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術座談會紀要

“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術座談會紀要

本刊編輯部

一、緣 起

4月3日至4日，本刊編輯部與南開大學曆史係、天津市社會科學聯合會、華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共同發起的“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術座談會在南開大學召開。來新夏、魏宏運、張國剛、馮承柏、羅澍偉、陳振江、劉澤華、王永祥、李劍鳴、胡光明、丁長清、慈鴻飛、張亦工、茅海建、汪朝光、薑濤、徐思彥、楊念群、苑書義、桑兵、羅誌田等天津、北京、石家莊、廣州、成都地區的專家學者和華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德福60餘人出席了座談會。本刊主編曾業英研究員、南開大學曆史係李喜所教授等分別主持了各場討論會。

曾業英首先代表發起單位報告舉辦這次座談會的目的是為了總結改革開放20餘年來我國史學界，特別是近代史學科在借鑒當代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方麵的利弊得失。他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陸地區近代史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同時，越來越重視借鑒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80年代初有係統論、控製論、信息論、概率論等現代自然科學方法論的討論，繼之又有曆史人口學、地域政治學、曆史民族學、曆史心理學、曆史災荒學等社會科學綜合分析法和結構功能主義、後現代主義、曆史計量法、曆史比較研究法、曆史逆向考察法等海外流行史學理論及方法的傳播與嚐試。這些討論、傳播與嚐試，開闊了我們的視野，拓寬了我們的思路，也豐富了我們的研究內容，深化了我們的學術認識，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推動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毋庸諱言，不盡如人意之處也在所難免，有個別學者強調引進當代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似意不在學術，而在自覺不自覺地否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有的學者並不真正了解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的底裏，僅憑一知半解的“皮毛”知識，就要改寫中國近代史;還有學者否定了舊的教條主義，又自我套上新的教條主義的枷鎖，不加區別和分析地全盤照搬當代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甚至連其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所做出的具體結論，也視為絕對真理而不容絲毫否定。凡此種種，無不說明怎樣正確對待當代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是值得我們認真討論和總結的。這就是我們舉辦這次學術座談會的由來和目的，希望各位專家學者暢所欲言，積極貢獻寶貴意見，以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健康發展。

座談會這一主題得到與會專家學者的一致肯定。四川大學曆史係羅誌田教授說，主辦者關於“海外”這一提法甚有分寸，因為我們較多翻譯西方史學著作不過是近幾年的事，在改革開放之初，學界受到的外來影響主要是海外的華語史著。這些華語史著可見很強的西方影響，但不少也有其明顯的獨特性，不過影響我們內地較多的似乎是那些較少獨特性的論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研究員也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擺脫封閉狀態，開始了與世界全方位的交流，學術交流又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20餘年來中外學術交流的深度與廣度前所未有，甚至可以說，其影響在相當程度上不亞於中外經濟、技術層麵的物質交流，在這個意義上探討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影響與成敗得失，是非常有意義的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薑濤研究員更是直言“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座談會很有必要。他說，海外的理論和方法有些是先進的，至少是和他們所處的所謂“現代”的社會條件相適應的。中國目前正處於向現代化變革的過程中，在方法論上學習乃至向其靠攏都是現實的、合理的。隔一段時間來一次檢討乃至反思，也是完全應該的。

二、曆史的回顧

座談會上，專家學者們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現代化過程進行了簡單的回顧，普遍認為中國傳統史學的現代化過程離不開外國史學理論及方法的影響。汪朝光談到:中國傳統史學有著悠久的曆史，近代海禁大開，中國傳統史學亦開始了其現代化的曆程。本世紀初起，中國傳統史學逐漸向新史學過渡，以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蔣廷黻等人為代表，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外國史學理論的影響。

30年代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興起，也與外國影響有很大關係。到本世紀中葉，可以說中國傳統史學的現代化過程已基本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成為中國史學的主導理論，但由於種種原因，對當代海外的史學理論及方法還缺乏了解。直到改革開放，國人才得以真正了解世界，追蹤世界大勢，所謂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影響，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的，這種影響實際反映了中國傳統史學現代化的過程。至於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具體影響，他認為可以巴勒克拉夫的《當代史學主要趨勢》為參照係。該書敘述了20世紀初至70年代世界曆史研究的變化。這些變化主要表現在，史學研究領域的擴大，研究重點不再局限於政治史或重要人物的曆史，而是擴展到曆史上的社會、經濟、文化、思想、心理等各個方麵;在研究方法上，社會科學的影響日漸增加，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統計學、人類學、人口學、心理學等領域的研究方法，諸如模式分析、計量統計、結構功能、比較方法等，被廣泛運用於史學研究。總體而言，史學研究由敘事轉向分析，由表麵事件轉向內在環境，使史學研究更為嚴謹，更為科學。70年代以後，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的發展更為多樣化，其中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即為90年代以來的最新發展。對照上述海外史學理論、方法和實踐的發展趨勢，應該說改革開放20餘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軌跡，大體與世界史學的發展同步，表現在研究領域的拓展(近代社會研究，如人口、租界、家庭、婚姻等)，研究視野的延伸(現代化問題的討論)，研究方法的多樣化(計量、結構功能、比較等方法)。如同本世紀初中國傳統史學由舊而新的轉化一樣，20餘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進展，也都或多或少受到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的影響。

天津市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羅澍偉研究員也認為20世紀是中國史學從傳統走向現代的世紀，而國外史學理論的影響則是這種轉型的促成因素之一。他說，在此期間，中國大陸史學界幾度出現研究觀點與方法上的變革。特別是從50年代開始，伴隨著對傳統的和近代西方曆史觀的批判，大陸地區的曆史教學和研究開始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取得了相當的成績。然而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由於“左”的思潮影響，事事以階級鬥爭為綱，將學術問題混同於政治問題，“百家爭鳴”成了“馬克思主義”一家對“非馬克思主義”諸家的批判，形成對海外、尤其是西方史學理論的深閉固拒，從而阻礙了曆史研究的發展，使這塊曆史悠久的國土出現了曆史研究的蕭條與危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教條主義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糾正，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不僅不再被看成是異端邪說，且成了學習和借鑒的對象，許多海外史學理論著作被譯成中文出版，一些海外史學流派如法國的年鑒學派、美國的計量史學等等開始得到認可，各種海外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被學者們廣泛應用於日常研究工作之中，新興學科不斷建立，中國史學在改革開放的20餘年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李喜所回顧近20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認為在理論指導上的一個顯著變化就是現代化或曰近代化理論的引進和實際運用，將近百年的中國曆史看作是一個近代化的過程，革命鬥爭僅僅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依照這種史觀去開拓中國近代史研究，不僅研究領域擴大了，而且由於方法多元化了，價值取向不同了，不少結論也令人耳目一新了。探究其變化的原因，主要是改革開放的結果，一方麵，近20多年中國向現代化邁進的客觀現實，迫使中國近代史研究者按現代化的理念，去重新審視鴉片戰爭以來的曆史變遷，自覺不自覺地將其歸結為一個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的工業社會的轉換過程，並努力去研究其中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社會等各方麵的進展以及成敗得失;另一方麵，大批學者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大潮，麵向世界，開展前所未有的中外學術交流，引進並吸收海外的史學理論和方法，特別是有關傳統社會如何走向現代化的理論和方法，去重新解釋中國近代史。可以肯定地講，改革開放的實踐導致了中國近代化史觀的確立。

薑濤稱海外史學理論與方法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這種促進作用為“處處有路透長安”，用西方人的話說就是“條條道路通羅馬”。他說，條條道路通羅馬，這是迄今仍為西方人所樂道的與方法論有關的熟諺，英語的說法是:“All roads lead to Rome”。回憶一下20年來變化的過程也許是有意思的。前十年:首先是承認科學與技術的落後，但社會科學，因為我們有馬克思主義，所以比人家先進(其實老馬也是西方人)。後來也承認人家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成就，但又有所保留，說其重理論，輕史料，架子仍不倒。再後來，就不再有什麽架子，不是“放下架子”，而似乎是“散架”了。那就隻有跟著學吧!先是因為海外華語世界學者的原因，轉手學總是慢一拍;後來是直接學，隻慢半拍。又有人幹脆向自然科學學習，於是就有了什麽“老三論”、“新三論”之說，快是快了，一步不落，但又不為史學界的人們所認同，因為無法直接消化。後十年:似乎重新有了架子，但那是虛有其表，不起什麽實際作用。學人們(遠走高飛的不去說了)各依自己的方式行事，或者叫做我行我素，固步自封的當然有，實實在在做出了成績的也為數不少。與社會本身潛移默化的變化當然也有關係。“條條道路通羅馬”，隻要是認真的嚴肅的科學研究，總會取得成果、達到目的的。

當然，在怎樣評估海外史學理論與方法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影響這個問題上，與會專家學者們的認識並不完全一致。南開大學圖書館學係來新夏教授就在發言中表示，近20年來，中國的史學研究，特別是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有著某些顯著變化。有人認為，這與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並被廣泛應用有關。甚至還說有積極的作用。我不完全同意這種以偏概全的看法。任何事物沒有絕對的純，既有積極作用，也必然帶有負麵影響。有些當時好，但過段時間也許發現其不足與弱點，有些一時似乎難以理解和接受，但逐漸感到有足堪回味的內涵。所以我曆來主張本土和海外文化是一種雙向交流的互補關係，二者會碰撞、交融而產生新的進步。這應是我們正確認識海外史學研究方法的基本態度和出發點。

羅誌田就西方史學的整體認識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由於我們對西方主流學術的了解不足，結果是我們不少人認知中的“西方史學”其實充滿誤解。一個最大的誤解便是西方史家長於理論分析，而中國史家則長於搜集史料。其實他們的誤解還不止於西方，也包括中國在內。實際上，在所有的西方人文和社會學科之中，史學對“理論”的抵禦既是長期的，也是最“頑固”的;前兩年這一現象便曾引起美國史家的爭論，而且仍未出現史學應該更加“理論化”的共識。反之，在近年重新引起較多關注的民族主義研究中，許多西方學者都強調過去對民族主義的研究存在一種“非曆史”的傾向(即偏重於從各社會科學學科的理論角度研究民族主義)，故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民族主義，現在則應糾正這一傾向，多從曆史角度去考察和檢討民族主義。倒是我們中國20世紀的新史學反更重視理論，在道鹹以降的學問大家特別重視義理的傾向下，20世紀初年的中國“新史學”從一開始即以追求曆史規律性解釋為目標，這對整個世紀的中國史學有著雖或隱或顯但其實相當深入的影響。

後來“以論帶史”觀念的提出及相當時期內對此的爭議，都揭示著重理論輕史料傾向的長期存在。南開大學曆史係王永祥教授則表示，他個人認為，史學研究不可能脫離開科學理論的指導，不需要理論指導的觀點難以站住腳。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楊念群副教授也說，用什麽史料與不用什麽史料，恰恰是對一個曆史學家理論素養高低的考驗，是需要新穎的解釋框架作為支撐的，否則“冷板凳”坐得多久也無用。

三、存在的主要問題

20多年來，我國近代史研究領域在借鑒海外史學理論與方法方麵是有成績的，但不容否認也存在諸多不足，或者說問題。不少專家學者的發言都談到這一點。羅誌田認為，中國學人學習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的最大弱點，是對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缺乏整體性的了解和認識。他說，新引入的西方史學對中國史學的衝擊和促進並存，後者尤其有目共睹，不容忽視。不過，西方史學從來就具有多歧性，近20年尤其處於轉型和重新定位的劇變時刻，因而影響中國的正是這樣一種具有多歧性的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總體地看，對西方史學缺乏整體了解而又極欲獲得新知的中國史學研究者，多依據其個人的觀念和需要，隨意摘取西方不同派別的史學方法中大致可以接受的部分(其中不少經“海外”學者的事先的選擇、加工和再創造)，糅合入他們所熟悉的治學方法中。近幾年來，“與國際接軌”是學界談論的較多的話題，而“接軌”首先意味著與國際學術研究進行真正的“對話”，這一點在實踐層麵其實相當不足。西人引用我們的史學成果，多集中於轉引史料，而未能看出有些中國學者之論著的心意所指。反過來，我們自己也有類似表現，這就提示了雙方的研究思路並未“接軌”。以《劍橋中國史》近代部分為例，這本是集眾多學者就其所長各寫一章(或幾章)的通論性著作，大致的風格是點到為止，言而不詳，基本反映了寫作時英語世界為主的西方中國史研究的水平。但此書的中譯本出來已有相當一段時間，大部分中國學者在研究中基本忽視其存在;偶有引用，竟多是當作史料來用或轉引其史料，正是其最薄弱或最不注重之處，似也有點“後殖民”意味。我所接觸到的不少學者實際上對《劍橋中國史》略有不知所雲的感覺，不過以中國人一慣的客氣不公開批評而已。實際上，或可說大多數中國學者並未讀“懂”這套書。這裏所說的“不懂”，不是一般意義上因程度淺而讀不懂;而是因為不了解其“所思”，也就看不出其“所言”之指謂何在了。可以說，不僅走出去要“接軌”，就是引進來，也要弄清其軌轍，才能為我所用。西方的中國研究在其學術領域中實屬邊緣，除歐洲極少數傳統漢學的堡壘有其特定的取向外，大多是追隨西方主流學術的演變之所思而思、所言而言。那就是他們的軌轍。隻有在大致了解同時期或稍早西方主流學術思潮的基礎上，才能看出其中國研究關懷之所在。 

此外，羅誌田還認為中國學人學習西方史學理論及方法尚有一個致命弱點，這就是往往隻知套用西方史學理論的新名詞新概念，而忽視精神實質。他說，具體到西方理論的引進，自20世紀初以來，中國學人也常常容易先接受其新名詞新概念，而不甚注意西人學說中內在的“條理”。林紓在1919年給蔡元培的信中就曾攻擊新文學是“學不新，而唯詞之新”，次年胡適在北大的開學演講中也承認新文化運動已成“新名詞運動”。到他30年代寫自述時，胡適仍強調他比許多人高明處正在跳出了西學“新名詞”的框框。在一般人的認知中，胡適正是“西化”的象征，他對西學的態度很值得我們反思。以新名詞代替理論的風氣至今猶存，近年關於所謂近代中國“市民社會”的討論就頗具隨意套用新名詞的傾向(也有較認真的)。認真的引進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而不是術語標簽的借鑒，我認為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也並不主張史學研究非要有“理論”不可)。在方法論的層麵，屬於異文化的西學理論和方法在何種程度上可以用來詮釋以及怎樣詮釋中國的曆史，本身也還是個需要研究的問題。比如歐洲學者提出的“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不少人譯為“市民社會”)的概念被一些美國學者用來詮釋近代中國史，但也有不少歐美學者認為並不合適，這就恐怕需要進一步的討論。二戰後西方一度比較流行大的結構解釋體係，當時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大致先後以所謂結構主義和功能主義為主要特征，兩者從20世紀80年代起都對中國曆史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但一般中國史家在運用結構和功能來考察曆史時並未注意到這兩種取向在根本上帶有“反曆史”的傾向:雖然不少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都曾大量運用曆史材料，但對他們來說，要認識和了解一個社會或族群，重要的是明白該社會的結構及其作用，或該社會各部門的功能及其運作。曆史可以提供材料，但似乎也僅此而已;時間的意義在結構與功能取向中本不那麽重要(當然是相對而言)，而史家最注重的隨時間而變化的人與事的意義對他們來說似乎也視其與結構或功能的關係之緊密程度而定。近年西方從“濃密描述”到“濃密閱讀”的方法，更重視“人”本身(特別是過去重視得不夠的下層小人物)，大概有意無意間都有糾正年鑒學派過去重不變的大結構而輕視“人”的傾向，兩者都很值得我們借鑒。西方史學的演化提示著我們的史學至少應該在重視人與事的基礎上考察分析大的結構，兼顧曆史上的變與不變，特別是看上去平穩停滯時期變化的一麵和革命劇變時期不變的一麵。但具體到近代中國，其顯著的特點是變動既劇烈又頻繁，同時還存在著明顯的區域發展差異和思想與社會變動的時空不同步現象，故任何對近代中國的框架性係統詮釋都可能有相當大的局限性，尤其需要謹慎處理。

桑兵在發言中，以更加鮮明的語言，表達了與羅誌田類似的看法。他說，20世紀中國學術發展的曆程表明，受外國史學理論及方法的影響甚至籠罩，事實上已經成為主流，今人所據以判斷新的舶來品者，大抵是洋化過了的“新國粹”。問題在於:(1)近年來不知源流本末主從正邪的拿來主義和格義附會過濫，加上“侏儒”理論和無序狀態作祟，負販者肆意鼓噪連自己也未弄明白的新說，敢於以無知為博學，結果越是高明的海外史學理論和方法越是和者蓋寡，相反則趨之若鶩。社會史研究進行多年，最終連“社會史研究主要不指領域而是方法”這樣的常識也要在權威刊物上正本清源。同一理論或方法的使用亦如此，旁門從者如雲，正門無人問津。如所謂比較研究，照中外前賢半個世紀以來的一貫看法，時下流行者，多半是望文生義地將“比較”一詞的字義等同於研究方法的涵義。學術是對智慧與毅力的考驗，不敢或不能取法乎上，必然墮入下流。(2)即使長期忠實輸入外國學說，並與中國學術結合卓有建樹者，亦難免深遠流弊。在泛社會科學化的影響下，治史一味追求方法模式，懸問題以覓材料，附會於現成的解釋框架。可以寓目的史料雖然大幅增加，解讀史料的能力卻明顯下降。史學不是從史料中解讀出來，而是先入為主地按照一定的格式將史料肢解後重新拚裝。現代化研究每每異變為刻意找變化，區域研究則成了現行行政區劃的倒述。學者循著隻找材料不讀書的路徑，日益陷入專而偏的狹境。人言言殊並非學術個性化的表現，而是盲人摸象的變種。 

汪朝光則認為，20餘年來雖然中國近代史研究受到了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的影響，但深入而論，這種影響還比較膚淺，並不如表麵感覺的那樣廣泛和深入，而且，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特定時期的研究趨勢和學術評論方麵，就具體個案研究而言，似尚未見到非常成功的例證。他分析這種狀況主要是以下幾方麵的原因造成的。首先，中國傳統史學的影響。中國史學一向注重敘事，紀傳體《史記》與編年體《資治通鑒》一向被公認為中國史學的傑作，史學家們亦以此懸為標的。這一治史傳統不能不對中國史學研究產生很大影響。同時，由於建國以來一段時期中教條主義盛行，不重視史料與史實，使許多史學工作者對“空頭”理論產生反感。改革開放以後，史學工作者更注意史實的發掘，注重實證，這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傳統史學的影響，而使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的引進、運用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舉例而言，有海外學者認為，曆史學家最重要的工作是提出問題，其工作好壞與所提出問題質量的高低有直接關係，而這裏涉及到先有資料再有問題，還是先有問題再找資料，反映了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很顯然，多數中國學者可能更認同前者。第二，史學訓練的不足。迄今為止的中國史學教育以經驗傳授為主，又以中國曆史為主，曆史係的學生缺乏廣泛的知識訓練，很難真正掌握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的精義。以目前中國史學工作者的知識結構，要想對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做到融會貫通還有一定困難。以後現代主義為例，雖然有一些中國學者在提倡，並希望將之運用於研究實踐，但他們眼中的後現代主義，與海外學者運用的後現代主義，還有相當大的距離，甚或本質的不同，因此，目前將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運用於中國近代史研究並較為成功的似還在海外學者本身。第三，尚有一個與中國曆史實際相結合的問題。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畢竟是海外的特定環境中產生的，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必然要與中國曆史實際相結合才有生命力。

關於這最後一個原因，李喜所補充道，在近20多年按照近代化史觀去探討近代中國曆史變遷的過程中，我個人的感受，西方的“衝擊—反應”和“傳統—現代化”模式對近代史學界影響最大。這兩種理論模式表述的方式雖然不同，但最基本的論點是不承認中國傳統社會有走向近代化的機製，是在西方與世界的衝擊下，中國被迫回應，而不自覺地向近代邁進。在運用近代化的總體框架來解釋近代曆史這一點上，西方的上述論點無疑是有啟發和借鑒意義的。但中國傳統社會和中國近代化的內在聯係，則引起不少學者新的思考，這表明完全照搬西方理論框架是行不通的。

但是，楊念群與多數學者的看法不盡相同。他說，90年代的中國曆史學和80年代有一個重要區別，那就是80年代曆史學在努力摸索用其它學科的方法解釋曆史的途徑，盡管如“三論”在史學中的運用總給人以生搬硬套的感覺，但那確實是個不斷探索的激情時代。而90年代學術史思潮的興起，開始強調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自覺地與曆史的社會科學化劃清界限，所以曆史學的研究總使人感覺是在兩個極端搖擺不定，而且這種搖擺的潛台詞是:理論和史料是對立的，非此即彼，你隻能選擇其一。90年代史學界給人的印象是，隻要把“冷板凳”坐熱，自然就會成為一位優秀的曆史學家。“板凳需坐十年冷”這句名言，從一個必要條件變成了充分條件，而引進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好像必然會導致生搬硬套，洋人看中國也一定是隔靴搔癢。90年代還出現了另外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曆史學以外的各個學科如文學、法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等開始借助自身的理論框架，對中國曆史重新加以解釋，從而構成了自己獨特的“問題領域”，而我國史學界對這些“問題領域”基本持抗拒和冷淡的態度。從最近發生的曆史學與人類學的爭論中就可看出，曆史學攻擊人類學基本上是指摘其史料運用的錯誤，這自然是無可厚非的，但在指摘史料運用錯誤的同時，卻又是以全盤否定人類學方法在曆史研究中運用的可能性為其論證前提的，而否定的原因之一，恰恰是因為人類學是西方的東西。依這個邏輯指導下來，就變成隻有中國學者才有資格談中國曆史，外國人用他們的方法研究得再好也沒有用，從遊戲規則來說，這是場不平等的戰爭。

四、正確對待海外史學理論與方法

為了更好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與會專家學者依據上述我國史學界在學習和借鑒海外史學理論與方法方麵所存在的某些不足，還對怎樣正確對待海外史學理論與方法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專家學者們一致認為，現在不是該不該學習和借鑒的問題，而是怎樣學習和借鑒的問題。概括專家學者們的意見，主要有以下幾方麵的內容。

第一，學習、借鑒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的最終目的是建構反映時代精神、具有中國風格和氣派的史學理論體係。羅澍偉發言道，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的曆史學，研究、借鑒和吸收海外史學理論，絕不是跟著別人的腳印走，亦步亦趨，人雲亦雲;走向世界，也絕不等於“西化”。海外的史學理論，大都是海外曆史學者在研究本國，研究某一區域，或某些國家的曆史過程中，總結和提煉出來的;不可否認，某些方法和結論具有普遍的價值。但是，中國的曆史，是在獨特的環境下獨立發展起來的;步入近代，由於曆史上形成的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也使中國的發展遲遲無法、也不能與其他國家走同一條道路。不能期望用海外的史學理論，就能很好地解釋中國的曆史;也有一些海外史學理論，對中國並不適用。所以中國的曆史學家，研究、借鑒和吸收海外史學理論的最終目的，在於升華為中國自己的史學理論，湧現出中國自己的史學流派，讓中國的史學理論、史學流派，在21世紀能夠走出中國，走向世界。王永祥也說，對於海外的史學理論與方法，我主張取其所長，為我所用，不主張簡單地移植、套用或否定。能融合各家之長，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或發展屬於我們自己的學術個性很重要，甚而至於還可以提出關於形成有我們自身特色的學派問題。綜觀海外一些著名的研究機構，其所以影響較大且時間久遠，往往與其具有自己的學術個性和形成了學派有關。

第二，“不能盲目跟著西方跑”。羅誌田在發言中指出，今日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已成世界性的學問，中西史學對話的必要性與日俱增。我想，對於西方史學的長處，我們要以開放的心態予以充分肯定並學習參考之;但首先要對其真正了解，沒有了解談何借鑒，更不足以言對話。同時，沒有自身的學術立足點及在此基礎上的學術優勢，也談不上對話，所以中國史學不能盲目跟著西方跑。從實踐層麵看，由於西方史學是個發展的變量，要跟著跑也難。比如西方前些年流行的結構-功能理論和現代化理論等現在都受到當地年輕一代史家(特別是後現代主義者)的批判，仍在大量運用這些理論的中國史家是否跟著批判或對其批判視而不見，就是一個頗費斟酌的問題。

河北師範大學曆史係苑書義教授也認為借鑒不應全盤照搬。他說，西方的社會是多元的，社會科學理論是多樣而複雜的，因此在曆史研究中也顯示出流派紛呈的局麵。我們借鑒西方史學，不應局限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的某一學派，而應麵向不同時空條件下的所有學派。因為西方史學從古典的“敘述史”到20世紀的“新史學”、“新敘述史”的演變，無不是社會環境的變遷和曆史學對傳統遺產揚棄的結果，既各有高度的連續性，又各有獨特的創造性。當然，對西方史學的這種借鑒，不應變成全盤照搬。因為西方史學是在西方社會的具體條件下孕育發展的，時代精神和階級局限並存，民主性精華和封建性糟粕雜糅，我們隻能汲取其精華，而絕不應成為其糟粕的犧牲品。他簡略分析西方史學之父、希臘希羅多德，西方近代史學代表人物意大利維柯、法國孔德、德國蘭克、英國柯林武德、湯因比、布勞代爾及美籍德國人亨佩爾等各家史學流派的特點後指出，西方史學各個流派無不具有雙重性格，其中有關研究“整體曆史”、揭示曆史發展規律、重視對史料的批判鑒別、推崇敘事形式、追求文辭準確優美、強調跨學科研究方法和曆史學的社會功能等等，我們無疑都應該而且能夠加以吸收借鑒。但是對諸如人類曆史發展階段和動因、高揚或貶低作為曆史研究主體的人的主觀意識等等，顯然是應該加以摒棄的。

薑濤則認為首要的一條，就是不要生搬硬套一些什麽所謂的模式。走哪條路，怎麽走，應該由自己根據實際情況決定取舍。在這一點上，我完全是“貓論”的讚成者。舉個例子:施堅雅模式。80年代曾被國內的一些學者捧上了天。但這個模式是有其先天缺陷的。施堅雅模式源於克裏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即克氏模式，而克氏模式的數學起源則是斯坦納問題——尋求總長度最短的道路網問題。施氏模式雖對克氏模式有所變動，照其自己的話說是將其放在橡皮膜上，加以拉伸變化，但在實質上並沒有區別，用句數學術語說，它們是“拓撲等價”的。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比利時學者普裏戈金在《從混沌到有序》一書中證明:克氏模式隻是現實中“一個可能的但不大會有的結果”，根本原因即在於其“完全忽略了曆史”。我在1993年所著的《中國近代人口史》一書中曾花費了一定的篇幅批評了施堅雅模式，主要的論點是說他的模式是不成功的(也即所謂“有違曆史事實”，這是從實證意義上說)，而且是不可能成功的(也即所謂“完全忽略了曆史”，這是從其理論的原模型的缺陷的角度說)。但也有人不以為然，引用施氏模式對我進行了斷章取義的反批評。後來幾經往複討論，總算和這位朋友達到了某種程度的共識。

第三，不應導致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否定。苑書義提出借鑒西方史學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絕不應以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來取代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因為西方史學理論是建立在主觀唯心主義、客觀唯心主義或庸俗唯物主義基礎之上的。他們在揭示人類曆史發展的實質和動力時，或者歸結為人的“心智”，或者歸結為客觀存在的“絕對精神”，或者歸結為人的自然需求和各種經濟活動。正如列寧所說的:“馬克思以前的‘社會學’和曆史學，至多是積累了片斷收集來的未加分析的事實，描述了曆史過程的個別方麵。”(《卡爾·馬克思》)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則消除了以往一切曆史理論的缺點，使人類曆史的研究成為科學，因而“是唯一的科學的曆史觀”(《什麽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科學價值，甚至得到西方世界沒有偏見的人們的讚譽。美國學者伊格爾斯就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史學對非馬克思主義學家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吸引他們對曆史的經濟因素加以重視，引導他們研究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對現代史學最重要的貢獻還在於它強調了社會運動是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整體觀念;在於它尋求曆史現象所由發生的結構背景;在於它把這些結構背景與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聯係起來，也在於它創建了用以分析造成的這些變革的各種因素的觀念模式。”(《曆史研究國際手冊》導言)既然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唯一的科學的曆史觀”，那麽我們就必須確認它作為史學本體論核心的地位，既要完整準確的堅持它的基本原理，又要不斷地以包括西方史學理論在內的一切最新科學成果來充實發展它，並力爭在它的指導下，建構我們自己的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體係。

第四，不應忘記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桑兵認為前賢的灼見是值得借鑒的。他轉引陳寅恪的話說，“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係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麵吸收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薑濤則結合研究實踐，介紹了他的經驗，他說，我們的前人有許多好的東西需要繼續發揚，尤其是作為我們研究中國史的學者。我舉一個人口結構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結構主義是西方在20世紀中葉逐步興起的方法論，也可以說是思潮，到90年代，高潮似乎已經過去，但方法本身還是有用的。因為方法本身是與目的、研究對象密不可分的。但西方的結構主義，有一個內在的缺陷，就是過多地注意了共時性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曆時性。我在研究中國人口結構時，注意到了西方結構研究的合理性，但更多地考慮到中國古代經典《周易》所特有的結構性辯證思維。《易》為群經之首，影響了中國數千年。《周易》的思維是結構性的，但又是辯證的，注意到時與空的辯證結合。因而它可以彌補西方結構研究的若幹不足。我在研究中國人口的地域結構和家庭結構時，就有意吸取了八卦中的“後天卦”和六十四卦中的《家人》(離下巽上)卦，因為它們可以說明人口結構中所存在的錯綜複雜的相互關係問題。 

第五，切忌空談“理論”，不做實際研究，要緊的是拿出真正經得起學術實踐檢驗的為國內外學術界所稱道的研究成果來。桑兵目睹多年來大陸史學界的一些現象，不無憂慮地說，今人比較所謂新方法新理論之當否，常常依據教科書之類的解釋框架，容易導致追求新奇的偏向，充其量不過是用一種框架代替另一種而已。其實判斷理論方法的有效與否，應視其能否有助於多讀懂史料，多弄通史實，而且功能為已有各種方法所不能覆蓋替代。以材料史實就框架，仍是本末倒置，無助於對曆史認識的深入拓展。近年來學習模仿外國理論和方法，總不免趨時與過時的惡性循環，病根或在於此。在此情況下，盡管不斷有新的理論和方法被引進和鼓吹，有時關於理論和方法本身的炒作熱火朝天，但實際上真能把握所說理論方法者屈指可數，而運用這些理論和方法做出經得起嚴格學術評判的成果更是鳳毛麟角。何況離開孕育產生的背景，問題意識不同，理論方法難免發生變異。前人所謂單講史法者史學往往不佳，應引以為戒。更為重要的是，學人應視學術為神聖，應有敬畏之心，應自以為愚。學術為古今中外賢哲極高智慧的結晶，決非輕而易舉能夠掌握。不知深淺，自欺欺人，不過為學術史留下笑柄。羅誌田也認為，說到底，不論是否運用理論及運用外來的還是本土的傳統治史方法，一個史家或一國史學的學術地位還是落實在是否能產生言之有據的高水準學術論著。汪朝光總結與會專家學者的意見後指出，總之，我們可以將曆史視為科學，而科學需要理論，因此，海外史學理論對中國近代史研究自有其借鑒意義。但我們亦應該認識，曆史首先是有聲有色的曆史事件與曆史人物的活動，無論是敘事還是分析，無論是宏觀總結還是微觀描述，無論是運用經典理論還是現代理論，真正有血有肉的、符合曆史真實的、眼界開闊而不拘泥於舊說的曆史著作，才是永恒的。

座談會上的發言，大多切中肯綮，發人深省，值得我們重視。

《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執筆者為本刊編輯曾學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