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歸故裏
司徒雷登何許人也？
在我這一輩裏，大多數人是從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聽說這個名字的。由之，這個名字差不多是反動派、落水狗的同義詞了。現在的年青一代，知道這個名字的人大概就很少了。司徒雷登感人的一生，他對中國所做的無私奉獻，一直被淹沒在曆史的帷幕後麵。
2008年11月18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回到了中國。這引起了我的好奇。翻讀諸多的資料，綜合記述在此。
司徒雷登先生傾畢生之力，推進中國的教育事業。他創建並領導了燕京大學，在長達27年的治校生涯中，把燕京大學打造成中國一流大學。他倡導學術自由，培養了大批優秀的中國知識分子，並留下了如今北京大學所在的美麗校園。
司徒雷登出生在一個熱衷於教育事業的家庭。他的父親John Leighton 做為牧師在1869年28歲時遠渡重洋來到封建落後的中國，在杭州地區傳教，在中國生活了整整46年，直到去世（他父母和一個童年夭折的弟弟都葬在杭州九裏鬆墓地）。他的母親隨丈夫來華後，投身於教育事業，曾創辦女子學校。1876年6月，夫婦倆在杭州生下John Leighton Stuart，並為他起了個很地道的中文名字：司徒雷登。
少年時期的司徒雷登能說一口流利的杭州話，和小夥伴們玩耍在西子湖畔的坊間裏巷。1887年11歲時父母送他回美國接受教育，後又回到中國。1908年，金陵神學院成立，司徒雷登被教會推薦到那裏任教，他在南京生活了11年，也自此由一個純粹的基督教傳教士，轉變為一名教育工作者。後來美國基督教會決定將幾所教會大學合並成燕京大學，司徒雷登1919年1月赴京，正式出任燕京大學的首任校長。木子新聞
他做的第一個決定是重建校址，否則燕京根本無法發展。
在他多回憶錄中記載了尋找校址的過程：“我們靠步行，或騎毛驢，或騎自行車轉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塊適宜的地產。一天我應一些朋友之約到了清華大學堂，其中一位朋友問道：‘你們怎麽不買我們對麵的那塊地呢？’我看了看，那塊地在通往頤和園的公路幹線上交通方便，離城5公裏，比我們察看過的其他地方離城更近，因而十分有吸引力。這裏靠近著名的西山，那裏集簇著中國舊時代一些最美麗的廟宇和殿堂。”
司徒雷登看上了這個地方，他查到了這塊地當時的主人山西督軍陳樹藩。司徒雷登親自前往西安遊說，他的誠懇態度和非凡的溝通能力，大大感動了這位督軍，促使他竟然願意僅以6萬大洋的價格把地讓了出來，還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項設為獎學金。
為建立新的燕京大學，司徒雷登在老朋友的幫助下開始募捐資金。他遊說在中國的官僚和軍閥之間，走遍大江南北；也在美國的富人和政要中宣傳，多次往返於大洋彼岸。募捐是艱難而常逢尷尬的過程，他曾說過覺得自己和乞丐一樣。
到1937年為止，燕京大學收到的捐款高達250萬美元（當時的貨幣）。1917-1918年燕京大學總預算為3.5萬美元，有87%來自教會撥款；到1937-1938年預算為21.5萬美元，大部自籌，教會撥款隻占14%。
他不僅建起了美麗壯觀富有中國傳統建築的校園，重金聘任了許多有名望的學者教授，還創立了敦厚民主的校風，倡導自由、開放的教學氛圍。曾經作為燕大學生和教員的冰心這樣描述自己的校長：“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 幾十年裏，燕京大學為中國培養了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許多人成為各個領域的棟梁 。燕大的著名流行語“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I love Plato, but I love Truth more ）“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深植於每一個校友心中。
1937年“七七”事變後華北淪陷，許多大學陸續南遷，但司徒雷登權衡再三，決定讓燕京大學繼續留在北京。為了保護學校免遭日寇騷擾，他讓學校懸掛著美國國旗。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宣布對日作戰，當天日本憲兵便將燕京大學包圍，學校被迫關閉。司徒雷登拒絕與日本侵略者合作，被日軍關進集中營近4年之久，直到日本戰敗後才獲釋。
1945年8月司徒雷登獲得自由，他隨即赴重慶參加抗戰勝利大會，在那裏他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告訴司徒先生，延安有許多他當年的學生。他笑著回答說，他了解。幾天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又一起請司徒雷登吃了飯。
1946年司徒雷登被當時的國民政府授予杭州市榮譽市民，並贈與象征榮譽市民的金鑰匙。
就在這一年，曆史和司徒雷登開了個不小的玩笑，把他推入了政治漩渦的中心。鑒於他對中國的深入了解以及與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經美國總統私人代表馬歇爾推薦，美國政府決定任命司徒雷登為駐華大使，接替已離職的赫爾利。
那時司徒雷登已近70歲，對於這一任命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在兩年內完成大使任務後仍回燕京大學。這個要求得到了馬歇爾的特批。
據當時任燕大政治係主任兼校務委員會成員的陳芳芝回憶，在離開燕園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對他說：“出任大使是為了謀求和平，而隻有在和平環境下，燕京大學才能生存和發展。”
共產黨方麵對司徒雷登出任大使持樂觀態度。周恩來、鄧穎超和葉劍英發表講話，歡迎對司徒雷登的任命。
以27年的燕京大學校長身份，使司徒雷登無論在哪一派政治勢力中，都有一群身居要職、對他懷有敬意的燕大畢業生。但是，司徒雷登對於政治顯然沒有對於教育那樣了如指掌。在這段僅僅兩年多的大使生涯中，他不得不扮演著雙重角色：既是國共談判的調停人，又是美國政府支持國民政府的代表。複雜尖銳的矛盾令他心力交瘁。單憑一個司徒雷登，已不可扭轉當時的大局。
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攻占南京，國民政府大勢已去，司徒雷登拒絕撤退，敦促美國政府率先承認共產黨政權，毛澤東和周恩來曾秘密邀請他北上。但由於美國政府反對，8月2日，他奉調乘坐一架破舊的美國軍用飛機，不得不遺憾地離開了這片他曾經生活了50年並深深熱愛的土地。
8月18日新華社播發的社評、由毛澤東親自撰寫的《別了，司徒雷登》，說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麽事做了，隻好挾起皮包走路”。
司徒雷登在中國鞠躬盡瘁大半生，彼時成為政治笑料，兩頭挨罵。他備受打擊，中風偏癱，從此在病榻上度過了生命中最後的13年。1955年8月因心髒病逝世於華盛頓，他留下臨終遺言，希望把自己的骨灰帶回中國，安葬在燕大校園內早逝的妻子墓旁。他認為自己 “是一個中國人更多於是一個美國人”。
半個世紀過去了，由於人所共知的原因，司徒雷登歸葬中國的願望一直未能實現。
新中國成立後，1952年院係調整，聞名於世的燕京大學被撤銷，其文科和理科並入北京大學，工科並入清華大學，校園也歸屬北京大學。
在1956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裏，對司徒雷登的注釋是：“他一向是美國對華文化侵略的忠實執行者。”不過在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裏，這條注釋被刪掉了。
司徒雷登的朋友和老燕京大學的校友們為實現他魂歸燕園的遺願，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才出現了轉機，可是仍一波三折。
1987年4月，司徒雷登的遺囑執行人傅涇波接到中國駐美大使館通知，原已批準的決定，由於一群‘馬列主義老太太’聯名上書，反對司徒雷登歸葬燕園，此事暫緩辦理。一年之後，傅涇波逝世了。
傅涇波的兒子傅履仁（美國第一位華裔陸軍將軍，現美國華裔百人會的會長）為了實現司徒雷登的遺願，同時也是他父親的遺願，不斷利用各種機會向中國許多高級官員發出呼籲。
1999年初，北京大學在研究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園的事宜後，得出結論，“按照人道主義的原則應予同意，但宜低調進行；並同意再次上報中央有關部門”。然而事情剛有轉機，當年5月，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中美關係驟然緊張，司徒雷登骨灰安葬燕園一事不得不“緩辦”。
終於，在司徒雷登逝世53年以後，他的骨灰回到了中國。 “2008年11月18日，低沉的音樂聲響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輕輕安放在杭州安賢園文星園，四周青鬆蒼翠，遠處青山環抱”－這是某個地方報刊的報道。
“坦白講，這事上麵交代了要盡量低調。我們什麽都不方便講。”杭州名人紀念館副館長房友強很坦誠地說。浙江省外事辦公室新聞文化處處長的態度更是堅決：“骨灰下葬事先的一個要求就是低調進行。省內媒體報道一下就可以了，我們不接受省外任何媒體的采訪。”
“低調”仍然令人感受到過去的陰影和政治鬥爭的痕跡。但無論如何，社會還是進步了，盡管沒有安放在他所期望的燕園，盡管在世的當年燕大學生已寥寥無幾，司徒雷登畢竟回來了。中國人終於有了重新認識司徒雷登，重新回憶和紀念他的機會。
“我們燕大校友大多明白司徒雷登是個什麽樣的人。”80多歲的王百強說。至今在他的記憶裏，司徒雷登是那個新生入學開學典禮那天，挨個與他們握手，並俯身詢問他姓名的老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