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1929年討桂戰爭中的軍事謀略(3) /曾業英

蔣介石1929年討桂戰爭中的軍事謀略

曾業英

三、攻防結合：征桂目標的實現

   蔣介石占領武漢後，並沒有就此止步，因為他還有更高的軍事目標，即徹底消滅桂係的軍事實力，奪取其最後的根據地廣西，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直搗其巢穴”【92】。為實現這一戰略目標，蔣介石提出了一個《討逆軍第二期作戰計劃》，決定由湘粵滇三路進攻廣西，“以根本鏟除桂逆”【93】，其中湘軍為討逆軍第四路軍，由何鍵任總指揮，粵軍為第八路軍，由陳濟棠任總指揮，滇軍為第十路軍，由龍雲任總指揮，並隨即開始了緊張的備戰活動。4月12日，他電召何鍵到武漢“麵商攻桂及編軍問題”，決定“約編三師，以吳尚、周斕、劉建緒為師長”。【94】14日，又命何鍵選派所部20個團以上兵力，於月底集中桂邊，5月1日開始攻擊，15日以前占領桂林，然後向柳州前進；命龍雲選派所部12個團以上兵力，限5月20日以前集中廣南、剝隘一帶，30日以前占領百色，向龍州、南寧前進；粵軍因內部意見分歧，陳濟棠主暫取守勢，而蔣光鼐、陳策等人力主積極進攻，蔣介石為此密電陳銘樞以團結為重，勿操之過急，但秘密準備“不容稍緩”。他說：

粵中將士征桂既不一致，強之反召分裂，可祗可緩和，以資團結。但須知此種心理即為亡粵之根性，並知桂題不決，則粵必亡。此時口頭固可主緩和，而準備應當積極，不容稍緩。今與湘何鍵、滇盧漢麵定計劃，決於本[月]底湘滇兵力集中桂邊，桂逆必知，待其移兵防備湘滇之時，粵當出兵協同海軍，以占領梧州，直趨南寧。如粵中真不能出兵，則決以朱紹良、方鼎英、李明瑞、楊騰輝各師由海道運粵而加之，以蔣光鼐等忠勇之師協同陳策海軍直搗其巢穴，亦綽有餘裕。惟兵站應亟秘密，準備請兄派員籌畫之。如伯南(陳濟棠字伯南)反對此舉，則事先不必與其明言，屆時彼當讚同也。上陸地點，三水與欽州孰便，請兄決定。【95】

而對陳濟棠則仍然要求其選派18個團以上步兵，加上海軍、空軍，於4月底集中肇慶附近，5月1日出發攻桂，15日以前占領梧州。為滿足龍雲解除貴州周西成擾其後方的要求，早在4月10日，蔣介石就電令貴州籍人士、交通部次長李仲公“速電周西成，請其即日表明態度，共同討桂，並派員來漢協商”【96】。後來，又要求新任討逆軍第七路總指揮劉湘以川軍賴心輝部協助龍雲監視周西成的行動，他說：“賴心輝派李霖來漢，表明討桂誠意，並稱願與兄(指劉湘)聯絡，中(正)意請兄與之接洽，使之監察黔方行動。黔周(西成)雖表示服從中央，但其與桂係關係太深，恐難置信。故請兄留意，並請相當接濟賴部，中擬暫編其新編師也。”【97】4月23日晚，蔣介石為攻桂問題親赴湖南長沙，與何鍵作最後部署，決定將湘粵滇三路攻桂時間分別延後5至10天。5月3日，他電令陳銘樞、陳濟棠“如期攻桂，以免後患”，並告知“中央決定調黃紹來中央候用，而先以呂煥炎為廣西特派員，伍廷颺代省府主席，視其以後內部如何變化也……總預備隊如必要時，則可調李明瑞南來”。【98】其所派代表邱文、廖武郎也於同日抵達廣州，以所攜蔣之密令促陳濟棠速就討逆軍第八路總指揮。

    與此同時，為最大限度地掃除征桂道路上的障礙，蔣介石對退守鄂西的桂軍殘部更是窮追不舍，毫不放鬆。當時，退守鄂西的桂軍尚有胡宗鐸、陶鈞、程汝懷三個師，葉琪師的一個旅，夏威師李朝芳、尹承綱旅各兩個團，張義純師的兩個旅，另外是警備旅、特務團等，實力並未削弱多少，李宗仁、白崇禧盼望他們能夠渡江取道湘西回到廣西去。【99】而胡、陶、夏內部也有人建議“將軍隊掃數渡江，進駐湘西，與廣西聯成一氣……以待大局之轉變，轉敗為勝”【100】。這是蔣介石預料到的。為阻止胡、陶等部渡江轉進，蔣於4月5日抵達武漢當天，便在任命魯滌平為武漢衛戍司令(未到任前由劉峙暫代)、劉文島為武漢市長的同時，命令劉峙按原計劃攻擊前進，務期消滅逆軍，以除後患。4月8日，又致電四川劉湘：“能速派一師以上兵力東下更好，但須集中荊(門)、沙(市)，截擊潰逆，萬勿在宜昌停留，使殘逆漏網也。”【101】9日，再電何鍵速命湘西譚道源率所部至石首、公安、鬆滋一帶截堵武漢方麵潰軍。10日，指令第二路追擊隊司令官朱紹良、副司令官夏鬥寅率所部自天門、仙桃鎮向荊門、沙市追擊；第一路追擊隊司令官張發奎，副司令官方鼎英率所部自武漢、嘉魚溯江而進，不得有誤。11日，電令門炳嶽率所部會同譚道源阻止桂軍渡江南竄。其間，他還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一麵對已經反正的門炳嶽、危宿鍾各旅長“照委原職”【102】；一麵致電胡、陶，聲明“此次背叛，罪在李、白，對兄等不加追究，如將所部交所屬統領，對兄等行動更不加束縛，居漢出洋皆可”【103】。隨即派出行營參謀主任賀國光、孔庚為談判代表，奔赴荊門、沙市胡、陶軍中接洽有關事宜。

   在蔣介石的軍事、政治壓力下，4月12日，程汝懷等人致電賀、孔，表示桂軍各部已在荊、宜(昌)停止待命，請速到沙市會商一切，並請轉陳蔣介石命令前方部隊停止進兵。但蔣介石未加理睬。陳紹寬繼續率海軍攻擊前進，13日在馬家寨與桂軍展開激戰。14日，蔣介石命令朱紹良、張發奎等務於15日占領荊門，17日以前占領沙市。15日，川軍劉湘部東出巴東，到達宜昌附近，蔣再電朱、張所部和陳紹寬海軍加速西進，以與劉湘收夾擊之效。同時命劉湘以重兵扼守巴東，嚴防桂軍西逃；譚道源部限22日前趕至長陽、五峰，阻其南渡。胡宗鐸等人走投無路，不得不致電蔣介石，表示輸誠。16日，蔣指示行營總參謀長賀耀祖複電孔庚，桂軍須即日退出荊門、沙市，所有部隊開至建陽驛、半月山、鴉雀嶺等處，接受點驗、改編。次日，他躊躇滿誌地電告劉湘：“胡、陶等來乞降，願聽命改編。彼自願離隊出洋，刻已派員談判中。我軍昨已占領沙洋，荊門亦於今日可占領。已令朱(紹良)師長由荊門出當陽，與庚師在宜昌附近聯絡矣。”【104】21日，胡宗鐸、陶鈞、夏威三人聯名通電下野，鄂西戰事暫告一段落。

   鄂西戰事雖暫告結束，但蔣介石仍要求各路追擊部隊對胡、陶、夏所遺桂軍嚴加戒備。29日，他一麵電令方鼎英部“暫駐原地，一俟新編各師(指胡、陶桂軍)調遣完畢，再行移動，於此休息期間請竭力整頓部隊”【105】；一麵指示譚道源：“胡、陶、夏已離職出洋，荊、宜各師皆已就範待編，可勿進攻。惟仍須嚴密戒備，由宜都至巴東一帶須擇要配備警戒，以防疏虞，並與海軍陳(紹寬)司令切實聯絡。劉湘部唐式遵師長已占領巴東，亦請聯絡，與其分配警戒任務。”【106】5月3日，蔣介石聽說“呂超、潘宜之、戴天民尚在宜昌播弄是非，並慫恿各師入川擾亂”，隨即令賀國光“切實查明，並限令宜昌部隊將呂、潘、戴等解京懲辦”。【107】8日，他甚至電飭劉峙：“鄂西各師移防，限元日(13日)以前開拔完畢，不得延緩，並派隊嚴密監視。如屆期不移，則應以違抗命令，用武力解決之。”【108】至於夏威及其所部欲回廣西，就更不是蔣介石所能容忍的了。據蔣說“夏威所帶軍隊六團[四月]廿三日以前本想由宜都經黔東回桂，後經阻止乃夏威始與胡、陶廿四夜同船東下”，並於5月1日到達上海。【109】他還曾電令何應欽以“不著痕跡”，且極為“優待”的方式，與“令其勸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從速離桂出洋，最好不與外人知”的動聽之言，暫留夏威於上海，“蓋恐其回桂報告鄂情也”。【110】5月3日，夏威行將離滬，蔣電令陳銘樞等人務於香港阻其回桂，他說：夏威“約明日可到港，當時言明到港後，候其家眷即行乘船赴歐洲考察。請與港政府切實交涉，嚴密監視其乘船赴歐，不許其回桂。至夏部駐宜都各團，昨日已一律移至北岸宜昌，決不能回桂，勿念。”【111】在蔣介石的堅決阻止下，夏威及其所部終於未能回到廣西。

   經過近一個月的緊張備戰，蔣介石自以為已勝券在握，於5月初正式發動了湘粵滇三路會攻廣西的第二期“討逆”作戰。湖南何鍵依據蔣介石的部署，“以主力經永州、全州，徑攻桂林，以一部由右翼經西延、六峒、義寧繞攻桂林之側，一部由左翼經灌陽、栗木、恭城，直取平樂”。其部隊被編為四個縱隊，以周斕師為第一縱隊，“集中新寧、武崗，向義寧”；以劉建緒師為第二縱隊，“集中永州、東安，向全州、興安”；以吳尚師為第三縱隊，“集中道縣、寧遠，向文村、灌陽”；以範石生師為第四縱隊，“集中江華、永明，向恭城”；以羅藩瀛師為總預備隊，“集中衡州、永州”。5月5日，各縱隊及總預備隊如期集中完畢，開始分途出擊。【112】雲南龍雲早在4月24日便已決定出師討桂。5月3日，他命所部分三路入黔，先助李攻周西成，然後向桂之柳州前進。【113】廣東陳濟棠也於5月6日就任討逆軍第八路總指揮，率所部香翰屏、陳維遠、蔡廷鍇旅和陳策海軍各艦隊沿西江西進，集中肇慶，準備進攻梧州。

   但是，戰爭一開始就沒有按照蔣介石預設的方向發展。首先，龍雲所部滇軍就“始終未入桂境”【114】。其次，盡管何鍵所部如期對廣西發動了攻勢，卻沒有出現蔣介石原先所期待的局麵：桂軍因此“移兵防備湘滇”，粵軍趁機“占領梧州，直趨南寧”。原因是桂軍這時已與馮玉祥秘密商定了一個聯手抗蔣的計劃。依據這個計劃，馮玉祥的任務是由河南進攻武漢，威脅攻桂蔣介石中央軍的後方，而桂軍的任務則是“先下廣東，剪除牽製，再和蔣氏周旋”【115】。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通電組織“護黨討賊軍”(後改稱“護黨救國軍”)，自任南路總司令，命附桂粵軍“徐景唐部由石龍向廣州東部進攻”；桂軍“分兩路向廣州西部進攻”，黃紹指揮第一路“由現地經肇慶、三水向廣州進擊”，白崇禧指揮第二路“經懷集、四會向廣州進擊”。【116】這一形勢，是蔣介石原先沒有預料到的，或者說估計不足的。5月9日蔣介石致南昌朱培德電，應可說明這一點：“聞馮決攻漢，桂逆已達肇慶，形勢將有變動。請兄來京麵敘。”【117】

   麵對這一突如其來的新形勢，蔣介石首先指示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封鎖消息，不讓外界了解黃紹竑、白崇禧提師東進的真相。5月7日，蔣致電熊說：“兩廣戰爭消息，不準各報登載。”【118】接著，為抵禦桂軍的進攻，他先後兩次電示陳濟棠，一次是要求陳立即破壞某些失控的軍事裝備和設施，他說：“飛機如亦不聽命，則請即刻派隊燒毀，不可猶豫。軍事惟有決心，此時萬不能再信政治手段解決，否則反中逆敵緩兵之計也……虎門長洲炮閂，從速拆卸，勿延。”【119】另一次是要求陳密切注意敵軍動向和肅清內部、鞏固後方，他說：

桂逆主力行方不明，則應嚴防其最險一著，即出小北江，以斷粵湘聯絡之道是也。李揚敬與餘漢謀在北江實不安心，軍事不進則退。又須鞏固內部，凡內部稍有可疑之部隊，應從速解決，或至不能妨礙我主力進行。而與逆軍隔絕之處，萬不可猶豫不決，臨時倉卒，反陷其計也。此時我主力，第一，當先肅清內部，第二，在鞏固後方。即先占領石龍、石灘，與虎門聯成一線，為我根據，以待中央海陸軍之增援；一麵設法占領惠州。而廣州一時之得失，無足重輕，隻要能保存實力，則恢複省城絕非難事。李逆(指附桂李務滋部)已占領石龍，則我軍更應回兵掃除後方障礙也，此乃上策。次則以陸軍一部與海軍扼守河口，而以主力向北江肅清可疑之部隊，然後應付西北江之桂逆，是為中策。如固守省城，以待東、西、北江逆軍之逆軍(衍文)來圍攻，是為下策。請兄抉擇。但火車不可為逆軍利用，應當集中使用。如我退守東江時，粵漢路車應設法毀壞，萬勿姑息，使敵不能運用也。今我軍既有海軍與飛機，又有鐵路能為利用，則切探敵蹤，輸運軍隊，扼止逆軍，肅清內部，皆非難事。軍事隻求交通方便，則一兵可作數兵使用也。請斷行之。【120】

此外，蔣介石還指示何應欽命何鍵根據新的敵情，改變主攻方向，由原先以主力“徑攻桂林”，改為“乘虛急襲平樂”。後因何鍵堅持桂林、平樂方向同時用兵，蔣又親電何，果斷命其“應以一部趨桂林，主力速轉向平樂，務於五月十八日以前達到該處後，直趨梧州，並以範(石生)部出連山，向廣寧、四會前進”。5月13日，何鍵所部第四縱隊占領平樂，對攻粵桂軍後方形成包抄態勢。【121】

   但是，蔣介石很清楚，從戰略全局看，桂軍攻粵，即使得逞，也畢竟是局部問題，而河南馮玉祥攻漢則是事關全局的大問題。武漢一失，不但前功盡棄，且湘粵攻桂各軍，也勢必腹背受敵，直搗桂巢，焉能有望?正因如此，蔣介石在抵禦桂軍攻粵的同時，同樣重視甚至更加重視防馮攻漢這一戰略大計，並當即指派參謀總長何應欽前往武漢坐鎮指揮。

   如前所述，蔣介石原本一直在聯馮討桂，即使有所防範，也是為了逼馮討桂，但事實上，蔣對馮玉祥又一直很不放心，長期采取既拉又防的兩麵政策。早在3月1日，蔣為四川內亂，就曾致電馮玉祥，促其率部平川。【122】其真實目的，馮玉祥一看便知，“蓋蔣欲本軍平川，彼則專力對桂，且恐我與桂合也”【123】。4月初，因“馮、韓……無出兵確期”，蔣介石一麵電令何應欽明白告訴尚留在南京的鹿鍾麟，請他催促韓複榘“速以主力出武勝關，我第二路正麵主力，必待其入關與我切實聯絡後，方能開始攻擊”；一麵又命其嚴加注意馮、韓動向，“瑞伯(鹿鍾麟字瑞伯)態度、行動，亦請留心”【124】；並為此采取了一係列的防範措施，如屯兵石家莊，牽製馮南進。挑撥馮、閻(錫山)關係，以閻製馮。4月7日，蔣電何應欽說：“請百川(閻錫山字百川)兄駐寧之秘書長或參謀長來漢一敘。如徐聲鈺回京，可將馮與其麵談之計劃關於先攻晉一段，與百川兄有關係之人麵談之，使百川兄知馮對其之懷抱也。”【125】可見，馮玉祥斥“蔣專弄權術，不尚誠意，既聯甲以倒乙，複拉丙以圖甲”【126】，並非憑空捏造。又如扣留外購軍事裝備之事，4月7日，蔣電示宋子文：“凡在外國所購槍炮、鋼鐵、飛機等件，非有中正命令，無論其任何機關護照，作為無效。非正式留存於海關，但不明說扣留也。”【127】其實，此舉也是衝著馮玉祥而來的，因為他所購的飛機隨即便在上海被扣【128】。再如展緩駐濟日軍撤兵問題，4月9日，蔣電示外交部長王正廷等人：“接收膠濟，須遲一個月方可實行，最早亦須遲至本月杪。其接收部隊須由政府明令指派(不可私相授受)，否則政府不能負責也。”【129】所謂“接收部隊須由政府明令指派”，就是為防止日軍撤走後的山東落入馮玉祥之手。此中奧妙，早在3月4日已為人窺破，並向馮作了報告：“日人雖急欲解決濟案，惟蔣又恐魯歸我方，故遲延不決，是其過不在日而在蔣也。”倒是馮玉祥不太情願往這方麵想，3月14日，他在日記裏寫道：“八點起，段其澍來，言外間謠諑繁興，王外長不願解決濟案者，恐魯省落於二集團手耳。政府果如是，殊不識大體也。”【130】但很快就被事實證明這不過是婦人之仁。4月17日，蔣給何應欽連發兩電，前電言猶在耳：“如日本不允展期，則請政府以明令責成孫良誠(馮玉祥部屬，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接防可也。”後電又到：“前計是被動時萬不得已之舉，今既可緩和(指日允展期撤退)，自當專心平桂也。”【131】“萬不得已”才同意孫良誠接防，其防馮之心難道還不清楚嗎?

   在蔣介石的多方掣肘下，馮玉祥自覺再“不可不圖生存之道”了。4月15日，他指示秘書長魏書香、參謀長陳琢如：“山東事已如此，可速電路局預備火車，以便運輸軍隊回豫。”25日，電示南京鹿鍾麟：“大局不佳，可設法歸來。”28日，“電孫良誠速將兵由山東撤回開封”。5月6日，麵諭所部“可於夜間在武勝關潛埋地雷，敵來即發，一麵深溝高壘，勿使得前”，並請鄧飛黃“起草討蔣宣言”。12日，表示要“通電宣言護黨救國”。【132】16日，授意所部將領劉鬱芬、宋哲元、孫良誠、韓複榘等發表通電，促蔣下野，並宣稱擁護馮玉祥為“護黨救國軍”西北軍總司令，從而公開挑明了聯合桂係共同抗蔣的態度。

   隨著馮玉祥聯桂抗蔣態度的明朗化，蔣介石的防馮策略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在此之前，他的唯一目標是討桂，敵人隻有一個，即李、白、黃桂係集團。因此，不管馮玉祥對討桂如何消極，他始終堅持以“和緩”為主的單純防禦策略，以免樹敵過多。4月13日，他在致何成浚、唐生智的電報中，對此有專門交待：“此時鄂西殘逆，尚在荊、沙，其實力未消，桂巢亦未搗，如另樹一敵，似不相宜。故決先征桂，而對其餘，應至和緩。但我第五路軍可陸續移運於石莊以北，務須保持秘密，並不可逾石莊以南一步，軍略與政略應須一致。請兄弟(此“弟”字似為衍字)務照鄙意，不可稍有參差也。”【133】即使馮玉祥決定自圖“生存之道”，從山東撤退之後，也仍不改初衷地電示何成浚：“馮放棄山東是恐我方進攻，乃為避戰計，決無攻漢之理。此等大事，當有一定方針，請兄萬不可如此主張，否則必誤大事也。各部不必移動。”【134】並電告朱培德說：“近日魯孫(良誠)撤軍豫西，鹿鍾麟亦擅離南京，馮方各種行動，令人莫解。但中(正)隻注重政治，決不用武力，以靜觀其變也。”【135】就當時軍事形勢與任務而言，蔣介石這一策略無疑是可取的，因為蔣畢竟尚無足夠的軍事實力，同時應付所有的地方反對派。但是，隨著馮玉祥態度的急劇改變，蔣介石的態度也在幾天之內發生了微妙的變化。5月4日，他致電武漢賀國光、劉峙說：“馮未必用兵，但應準備，速將現已計劃武漢臨時陣地限期構成為最後防線。次將武勝關陣地偵察，亦築防禦工事，暫取守勢為要。”【136】到了5月9日，蔣介石“聞馮決攻漢”，當即要求劉峙對馮所轄河南省的“防禦須趕速完備，蓋恐其出我不防也”【137】。蔣介石的防馮策略從此便由單純防禦轉變為攻勢防禦了。

   為保衛武漢，蔣介石首先想到的是遣散已改編為新編各師的仍集結在鄂西長江北岸的胡、陶舊部。他認為“馮之所以企圖攻漢者，以仗胡、陶舊部為之應援也，故必先解決其聲援或可消除其野心”【138】。為此，5月9日，他致電駐守沙洋的朱紹良：“馮有攻漢之決心，恐與胡、陶舊部聯絡。中(正)意如其各該部能如期開動、分散各處，然後再定去留為上。否則必須用武力根本解決之，先清肘腋再對外敵。請兄本此意旨，切實施行。”【139】次日，又進一步要求朱：“刻已令巴東唐式遵部、宣都譚道源部於刪日(15日)前切實準備，對宜昌監視。如新編各師不能遵令如期移動，則最遲須於刪日一律繳械。請兄督促繆(培南)、夏(鬥寅)各師，並確定日期，共同進剿，以免參差。倘其移防經過荊門、沙洋時，亦應臨機繳械，不使其竄豫也……萬一正在進□荊□，而尚[未]解決以前，馮方先來攻漢，則兄亦督促各部先消滅胡、夏殘部，然後與武漢挾擊其攻漢部隊可也。”【140】同時指示夏鬥寅：“新編各師確與馮方溝通，約期攻漢。如其果不遵令移防，則速照逸民(朱紹良字逸民)兄計劃切實施行。否則彼方以鄉誼來聯，恐陷其毒計，請兄嚴防而解決之，以免貽兩湖後患也。”【141】5月12日，何應欽到達漢口，依據蔣介石的指示，隨即“召集各師長會議”，誘騙胡、陶舊部新編各師長赴漢與會，由預接密令“可不必到會”的譚道源、方鼎英等人趁機將其所部全部遣散，從而徹底解決了鄂西胡、陶舊部對兩湖的威脅。【142】

   與此同時，蔣介石還指示所部必須對河南實行攻勢防禦，積極做好對豫作戰的準備。由於當時鄂西胡、陶舊部尚未全部遣散，他再次強調該計劃必以解散胡、陶舊部為先決條件，以免馮部占領襄樊，聯合胡、陶舊部，攻我武漢。5月11日，蔣致電何應欽等人說：“聞四日前信陽集中兵力有四師之眾，現在未知去向，其必開往南陽、唐縣無疑。證諸李紀才報告【143】，更可確信其必逼近襄樊，或占領襄樊，使鄂西胡、陶舊部發生變化，然後進取武漢，或其占領襄樊後，先派一部壓迫荊、沙，與胡、陶殘部會合，再攻武漢，故我軍對此必先解決胡、陶舊部為惟一要著。”對劉峙所部“正麵武漢主力”，他認為宜“固守孝感、應山之線，暫取待機之勢，不宜到花園以北。但如其武漢〔勝〕關守兵不多，則我軍可派遣一得力部隊占領之，然主力應仍在孝感也”。他電告何應欽等人：“刻已令第五路移駐濟寧，方(振武)部移駐徐州，劉鎮華及晉軍三師集中石家莊、順德，約哿日(20日)前可以集中完畢，以時間計之，或尚能策應，武漢不致失機。”為有效防止馮玉祥“果先攻鄂”，他認為“第五路應由津浦路運至徐州入隴海路較為敏捷”，因此，他要求何應欽等人將“武長路之鋼甲車速運來津浦路候用”，“並令李紀才將襄樊各路汽車速集中花園，勿稍留滯”。【144】

   蔣介石防馮進攻武漢的第三個措施是收買馮玉祥部將為內應。早在4月10日，武漢剛剛克複，蔣介石就在漢口召見過韓複榘。據馮玉祥說，蔣召見韓時，“張口向方(韓複榘字向方)，閉口向方，且用種種手段以牢籠之，宜其視蔣待彼為親，而餘為疏也”【145】。5月8日，馮玉祥攻漢風聲驟起，蔣介石立即電示賀國光、錢大鈞：“請即速派員攜款由襄樊往南陽，或慕尹(錢大鈞字慕尹)電約石友三私來襄樊，麵交石友三十萬元為餉項，並問其馮近日計劃與行動。詳告如其果能反抗逆命，擁護中央，則其所指揮各師之餉項，均可由中央負責領給。但必須其有明確表示，或反攻逆軍之動作也。”【146】或許蔣介石自己也覺得如此要求石友三，未免過於性急和不顧後果，因此，緊接著又補發錢大鈞一電，表示宜囑石友三不可過早暴露自己。他說：“石友三派李明誌來京接洽，刻已派其回漢見兄，請托前任石部秘書現為總部參議某君，與李同訪友三，並再接濟其五萬元，由經理處領支可也。囑石將馮之最近計劃與命令抄寄報告，並囑其久駐南陽，非至其長上有反抗中央命令時，不可露泄其真實之舉動，蓋過早恐於大局反不利也。此意應口授，不可形諸文字。”【147】蔣介石這一招還果然屢試不爽，5月22日，韓、石二人便通電“擁護中央”，給了馮玉祥重重一擊。僅僅過了五天，5月27日，馮玉祥即宣布下野，這已是後話了。

   當然，馮玉祥對蔣介石的心思也是一清二楚的。4月23日，他就對人說過，蔣介石在“設計謀我”。後來，又進一步指出：“蔣氏視我軍為心頭之患，眼中之釘，處心積慮，必消滅之而後快。”至於怎麽“設計”，怎麽“處心積慮”，他解釋說：“蔣令晉閻出兵豫西，劉峙直搗汴、洛，又利用雜牌軍隊攻我南麵，是對我軍取包圍法也。”【148】這一觀察與前述蔣介石的防馮部署大體不差。也正因如此，馮玉祥雖表麵上與廣西李宗仁等人遙相呼應，令所部通電擁護其為“護黨救國軍”西北軍總司令，但實際上隻是虛晃一槍，並無攻漢的實際行動。相反，為了自保待變，自4月28日起，他便命令所部“為本軍計，當退守潼關以西”，以免“後方有危，為人所乘”。所謂“後方有危，為人所乘”，指的就是“晉閻”即閻錫山“出兵豫西”。5月1日，馮又指示魏書香：“我軍將石友三部四師，駐紮紫荊關，留一師或兩師駐武關。隴海路部隊可盡移陝、甘……如此布置，關外無事，則埋頭訓練，兼事屯墾，一旦有事，則率領數十萬健兒，直搗中原，必為無敵之師也。”【149】到了5月15日，更命令豫南韓複榘、張允榮部炸毀武勝關隧道及附近橋梁，脫離武漢前線，全軍收縮西撤。

   隨著馮玉祥全軍西撤，武漢形勢緩和，蔣介石迅將注意力轉向兩廣戰場。當時，粵軍李揚敬、香翰屏部及海軍中山、江大等艦正在廣東清遠、蘆苞一帶，與白崇禧親自率領的呂煥炎、王應榆、黃旭初部對峙。5月18日，陳濟棠下達總攻擊令，命香翰屏部沿廣三路進攻，陳章甫、李揚敬部直逼蘆苞，海軍各艦自馬口發起攻擊，戴戟部及教導隊向軍田增援。21日，粵軍大獲全勝，先後收複蘆苞、白泥、大塘、清遠等地，桂軍損失數千人，王應榆被俘，黃旭初受傷，殘部向四會潰退。與此同時，何鍵也命令各縱隊協同粵軍夾擊梧州。為增援粵軍，5月19日，蔣介石命令李明瑞、楊騰輝率所部兩師南下，先後於25日和28日從湖北經上海海運抵達廣東。30日，李、楊沿西江揮師西進。6月2日，與湘、粵聯軍共克梧州。6日，李明瑞在梧州就任第八路軍副總指揮，拒絕接受黃紹竑、白崇禧所派代表請其收編黃、白桂軍的要求。12日，蔣介石任命俞作柏為廣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為廣西編遣特派員。17日，俞作柏命李明瑞等人三日內攻克桂平。18日，各部開始總攻，李明瑞、楊騰輝部由藤縣攻江口，範石生、許克祥部由大湟山繞攻桂平之側，海空軍也投入戰鬥。桂軍不支，紛紛請降。23日，李、楊進入桂平。白崇禧、黃紹竑自知大勢已去，隨即將殘部交呂煥炎、梁朝璣統帶，先後取道龍州、越南，逃亡香港。27日，李明瑞部占領南寧。7月15日，俞作柏在南寧宣布正式成立廣西省政府，就任省政府主席之職，蔣介石如願以償地取得了以奪取桂係根據地廣西為目標的第二期作戰的最後勝利。

   蔣介石所以能最後奪取廣西，有以下幾個明顯的原因，首先是他成功地阻止了鄂西桂軍殘部返回廣西，不但迫使胡、陶、夏等人宣布下野，而且就地解決了其所遺殘部，從而削弱了廣西桂軍的抵抗能力，也瓦解了馮玉祥攻漢的計劃。第二是他始終堅持以主要力量打擊主要之敵，對攻桂各軍的內部分歧和非主要之敵馮玉祥部采取了以防為主的“團結”、“緩和”之策，避免了內部分裂和兩麵作戰的不利局麵。第三是他有效地遏製了馮玉祥的攻漢決心，保障了武漢的安全，鞏固了攻桂各軍的大後方，為李明瑞、楊騰輝兩師的南下增援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總而言之，一句話，與蔣介石的攻防結合的正確抉擇是分不開的。

四、結語

   綜上所述，蔣介石在1929年討桂戰爭爆發前始終堅持後發製人，為其武力討桂贏得了部分時間和人心。戰爭將發未發之際，他又極其周密地在調遣軍隊、整頓紀律、瓦解敵軍、爭取友軍方麵作了充分準備，並在戰爭過程中靈活運用攻防結合的戰略戰術，取得了戰爭的最後勝利。正因如此，所以人們有理由相信或認為，蔣介石之所以能成為這場戰爭的勝者，除其政治、經濟等方麵的優勢外，善於運用軍事謀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