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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人道-人命和新聞,何者更重?

(2008-05-22 18:50:46) 下一個

 
  汶川大地震無一時一刻不牽連著所有中國人的心。
  但是,就在這種揪心的痛的背後,還有一種更讓人憤怒乃至絕望的情緒在醞釀。因為我看到了這樣一組組的照片。
 
  有一張是一個青年被埋在瓦礫之下,整個畫麵僅僅暴露了這個青年的頭顱,已經骨折鼻骨、緊閉的雙眼和幹裂的嘴唇,顯然這是一個才剛剛開始綻放的生命。整個畫麵沒有任何救援動作的幹擾,而臉部顯然是為了拍攝而刻意做了些許清潔。
  類似的照片還有很多,而這張照片無疑具有強烈的衝擊力度。但是,從這張照片的背後,我絲毫閱讀不出一個新聞從業者的道德心,甚至連基本的人道也被媒體搶鏡頭的競爭衝刷得一幹二淨。
 
  也許是我不夠堅強,看到這張照片,我無語了。人命和新聞,甚至新聞與生命的敬重,在所謂這些前線的媒體英雄們眼裏,那個更重要?

  我想起另外一則發生在美國的故事:
 
   1994 年獲得普利策攝影獎得主凱文 . 卡特僅用一張照片就向世人展示了整個非洲大陸的絕望,照片中一隻兀鷹盯著一個皮包骨頭的小女孩,她正努力向救濟中心方向爬去。
  照片發表後同樣引起了巨大震撼,質問信件和電話向卡特狂湧而來,人們用憤怒的語言斥責卡特:你當時為什麽不向小女孩伸出援助之手?而卡特則深深自責: “ 我沒有抱起那個小女孩,我感到十分、十分後悔。 ” 獲獎後不久, 1994 年 7 月 27 日,卡特自殺,年僅 33 歲。

  無獨有偶

  班加明 . 巴林克 (Benjamin Brink) ,波特蘭市《波特蘭人報》社 (Oregonian , Portland City , Oregon) 的攝影記者來中國給新聞院校的學生講學時也發現了這種漠視生命的現象:當班加明 . 巴林克把搜集到的 911 照片羅列出來,要同學們選出兩張作為新聞圖片刊登在報紙上時,所有的同學在選擇了飛機摧毀市貿中心的全景照片後,都不約而同的選擇了一張有人從樓上跳下來的照片。
  而當時在美國,所有的報社都沒有選擇這樣一張圖片刊登在報紙上,因為一方麵這張圖片讓人感到實再是太過殘忍,刺激性太強,如果刊登出去有失倫理道德。
 
  在中國的汶川大地震中,同樣也有一組不同職業觀和道德觀對比鮮明的照片:

   15 日,英國《每日電訊報》刊登了一組圖片,記錄下中國抗震救災過程中的一個瞬間:在地震中痛失妻子的男子用繩子將妻子的屍體綁在背部,這名男子堅持認為妻子不應該遺棄在那些尖利的碎石中,而應送她去太平間,他在極大悲痛的折磨中,他努力要給予自己的妻子死後些許的尊嚴。

  而在國內某媒體上,一張張孩子們在廢墟中慘不忍睹的屍骸的照片卻被放在了顯赫位置,還有很多流傳至網上的照片,大多是以慘烈來吸引人的目光。攝影記者忠實地記錄了這一慘狀,但是卻表現出了另類的心態,絲毫沒有顧及死者的尊嚴,顧及生命的尊嚴,甚至也沒有顧及觀者的感受。
 
  我朋友的母親,居住在距離震區不遠的地方,看了這些慘不忍睹的照片後心源性哮喘發作,被送進了醫院。這不是個例,在我周圍已經有一些朋友開始呼籲不要再發這種刺激人們視覺的照片了。

  講述這些並非是否認前線新聞記者所做出的奉獻,而是想提醒大家從另一個方麵來反思一個行業的職業觀和作為新聞人的道德觀。剛被停刊的《旅遊新報》其主要原因就是以災區賑災為題目大搞時裝秀,缺乏媒體和公民所應有的基本道德;還有某國內發行量第一的財經雜誌記者在救援現場用俯視的眼光看待受難者,將直擊現場的新聞準則當作名利誘惑的遮羞布;央視某主持人在救援現場居然讓救援人員“讓開,讓我們先拍 5 分鍾”,傷者的痛楚已經成為某些利益機器販賣的商品。
 
  大愛無言
 
  我無意譴責個人的道德觀,因為我也有新聞的從業經曆。在我的理解中這種現象不能簡單地歸結到某個人、某個記者缺乏新聞道德,而更是整個國家的道德框架被經濟浪潮衝潰所顯露的一角。
 
  我理解新聞從業者的競爭壓力,殘酷的競爭已經將從業者從人變成了機器,而在競爭中的所有行為都隻有一個目標,就是注意力,也就是經濟。
  萬般皆下品惟有經濟高,缺乏良性競爭的製度性引導已經給這個民族的長久發展欠下了太多的債務,曾經的紙餡包子就是這種驅動力下的典型案例。
 
  央視為了煽情和追逐收視率大肆將人性作價商品加以販賣,而今我們又看到了缺乏人文道德底限的圖片新聞。當一個社會的道德準則已經被經濟浪潮衝刷殆盡的時候,我們還有什麽未來可以期盼?

  遺憾的是,我們這個民族曆來喜好浮華的麵子而缺乏理性的反思,任何階段、任何事情僅僅處理一下當事人,殺一儆百就算了事。一個社會相當長時間所追逐的目標導向發生偏差並非是以朝一夕就可以糾正的,主流的央視導向況且如此,又怎麽能夠渴望代表主流聲音的個體的良知複蘇?所以我們可以出現血汗工廠造就的首富,可以看到單位強製性向個人扣款然後領導人物去媒體上做秀賑災。
 
  我絲毫沒有幻想道德有多麽巨大的力量,我更相信好人是逼出來,劣幣驅逐良幣責任不出在個體本身,當作奸犯科的成本遠遠低於誠實守法者的成本的時候,依靠一時的良知發現也隻不過是曇花一現。執法者的無力和監督者的缺位,隻有法律讓流於形式,也無法從根本上杜絕豆腐渣慘劇的再次重演。
 
  當然,地震是不可抗拒的天災。而震後,媒體鋪天蓋地的傳播也是有原因的,政府的高調亮相增強了民族的凝聚力;媒體最大程度的新聞化市場化以博取大眾眼球,大眾在平淡平凡的現實生活也找到了釋放感情宣泄,體驗真情感悟生死的機會。但是我相信,愛不是在災後的特定環境下才該有的,愛真實的常在才能隨時給身邊的人以最強大可貴的力量。不僅僅汶川的受難者需要,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更是需要這種最基礎的養料。
 
  讓生者和忘者都多一些尊嚴,因此我們不僅僅呼喚給災區的人道,更呼喚有製度性的人道,我們不願看到販賣死者的悲傷,也不願看到對生命尊嚴的漠視,我們更不希望看到如狼似虎的城管和奴隸一樣的小煤窯的打工仔。
 
  真心希望這次地震的教訓能夠喚醒我們體係的良知,讓我們的製度體係能夠維係這種愛,能夠給這種愛一個生長的空間。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王孟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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