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穀雄風
有所思，有所感，從曆史的時空中來，再回到曆史的時空中去。
中國知青史（節選一〕
劉小萌
1953年12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組織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主要是針對當時高小畢業生升學難和城市就業難的問題，動員家居農村的青年回農村參加生產。卻成為日後上山下鄉運動的源頭。
國家也確實需要有文化的青年到農村去，當時農業合作社的建立需要大批的管理人材。1955年9月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按語中指出“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裏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的高小畢業生和初中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此語日後成為上山下鄉運動的最著名口號。卻很少人注意到，它原本是針對家在農村的中小學畢業生講的。同年，共青團開始組織青年墾荒運動。全國第一支青年誌願墾荒隊——北京青年誌願墾荒隊共計60人行抵北國邊陲的黑龍江蘿北縣，建立起以北京市命名的村莊——北京莊。
1960年9月下鄉女知青邢燕子事跡發表，引起青年熱烈反響。
1962年在全國範圍有組織開展知青上山下鄉活動首次提出。其實，邢燕子、呂玉蘭、董加耕都是回鄉知識青年。由於進城就業道路基本被堵塞，同時也由於農民子女受教育的機會有了明顯提高，1962年共青團中央統計：全國農村已有小學以上文化程度回鄉知青3000萬人。1965年回鄉知青已接近4000萬人。
實際上，隻有當每年數百萬之多的家居農村的中小學畢業生視回鄉務農為唯一歸宿後，國家才能把上山下鄉的工作重點完全轉到城市。1962年11月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鄉青年領導小組成立。
60年代初，當血統論思潮抬頭之際，國家在貫徹“階級路線”的理由下，加強了對“黑五類”子弟在高考、就業方麵的限製。每名畢業生尚未跨出校門，他們的檔案上已根據出身的不同注有“可去機密單位”，“一般”，“不宜錄取”等字樣。如果是大學招生，一旦被注明“不宜錄取”，即使成績優異，也隻有落榜一途。
當這些青年的升學、就業之途變得日益狹窄時，另外一條據說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擺在他們麵前，那就是上山下鄉。
1965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重在表現是黨的階級政策」，給讀者一個明確的啟示，出身不好的青年隻有走上山下鄉的道路，才能與“反動”的或者剝削階級的家庭劃清界限，才能實現“脫胎換骨”的改造，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60年代初樹立的城市知識青年典型主要有天津市的王培珍、趙耘，北京的侯雋等。與回鄉知青典型大相異趣的是，城市知青典型很少有在推廣農業技術、作物改良、良種培育、文化普及等真正有助於農村社會發展諸方麵紮紮實實做出成績者。他們的揚名，更多地是因為國家需要樹立這樣一批榜樣，以推動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活動長期、持久、更大規模地開展。
1966年11月，福建省崇安縣某農場知青邱學鋒，千裏迢迢跑到北京，向中央要求在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權利。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一些地方的場隊幹部不甘心引火燒身，轉而拿軟弱可欺的下鄉知青開刀。下鄉知青返城“造反”風潮湧起。不過，大多數知青迫不及待地要求造反，還與他們時時關注的“戶口”有關。返城知青集中抨擊“黑暗的上山下鄉運動”，顯然“幹擾了運動的大方向“；而全國性知青組織羽翼漸豐，又預示著這股破壞性力量益發難以控製。而且，知識青年要戶口，要工作，加重了城市經濟的壓力，也為逐年增加的待業人口提供了決策者最不希望看到的一種反麵榜樣。
由此，1967年1月18日「文匯報」發表社論，「人民日報」於5月4日和7月9日，連續發表了兩篇重要社論，係統闡述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政治意義，突出強調了它在三大革命、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縮小三大差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等方麵的重大作用。從此，這項旨在緩解城市就業壓力而在60年代初正式列入國家計劃的經濟性措施，被完全曲解為一場具有深遠意義的政治運動。
（1967－1973年）
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的勃然興起,打斷了上山下鄉活動的正常進程。11月,河南省鄭州市一批中學畢業生抵達西藏高原軍墾農場安家落戶,北京市900餘名知識青年赴山西華北農墾兵團參加農業生產。這成為持續多年的上山下鄉活動的尾聲。以後將近一年裏,“文革"動亂迅速波及全國城鄉,各級黨政機構幾近癱瘓,已無法著手知青下鄉的動員和組織。
1967年秋,北京市的紅衛兵主動申請到邊疆插隊落戶,從而拉開了“文革"10年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的序幕。1968年底,毛澤東一聲令下,將運動迅速推向高潮。
“文革"中的上山下鄉運動,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1967一1973年;第二個時期,1974一1976年。這兩個時期不僅各有自己的高潮,而且以1973年7一8月召開的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為界,在政策上顯示出種種變化。
一、紅衛兵吹響進軍號
由於紅衛兵的積極參與,上山下鄉運動被賦予了激進的政治意義。它似乎不再是將城市“剩餘勞動力”無情地向鄉村傾泄的一種手段,而是成為革命青年在紅色祭壇前奉獻赤膽忠誠的極端形式。這種戲劇性的變化,是以“文化大革命"急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為先導的。
→、上山下鄉,如箭在弦
1966年夏季,隨著毛澤東“炮打司令部"一聲令下,“文化大革命"這隻“潘多拉的盒子”被一下子打開。文化教育、工農業生產和其它各行各業,都受到猛烈衝擊。8月在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紅衛兵運動和尾隨其後的“大串聯",將“造反"的狂潮迅速推向全國。
1967年1月,在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策劃下,上海市一部分“造反派"組織奪了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的領導權,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後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這一事件被官方喉舌譽為“一月風暴",它標誌著“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麵奪權"階段。同時,“革命委員會"這種在極“左"路線卵翼下產生的權力形式成為“文化大革命"中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權力機構的基本模式。
“一月風暴"咆哮所至,從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被揪鬥,“靠邊站”，甚至“被打倒",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陷入癱瘓和半癱瘓狀態。伴隨各地“造反派"奪權任務的實現,“文革"的領導者著手建立各級革命委員會控製下的新秩序。針對教育部門,首先向全國發出了停止外出串聯,大、中、小學開始“複課鬧革命"的號召,促使桀驁不馴的紅衛兵們回到學校,置於紀律的約束之下。3月7日,毛澤東在給《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和整頓鞏固發展紅衛兵的體會》的材料所作批示中提出:軍隊應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並且參預關於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構和實行鬥批改的工作。毛的批示和有關材料經中共中央批轉,要求各地參照執行。軍訓團(有些地方又稱軍宣隊,即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進入學校,師生陸續返校,解散了為數眾多的跨班級、跨部門、師生混合的群眾組織,實現按教學班為基礎的大聯合。接著開展“革命大批判",解放幹部,組建學校的臨時領導機構,即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軍訓團進校,對結束學校的混亂秩序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同時也把林彪在軍隊中搞的一套工作方式和作風帶入學校,助長了空頭政治、形式主義、命令主義和極“左"思想理論的傳播。許多學校撤銷教研室(組),取消班級建製和班主任製,將師生按班、排、連的軍事建製編隊,設立連隊委員會,政治指導員。“早請示、晚匯報",“天天讀",“講用會"等等“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及“突出政治"的做法風行大、中、小學校。這對“文革"期間的學校教育和曆屆學生分配產生了很深刻的影響。
中共中央宣布“複課鬧革命"後,各地的形勢發展大多一波三折。一些地方的大、中學生,依舊滯留校外,與社會上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糾集在一起,以致武鬥升級,流血事件層出不窮。
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對武鬥升級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許多學校遭到破壞,秩序開始穩定下來的學校,重新陷入混亂狀態。為此中共中央於9月23日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在外地串聯的學生以及其他人員,立即無條件地全部返回原地、原單位。此舉最終使遷延一年之久、已完全處在“無政府”狀態的紅衛兵大串聯銷聲匿跡。
10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發出“複課鬧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大學、中學、小學一律立即開學。在此以後各地學校陸續複課。
中學普遍複課後,一個嚴峻問題很快突顯出來:“文革"爆發不久,所有大專院校就停止了招生,小學畢業生升入初中、初中畢業生升入高中的工作同時中斷,使畢業生的升學道路完全堵塞。另一方麵，“文革"引發的大動亂造成1967年生產大幅度滑坡,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減少9.6%〈其中工業產值減少13.8%〉。各地工礦企業大多苦於派性爭鬥,生產步履惟艱,接納新工人入廠的工作尚無從談起。這樣,中學畢業生就業之路也變得異常狹窄了。當時全國中學積壓的1966、1967年兩屆初、高中畢業生多達402萬人,大批畢業生分配無門,終日無所事事,成為學校恢複教學和招收新生的障礙。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關於複課鬧革命情況的材料中,將畢業生分配作為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指出：畢業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學生進不來,而今年畢業和招生人數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這不僅涉及教師和校舍問題,還需要解決這些學生是一批畢業出去,還是分批畢業的問題。
盡管畢業生分配問題迫在盾睫,但全國許多地方還為嚴重動亂所困擾,一些地區因不斷的武鬥處在失控或半失控的狀態。當許多地方還未建立起革命委員會的情況下,像中學畢業生分配這樣一項涉及麵很廣,需要不同地區和單位協同合作,自上而下周密計劃、布置的工作還不可能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因此,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在12月15日有關教改問題的批示中,要求大、中、小學校繼續將“教育革命"作為學校工作的中心,複課鬧革命,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搞好本單位的鬥、批、改。進入1968年,解決中學畢業生分配的問題已經刻不容緩,積壓在校的畢業生除1966、1967兩屆,又加上1968屆的598萬人,三屆畢業生(以後習稱“老三屆")共達1000萬人。
如此眾多的畢業生積壓在校,他們的出路何在?在以後若幹年裏,高中和大學停止招生,升學道路被完全堵死。而整個國民經濟又呈現繼續衰退的形勢,1968年工農業總產值在上年已經下降9.6%的基礎上,再降4.2%,隻相當於1966年的86.2%。在這種令人沮喪的形勢下,對絕大多數工礦和基層單位而言,招收新職工根本提不上議事日程。“老三屆”畢業生實際上已經成為城鎮的剩餘勞動力。於是,一場聲勢浩大、曠日持久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嶄露它的頭角。
摘自劉小萌「中國知青史」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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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當血統論思潮抬頭之際，國家在貫徹“階級路線”的理由下，加強了對“黑五類”子弟在高考、。。當這些青年的升學、就業之途變得日益狹窄時，另外一條據說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擺在他們麵前，那就是上山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