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時代狂風中的一片落葉——前國軍巴新戰俘幸存者李維恂訪談(續5)

流放在熱帶叢林的中國抗日將士(續33)

四、遣返之後

問：在亞包的中國官兵是分二批遣返的，您是屬於第二批遣返的？

答：我是第二批遣返的，這一批是第一大隊的人，由陳國樑帶隊，時間是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的七月份。第一批遣返的是暫編第二大隊的官兵，由吳棪帶隊離開，四行孤軍的官兵也是這一批一起走的，他們是在民國三十五年底離開的。

從亞包遣返回來的，第一批的待遇是好的，特別是孤軍的待遇很好。比如說，彭南亭就去了鐵路警察局當警員。但我們第二批遣返回來的，那就很苦了。

我們抵達廣州後，在那裏待了一段時間。可能是那時各分麵都在打我們的主意，謠言滿天飛，當時我們住在廣州的光孝寺，就有傳言說把我們給賣了。有一天，我們這400多人，集隊離開光孝寺，要討說法。當局很快就將我們打發回來了，就地發放遣散費，隊伍就在這裏這樣散了。

問：那此後您怎麽找回您的原部隊的？

答：原來的部隊沒有了。但我去找我的老上司郭履洲將軍，他當時是交警總隊的護路司令。我的另一個老上司鮑步超將軍這時是在東北，我沒法兒去找他。我隻好去找郭將軍，當年我的混成隊是屬於三戰區受他領導的。我到南京見到了他，他讓我先回家看看，等他消息。這樣，我就到了上海，在那裏見到了以前的老同事，他們告訴我可以直接去保密局本部報到，因為當時保密局還有很多的空缺。就這樣，我去南京上了半年的班，實際上是在那兒待命，當時隻領五成薪水，回來就被派往保密局江陰組擔任組長。此後再退往上海，參加上海保衛戰，最後退到台灣，在警備總司令部工作。

問：您剛剛說，是去江陰擔任保密局的工作，那麽，江陰在1949年4月共軍渡江時，整個要塞起義投共，是否對您的前程有影響？

答：其實江陰要塞早就給戴戎光（要塞司令）給賣了。1949年春節前後，在江陰，滿城風雨都在傳說，戴戎光以600兩銀子將江陰要塞給賣了。我當時表麵上還兼任江陰要塞的少校參謀，主管情報，也知道這個消息，但找不到消息的源頭，也無法報告上去。當時，要塞總隊長（上校級別）的行蹤也不明。江蘇省主席丁治磐（第一綏靖區司令）與戴不和，可能也聽到了許多對戴不利的傳言，總想找機會修理他。有次，戴去丁的地方開會，丁留戴吃飯，就給顧祝同打電話，問他如何處理戴的問題。顧當時是陸軍總司令，而戴則是顧的人。顧祝同當然是護著戴，丁也沒辦法。過後，顧祝同還派顧錫九（123軍的軍長，顧祝同的堂弟）去看了戴，表示慰問。

共軍渡江的那天白天，戴戎光搬家，因為當時江陰已經由21軍接防，要塞司令部無法再呆在江陰城裏。當時我還去見過他，拿著批條請他批字，他還說同意，並囑咐讓他的通訊連長次日幫我辦此事。當天晚上，要塞的炮就響了。晚上11點時，戴戎光還報告說打掉了共軍的三艘漁船。我12點趕回去，向無錫報告，當時保密局江蘇站已經撤到無錫。

次日早上6點，我再趕回要塞，碰到情報室的一個副官，告訴我說，共軍登陸了。當時的情報說，共軍小股已登陸，後續部隊正源源增援中，真可怕。8點鍾時，路過要塞參謀長辦公室，問我有何情況，我不敢說。參謀長要我與他保持聯絡，一起撤退。11點鍾，當我再回去時，參謀長辦公室已經沒人了。當時江陰城裏各城門都讓21軍接管把守了，我當時與守城門的營長說好，開門給我出去。正在出門的時候，碰上一個姓楊的營長，他認識我，就對我說，老李，有重大情報，要塞叛變了。我一聽，心裏就亂了，必須馬上報告，我不能走了。可我之前已經讓我的電台等手下先行撤走了，故隻有先到司令部去。經過打聽，要塞司令部搬到青陽鎮去了，就往那兒趕去。到那兒之後才知道，司令部沒來這兒。為此，就地請了個民工，幫攜帶東西，一起往無錫走。但很快天黑了，一路有部隊守著，不能走了。

次日淩晨的時候，人聲沸騰起來，有部隊退了下來，才隨著他們一起走。天快亮時，在堰橋碰到二人，是江陰要塞情報隊的正副隊長，才告訴我詳情。當天他們給調去總台探偵隊，從而知道了總台的唐總台長等已經起義了。據說，夜裏2點多鍾時，司令部還在開會，戴戎光一句話也沒說；天快亮時，約4點鍾的時候，他們發現，總台和司令部的衛兵都給換了。他們是在這種混亂之際，看出苗頭來，趁機走了出來的。經他們這一說，我才知道大致內情，可以寫報告給上級了。

當天我們很快就到了無錫，當時，無錫市麵還是很平靜，班車還照常開行，學校正常上課，火車也照常走，很難想象當時共軍已經渡江了。後來在無錫聽說，戴戎光的哥哥和外甥都給關了起來，戴的哥哥以前曾擔任要塞的一個防區的司令。要塞司令部以前有個情報室主任是中校，到了台灣後整編成了上尉，後來又進了參謀大學深造。

問：那您之後的經曆怎樣呢？ 

答：我先奉命去了昆山，負責收集情報，一直等到上海被解放的前一天，才離開那裏來到台灣。實際上是在此之前的5天，我已經搭乘上了一條船，但因這條船到了吳淞口時，就給打了幾炮，出不去，給打了回來，最後是趁機才走掉的。

到台灣後，我先回保密局，後去保安司令部，1958年以中校階退役。退役後，我做生意。當時很艱苦。在抗戰時，我升職快，是因為在戰爭年代，到了台灣就難了，沒有學曆，最多可以升到上校，再往上就很難了。

 
1955年李維恂先生攝於高雄。

1955年李維恂在高雄的工作照。

問：您在遣返後還和當年在亞包的中國官兵有聯絡嗎？

答：基本沒什麽聯絡，當時大家都挺難的。不久前據國防部的人告訴我，後來這些官兵退台者有200來人。我到台灣後就見過二人，在高雄，我見過一個姓高的。死在亞包那裏的是悲壯的，而活著過來的人，則是很艱苦的。當年在南京時，曾經見到過一個從亞包回來的上尉，當時他在烏篷船上賣柴火。但以他當時的身份，似乎不應該也不能做此事，可能是已經投共了，在做秘密工作。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