵與港英政府不予合作。因此,中國政府此時不許英國的軍艦前往大陸沿海的港口,也不許去海南島。看來,英國人是指望不上了,賈恪生少校就隻好求助於在港之美軍。此時美軍的軍艦還可在中國沿海航行,尤其是在海南島,因為中國政府不僅需要其協助運送軍隊和其它救援及戰略物資,而且還需要其派出大量的掃雷艦,協助中國軍政當局清掃日本人當年在中國沿海及瓊州海峽布下之不可計數的水雷。賈恪生少校的請求很快就在美軍那裏得到了積極的回應:美軍決定用軍艦送他們上島,因為美軍此時也要派遣一個失蹤飛行員尋訪小組前往海南島,以尋訪戰時因空襲該島而被擊落或跳傘的美軍飛行員。與賈恪生小組一同前往的,還有澳軍戰爭公墓處派遣出來的一個小組,跟隨他們一同去尋訪和收集盟軍戰俘的遺體。3月11日,賈恪生小組登上美軍“莫裏斯號”驅逐艦,前往海南島。航行途中曾多所停留,3月15日始在海口上岸。
在海口,賈恪生小組找遍了那些從八所和三亞過來的香港勞工以及在此工作的幾位法國傳教士,除了從他們嘴裏聽到了一些有關八所盟軍戰俘營的隻言片語的舊聞之外,並沒有什麽具體的收獲,隻是在海口附近找到了美軍第10航空隊於1945年日軍投降前在此被擊落的飛機殘骸及飛行員遺體。為此,賈恪生小組決定,計劃從北向南橫穿全島,經儋縣的那大,通過有五千人之眾的瓊縱遊擊區,到達感恩縣的八所進行尋找。於是,3月19日,由上述賈恪生小組三名澳軍及新加入的澳軍戰爭公墓處的魏大可中尉(D. Whittaker)、以及一名英國皇家海軍中校薄滿(M. Berman)、一名中國譯員王亞樵(譯音,Wong Ah Choj)、二名美軍軍官(一為白琪[W. K. Patch]少尉、另一為範登寶[W. Vandenberg]軍士長)組成的尋訪失蹤澳軍探險隊,分乘二輛吉普車,由海口向那大進發。雖然國軍海口衛戍區司令派出了6名官兵乘坐另一輛車在後予以護衛,但保持半英裏的距離,以便讓這些盟軍官兵顯得在共產黨和國民黨相爭之際是保持中立的。一路上逢村過寨時,賈恪生小組都會停下來打探有關失蹤戰俘消息,但一無所獲。
在從海口出發前,賈恪生少校就從某些關係那裏得知,到那大後,可以跟瓊縱司令員馮白駒的一位聯絡員切取聯係,因此,一到那大,王亞樵譯員就直接去尋訪那位聯絡員,最終讓他給找到了。賈恪生少校與他見麵之後,便說明來意,希望他能引見給馮白駒將軍。但這位聯絡員告知,馮白駒將軍經常居無定所,所帶部隊飄忽不定,無法見到他。最後,聯絡員應允為其帶信給馮白駒。於是,賈恪生少校即修書一封,並由王亞樵當堂譯成中文,希望馮白駒能告知有關澳軍(包括其他歐裔)失蹤戰俘的近況以及如何找到他們。為了表示誠意,他在信中還說,如能將那些澳軍戰俘送還,瓊縱可以提出要求和回報,這些他都可以考慮,是可以商量的。賈恪生還表示,他們隨後就會去榆林,會在那裏待上一個星期,因此,有回音的話,請送到那裏為荷。最後,賈恪生少校付了二萬元金圓券給那位聯絡員,以便讓他務必將此信帶給馮白駒。
在那大得知,因瓊縱與國軍之間戰事不斷,從此地到八所的所有橋梁都被破壞,道路不通,無法前往,因此,賈恪生小組遂決定原路返回海口。3月22日,他們從那大鎮出發,尚未抵達臨高縣和舍鎮的半路時,前方路上的一座橋梁就被瓊縱炸毀了。為此,他們隻得穿過叢林,繞道到該河流的一處淺灘,由此過河才能繼續前行。當時在過河處不遠正好有一隊國軍排哨巡邏,協助賈恪生小組順利過河。當他們過完河之後正向和舍鎮前進之時,就聽到一陣槍聲,是炸橋的瓊縱部隊向前述國軍排哨發起突然襲擊,導致後者二十三 名官兵陣亡。
當賈恪生小組從和舍鎮返回海口途中而抵達澄邁縣福山鎮時,遇到了大批從八所徒步走來到香港勞工,他們衣衫藍縷,骨瘦如柴,希望走到海口,找機會搭船返回大陸。賈恪生在對這些勞工待詢問中得知,有四 位澳洲戰俘已經從瓊縱遊擊隊手中逃出,但已死亡,就埋葬在距八所北麵約4英裏左右的地方。問題是,他們幾經詢查,還是無法獲知其具體位置。
回到海口後,賈恪生少校拜會了當地駐軍最高首腦第46軍軍長韓煉成及另一位將軍張嘉斌(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之胞弟,當時是政府派來島上接收的大員),希望能獲得一些信息,然一無所獲。但他們還是給了一些積極的建議,即在海南島唯一的一份中文報紙上刊登尋找失蹤戰俘的消息,也許這樣還可以獲得一些反饋,因為無論什麽派係的人,都會不時地閱讀這份報紙。
3月22日,賈恪生小組及其相關人員再從海口出發,沿東線前往榆林。在榆林詢問了大批勞工仍然一無所獲之後,他們就寄希望於八所。從榆林抵達八所之後,澳軍戰爭公墓處魏大可中尉就督率其手下人員,在八所後麵緊靠著當年盟軍戰俘營的小嶺墓地及其周邊地區緊張地工作起來,收集死難戰俘的遺骨;其餘同來的英軍和美軍及其隨行人員則協助賈恪生小組,遍訪仍然滯留在八所的勞工和當地居民,不放過任何線索,以尋找失蹤澳軍戰俘的下落。從當地勞工嘴裏隻是聽到消息說,有戰俘最終從瓊縱遊擊隊手裏跑了出來,但具體情況則不得而知。最終,在3月30日,他們找到了一位曾擔任過八所地區官員的何先生,從他那裏獲得了一些有價值的信息。
作為戰時該地區的地方官,何先生知道當年抱板村伏擊戰的事情,也知道有盟軍戰俘被瓊縱救出。他聽當地民眾說,那二名負傷的澳軍戰俘很快就死去,但當地村民無一人能告知埋葬他們的具體地點和方位。後來賈恪生小組試圖在抱板村周圍尋找過,但毫無所得。至於剩下的八名澳軍戰俘,據當地村民告訴何先生,他們於瓊縱救出他們的次日,就從遊擊隊那裏逃離出來。但他們逃出來後,就一分為二,一組三人,另一組五人,前者向南,後者往東,沿不同方向各自逃命。據當地居民說,那三人組的澳軍戰俘後來又被日軍俘獲。對於此事,一位當時在榆林日軍司令部的台灣軍夫曾說過,那三人中有二人當即被日軍拉到海邊槍斃了。至於剩下來的那一位,何先生的看法是,這個人已經不用日軍采取行動,就已病餓而亡。而上述二人被日軍拉去直接槍斃之說法,無人能夠給予直接的證明,因為日軍根本就不允許旁人靠近他們。如此,這三人的遺體也就根本無法查找了。
那其餘的五人去了什麽地方呢?如同當年石碌鐵礦是所有勞工和戰俘的夢魘一樣,是否他們被抓去這座礦山,最終死在那裏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於是,接下來的幾天裏,賈恪生小組遂分出一撥人,前往石碌鐵礦查看。礦區周圍沒有村莊,人煙稀少,查找人員除了在此間找到一些美軍航空隊的飛機殘骸和飛行員遺物之外,並沒有其它發現。於是,賈恪生少校決定直接前往抱板村查看。但當地村民是一問三不知,他們四周勘察亦無任何相關墳塋的痕跡。後來當他們詢問仍在當地的勞工時才得知,實際上,一旦像上述二年前的伏擊戰發生時,村民們都會逃離村莊,因為日本人的報複很瘋狂,隻是在情況穩定後他們才會返回家來。因此,現場發生的很多事,他們中大部分人其實是不清楚的。為此,他們在4月2日返回八所後,就利用晚上的時間,再與何先生詳談,以進一步確認一些信息。
何先生在戰時曾經與瓊縱有過合作關係,對他們的情形比較了解。在這天晚上的詳談中,他表示,據他的線報,1945年9月的時候,有人看到瓊縱中有歐洲人與之並肩戰鬥。更早一些時候,約在1945年1月份,有人告訴他,有一位澳軍戰俘在為馮白駒的兵工廠工作,製造彈藥。當賈恪生少校告訴他,他們已經設法向馮白駒傳遞消息以尋找失蹤的澳軍戰俘,不知道是否馮會否回複他們時,何先生以他對馮的了解,這樣回答賈恪生:如果澳軍戰俘目前仍然和瓊縱在一起的話,馮白駒一定會設法回複他們的。為此,賈恪生少校再次寫了一封信,交與何先生請他轉送馮白駒,以表明澳軍對其失蹤士兵的關切之情。最後,何先生向賈恪生少校提供了三個聯絡地址和姓名,其中一個是香港的,是馮白駒的聯絡關係,也許通過這個關係,可以與馮白駒直接聯絡上。
目前來說,關於澳軍戰俘的消息隻有二個來源:一個是王亞樵譯員在那大獲得的,另一個就是上述的何先生。但問題在於,他們都是間接從別人那裏聽到的這些信息,而非直接的目擊者。賈恪生小組還需要時間和查詢,進一步的證實這些信息。有鑒於澳軍戰爭公墓人員的工作已經結束,美軍的搜尋任務也已完成,賈恪生小組遂於4月3日與他們一同返回榆林。
就在返回榆林之次日,賈恪生少校獲得了另外一項信息。在3月中賈恪生小組去那大時,曾派出一個小組,化裝成商人,前往榆林,一路打探消息。4月4日,該小組抵達榆林,向賈恪生少校報告,他們前幾天在加來鎮遇到了一位姓袁(或者是姓雲——海南島有姓雲的大家族)的國軍上校。據該上校說, 1945年12月份,他曾在沙帽嶺看到有四位歐洲人(他認為就是澳洲人),當時他們與馮白駒的部隊在一起活動。看上去他們並非是被關押,但顯然其活動的範圍有所限製。實際上,早些時候,即1945年7月份時,他聽說有六位歐洲人與馮白駒的瓊縱在一起,但據告有二人後來死了。袁上校戰時曾與馮白駒部合作抗戰,剛剛才正式編入國軍。這一情報顯然極具權威性。但從目前海南島上政治軍事局勢來看,再與袁上校接觸核實上述資訊顯然不合時宜,也難以辦到。因此,賈恪生少校遂決定返回香港,再由那裏赴廣州拜會該省最高軍事長官張發奎將軍,希望通過他的關係能使該項尋訪工作有所進展。
於是,賈恪生小組和英軍及美軍同行便直接從榆林港乘坐美軍的驅逐艦“Currier”號返回香港。賈恪生少校還是按規矩向駐港英軍最高長官報告了海南島此行的收獲以及現在麵臨的問題,後者答應將為其完成使命提供盡可能的協助。雙方在充分考慮目前中國的形勢尤其是海南島的局勢之後,鹹認為派出大批部隊前往海南島搜索是不可能的事情,搞得不好,會加深島上的動蕩,也會為島上國共雙方互相利用,而成為無法避免的外交事件。目前形勢下惟能做的,就是通過各種馮白駒的聯絡渠道與之直接聯係,或者是通過澳大利亞在華使團直接與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聯絡,通過他們責成馮白駒澄清澳洲戰俘之問題;此外,應通過與張發奎將軍的溝通聯絡,而直接與前述之袁上校見麵,再詳細地詢問其所知曉的澳洲戰俘行蹤。
4月下旬的時候,港英當局提供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的總領事Ronal Hall的通報說,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將軍不日將赴海南島視察,Hall總領事將陪同張將軍一同前往,屆時他會相機會見袁上校,以確認他提供的上述情報。同時,Hall先生還從廣州行營為賈恪生少校也弄到了一紙邀請,讓他也加入到張將軍的這個視察團中,一同前往海南島。可惜,4月下旬到5月上旬的這段時間裏,賈恪生個人正在上海活動,當接到邀請時,趕不到廣州,失去了這個機會。為此,賈恪生隨即緊急請求由闞波上尉代替他隨團前往,而且最終該請求也獲得批準。但令人遺憾的是,闞波上尉在從香港前往廣州準備隨團前往海南島時,因時間耽擱,最後沒有趕上張發奎將軍的飛機,這個機會也失去了。
Hall總領事也通過關係,試圖聯絡共產黨的東江縱隊,希望通過他們與馮白駒聯絡,以打探海南島失蹤澳軍政府的消息。隻是這條線幾經聯絡,始終沒有接上關係。
澳大利亞駐華公使高伯蘭(Professor Douglas Berry Copland)此時也為此事奔忙。公使館的一等秘書邵伯(Patrick Shaw)在高伯蘭的督促下,直接與在南京軍調小組中共代表團的團長周恩來聯絡,試圖通過周與馮白駒聯絡上。甚至因其以前曾見過孫中山夫人宋慶齡,賈恪生少校在上海期間也極力與之取得聯係,希望在必要時,孫夫人能對此事幫上一把。與此同時,賈恪生少校在香港還聯絡上一位王先生(Raymond Wong),後者與雲南方麵有聯絡。據他的關係說,雲南的共產黨方麵與海南島有無線電聯係,因此,賈恪生少校也托他轉道雲南向馮白駒傳遞信息。
不過,最直接的關係還是在廣州。此時,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的一位領事與廣州行營張發奎總部的一位高級官員郭博士(或者是郭醫生,Dr T W Kwok)聯絡上了,後者介紹了一位名叫馮布文(譯音,Fung Po Wan)的人,他曾是馮白駒司令部的軍官,現在投誠了中央。據他的陳述,被瓊縱裹挾的澳軍戰俘已經全部死亡,都埋葬在昌江與感縣之間的地帶。可以說,這是最直接可靠的消息了。但上述地區,及八所南北30英裏的範圍內,賈恪生小組不久前都搜尋過,沒有任何發現。在這一地區,確實有成千上萬的無主墳墓,埋的主要是那些病歿餓死及被日軍槍殺而亡的勞工。即使這裏邊有上述十名失蹤澳軍士兵,也無法一一掘出予以辨認。換言之,要想最後確認這一事實,顯然是不可能的。
但此時賈恪生少校還是想最後試一試運氣,即再訪海南島,希望能就上述死亡澳軍的葬地獲得些蜘蛛馬跡的信息。6月份時,賈恪生少校先安排魏大可中尉帶人前往榆林,轉赴八所,先期查看,同時收集荷印軍死亡戰俘的遺體。他則計劃在魏中尉出發後,跟隨英軍造訪八所的一艘軍艦隨後幾天前往。但該英艦在原定啟碇前半天宣布取消此次航行,可能是上述英國與中國因香港的關係而造成的緊張有關,導致行程終止,最終賈恪生少校無法如約前往八所。魏中尉雖如期完成任務,但並沒有帶來任何新的有關澳軍戰俘埋葬地點的消息。
7月下旬,從廣州行營方麵傳出消息,說是張發奎將軍在海南確實過問了此事,並決定將袁上校調來廣州,以便作進一步的詢問。到了月底,有消息說袁上校已經離開海南;但此後即使是通過島上的國軍係統,也再聯絡不上他了。張發奎將軍表示,他會繼續關注此事,也會繼續聯絡袁上校。一有任何進展,將會知照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轉達之。當然,這是在賈恪生小組返回澳大利亞複命之後的事情了。
前述之賈恪生小組成員闞波上尉和費立璞中士因患病,於5月29日就從香港返回澳大利亞了;而賈恪生少校因上述計劃要再返海南島查看,耽擱到6月30日才離開香港回國。他向澳大利亞軍方報告的結論是,綜合各方信息,在海南島失蹤的澳軍戰俘業已全部死亡,葬於島上,沒有留下任何墓碑標誌。尋訪小組已通過當時所能達成的各種手段來尋訪其蹤跡,但無法達成任務。
如前所述,太平洋戰爭期間,被日軍強運到海南島的澳軍戰俘有六十六人因貧病饑餓及日軍折磨和槍殺而亡,加上這被後來證實死亡的十名失蹤澳軍士兵,及九名被共產黨抗日部隊伏擊打死的官兵,在島上的死亡人數達到八十五人。隻是戰後有七十五人的遺骨則被澳軍戰爭公墓處派出的人員起出而帶回國去,剩下的那十名澳軍卻是活不見人,死不見屍,蹤跡全無。或許,他們就長眠於海南島蕉山椰林的一角,安息在五指山崇山峻嶺的坡地,麵對著南方,隨著海風,在默默地述說著他們的遭遇……..
古人有“畫虎類犬”之說。今人很難有機會見到狼,所以一提來,就草木皆兵。或者說,媒體是惟恐天下不亂啊,不然,就沒有什麽好報道的了。
下麵是開個玩笑啊。
嘿嘿,你的這個照片跟這幾天山東新聞中的“疑似狼”有關啊,還是看好了,不然就被警民全體出動當“狼”給滅了。嗬嗬。
當時還沒有掌權。周恩來回複時,是以中共代表團團長暨三人軍調小組中共代表的身份,時在1946年。
確實是。但我覺得奇怪的是,為什麽瓊縱不承認這10名戰俘在其手中,也最終沒有告訴這10人的下落呢?我隨後會貼上周恩來為此事電複澳大利亞公使館否認有澳洲戰俘在瓊縱手中一事。
希望大家都能關注這段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