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初，雷拉不慎跌倒，摔傷右腿，右肩膀粉碎性骨折，繼而引起了嚴重的狀況。87歲的她在醫院被急救整整一個星期，後轉到康複中心。在六周的時間裏沒允許任何探訪，甚至她子女也受到限製，因為十分衰弱的她需要防備任何可能的外來感染。
這讓我想起了我的大姨，她在89歲那年跌倒，導致大腿骨折，在跌交前完全能生活自理的她，三周後就去世了。我深知骨折性的跌傷對老年人可能會產生致命性的後果，故而憂心忡忡。
雷拉以頑強的意誌和生命力，幸運地挺過了危機時段。1月下旬，在她自己的強烈要求下，轉回家中休養、治療。
到達雷拉住的樓下時，正是約好的上午11點。登記後乘電梯上到第25層，沒想到開門迎接的竟是雷拉本人。她左手拄著拐杖，右腿微微顫動，右臂完全不能動，但腰板挺直，灰白的頭發梳理的整齊有致，化著淡妝紅唇，一臉燦爛的笑容。藍灰色的毛衣罩在淺粉的襯衣外麵，處處透著爽利、潔淨。
你看起來真精神，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 － 我說。
“我從早上起床後，就忙著打理自己，一直忙到現在…… ”
雷拉完全有條件享受全天護理，但她堅持不用人陪同。在醫院治療之外，她堅持做自己認為能做的一切，隻接受“必要的”幫助。她忍著疼痛，克服難以想象的困難，每天用一隻左手穿衣、洗臉、梳頭、熱飯，吃飯，讀書，開關電視，接聽電話，拄拐杖走步，她甚至給自己做過烤魚。探望過她，第二天她用左手給我發來一封表示感謝的電子郵件……。
見麵那天，她為“打理自己”，花費了二、三個小時，足見吃力的程度。
雷拉很在意自己的形象，不願意給別人留下一丁點兒消極的感覺，令我感受到她對人生的熱愛和對他人的尊重。
進到公寓裏，感覺與舒賓在世時完全一樣，原封未動，仍和過去一樣豐富、溫馨、潔淨。滿是書籍和照片的客廳，可以從環繞的大玻璃窗，俯瞰波士頓市和遠處的大海。雷拉曾對我說過，在他們近六十年的婚姻中，她一直是被“寵壞了的”（spoiled），家裏大小事物都是舒賓來管的，以至於在舒賓去世後，她連電話號都找不到，許多事物不得不從頭學起。不過看來這幾年她學的不錯，“我的生活基本上保持了原來的軌道”，雷拉說。
由於右臂不能動，雷拉請我幫她扣上襯衣左袖口的扣子。但偶在屋內走動時，我想攙扶一下，卻被她拒絕了。她說“我能行，我能走”。在我們離開時，她拄著拐杖，堅持自己走過房間和走廊，走出房門，穿過十多米的樓道，一直送到電梯邊。我想，她一定對自己的能力感到自豪吧。
劉瑩對我說，有一次在和美國友人們聊天時，她說她沒看到在波士頓地鐵裏有給老人讓位子的（公共汽車每人均有位子，所以發現不了這個問題），而在北京乘公車，經常有人給老人讓位，她覺得這是社會風氣問題。一位回答者說，可是你讓位，也許那老人會感到詫異，沒準兒心裏會想：誰老了？！你才老了呢。他原本覺得自己挺年青，可你把他看得這麽老，甚至不能站地鐵。雖然他不至於煽你一巴掌，但至少覺得你小看了他。
如何期望別人看待自己，是否願意被照顧，看來確實存在著一些觀念上的差異。
我不由又想到了中國。我在那裏的一些朋友，他們也沒認為自己老了，實際上五、六十歲也並不老，但社會不斷地把他們歸向老的範疇，不斷地提醒他們：你已經老了。這對美國人來說，也許心理上會接受不了。美國的社安製度鼓勵人們晚退休，保持工作（越晚開始退休，拿到的養老金相對會越高）。在這裏七、八十歲還不知老為何物的大有人在。我想，他們不論是做義工還是拿薪，大概更看重的是保持自信，自立，是價值上的自我肯定吧。
雷拉說，“摔傷兩個月來，雖然今天第一次會客，但和子女通電話還是很多的，還有哈佛的朋友們”。
舒賓在大學選修的是德國文學專業，記得他講過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事。他的一個熱愛德國文學的同班，學到走火入魔，最終在畢業考察時加入了希特勒的黨衛軍。而同時畢業的大多數哈佛人，堅定地站在了反法西斯的正義事業一邊，不少人像舒賓那樣投筆從戎，有的犧牲在二戰的戰場上。他們之間就這樣成了敵人。戰後那個同學回到了美國，但始終沒有參加校友會的活動。我想，他大概自己也不好意思去見哈佛的校友吧。
“冬天天冷路滑，你就不要出門了”我順口說，原以為雷拉會點頭附和，沒想到卻引出了一個讓我大為震驚的消息。
“我上周自己開車去醫院了。”
“你？用左手？就現在的身體狀況？”
“是啊，我女兒知道了衝我大怒……”
“這太危險了！”
“你真的不該這麽冒險，萬一出什麽事……” 劉瑩也擔心地說。
“我知道，以後我不會再這樣冒險了。不過那天我就是想試試……”
這讓我想起了舒賓的一件事。那年舒賓大概七十五、六歲，做全麵的體檢，其中包括做腸鏡。由於腸鏡檢查要全身麻醉，醫生特地囑咐要有人接送。但舒賓不大在乎，他說做個全麻有什麽關係，檢查完了麻醉也就過去了，他就這麽去了。醫生發現他自己開車來的，很不放心，做完檢查後親自叫了輛出租車，盯著把他送上了車。沒想到剛一拐彎，舒賓就讓出租車司機改變方向，開到他停車的地方，最終他還是自己開著車回家了。
這次我從雷拉身上看到了舒賓的影子，真是天生的一對。
“我不能停止開車。隻要不依賴別人，我就很滿足。”雷拉說。
雷拉和過去一樣，對諸多事物保持著濃厚的興趣。她說自己每晚8點上床後，讀書看報至10點，“晚上10點前任何時候，你都可以來電話”。
她關心中國的許多事情，譬如中國最近通過了一些新的立法，胡主席訪問非洲等，她都知道。她在我眼中是一個學者型的老人，從遙遠的地方用自己的心關注著中國的變化……
見到劉瑩，她不由自主地發出了一連串的提問：你為什麽對西藏文化產生了興趣？會藏語嗎？在拉薩住在什麽地方？在那邊有朋友嗎？西藏合作項目的重點是什麽？誰是這些項目的主導？中國方麵參與的單位是哪些？等等。 她認真地聆聽，並記下了美中西藏文化合作項目的網站。
第二天她在電話裏對我說：“朱利安（
舒賓夫婦在大約三十年前去過西藏，那是中國政府的特許，也是一種特殊待遇。她完全了解，美國學者們對西藏文化的興趣和尊重，對中國來說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而當今兩國學者已經能為保護西藏文化展開合作，體現了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決心，也是中國政府的開明，她為此而由衷地感到高興。
說到她的書《當年，我的中國》，雷拉很盼望她的身體能快些恢複，以便繼續修改那些尚不滿意的部分，把它最終完成。雷拉和舒賓上個世紀經曆的與中國有關的事太豐富了，我也在心中默默禱念，希望這部珍貴的作品能夠有機會早日問世。
不知不覺一個多小時就過去了，我問雷拉是否累了，也許我們該離開了。她爽快地說，我真的很疲倦了，要躺下睡一會兒。但她堅持要走到電梯那裏送行。
臨別，像老奶奶囑咐孫女，她對劉瑩說：“有了男朋友，要帶來給我看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