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在热带丛林的中国抗日将士(续33)

四、遣返之后

问：在亚包的中国官兵是分二批遣返的，您是属于第二批遣返的？

答：我是第二批遣返的，这一批是第一大队的人，由陈国樑带队，时间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的七月份。第一批遣返的是暂编第二大队的官兵，由吴棪带队离开，四行孤军的官兵也是这一批一起走的，他们是在民国三十五年底离开的。

从亚包遣返回来的，第一批的待遇是好的，特别是孤军的待遇很好。比如说，彭南亭就去了铁路警察局当警员。但我们第二批遣返回来的，那就很苦了。

我们抵达广州后，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可能是那时各分面都在打我们的主意，谣言满天飞，当时我们住在广州的光孝寺，就有传言说把我们给卖了。有一天，我们这400多人，集队离开光孝寺，要讨说法。当局很快就将我们打发回来了，就地发放遣散费，队伍就在这里这样散了。

问：那此后您怎么找回您的原部队的？

答：原来的部队没有了。但我去找我的老上司郭履洲将军，他当时是交警总队的护路司令。我的另一个老上司鲍步超将军这时是在东北，我没法儿去找他。我只好去找郭将军，当年我的混成队是属于三战区受他领导的。我到南京见到了他，他让我先回家看看，等他消息。这样，我就到了上海，在那里见到了以前的老同事，他们告诉我可以直接去保密局本部报到，因为当时保密局还有很多的空缺。就这样，我去南京上了半年的班，实际上是在那儿待命，当时只领五成薪水，回来就被派往保密局江阴组担任组长。此后再退往上海，参加上海保卫战，最后退到台湾，在警备总司令部工作。

问：您刚刚说，是去江阴担任保密局的工作，那么，江阴在1949年4月共军渡江时，整个要塞起义投共，是否对您的前程有影响？

答：其实江阴要塞早就给戴戎光（要塞司令）给卖了。1949年春节前后，在江阴，满城风雨都在传说，戴戎光以600两银子将江阴要塞给卖了。我当时表面上还兼任江阴要塞的少校参谋，主管情报，也知道这个消息，但找不到消息的源头，也无法报告上去。当时，要塞总队长（上校级别）的行踪也不明。江苏省主席丁治磐（第一绥靖区司令）与戴不和，可能也听到了许多对戴不利的传言，总想找机会修理他。有次，戴去丁的地方开会，丁留戴吃饭，就给顾祝同打电话，问他如何处理戴的问题。顾当时是陆军总司令，而戴则是顾的人。顾祝同当然是护着戴，丁也没办法。过后，顾祝同还派顾锡九（123军的军长，顾祝同的堂弟）去看了戴，表示慰问。

共军渡江的那天白天，戴戎光搬家，因为当时江阴已经由21军接防，要塞司令部无法再呆在江阴城里。当时我还去见过他，拿着批条请他批字，他还说同意，并嘱咐让他的通讯连长次日帮我办此事。当天晚上，要塞的炮就响了。晚上11点时，戴戎光还报告说打掉了共军的三艘渔船。我12点赶回去，向无锡报告，当时保密局江苏站已经撤到无锡。

次日早上6点，我再赶回要塞，碰到情报室的一个副官，告诉我说，共军登陆了。当时的情报说，共军小股已登陆，后续部队正源源增援中，真可怕。8点钟时，路过要塞参谋长办公室，问我有何情况，我不敢说。参谋长要我与他保持联络，一起撤退。11点钟，当我再回去时，参谋长办公室已经没人了。当时江阴城里各城门都让21军接管把守了，我当时与守城门的营长说好，开门给我出去。正在出门的时候，碰上一个姓杨的营长，他认识我，就对我说，老李，有重大情报，要塞叛变了。我一听，心里就乱了，必须马上报告，我不能走了。可我之前已经让我的电台等手下先行撤走了，故只有先到司令部去。经过打听，要塞司令部搬到青阳镇去了，就往那儿赶去。到那儿之后才知道，司令部没来这儿。为此，就地请了个民工，帮携带东西，一起往无锡走。但很快天黑了，一路有部队守着，不能走了。

次日凌晨的时候，人声沸腾起来，有部队退了下来，才随着他们一起走。天快亮时，在堰桥碰到二人，是江阴要塞情报队的正副队长，才告诉我详情。当天他们给调去总台探侦队，从而知道了总台的唐总台长等已经起义了。据说，夜里2点多钟时，司令部还在开会，戴戎光一句话也没说；天快亮时，约4点钟的时候，他们发现，总台和司令部的卫兵都给换了。他们是在这种混乱之际，看出苗头来，趁机走了出来的。经他们这一说，我才知道大致内情，可以写报告给上级了。

当天我们很快就到了无锡，当时，无锡市面还是很平静，班车还照常开行，学校正常上课，火车也照常走，很难想象当时共军已经渡江了。后来在无锡听说，戴戎光的哥哥和外甥都给关了起来，戴的哥哥以前曾担任要塞的一个防区的司令。要塞司令部以前有个情报室主任是中校，到了台湾后整编成了上尉，后来又进了参谋大学深造。

问：那您之后的经历怎样呢？ 

答：我先奉命去了昆山，负责收集情报，一直等到上海被解放的前一天，才离开那里来到台湾。实际上是在此之前的5天，我已经搭乘上了一条船，但因这条船到了吴淞口时，就给打了几炮，出不去，给打了回来，最后是趁机才走掉的。

到台湾后，我先回保密局，后去保安司令部，1958年以中校阶退役。退役后，我做生意。当时很艰苦。在抗战时，我升职快，是因为在战争年代，到了台湾就难了，没有学历，最多可以升到上校，再往上就很难了。

 
1955年李维恂先生摄于高雄。

1955年李维恂在高雄的工作照。

问：您在遣返后还和当年在亚包的中国官兵有联络吗？

答：基本没什么联络，当时大家都挺难的。不久前据国防部的人告诉我，后来这些官兵退台者有200来人。我到台湾后就见过二人，在高雄，我见过一个姓高的。死在亚包那里的是悲壮的，而活着过来的人，则是很艰苦的。当年在南京时，曾经见到过一个从亚包回来的上尉，当时他在乌篷船上卖柴火。但以他当时的身份，似乎不应该也不能做此事，可能是已经投共了，在做秘密工作。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