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穀雄風
有所思，有所感，從曆史的時空中來，再回到曆史的時空中去。
中國知青史（節選二）
劉小萌
二、第一聲號角
“文革”中的上山下鄉活動，最初並不是政府動員組織的結果，而是由首都北京的一些“老三屆”中學生自發倡始的。
“文革”10年，與“老三屆”中學生息息相關的有兩場運動。即紅衛兵運動和上山下鄉運動。紅衛兵運動曾如摧枯拉朽的颶風掃蕩全國，震驚世界。它將一批年輕氣盛、富於革命激情的青年學生推上政治舞台。1967年8月18日，當毛澤東身穿綠軍裝，佩帶紅衛兵袖章，向欣喜若狂的革命小將高呼“我支持你們”時，年輕的紅衛兵們天真地認為，自己似乎已成為決定中國前途乃至世界之命運的主宰。但是，隨著10月3日《紅旗》第13期社論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而把群眾運動的矛頭進一步引向各級領導幹部，以幹部子弟為中堅的紅衛兵運動便失去了前進的動力。與此同時，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極左派控製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結束了對老紅衛兵〈為與爾後興起的“造反派”紅衛兵、又稱新紅衛兵相區別，將這一時期的紅衛兵稱“老紅衛兵”〉的利用，轉而扶持運動初期受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的“造反派”學生，並以他們為核心重新組建了在各級革命委員會有效控製下的紅衛兵組織，即所謂“造反派”紅衛兵(新紅衛兵)。
在此基礎上，建立跨學校、跨地區的“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簡稱“中學紅代會”)。中學紅代會的建立，標誌著“老三屆”學生領袖的“改朝換代”。然而，無論是老紅衛兵，還是新紅衛兵，是所謂“保守派”還是“造反派”，他們的政治取向、思想觀念大都如出一轍。1967年9月發韌於北京的上山下鄉活動，就是由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紅衛兵頭頭率先組織起來的。他們天真地認為，自己在發動一場“繼續革命”的新長征。
(一)真誠的探索者
早在1966年6月“文革”爆發初，在全國每一所大、中學裏，大字報、大標語，鋪天蓋地;聲討會，批判會，通宵達旦。6月6日，北京女一中高三年級的幾十名學生率先提出：“徹底砸爛整個舊的教育製度”，其中包括廢除舊的高考製度。她們認為，舊的高考製度“突出業務，突出分數，貶低政治標準”，“排斥工農子女”，“擴大三大差別，和封建社會考狀元沒什麽兩樣”。最嚴厲的批判莫過於“它助長個人奮鬥的資產階級思想，引誘青年走白專道路，實際上是為複辟資本主義服務”!於是，義憤填膺的女學生們決定給毛主席寫信，請求廢除舊的高考製度。信中寫道：高中畢業生應該到工農兵中去，和工農相結合，在三大革命運動的風浪中鍛煉成長。……這是一條新路，是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新路。我們一定要，並且一定能走出這條無產階級自己的路。親愛的黨嗬，敬愛的毛主席，最艱苦的地方，要派毛主席身邊的青年去。我們整裝待發，就等著您一聲令下。
6月7日，湖南長沙一中的一個共青團支部向全國高中畢業生發出倡議，徹底摧毀“升學考試”這個資產階級的頑固堡壘，並列舉了它的21條罪狀。6月10日，北京男四中畢業班的學生也寫出一份題為《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倡議書。他們更加鮮明地提出，今後的大學生要“大量從工農兵中吸收在階級鬥爭中經過考驗的革命者入學”。並且無比自豪地宣布：“我們打碎的決不僅僅是一種考試製度，我們打碎的是幾千年來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鋯，我們打碎的是產生修正主義的溫床。”青年學生的倡議得到了“文革”領導者的支持。6月2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改革高考製度。
廢除舊的高考製度，隻是“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一個環節，隨之而來的，是更廣泛、更深入的全麵批判，所謂“反動的招生路線”，“封、資、修的教學內容”，“束縛學生思想的教學方法”，“冗長的舊學製”均在掃蕩之列。
1966年下半年，當紅衛兵運動正處在“破四舊”、“大串聯”的如火如荼階段時，已有一些“老三屆”學生，在意識到原先考大學、當專家的道路被否定之後，更熱衷於腳踏實地地探索新的人生道路。由於“文革”前學校教育的大量灌輸，這條新的、革命化的道路對他們並不陌生，那就是“與工農相結合”。他們從一踏入中學校門起就經常被組織到農村參加生產勞動。大約在1965年以後，許多中學在每個學期都要組織一次下鄉勞動，時間一般在1周至10天不等。同時，積極開展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宣傳，尤其是電影《軍墾戰歌》、《生命的火花》以及邢燕子、侯雋、董加耕等知青先進典型，給予“老三屆”學生以深刻的印象，促使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朝著這個方麵進行探索。
“文革”初期學校停課，“奪權造反”熱火朝天，中學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動自由。應該看到，在當時卷入“大串聯”的學生中，目的並不相同，有的是熱衷於到各處參加運動，“煽風點火“；有的乘機免費旅遊，寄情於青山綠水之間;還有一些學生，真誠地想利用這一機會，摸索與工農相結合的途徑。
探索的方式多種多樣。有些人的興趣是在鄉下從事社會調查，有的則嚐試創辦像毛澤東青年時代那樣的自修大學和農民運動講習所。1967年元月5日由一群知識青年自發組織的湖南共產主義戰校將校址設在漁縣七裏湖農場。戰校的《宣言》聲稱：這是一所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南、在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下，以抗大和解放軍為榜樣，麵向工農，培養共產主義戰士的新型學校。
通過對“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批判，許多“老三屆”學生對17年教育製度產生很大反感，希望盡快投身於農村、邊疆，在探索革命化道路的過程中真正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1966年底，北京市的一些紅衛兵發起組織了紅衛兵農墾戰鬥團，曾與長期在廣東省擔任領導職務、“文革”初調赴中央工作的陶鑄聯係到海南島去。在此前後，幾批北京紅衛兵自發前往雲南、河南、東北等地的農場和農村。還有些學生，把“文革”前的下鄉知識青年，當成了社會調查對象。如北京一所中學的學生曾數次到河北省寶抵縣(今屬天津市〉去訪問邢燕子和侯雋，並與那裏的下鄉知識青年共同生活了一段時期。有的學生在深入到河北易縣等老革命根據地時，對當地的插隊知青產生了興趣，便進行了調查並寫出調查報告。還有些學生更直截了當一些，早在1966年，就有學生利用“大串聯”機會前往新疆，要求留在當地參加軍墾；有些學生串聯途經某個山鄉，便不想再回學校，要求留在那裏與農民一起“戰天鬥地”，如後來被廣為宣傳的北京長辛店中學的蔡立堅，就是串聯路過山西一個小山村時決心留下務農的。雖然不久就被學校召回，但當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潮湧起之初，她到底還是返回到那裏。首批到雲南西雙版納安家落戶的北京知識青年，也曾有過到該處串聯的經曆。
“飛向草原的雄鷹”
在再度掀起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充當了開路先鋒的北京25中學生曲折等人，實際上就是上述那些熱情、單純的探索者中的一部分。他們也曾想創辦紅衛兵大學，進行有關教育革命的嚐試，後來學習了毛澤東有關青年運動的論述後，認為：學生的階級屬性是沒有進行徹底思想改造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以必須實現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於是申請到條件艱苦的內蒙古牧區插隊。為此，當時的《紅衛兵報》把他們譽為“飛向草原的雄鷹”。
曲折等人所以最先跨出這一步，是與當時所處的特殊地位分不開的。“文革”爆發，曲折帶頭成立了全校第一個學生造反組織“東風”。不久，當時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等人決定派工作組進入各校，以期穩定日趨動亂的局勢。在各個中學，數目不詳的一批應屆高中生被工作組打成了“反黨分子”、“野心家”。曲折和他的同班同學李冬民(後來的北京市中學紅代會主要負責人〉也在其內。他們在校內被批鬥達40餘天。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嚴厲指責派工作組的做法，指出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隨即，全國形勢陡然一變。曲折等人的罪名一掃而光，“革命左派”的桂冠則從天而降。這段起伏跌落的經曆無疑增加了曲折及其造反派戰友對毛澤東的虔誠、熱愛和感激的心情。“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解放了曲折。”這的確反映了他發自肺腑的呼聲。1967年3月，北京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簡稱中學紅代會〉成立，一批著名的造反派學生躋身於它的領導機關。李冬民擔任紅代會的主要負責人，曲折作為紅代會政治部負責人，主管紅代會的報紙－《兵團戰報》。以後，因為對學生中曠日持久的“派仗”感到厭倦，曲折等人於7月發出了關於創辦紅衛兵大學的倡議書，進而認識到實現思想革命化，隻能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在選擇“與工農相結合”的具體方式上，曲折等人深受60年代初期樹立的上山下鄉先進人物的影響。而廣大農村缺乏知識，農民養活了知識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識青年的現狀，也促使他們做出走上山下鄉道路的決定。此外，1967年初官方旨在動員返城老知青重新回到農村而開展的有關上山下鄉偉大意義的宣傳，對曲折等人的選擇也產生了直接影響。5月4日《人民日報》社論《知識青年必須同工農相結合》強調“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廣大的知識青年與工農群眾相結合開辟了最廣闊的道路”。當曲折等人向北京市革委會提出自己到邊疆插隊的誌願時，就是以這篇社論為依據的。
曲折等人的行動從一開始就得到北京市革委會的全力支持。10月8日，北京市革委會及有關部門負責人在座談會中讚揚他們是“開路先鋒”，預祝他們打好第一炮，以後把經驗寫回來，“發動不少的人再到那裏去“。足見官方對他們的支持，是與解決中學畢業生分配的棘手問題聯係在一起的。1967年下半年，北京乃至全國各大中城市已經普遍感到六六、六七屆中學畢業生大批滯留學校造成的壓力，所以，官方急切地希望曲折等人的行動，能夠帶動更多的畢業生到農村和邊疆去。另外，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考慮，就是希望通過這次行動，打退“那些意誌薄弱的人”(指倒流回城的老知青們)所造成的社會影響，“把那股歪風打下去”。在北京市革委會負責人的講話中，與倒流回城的老知青們展開的鬥爭被誇大為“兩條路線的鬥爭”。
當時，毛澤東尚未發表那段關於必須由貧下中農給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以“再教育”的著名指示。所以，在對上山下鄉的提法上，側重的仍是發揮知識青年的主觀能動性，改造社會的積極作用，而不僅是消極、被動地接受改造。
在北京市召開的座談會上，有的負責人希望知青把毛澤東思想帶到牧區去，把所在之處辦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改造落後的東西，並強調向牧民灌輸集體經濟思想的必要性。他們將這次行動比喻為一次新的長征，勉勵知青像革命前輩那樣，經受往長征的考驗，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不做可恥的逃兵。毛澤東在闡明紅軍長征的重大意義時，曾將它形象地比作“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高度評價長征對中國革命做出的巨大貢獻。“老三屆”學生，通過革命傳統教育，對長征的曆史、尤其是紅軍戰士跋山涉水輾轉二萬五千裏曆盡艱辛的光輝業績，無不耳熟能詳。將上山下鄉比作又一次長征，增強了青年學生上山下鄉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堅定了他們經受艱苦環境考驗的決心和必勝的信念，使他們有理由相信，這是繼紅衛兵運動之後，又一場聲勢浩大的革命。
10月9日，曲折和9名同伴啟程離京。臨行前，他們曾列隊來到天安門廣場，在上千人的歡送隊伍前，向著天安門城樓上的巨幅毛澤東像莊嚴宣誓。誓詞說：“為了毛澤東思想赤遍全球的偉大事業，上刀山，下火海，我們心甘情願!”“我們遵照您的‘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偉大指示，邁出了第一步，我們將循著這條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頭!”曲折10人在掀開上山下鄉曆史嶄新一頁的同時，還創造了這種獨特的政治儀式。如果不是有過親身經曆的知識青年，未必能夠理解在一篇由頌譽之辭和豪言壯語編織的誓文中，會凝聚著那麽多虔誠、真摯、聖潔的情感，那麽強的自信與盲從。從此，一批又一批北京知青在奔赴農村和邊疆以前，都必須到天安門廣場上舉行這樣一場儀式。
曲折等人動身前往內蒙古牧區時，聲勢造得很大，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北京日報》都及時進行了專題報道，充分肯定了他們選擇的道路。《北京日報》的短評號召一切可以到農村去的知識青年向他們學習。中學紅代會機關報《兵團戰報》高興地預言：“在他們的帶動下，全市、全國一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正在轟轟烈烈地興起。”實際上，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不可能存在純自發的行動。而曲折等人在當時，也並非全然沒意識到自己行動的意義。
“老三屆”學生上山下鄉熱潮的序幕就此拉開了。從這時起到1969年“老三屆”學生離京，這場運動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1967年10月至1968年春，是帶有自發形式的上山下鄉階段;第二個階段，1968年夏到當年12月21日，是各省、市、自治區開始有組織地動員畢業生上山下鄉階段;第三個階段，從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傳達了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以後，至1969年春，此時“老三屆”剩餘的畢業生大部分已被送到農村。在前兩個階段離校的，大多是對上山下鄉方向持積極或比較積極態度的學生，特別是1967年率先下去的幾批。
摘自劉小萌「中國知青史」
未完待續
很明顯,李萍是一位不向困難和疾病低頭的堅強女性
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是1966年，這裏寫成1967年了，我想應該是筆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