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穀雄風

有所思，有所感，從曆史的時空中來，再回到曆史的時空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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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訪問：

前國軍巴新戰俘幸存者李維恂訪談——《南太平洋祭》(68)

(2012-02-05 06:00:30) 下一個

附錄(續1)

二口述訪談

我是大時代狂風中的一片落葉

——前國軍巴新戰俘幸存者李維恂訪談

流放在熱帶叢林的中國抗日將士(續28)

鬼穀雄風

前言

在尋找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從中國戰場俘獲的一千五百多名戰俘運往巴布亞新幾內亞新不列顛島亞包埠(Rabaul)做苦工、以及戰後幸存者被遣送回國的資料過程中，得知這些幸存者中，尚有三人健在，現在居住於台灣，這無疑是個大好消息。早在發現這批戰俘資料時，我就期待著能有機會去訪問他們。天遂人願，機會終於到來。在搜狐網的資助下，於2009年8月1日至8日期間，由搜狐社區副總編輯梁春元先生陪同，我們分別從澳大利亞和中國大陸出發，專程前往寶島，一方麵期望能在島內查詢相關的檔案資料，另一方麵，也是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對這些仍健在的幸存者進行訪談，以期對在檔案資料查詢及現場勘查工程中遇到的種種疑問，予以解惑。

目前確定的居住在台灣的前國軍巴新戰俘的三位幸存者名單如下：

李維恂第三戰區淞滬挺進縱隊（少校）（江蘇無錫人）

李煥文江蘇保安第四支隊（上等兵）（江蘇武進人）

盧新芳 86軍67師210團（上等兵）（浙江寧波人）

李維恂1949年攝於台南(李維恂提供)

訪問李維恂，就當年國軍戰俘被運送到西南太平洋的孤島以及隨後發生的種種事情予以求證，可以說，是訪問現仍健在的當年亞包國軍戰俘幸存者最具意義的一位。其一，雖然目前仍健在的三位前國軍戰俘幸存者都住在台灣，但其中的二位，李煥文居住在台北，經多次聯絡，都明確表明，不願接受任何訪問，謂隻想過平靜的生活；另一位盧新芳，雖願意接受訪問，但他雙耳重聽，且不識字，加上還帶有濃厚的家鄉口音，即使見到他，也基本上無法溝通(關於盧新芳的經曆，將另文交代)。其二，李維恂當年軍銜就是少校，換言之，即當年在亞包時，他就是國軍中少有的幾位少校級以上的軍官之一，是中國軍人營地的管理層的人物；他雖已年過90，且住在高雄，但仍然言語明白，思路清晰，反應敏捷，還很健談，僅此一項，就足夠吸引人們的注意了。其三，今年年初，當亞包前國軍戰俘之事經海峽兩岸媒體披露而成為一熱門話題，而使得政府部門不得不表示關注之後，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曾對上述三位健在的幸存者做過一個口述訪談，但他們並不願意以此示人。盡管該部門當初曾設法與我聯絡過，希望多提供其資料及相互交流資料，他們如此做法，其來有自，可以理解。惟據李維恂公子稱，史政編譯室的人士對李的訪談，超過預定時間，欲罷不能；甚至連著名作家龍應台亦在知曉亞包前國軍戰俘事件之後，也介入進來，欲將這段曆史，寫進她即將殺青的新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之中，因而她在高雄對李維恂的訪問，也是遠超其預定時間，一口氣就連續進行了七小時之久，以致不僅將其之後的行程安排延後，甚至連午飯也來不及吃。由此可見，對李維恂的訪談是如何的重要。再者，李維恂本身的經曆也頗具傳奇色彩：從1937年抗戰初起而投身軍旅，到1942年被俘而為日軍轉運到亞包做苦工，短短五年時間，就升至少校官階，而且他所側身的部隊，又是與最具傳奇色彩的軍統有關，這本身就足以吸引人的眼球了。

下麵所記述的，就是訪問李維恂少校的一個記錄。這個訪問，從8月7日整天（下午曾去訪問盧新芳，有約三個多小時的停頓，也是讓李維恂先生有一個休息時間，到晚上繼續進行）到次日上午，前後達14個小時之久，而這兩天，也是莫拉克台風肆虐台灣南部最烈之時。為便於對事件的了解，茲將訪談的相關問題，略做整理，故在訪談的時間順序上，與錄像上的記錄，有些差別。但對李維恂的回憶和相關敘述，則基本上是按照他的原意照錄，以保持原貌。惟對於有疑問之處，會作一簡要的說明。

很高興接受訪談的李維恂先生。

一、我等你們已經很久了！

在來高雄之前，住在台北的上官百成(四行孤軍少校團附上官誌標之子)先生就與李維恂先生聯絡好，訂在8月7日上午對其訪談。我們在上官百成的陪同下，於6日傍晚乘高鐵抵達高雄，住在寒軒飯店。當天晚上，莫拉克台風就從台北一路追著我們的足跡，傾巢南下，來到高雄，狂風大雨，一夜未停。

7日上午，狂風暴雨依舊不停，難以出門，酒店甚至將大門都用橫木封堵，以保護其不被狂風吹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致電李維恂先生，他表示可以由其公子駕車，陪伴其前來飯店接受訪問。以其90幾高齡，能如此認真對待我們遠道而來的訪問，真令人感動。

大雨滂沱中，李維恂在兒子李權憲的陪同下，到寒軒飯店接受訪問。

上午10時許，李維恂先生在公子李權憲的陪同下，來到飯店。李先生90幾歲了，但看起來非常精神，臉色紅潤。當我們三人(還有梁春元、上官百成)在飯店的房間中迎接他時，他緊緊地握住我們的手說：我等你們已經很久了！這一句話，短短幾個字，卻是發自其肺腑，聽來讓人熱淚盈眶。

說李維恂這句話發自肺腑，不僅僅是我，也是其他二位同行者當時的感受。而這種感受，更是在餘下來的10多個小時的訪談中，我們深深地體會到的。

李維恂1918年3月出生於江蘇省無錫縣，1937年日軍製造盧溝橋事變、發動對華全麵侵略戰爭，他當時還是位於連雲港的江蘇省水產學校的學生。當淞滬抗戰的炮火震撼著中華大地時，雖然李維恂是家中的獨子，但他還是和當時許許多多的熱血男兒一樣，毅然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時代洪流之中。先是加入了忠義救國軍的培訓班，繼而進入第三戰區淞滬挺進縱隊，在上海、浦東一帶與日寇周旋，直到1942年被日軍俘虜，並於當年年底與其他1500多國軍戰俘一起，被送往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新不列顛島首府亞包做苦工，此時，他已經是該挺進縱隊混成隊上海總隊的隊附，官階為少校。在1945年日本投降，剩餘的中國戰俘748人被盟軍解救之後，李維恂還曾經是等待遣返的中國官兵暫編第一大隊的大隊長。1947年回國後，直到1958年在台灣退役，李維恂也未曾受到很好的待遇，一直默默無聞。

一直到今年年初，當亞包中國戰俘事件被兩岸媒體熱炒後，國軍有關方麵終於找到他，對他做了訪談，也邀請他出席了3月29日於台北圓山忠烈祠的巴紐國軍死難英烈牌位安放儀式。但媒體發布的大量照片中，不僅未見這位曆史見證人的蹤影，甚至報道中亦未見對他的出席有隻字提及。以致他在我們的訪談中，不止一次地說到，“我是大時代狂風中的一片落葉。隻有你們，才發現了這片落葉仍然有價值。是的，通過你們，那些死難在太平洋孤島上的英烈已有所歸宿；可是，當年那些還活著回來的官兵，他們又如何呢？政府或世人又該如何對待他們呢？”

這番話，發自肺腑，反映出來的是一位抗戰老兵的心聲。因此，我將“我是大時代狂風中的一片落葉”作為這篇訪談的標題，也是對被訪談對象的尊重。實際上，我們的訪談，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陸陸續續地進行了十餘個小時。

“我是大時代狂風中的一片落葉。”

二、從南京戰俘集中營到亞包苦工營

1、地獄般的航行

目前的中英文檔案資料都表明，被日軍送往巴布亞新幾內亞新不列顛島亞包做苦工的國軍戰俘，共1504人，分別來自南京老虎橋戰俘集中營和杭州的戰俘集中營。前者主要是在江蘇省及其周圍被俘的正規軍隊及各類遊擊部隊人員，後者則主要是1942年5月至7月期間浙贛會戰（也稱衢州會戰）被日軍俘獲的國軍主力部隊的官兵。

那麽，這些人是如何被編組送往巴新的？航程如何？他們在巴新做苦工期間的遭遇又如何呢？這是我在見到李先生時，首先想要了解和知道的，就是他作為其中一位幸存者，他個人在這一事件中的親身經曆，可以作為檔案資料記載的補充，以及提供一些細節。

問：您何時被俘？如何從南京到巴新的？

答：我是1942年10月被俘的。當時是日軍清鄉，汪偽政權的和平軍配合一起行動。我們在浦東，需要轉移，就到了鬆江(當時屬於江蘇)，準備從這裏再轉道返回浙江的杭州周圍，因為我們別動隊是屬於第三戰區的。我們原先以為，到了鬆江應該是安全了。可是，再一次錯了，我們實際上落入了汪偽組織設好的包圍網絡之中。當時我腳上負了點傷，無法走。我之被俘是因為我們有原則，即如有戰事發生，不能累及老百姓，故寧願被俘。被俘了，也是表達我們中國人的不屈。由於那時候汪偽組織向日本人保證過，清鄉不流血，因此，我就很順利地給汪偽組織的軍隊抓住，送到了南京戰俘集中營。

實際上，我在4月份的時候就被俘過一次。但那一次的結果，是讓我成功地逃了出來。10月份的被俘，是我這一生中的第二次被日軍俘虜。

【說明：有關第一次被俘及逃脫，李先生有很長篇幅的敘述，也很驚險生動，完全可媲美電影電視中的情節。此處先略去，容當後麵專文記載之。】

（這時，上官百成先生在一旁問：您是在這時就認識我父親上官誌標的嗎？）

是的，我是在這時認識上官誌標先生。當時跟我一起進到南京戰俘集中營的，有400來人，分成三個連(中)隊。我們這三個隊是由上官誌標分配的。他那時是上海四行孤軍的負責人，這支部隊的官兵這時也都到了南京集中營。當時的孤軍是要被分開的，怕他們全都在一起會鬧事。我當時是集中營第16隊的隊長。我是在被分到16隊當隊長的第二天，去見到上官誌標的，是他叫我去的，因他知道我是軍統的。

1942年底，我們在南京被提調出1000人，去上海。當時，實際上我們也不知道是去哪裏。就當時南京集中營的戰俘人數而言，應該是有1500多人吧，不會超過2000人，當時這些戰俘都要去做工，比如煤場。我是隊長，屬於管工性質，工作就沒有那麽累。至於你提到的如何挑選1000人的問題，我不是很清楚。但當時是按隊來選調的，即一個隊一個隊地整隊調出，並不是挨個地挑選的。比如說，陳宇簧上校，年紀大，資格也老，就因為在隊上，也一起給調了進來。

我們到上海時也不知道還有另外的500名中國軍隊戰俘也從浙江轉來，和我們一起被運到巴布亞新幾內亞去。我們是到了那裏才知道他們的。而且，我們在整個的運送期間都不知道要去哪裏。隻是到了那地方之後，才知道。

我們從南京出來的人，編為五個中隊，被送往上海。在上海上船時，我們被分開，大約是100多人分乘一條船，當然，船上還有日軍。我們100多人被趕下船的底艙，上麵由日軍住及裝載一些軍用物資。在民國50-60年代，曾經有一本叫《地獄船》的書，很流行，但我不敢看，因為那時我們的船上航行經曆，實際上更慘！

當時我們在上海一上船，整個建製就亂了。日軍往底艙扔下了一些糖果、煙之類的東西，大家就亂搶了，根本就什麽也不顧了。我當時是隊長，立刻跳起來，命令排長和班長們站出來，將這些東西收攏起來，然後再慢慢分給大家。我過去讀過一點點日文，就設法上去與日人交涉，謂我們是軍人，不能如此戲弄我們。交涉顯然有些效果。這樣，秩序算是好了些。過了幾天之後，就開始有人拉肚子了。這種情況繼續惡化，難以言狀。

走了一個多月，大約是快到達目的地的前一個星期吧，我們就分船了。分船的意思是，有些船要去其它地方，必須並船，即把我們趕下來，那些船載著日本兵和物資轉向他處。這些船都是商船，大約三千頓左右一條，有四層，本身都裝得滿滿的，即除了我們在底艙之外，其餘的都是日本兵。而我們原先100多人一條船，現在要400人左右一條船。就是說，我們100多人與其它船的人匯合，擠在一起，隻能坐，不能睡，有些隻能站著。這種景象可想而知。

剛剛開始時，吃飯還正常。日本兵給我們每20人一桶飯，半桶菜，但不給湯，也不給水，還無法讓人上去大小便，因為日本兵有四把刺刀守在艙門口。船艙裏熱得不行，無人穿衣服，當時的衣服能保存下來是不可想象的。當時叫罵聲不斷。可是，三天後，已無人哀叫了，也沒有大小便了。剛開始時，日本兵刷牙的水流下來，我們接來喝，還可以喝自己的尿，最後什麽也沒有了。有人甚至想跳海一死了之，但日本人也怕我們跳海，防得很嚴。

可我們最後挺過來了。事情是這樣：日本兵每天至少要我們派10個人去幫廚，這樣這些人可以拿點水喝，也偷偷地用瓶子裝水回來喝。有時候我們就派出這些幫廚的人去偷水，即演出“苦肉計”：如讓一二個人故意做錯事，吸引日本兵注意力，甚至挨上皮肉之苦，其餘人就趁機去偷水。適當的時候我們也去日本軍官那裏交涉，這樣可以得到少許的一點水。

2、亞包苦工營生活點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遠東太平洋地區設立了多個戰爭罪犯審判法庭，以審判戰時日軍暴行，包括屠殺平民和戰俘、虐待占領地平民及戰俘等。西南太平洋的戰爭罪犯審判法庭，就設在亞包。所有當地平民以及盟軍戰俘，包括來自澳洲、英國、美國、荷蘭、印度以及中國的戰俘，他們或是被日軍俘獲或因戰敗投降日軍而被運送到新幾內亞做苦工，皆曾在戰爭罪犯審判法庭作證，讓侵略者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據檔案資料表明，戰後，在亞包，共進行了188場戰爭罪犯審訊，共有390名被指證的日軍受到了審訊，其中266人被確認有罪。他們當中，84人被處以絞刑，3人被處以槍決。

從目前已經披露的檔案中，可以看到，在亞包的中國官兵，包括吳棪中校和陳國樑少校以及部分的士兵，都在審判法庭上做過證人，以受害者的身份，對中國官兵在亞包期間受到日軍的殘酷虐待和他們的非人待遇，提出指證。這是可以檢索的有關中國官兵戰時在亞包期間的檔案文字記載。另一方麵，當事人個人的感受，即他們對這一時期所經曆的非人生活的口述回憶，也給我們了解這段曆史提供更多的細節，作為上述文字記載的補充。關於後者，目前所能見到的，僅有田際鈿先生(原四行孤軍營士兵，亞包中國戰俘苦工營幸存者)的回憶錄【餘瑋、吳誌菲：《“八百壯士”幸存者回憶：從戰士到戰俘從未屈服》，《北京青年報》2001年8月21日，鏈接：http://cyc6.cycnet.com:8090/xuezhu/report/content.jsp?n_id=3513 】和施方舟先生(亞包中國戰俘幸存者)的訪問記錄【二戰幸存勞工講述巴布亞新幾內亞戰俘營生活http://news.qq.com/a/20090120/000023.htm】二種。但他們當時的階級都是士兵，並非處於管理者的地位。因此，作為軍官，而且還是較高級的軍官，比如李維恂先生，他們的口述回憶，可能帶給我們的，就能從不同的角度，提供我們看待那段曆史的不同側麵。

問：李先生，就當時中國戰俘在亞包做苦工期間所遭遇的種種虐待和非人生活，我已經讀過一些中國官兵當年在戰爭罪犯法庭上的證詞，以及幾位亞包中國戰俘幸存者的口述回憶，您能否談談您在這一時期的經曆？

答：我們到了亞包之後，曾經有二周時間的休息，是因為要分配我們的工作，但沒有給養。我們分成不同的隊，人數多寡不同，我所在的隊是400人左右，另外還有一隊是500多人的，就是以朱雲少尉為首的孤軍營所在的那個隊，他們的工作很辛苦，條件差，到抗戰勝利時，隻剩下160多人了。

我這個隊是分在亞包(拉布爾)的三號碼頭，主要工作是裝卸和倉庫整理。比如說，由新加波等地運來的軍用物資，主要由我們負責整理。我們還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工兵單位。我們有一隊人被編入工兵部隊，在日本兵的帶領和監視下，搶修機場、開路和進入森林做工。曾經有一次，他們進入森林，好幾天不見天日。在這種情況下，隻要受了點傷，見了血，就很難活。因為傷口一破，就生蛆，就會死。另外，瘧疾的死亡率也很高。日本兵都煮木瓜葉湯喝，要強迫喝，預防瘧疾嘛。他們也常受瘧疾困擾，他們也一樣怕死。

我們做裝卸，碰到美軍空襲，那就慘了。實際上，我們抵達亞包的當天，就遇到了空襲。此後，每天晚上都有一架轟炸機來空襲。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是1943年10月24日上午10點左右，我們當時正在火山旁做裝卸，突然看到一片黑點，有100多架飛機來空襲。從那時開始，每天白天也空襲。而我們，就得在空襲下進行裝卸。這樣一來，弟兄們就苦了，每天要做工，還要挖防空洞。

問：你們有日本兵看管嗎？

答：有，但不多。我是軍官，也是管工，很多時候是我們自己管理，因為周圍都是海，想逃也逃不了；森林裏條件惡劣，逃進去也很難活。日本人對我們當然很不好，我們因病被日軍槍斃和活埋的有三批，每批20-30人。我這個隊的陳宇簧上校和張英夫中校都病死了。陳並不管事，而張是我們的大隊長。後來我負責中國隊。在南京集中營時，副排長以上的軍官不用去做工，但在亞包時，要和其他人一起做工。在我們剛到亞包不久，空襲的空隙時間，日本兵曾組織我們幾個帶隊的軍官去亞包街上看了一下，去看了那裏的慰安所。

剛剛開始是日本兵管理我們，我們之間的溝通，最初是通過文字進行。後來，台灣人來了，由他們來與我們溝通，並最終由他們來管我們。

台灣人剛剛來的時候，也是與我們一樣編組。剛開始時，這些台灣人還好。我有一個弟兄是福建人，曾向我報告過，這些台灣人很好。可是後來就覺得他們可怕了。他們穿的衣服上佩戴了“監視員”銘牌，對待我們也開始囂張了。其實他們在日本人眼裏，也比我們好不到哪裏去。有一個管我們的日本兵，以前在中國的漢口也管過戰俘，他曾對我說：他們隻是比你們好一點點。再過了一段時間，嘿，這些台灣人都改了日本人名字了，對我們的態度更惡劣，相比之下，日本兵的態度反而還好一些。他們對我們進行所謂監視，其實還有日本的衛兵，但日本兵相對寬鬆些，不像這些台灣人，對我們很不好。到日本人快投降時，這些台灣人(軍夫)也有等級了。他們當中待遇好的，主要是醫生之類的人，相當於尉官級別。這些台灣兵真的很壞，實際上2.28事件就是這批台灣兵有組織的行動。

問：您當時知道日軍曾經有過將你們坑殺的計劃嗎？

答：當時好像聽到過有這個傳聞，但日本人是否真正有坑俘的計劃，就不得而知了。在戰爭快要結束之前，實際上，許多其他隊的戰俘以及日本人都沒有米了，主要是海軍沒有米了，他們用油去與陸軍換米吃，甚至用槍用炮去換，而我們這一隊還有米。原因是我們在做裝卸和倉庫工作，攢下來的。最後管我們的日軍還要找我要米呢。

問：您當時知道有廣東民眾勞工在附近嗎？

答：知道，但無交流，不清楚他們的情況。

三、抗戰勝利重獲自由到遣返

從現有檔案資料看，在亞包苦工營的中國官兵於抗戰勝利後重獲自由，來往電文主要涉及的都是如何遣返之事，而在獲得自由到遣返之間這段期間，中國官兵的情況如何，卻甚少資料。在澳大利亞檔案館裏找到的，也主要是一批曆史照片。而這些照片，在本人披露這段曆史的博客文章中，都已分章作了介紹【詳見：流放在熱帶叢林的中國抗日將士(2)】。因此，我特別關注這一時期的問題，以期通過李維恂先生對這一段曆史的回憶，有助於我們對當時的這個官兵情況有一較深入的了解。

問：澳洲檔案館裏有一組當年在亞包的中國官兵被解救後的照片(在詢問時，我將電腦中存檔的這些照片，比如那張著名的四行孤軍營官兵三人照，給李維恂先生看)，您能回憶一下當時的情形嗎？

答：記不大清楚了。但圖片中的這些人穿的這些國軍的衣服，顯然是不可能的。我們當時都是穿的澳洲人發的衣服。當時，我們的上衣是澳洲人的襯衣，褲子則是我們自己改的。

(通常來說，這些照片均由澳軍中的軍史小組特別拍攝製作，以作存檔之用，故上麵所標的日期應該是準確的。換言之，照片中的中國官兵的軍裝也不會是假的。記得訪問麥添強先生時，他當時很肯定的告訴我，他當時的職責之一，就是登記發放服裝及武器。李先生的回答顯然與現有的資料差距甚大。是否記憶有誤？)

問：請問這張照片中(即：四行孤軍營官兵三人照)，哪一位是四行孤軍營的朱雲少尉？他是在亞包的四行孤軍營的頭兒。

答：記不清了。

問：這幾張照片是當時澳軍高官來中國官兵大隊視察時拍攝的，吳棪中校在這張照片中。您作為大隊長，應該也在與吳棪一起歡迎澳軍的行列中。您看這裏麵是否有您？

答：在這兒。這褲子就是自己改的。(李先生指著下列二張照片的人腰中別有手槍的那位個子不高的中國軍官，表明是他自己。)

『見第四章照片AWM 097902：1945年10月10日，澳軍第11師師長K.W. Eather少將檢閱中國軍營部隊。左側前方第一人為吳棪中校，第二行緊隨澳軍第11師師長的那位紮武裝帶佩手槍的矮個子中國軍官，就是李維恂少校。』

【說明：上述問答，隻是想澄清服裝問題而已。顯然，照片中的這些中國軍裝是貨真價實的。隻是它們是由中國官兵保留下來的呢，還是由澳軍趕製發放的，尚需進一步查證。】

『見第四章照片AWM 097907：亞包國慶34周年慶典現場主席台上的中澳軍官們。前排左起第五人即為李維恂少校。』

問：請談談中國官兵被解救後的編組情況。

答：被解放以後，我們南京來的剩下的弟兄編為第一大隊，開始是由我負責，我任大隊長。從浙江來的剩下的弟兄編為第二大隊，由吳棪中校任大隊長。整個中國官兵大隊由吳棪任大隊長，我是大隊附。

問：檔案資料上說的，陳國樑少校是第一大隊的大隊長。

答：那是後來，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以後了。我是被他們趕下來的。

問：還有一張照片，是吳坤上尉死亡的照片，您還記得這事嗎？

答：已記不得了。

問：據張榮煦先生回憶，這位吳坤上尉是因精神失常，要拿刀傷人，而被執行紀律打死的。張先生當時還是個半大小子，義務在中國官兵營地幫忙做翻譯，他說是事發當晚回到營地後聽說此事，並在廁所旁邊的停屍房看到過這具屍體。

答：如果說是被執行紀律打死的，那應該是孔祥林中士，他是二大隊的。這是個兵痞子，紀律很壞，常常鬧事，連長(中隊長)處理不了，已經反映到我那裏。孔是北方人，他們這些人自然而然形成了一個小團體，不服管教，為此，我要關他禁閉。有一天，大概是1945年底的時候，我到大隊部(陳國樑處)，這時，孔又在鬧事了，他要燒我的房子。當時澳洲聯絡官、大隊長和我的房子是呈三角形的。我看到孔要幾個日本兵(當時日本兵在我們的營地做工)拿柴火去燒我的房子。我當即退到大隊部，叫上幾個隊長來，問他們如何處理此事。當時，日本兵不敢動，在看著，澳洲聯絡官也在看著，大家都不出聲。這時我出去，想處理此事，而孔就拿著一把刀，向我衝來，我隻好向後退。這時，傳令兵在我的後麵，隻好開槍，就把他打死了。過後，有二個澳洲軍官來證實這一事件，也處理了這一事件。唉，國軍的紀律不好，我是經曆過的。

【李先生的這一回答，顯然與前麵所述張先生的回憶有很大出入。就李先生所述之孔祥林，是否就是新30師的孔憲章上士呢？因為孔憲章的名字，從讀音上與孔祥林很相近；而孔憲章也是北方人，死的日期也是1945年底。諸多疑問，但未見有其它資料證實，隻能存疑。】

這種紀律差，導致人事傾軋。忠義救國軍的趙金山上尉早已與副官劉偉寶有矛盾，這種矛盾的激化，甚至導致生死相拚。我辦公室旁邊有一片竹林。有一天上午，趙金山與劉偉寶在此相遇，趙就拔槍打劉，共開了兩槍。打完之後，趙就跑了。雖然沒打死人，但如何處理此事？我急得不知如何辦，中午連飯也無法吃。當時，吳棪就給我臉色看，而趙與陳國樑是生死弟兄，很難處理。次日，陳國樑對我說，一定要對趙嚴肅處理。第三天，陳國樑又建議說，既然事情已經這樣了，打他一頓板子就行了。我認為這太便宜趙了，就沒同意。到晚上，吳棪對我說，把趙交由澳軍關押算了。我認為可行，就同意了。但這事一出來，就引起了很大風波，這直接導致將我從大隊長的位置上趕了下來。

陳國樑身材高大，本人其實也是老實人，但吳棪卻與另一少校姚天諒借此事興風作浪了，要把我拉下來。姚當時的職位相當於政戰主任，實際上在我從軍時，姚就是政戰官了，好像那時就是少校了，我以前就知道他，隻是到亞包才認識他。他們在下麵運動倒我，使我無法集中起部隊。結果是我下來，由陳國樑擔任第一大隊的大隊長。最終，趙金山也給放了出來。

問：你們當時與當地的華僑關係如何？

答：我個人與他們關係不好，因為日軍剛剛投降時，澳軍供應我們的物資尚不充分，需要當地華僑一個翻譯，與日軍交涉，我覺得他們對日軍的口氣和態度都太軟，我就生氣了，看不起他們。

但吳棪與當地華僑關係還好。他代表我們官兵與華僑接觸，他處理得比較好。當時，當地華僑有名叫譚錦勝和巫佩山者，就常常到我們營區來，他們跟吳棪的關係都很好，二人的年紀都不大，大概在20多歲左右，我見過他們。

我們在亞包時，曾經接受過澳洲紅十字會約500英鎊的捐款，按級別分下來，我個人得到8毛錢。據說，澳洲華僑曾經給我們捐過款，可我們最終一分錢也沒有收到。因為我曾聽一位弟兄告訴說，他聽當地一位華僑說的，澳洲華僑給我們確實是捐過款的，當地亞包的一位華僑就捐了20鎊。這筆錢沒有到我們那裏，不明白是怎麽回事。

實際上，我們中國人之間也沒有多大的來往，我是指與當地華僑和廣東民眾大隊，主要的障礙是語言問題，盡管剛開始時，我們與當地華僑總的說來關係是好的，比如我們一起慶祝國慶。

問：在獲得解放後，澳洲軍方給你們派了聯絡官，還有一位華裔的翻譯員麥添強先生，您知道他們嘛？

答：有三位澳洲聯絡官。一位是Darling少校，一位是Gaul上尉，還有一位是孫信生牧師。這是個澳洲人，是隨軍牧師，在中國住過很久，中國話講得非常好，而且還很懂中國人的心理。至於那位華裔翻譯員，我沒有什麽印象。

【李先生說的孫信生牧師，顯然應該是指James Ferguson先生。詳見：流放在熱帶叢林的中國抗日將士(1)】

問：中國駐澳大利亞公使館是否派人去看過你們？

答：我知道劉渭平副領事來過。武官朱雨農也來過。那是吳棪的第二大隊走了之後，朱雨農來，他找陳國樑。朱雨農稱他過去是與戴笠同一個辦公室，就坐他對麵辦公的。他不過一個少校而已，夠得上嗎？有什麽可炫耀的呢？這樣一種心態不好，我看不起，也就沒多理他們。

問：在澳洲檔案館的照片中，以反映1945年雙十節國慶閱兵情形的最多。請談談當時的情況。

答：當時的閱兵是很重要的事，但做得不好。當時我就反對閱兵這種形式，因為我們剛剛集中起來，相互間都不認識了解，同時，部隊成份複雜，又那麽久了都沒有操練過，這樣短的時間要做到分列式等，哪能呢。但吳棪堅持一定要做。可能是我當時還太年輕，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吧。

問：根據檔案資料，從1945年的10月開始，戰爭罪犯法庭的指證與審判工作就開始進行了，亞包是主要的審判地點。為此，吳棪中校和陳國樑少校以及部分中國士兵，都有書麵的指證文件留世。作為中國官兵中的一員，曾被日軍俘虜運送到這個西南太平洋的島上做苦工，經曆且目睹了日軍對待中國戰俘的暴行，您是否因此參與了戰犯指證工作？

答：當時指認戰犯，我不在現場，在隊部。

我記得勝利後不久，澳洲部隊的人對我們說，對於虐待過你們的日本兵，你們都可以指認。我們說，很多日本兵的名字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如何去指認呢？澳洲人說，沒關係，我們將他們帶來，讓你們認。這樣的指認場景，有過好幾次。

在指認日本兵戰爭罪犯的過程中，吳棪放掉了一個日本兵。這個日本兵對我們大隊的弟兄很壞，但對吳棪很好，因此，吳棪就將他放掉了。

我們告的日本兵戰犯，沒有一個告成功的。我知道的，隻有一個日本兵是被判有罪，因為他槍斃過我們中國兵。在審判期間，有一段時間停頓了三周左右，是被我搞停的。當時我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要求去作證，就是做證人。我對法庭的安排很不滿意，不高興他們不讓我們證人溝通，將我們隔離，而日本兵戰犯則可以和律師溝通，我認為這很不公平。因此，我將自己的上述感受告訴了澳洲聯絡官孫信生，讓他將此意思轉告法庭。我們當時無人懂英文，這點讓我們吃了不少苦頭。法庭在得知我們的意見之後，向我們承認了錯誤，遂將日本兵隔離開來。法庭為此停頓了三周時間，由雙方政府為此事進行溝通協調。過了三周，澳方請我們吃飯，通知我說，中方希望此事由澳方協助解決。這算是戰犯審判期間的一個插曲。

但很多台灣兵被判刑。這是因為他們中有人先去找了吳棪，他們沒有來找我。實際上，他們中也有一些人與我關係不錯的。沒找我的結果，是其中有些個人雖然找了吳棪，還是被判了刑。事情是這樣的，他們中的一些人，以前我們做苦工時，曾經對吳棪手下的一位姓張的士兵，下手很狠，打得很慘。事情的起源是，他們幾個台灣兵(當時是管我們的監視員)在一起吃東西，那位姓張的士兵剛好從他們旁邊經過，正好擤了一下鼻涕，就被那幾個台灣兵認為是沒有教養，也是侮辱他們，他們五個人將這姓張的一頓痛打，而且下手很重，打得姓張的慘叫，連當時擔任衛兵的日本兵都看不過眼。因此，這次審判戰犯就沒有放過這些台灣兵。如果他們事先是先來找我，或許我可以幫幫他們，可以過去，或者說懲罰會輕一些。我這麽說，不是同情這些台灣兵，是因為我們告日本人沒有什麽成功的，告台灣人反而成功，心裏覺得不是滋味。

問：中國官兵被日本人擄掠到這個太平洋的孤島做苦工，時間長達二年半之久。過去一段時間這些個當年赴日的華北勞工都向日本起訴打官司，希望討回賠償，您是否想過也要向日本追討補償？

答：日本人後來給我們補發過工錢，大約是在1945年11月左右。我個人就獲補了2000日幣。

問：檔案資料上說，當年在亞包等待遣返回國期間，中國官兵營區內國共思潮衝突極為嚴重。您能否談談這方麵的情況？

答：我們的官兵中是有幾位來自新四軍，但他們都是普通士兵，我沒感覺到有什麽衝突，隻是覺得這些年輕人比較氣盛一些。比如說，他們會走過來問，你是哪個部分的？待回答後，他們就說，哦，頑固派啊。也就這樣，他們就是一些兵嘛。平時也沒什麽衝突。

如果說有，那可能是由於澳洲海員工會曾有人來亞包拜訪過我們，也許這個時候有些共產主義思潮傳了進來。當時是劉震亞上尉接待他們。姚天諒少校與劉震亞上尉是死對頭，雖然他們都是忠義救國軍的。如果從這個角度說，衝突是可能的。新四軍的汪友勇(？注：檔案中的名字是“汪友璋”)當年回國後就是被劉、姚二人送往教訓所了。

問：根據資料，戰後有300多名中國死難官兵的遺骸被遷葬到亞包戰爭公墓，您當時是中國官兵大隊的負責人之一，是否參與了這個遷葬，您能否對這方麵的情況加一說明？

答：我知道這事，但主要是副官在處理，我沒有過問。大約是在澳軍撤出亞包之前吧，應該是1946年初以前，澳軍派來一位上尉，鄭重其事地與我們聯絡商談替我們的死難官兵遷葬之事。我認為無法辦到，理由是，我們因病被日軍槍斃和活埋的弟兄有三批，每批20-30多人，還有其他的人死了，就有好朋友們埋了，當時也沒有墓碑和地標可供查找，也無法找。另外，我認為，人已經死了，他們已經安息在那裏了，就不要去移動他們的魂靈了。因此，我沒有過問此事，一直由副官去處理。這是我最大的遺憾。

另外還有一件事，使得我不願意去管這個遷葬的問題。我們有一個兵，是安徽人，他兄弟倆都在我們的這個官兵大隊。哥哥死了，給埋起來，可是幾天後弟弟去將哥哥的屍骨挖出來，包好背在身上，但他幾天後就瘋了。這事就發生在二大隊。

四、遣返之後

問：在亞包的中國官兵是分二批遣返的，您是屬於第二批遣返的？

答：我是第二批遣返的，這一批是第一大隊的人，由陳國樑帶隊，時間是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的七月份。第一批遣返的是暫編第二大隊的官兵，由吳棪帶隊離開。四行孤軍的官兵也是這一批一起走的，他們是在民國三十五年底離開的。

從亞包遣返回來的，第一批的待遇是好的，特別是孤軍的待遇很好。比如說，彭南亭就去了鐵路警察局當警員。但我們第二批遣返回來的，那就很苦了。

我們抵達廣州後，在那裏待了一段時間。可能是那時各方麵都在打我們的主意，謠言滿天飛，當時我們住在廣州的光孝寺，就有傳言說把我們給賣了。有一天，我們這400多人，集隊離開光孝寺，要討說法。當局很快就將我們打發回來了，就地發放遣散費，隊伍就在這裏這樣散了。

問：那此後您怎麽找回您的原部隊的？

答：原來的部隊沒有了。但我去找我的老上司郭履洲將軍，他當時是交警總隊的護路司令。我的另一個老上司鮑步超將軍這時是在東北，我沒法兒去找他。我隻好去找郭將軍，當年我的混成隊是屬於三戰區受他領導的。我到南京見到了他，他讓我先回家看看，等他消息。這樣，我就到了上海，在那裏見到了以前的老同事，他們告訴我可以直接去保密局本部報到，因為當時保密局還有很多的空缺。就這樣，我去南京上了半年的班，實際上是在那兒待命，當時隻領五成薪水，後來就被派往保密局江陰組擔任組長。此後再退往上海，參加上海保衛戰，最後退到台灣，在警備總司令部工作。

問：您剛剛說，是去江陰擔任保密局的工作，那麽，江陰在1949年4月共軍渡江時，整個要塞起義投共，是否對您的前程有影響？

答：其實江陰要塞早就給戴戎光(要塞司令)給賣了。1949年春節前後，在江陰，滿城風雨都在傳說，戴戎光以600兩銀子將江陰要塞給賣了。我當時表麵上還兼任江陰要塞的少校參謀，主管情報，也知道這個消息，但找不到消息的源頭，也無法報告上去。當時，要塞總隊長(上校級別)的行蹤也不明。江蘇省主席丁治磐(第一綏靖區司令)與戴不和，可能也聽到了許多對戴不利的傳言，總想找機會修理他。有次，戴去丁的地方開會，丁留戴吃飯，就給顧祝同打電話，問他如何處理戴的問題。顧當時是陸軍總司令，而戴則是顧的人。顧祝同當然是護著戴，丁也沒辦法。過後，顧祝同還派顧錫九(第123軍的軍長，顧祝同的堂弟)去看了戴，表示慰問。

共軍渡江的那天白天，戴戎光搬家，因為當時江陰已經由21軍接防，要塞司令部無法再呆在江陰城裏。當時我還去見過他，拿著批條請他批字，他還說同意，並囑咐讓他的通訊連長次日幫我辦此事。當天晚上，要塞的炮就響了。晚上11點時，戴戎光還報告說打掉了共軍的三艘漁船。我12點趕回去，向無錫報告，當時保密局江蘇站已經撤到無錫。

次日早上6點，我再趕回要塞，碰到情報室的一個副官，告訴我說，共軍登陸了。當時的情報說，共軍小股已登陸，後續部隊正源源增援中，真可怕。8點鍾時，路過要塞參謀長辦公室，問我有何情況，我不敢說。參謀長要我與他保持聯絡，一起撤退。11點鍾，當我再回去時，參謀長辦公室已經沒人了。當時江陰城裏各城門都讓21軍接管把守了，我當時與守城門的營長說好，開門給我出去。正在出門的時候，碰上一個姓楊的營長，他認識我，就對我說，老李，有重大情報，要塞叛變了。我一聽，心裏就亂了，必須馬上報告，我不能走了。可我之前已經讓我的電台等手下先行撤走了，故隻有先到司令部去。經過打聽，要塞司令部搬到青陽鎮去了，就往那兒趕去。到那兒之後才知道，司令部沒來這兒。為此，就地請了個民工，幫攜帶東西，一起往無錫走。但很快天黑了，一路有部隊守著，不能走了。

次日淩晨的時候，人聲沸騰起來，有部隊退了下來，才隨著他們一起走。天快亮時，在堰橋碰到二人，是江陰要塞情報隊的正副隊長，才告訴我詳情。當天他們給調去總台探偵隊，從而知道了總台的唐總台長等已經起義了。據說，夜裏2點多鍾時，司令部還在開會，戴戎光一句話也沒說；天快亮時，約4點鍾的時候，他們發現，總台和司令部的衛兵都給換了。他們是在這種混亂之際，看出苗頭來，趁機走了出來的。經他們這一說，我才知道大致內情，可以寫報告給上級了。

當天我們很快就到了無錫。當時，無錫市麵還是很平靜，班車還照常開行，學校正常上課，火車也照常走，很難想象當時共軍已經渡江了。後來在無錫聽說，戴戎光的哥哥和外甥都給關了起來，戴的哥哥以前曾擔任要塞的一個防區的司令。要塞司令部以前有個情報室主任是中校，到了台灣後整編成了上尉，後來又進了參謀大學深造。

1955年李維恂先生攝於高雄(李維恂提供)

問：那您之後的經曆怎樣呢？

答：我先奉命去了昆山，負責收集情報，一直等到上海被解放的前一天，才離開那裏來到台灣。實際上是在此之前的5天，我已經搭乘上了一條船，但因這條船到了吳淞口時，就給打了幾炮，出不去，給打了回來，最後是趁機才走掉的。

到台灣後，我先回保密局，後去保安司令部，1958年以中校階退役。退役後，我做生意。當時很艱苦。在抗戰時，我升職快，是因為在戰爭年代，到了台灣就難了，沒有學曆，最多可以升到上校，再往上就很難了。

問：您在遣返後還和當年在亞包的中國官兵有聯絡嗎？

答：基本沒什麽聯絡，當時大家都挺難的。不久前據國防部的人告訴我，後來這些官兵退台者有200來人。我到台灣後就見過二人，在高雄，我見過一個姓高的。死在亞包那裏的是悲壯的，而活著過來的人，則是很艱苦的。當年在南京時，曾經見到過一個從亞包回來的上尉，當時他在烏篷船上賣柴火。但以他當時的身份，似乎不應該也不能做此事，可能是已經投共了，在做秘密工作。

1955年李維恂在高雄的工作照(李維恂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