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舒賓

老友舒賓先生去世一周年時，我寫了《往事如煙憶舒賓》。

中國人習慣紀念逝世的日子，哀思失去的親友；
美國人習慣紀念出生的日子，感激上蒼把他帶給人間。
我寫舒賓時，哀思與感激交加……
為表懷念，特在此貼出，也在自己的空間裏給該文一個落腳之地。

《往事如煙憶舒賓》

一直想寫寫朱利安.舒賓先生( Mr. Julian M. Sobin )，但屢屢提筆，又屢屢放下了。
想寫，是因為我此生有幸結識舒賓，成為至交。舒賓過世後，他的身影一直紊繞在我心中，令我不時湧出寫他的衝動；沒寫，是因為沒信心。 舒賓先生傳奇的一生，他的博學、人品和魅力，怎是我這杆禿筆能寫清楚的呢？

前幾天一個淩晨，我突然從夢中驚醒，隻見舒賓先生對著我微笑。往事如幻燈般從腦中掠過，栩栩如生。我在昏暗中急忙抓住了一張紙，試圖把那些畫麵記下來。恰恰是一年前的同一天，我在好友的陪同下，去波士頓看望病中的舒賓。那天他精神特別好，像往常一樣海闊天空地聊，沒想到那次見麵竟成了永別。時逢最後一麵的周年，莫非是先生回來看我了？

我和舒賓相識了二十多年，但真正密切地交往始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當時中國的經濟改革正搞得轟轟烈烈，我工作隸屬的泰國正大集團在中國的發展也如日中天。幾十個大型投資項目同時進行著，對高質量原材料的需求十分迫切。正大集團為了加強跨國貿易能力，總公司指示我在美國給他們物色一個“高級顧問”。條件是：層次高，活動能量大，在美國政府和企業界均有影響力。接了電話，我立即就想到了舒賓。依我多年的了解，隻要他肯接受聘任，就一定會讓集團大老板們滿意。

我傳去了他的簡曆。

舒賓先生出身於美國新英格蘭地區一個傳統的富裕家庭。從小家教嚴謹，聰穎過人，十六歲就考進了哈佛大學。他從哈佛大學畢業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即投筆從戎，被派遣到亞洲中緬印三國交界地帶，指揮美軍的高炮部隊抗擊日本。由於作戰英勇，他得過三次勳章，被提升為陸軍少校並擔任過總參謀部的參謀。戰後，舒賓重返家園，和他兄弟萊斯裏一起把他們的家族工業發展成了舒賓化工帝國。“舒賓化工”曾經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純堿廠，美國第一個聚氯乙烯（PVC）廠，和美國重要的化肥廠等。舒賓本人出任過國際化肥協會的主席，是美國化學工業的元老人物之一。天賦和豐富的經曆把他朔造成了一個極其精明強幹的企業家。更重要的是，舒賓謙遜好學、肯於思索、善於與人溝通的傑出人品，使他在創業曆程中鮮有失誤。

可能是舒賓先生的經曆和身份給了他們深刻的印象吧，正大集團當即從香港派來了一個資深副總裁要與舒賓麵晤，舒賓先生沒加推托就從波士頓飛到了新澤西。不久，“高級顧問”就走馬上任了。由於舒賓先生住在美國，工作的重點也在美國，所以他的一切活動就由我們美國分公司來和總部協調了。

舒賓先生是個充滿活力的工作狂。他上任的第一天，成了對我的壓力測試日。從資金到人員，從管理方法到運作方式，提出了無數問題，連細枝末節也窮究不舍。從此後，我們每天電話、傳真不斷，波士頓和新澤西之間成了我們互飛的忙線。這種狀況一直延續了三年多，直到亞洲金融危機爆發。

舒賓先生又是一個博學多才，風趣幽默的人。他對世界充滿了信心和愛心，像一團火，把智慧和樂觀的情緒延散到他的所及之處，讓我這顆凡人之心往往感歎不已。體驗他簡單、崇高而又不可動搖的做人原則，讓我在敬佩之餘又生出何種文化才能造就這類精英的思索。

需要一提的是，舒賓先生有一個終身誌同道合的妻子雷拉。可以說沒有雷拉，就很難有如此成功的舒賓。舒賓念哈佛時，雷拉是波士頓著名的西蒙斯（Simmons）女子學院的高材生。雷拉了解舒賓的事業，理解他的追求，終生從旁協助。舒賓後來的每一部著作都有雷拉的辛勞，其中與中國有關的、在美國深具權威性的《中國大百科》(Encyclopedia of China Today)出了三版，《中國指南》(The China Guidebook)已出過十二版；雷拉和舒賓都是最早去中國發展業務的美國人，在這方麵他倆既合作又各自獨立。由於雷拉把包括美國海灣石油、美鋼等諸多大企業介紹進中國的卓越業績，美國媒體曾對她冠以“China Lady”的美譽；在舒賓被約翰遜總統指定為他的國家貿易政策顧問委員會成員時，雷拉被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F. Fairbank)東亞研究中心聘為特邀研究員；1973年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成立以後，舒賓當選為執行委員，而雷拉則出任了下屬輕工業分會的副主席。概括他們倆，用“伉儷情深”已顯得過於平俗。他們是相互欽佩，互促、互補的一對。

舒賓先生出任正大集團顧問後麵臨的第一個挑戰，是開發木材資源。美國林業資源富饒，是世界上木材的主要出口國之一。那年中國基本建設全麵鋪開，對木材的需求很旺，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的進口量也節節上竄。但美國的主要出口林區太平洋沿岸，受到了柯林頓總統“保護斑點貓頭鷹”的禁伐令，供應量大受影響。各國在買林和買材兩方麵，競爭得如火如荼，可以說到了“一木難求”的地步。

經過了兩個星期的強化調查，舒賓先生提出了一套開發緬因州的方案。
緬因州位於美國的東北角，位置和中國的黑龍江省相似。那裏地廣人稀，民風淳樸。在發達的美國境內，緬因像是一塊自得其樂的世外桃源。從書本上查尋緬因，總免不了會讀到森林、礦泉、木材加工和龍蝦這些字眼，都和大自然有關。在緬因，我接觸的一些當地人，把三代以內移居到那兒的人稱為“Foreigner”（外來人），足見緬因人閉門自守的程度。緬因州的木材，過去對中國的直接出口記載是零。如此豐厚的資源，“引無數英雄競折腰”，卻無成功之例，難道僅僅是因為那裏保守和自得其樂嗎？深究下去，才發現那裏和西部出口老區的林業相比，竟有天壤之別：

首先，西部林區大部分是“國有林”，由政府統一計劃、大麵積管理和采伐。買一船原木（近萬棵樹），供貨人是一家，完全按照國際貿易開信用證的方式就可以運作。而緬因的樹木，全屬於個體小林主。搞一船原木，就不得不和幾十個甚至上百個小個體戶分別打交道，不僅無法開證，他們還都像做內地小生意一樣要求用現金支付。這麽一來，工作量大的嚇人不說，資金運轉的跨度也難以承受，風險係數倍增，實在令人望而生畏。
其次，由於西部和緬因的氣候渾然不同，導致樹木差異甚大。同樣是白鬆、鐵杉，在西部“身材”勻稱，到了緬因變的一頭粗一頭細，兩端相差甚巨。西部計算出材率的傳統辦法是“以小頭直徑為基礎”，在國際上廣為接受。但到緬因這樣算，就與緬因人自己測量出來的出材率相差了百分之十五以上。這個差別由誰來吸收？認真且固執的緬因人是根本不考慮的。
還有更糟糕的是，緬因人幾輩子用慣了英製和千板尺，說起“立方米”來，他們一臉茫然，像是聽外星人說話。讓他們去準備詳細的公製數據，並據此做出硬標簽釘在每一根原木上，可真是勉為其難了。

大致了解了這些基本情況和曆史，我覺得開發緬因難度太大了。但舒賓先生卻不死心，他不斷重複著自己一貫的口頭禪“沒有辦不成的事”。很顯然，他的心已被緬因得天獨厚的林業資源吸引住了。他向總公司拍了胸脯“隻要你們說這些材料適用，有人買，我就保證交出合格的貨來”。

按照舒賓先生的主意，一個月以後，有關緬因木材資源的詳細資料就擺到了一些中國大企業領導的辦公桌上。反應之熱烈出乎意料。我們一口氣接了三船貨的訂單，收到的信用證金額達到了一千二百萬美元。合同簽下來後，我們公司的壓力用“泰山壓頂”來形容，可就一點兒也不過分了。

為了完成交貨，舒賓先生帶領著我們攻下了一個又一個難關。三個月之後，我們公司設在緬因波特蘭市的貨場，便成了那裏的一道風景線。小林主們按照我們要求的規格，百裏迢迢、四麵八方交來了他們得意的家產；當地銀行憑著信用證擔保，為我們開出了現金付賬的支票；我們新雇的檢驗總監，一個緬因林業學院畢業的老手，日以繼夜地堅守在崗位上，累計、換算著每一棵原木的資料；當地各種服務業頻頻向我們招手；地方媒體對緬因出現的這個新動向也時有報導。舒賓先生在忙得團團轉的日子裏，還沒忘記“摟草打兔子”，給美國林業部寫了一封充滿學術觀點的長信，建議統一全國木材的“度量衡”。在開發緬因的那些日子裏，每當碰到疑難問題，雷拉總是習慣性地介入，主動去做一些調查研究，無償地奉出結果，分享著我們的苦和樂。一切的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麽不可思議。那是我頭一次直接感受到了舒賓先生的能量，以及用重金聘能人的英明所在。

正當我們躊躇滿誌，第一船原木揚帆在即，第二船也劍拔弩張的時候，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

有一天，我公司接到緬因州政府貿易管理委員會的電話，說要召開緊急聽證會，請我們出席答辯。原因是開采森林、出口原木的事受到了當地木材加工業的抵製，理由是“出口原木有損緬因的利益”。他們聯合起來一狀告到了州政府，要求立即采取措施，製止原木出口。
那年正值美國經濟衰退，失業人口激增。一旦有人鬧事，引出揭杆四起的風潮就很難避免了。這個消息對我猶如五雷轟頂：我們那場運做本來就像走在鋼絲繩上，是背水一戰，假如工作被迫停下來，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

舒賓先生開了車在波士頓飛機場等我，我下飛機後就和他一起直奔緬因的首府波特蘭市。路上要開三個多小時，可以充分地商量商量。我心裏不停地嘀咕，舒賓先生在七十年代擔任過肯尼迪、約翰遜和尼克鬆三屆總統的經濟事務顧問，地方上怎麽也得給他點麵子吧？但是他們是否知道他的背景呢？依法治國的美國，各州有自己的獨立性，他們會不會不買賬？於是，我忍不住向他發問：你認識州長嗎？是否在州政府有熟人？是否已經和他們聯係過？在官本位體製下長大的我，理所當然地指望著能搬動某個權威出麵說說話，至少能影響一下聽證會的結果吧。舒賓先生一個勁地微笑著，搖著頭。看著我心事重重的樣子，他大聲說：“Cheer up!”（高興點！）

舒賓先生對我說，政府的聽證會沒什麽可怕，隻要老老實實把我們做了些什麽，為什麽要這麽做陳述清楚就行了。關鍵是要得到緬因的人心，要讓人民了解，我們的行為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他說，為此他已經通知了當地的媒體，要開一個記者招待會。他說，政府也是要尊重民意的。

事情的發展果真像舒賓先生預料的一樣，聽證會隻做調查，不做結論。而到了記者招待會上，卻是紛紛揚揚，劈頭蓋臉，咄咄逼人。
當有人問到“你對目前鋸木廠工人大量失業怎麽看？”時，舒賓先生說：“目前的經濟處於低穀，失業人數上升，這是我們全國麵臨的一個大問題，並不是緬因一個州的事。鋸木廠的不景氣，也不是這次出口原木造成的。事實是，在我們出口之前失業狀況就已經存在了。出口原木，並沒有加劇緬因的失業，相反，倒是帶來了許多生機。”舒賓列舉出一係列不容置疑的具體數字，並進一步強調，人們從我們的行為可以得到什麽啟示呢？那就是，在經濟低迷的時候，要讓自己更加適應國際市場，努力開發新的路子。在有人問到發展前景時，舒賓先生提到了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希望。他風趣地舉了幾個小例子，將改革前後的情況做了生動的對比，引得滿堂驚歎。他滿懷深情地說：“十年之內，中國將在世界上崛起，成為美國最重要的經濟夥伴。”他甚至還鼓動在場的人“都應該去中國看看”。
“你們下一步的打算是什麽？”有人問道。舒賓大概不想再細說下去了，隻見他一臉真誠的樣子：“其實別的都不重要。我真正的夢想，是下輩子能娶一個中國太太，就像她這樣的。”隨著他的手勢，全場的目光都轉到了我身上，一陣熱情友好的掌聲。答記者問就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結束了。
記者招待會的內容出現在地方報紙上之後，不僅鋸木廠行業的動靜小多了，州政府的聽證不了了之，在波特蘭市還引出了一個小小的“中國熱”呢。 首船木材揚帆起航時，當地報紙的標題是“大船駛向中國”，“中國在招手”。

接著，舒賓夫婦去了曼穀訪問。正大集團總老板謝國民先生（Mr. Chearavanont，其家族在1993年7月號富比士雜誌列出的“亞洲巨富”排行榜上排在前10名之中）與他們相見甚歡。下一船已啟航有期，一切看起來都搞順了，我覺得美妙的前程在招手。

可沒想到一場更大的風暴已在大洋彼岸刮起來了。

一天，我接到中國用戶的通知，說由於經濟發展過熱，政府決定實行“宏觀調控”。許多基本建設的大項目都下馬了，讓我們立即停止交貨。這通知無異於晴天霹靂：幾百萬美圓的貨窩在手裏，每天的利息、倉儲費、保險費就是相當可觀的一筆費用，到哪兒去填補這麽大的窟窿？我趕忙打電話回去，對用戶軟硬兼施，磨破了嘴皮。然後又找他們的上司，再找更高的領導，找一切可能的援助，抓住一切可能的稻草。越找，了解的情況越具體，就越沒了信心。到了晚上，已是精疲力竭。當夜，如墜深淵，徹夜無眠。
我的另一個尷尬，就是該如何麵對舒賓先生。我怎麽才能對他解釋清楚？又如何忍心把他也拉進這潭汙水。可是，不和他談又有什麽出路呢？
第二天上午，我猶豫了再猶豫，最終鼓起勇氣，拿起了電話。

舒賓先生聽了我講的情況後，先問：“信用證在我們手裏，按國際慣例可以硬行交貨，不是嗎？”我說，基建的大項目一停止，許多物資就像一下子從地底下冒出來一樣。現在中國港口裏堆滿了各種進口材料。我們的船到了如果靠不了岸，每天的滯期費就承擔不起。況且，中國的銀行都是國家的，是他們在協助這場調控，找出點不付款的理由是很容易的，風險太大了。舒賓再問：“有什麽關係可以動用，讓上麵的領導幫幫忙？（他也知道在中國辦事得靠關係）”我說，能找的關係都找了，連省長也無能為力。舒賓三問：“打官司不行嗎？是他們違約。”我說，集團的老板不同意。“宏觀調控”是國策，老板們重視和中國政府的關係，他們也習慣了大手筆，怎能支持我們為這事興師問罪呢？ 說到這裏，舒賓也就提不出辦法來了。他忽然輕鬆地說：“我老早就想找個借口了，正好就來了。咱倆逃跑吧，逃到一個沒人能找到的小島上，好好過點兒幸福日子。”聽他的話讓我苦笑。唉，這個人哪，都什麽時候了，還有心開玩笑！舒賓先生在美國被視為“中國通”，但對中國的事他終究還是玩不轉。雖然他仍有不甘，當天就給中國的有關部門寫了封長信，倒也擲地有聲，感人三分，但終究沒起什麽作用。最後他隻好回過頭來，就地在美國想辦法。

那次開發緬因，我們後來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收拾局麵。在舒賓先生的指揮下，大家定下心來在眾多的矛盾中周旋，耐心地琢磨出了一個又一個減少損失的方案，以真誠之心求助於各方。舒賓先生在逆境時決不忌諱麵對媒體和人民。他堅定地對緬因人民說，經濟改革不可避免地要經曆反複和挫折，任何一個國家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包括我們美國自己在內。中國的經濟體製必定會日趨成熟。他的信心和真誠贏得了多方的理解，最終保住了我們公司的信譽，使我們從滅頂之災中活了過來。我把那結果視為“奇跡”。

在後來的兩年多裏，舒賓先生和我們一起，又開發過好幾個大項目，碩果累累。其中也不乏大起大落、困難和反複。但有了緬因一仗墊底，我們的心理承受能力已堅強了許多。

舒賓先生有兩個著名的口頭禪。無論麵對多麽困難的局麵，他總會說“沒有辦不成的事”，不屈不撓，決不畏懼怯弱；一旦危機無法避免，他則會平靜地說“我們已經盡了力”，隨遇而安，決不怨天尤人。他認知個人能力的局限，不以主觀願望去超越現實；但又能把個人努力發揮至最大限度。他是我一生交往的人當中，最能自然地把握這兩極對立，而且又運用純熟的人。

舒賓先生工作起來不辭勞苦，十分忘我。1994年夏天，他到意大利去參加他外甥的婚禮。原計劃在婚禮結束後要去其他城市玩幾天的，不巧正碰上我們從波蘭交貨的一船化肥出了問題。我打電話問他，能否“就近”去一趟？他二話沒說就上路了。可是我們沒估計到，波蘭的社會主義雖然解體了，但對美國人仍有諸多限製，又沒有直飛的航班。舒賓先生不得不繞道西德，再乘長途汽車去波蘭，進入倨拮的經濟環境，一路上竟然顛簸了十五個小時，連飯也沒吃上一口。下車後，廠方接了他就去港口處理疑難，再進會議室談判。談了三個多小時後，舒賓先生精疲力竭，差一點就支持不住了。但他最終還是以極大的韌性說服了廠方，把貨按時裝上了我們的船，避免了巨大損失。回來後說到這段艱辛，舒賓先生以輕鬆的口氣一語帶過，隻風趣地說這次“差點被餓死在波蘭”。當我意識到自己的路程概念太模糊時，舒賓先生看到我歉意的眼神，玩笑又出口了：“下次再去，一定要拉上你，要死就死在一塊兒，不能我孤零零的一個。”他的輕鬆態度讓我心裏既感動又內疚。

由於青年時期參加二戰的經曆，舒賓先生對中國懷著終生不渝的感情，我把它稱為“初戀情結”。

中美關係解凍之前，舒賓先生逆著潮流，在貿易上通過轉口的方式，給了中國不少幫助。因此，在尼克鬆總統訪華之前，他已是少數幾個被正式邀請訪問中國的美國商人之一。那次訪問之後，舒賓先生給所有見過麵的中國領導人分別寫了感謝信，還鬧出一場很滑稽的事故：信寄出後，他發現秘書把索引看串了行，毛澤東的名字被誤打成了“茅台酒”。這可是個非同小可的政治事故，他不得不向政府報告，引起了一陣慌亂。美國政府下令中央情報局采取緊急行動，從香港截回了所有自美國發出去的信（那時中美沒有直航，一切都通過香港）。舒賓後來還每每問我，“為什麽那個酒也姓毛？是不是它在酒中最厲害？”1972年尼克鬆總統訪華之後，中美關係正式解凍了。中國對美國出口的第一批七十萬噸大慶原油就是舒賓先生簽的合同。那是中國方麵給予舒賓先生的榮譽，特別指定他作為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向美國出口原油的簽約人。從那以後的十幾年裏，舒賓先生對中國的訪問超過了五十次，累計簽約金額超過了十億美圓。 舒賓先生的中國情結，還可以追朔到更廣。據說七十年代初他是唯一見過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鄧小平等第一代中國領導人的美國非官方人士。可能是出於個人的同情心吧，後來他本能地參與了“救援”一些文化大革命落難子女的活動，其中包括擔保劉少奇的小女兒劉婷婷到美國來上學。舒賓不像有些人那樣專門熱中於收集和展示與國家領導人會麵的照片，他的影集是記載他生活視野的百科全書。那裏麵充滿了中國的風土人情，社會現狀和不同朋友們的笑臉。其中也不乏具有中國特色的大標語和政治宣傳畫，比如1974年廣州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大樓上高懸的巨幅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

舒賓先生的“初戀情結”還涵蓋了尼泊爾和緬甸這些他青年時期為之浴血奮戰過的地方。他在那些國家的各個階層有眾多朋友，他總是不遺餘力地幫助他們。我讀到過緬甸一個退休將軍（前國防部長）給舒賓先生的信，舒賓先生曾試圖幫他在美國找一份工作。舒賓先生“自費”擔任了尼泊爾駐波士頓榮譽領事(Honorary Consul of Nepal)，得到了尼泊爾國王的認可。“領事館”就設在他自己的辦公室裏。這個領事館隻有一個雇員，就是他的私人秘書南希。當個榮譽領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尼泊爾僅在新英格蘭地區就有留學生二百多人，每個人有事都知道要去找舒賓。那些事不外乎移民身份、法律糾紛、經濟困擾、失業救援等等，總之，都是費時費力的麻煩事。但舒賓先生卻事無巨細，樂此不彼。最讓他得意的是，他因此給自己的汽車弄到了一個外交牌照。每當我領中國訪客去波士頓拜訪他時，他都樂於親自開車載著客人在大街上橫衝直撞。那個牌照給了他很大的方便，一旦被警察攔住，他就會滿臉堆笑，一本正經地指指車牌說：“外交急務，我是外國人。”他總能混過去，然後高興得像小孩子一樣手舞足蹈。
舒賓先生是個充滿青春活力的人，他熱愛體育運動，熱愛探險，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活動。上大學時，他因高超的滑雪技術，被選拔到了美國滑雪隊，為國參加了奧林匹克運動會。從那時起近六十年裏，滑雪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和終生的愛好。年過七十，他還能一口氣滑上三個小時，並熱中於和他十三歲的孫女進行比賽。他和雷拉都愛打網球，七十五歲以後，他倆每天還都要打一小時的球。舒賓嫌一般的抽球不過癮，他總是約了球友，打一小時的記分比賽。他倆都酷愛旅行，年過七十以後，還一起相伴訪問過中國的西雙版納，旅行了“絲綢之路”，甚至騎駱駝穿越了新疆的塔裏木盆地；舒賓是哈佛大學1941屆校友會主席，也是國際無線電通訊俱樂部成員。有一次他在通訊電波中漫遊，結識了一個叫侯賽因的人，兩人相談甚歡，結為“電波好友”。後來才知道，此侯賽因乃約旦國王也。我每次去他在麻省鱈魚角（Cape Cod）的住地，他都拉我去頂樓的發射台，閱讀世界各地“電波好友”發來的無奇不有的信息。並從那個頂樓上，俯視他自己的海灘和汽艇碼頭。凡有重要的中國代表團訪問麻省，舒賓總是力爭請到自己家中，熱情款待一番。在他七十七歲那年，為了接待好連雲港、煙台、青島、湛江、大同、太原和秦皇島等七個城市的中國市長代表團，他特意請我在家裏和他們夫婦一起準備。那次舒賓夫人做了她最拿手的菜，舒賓先生親自為他們駕艇出海，暢遊了大西洋。

2000年5月，八十歲高齡的舒賓登上了喜瑪拉雅山，訪問了尼泊爾的“國中之國”穆思塔（Mustong）完成了他多年以來的心願。 那次旅行，舒賓先生曾竭力動員我參加。但當我讀了尼泊爾方麵提供的詳細介紹材料之後，卻猶豫不決。首先，那裏海拔太高，沒有現代交通工具；有太長的時間是在崎嶇山路上步行，其中有五天，每天要走5-7小時，隻有少數地方有小毛驢可騎；在有的地方隻能住帳篷，沒有照明設備，連飲用水的供應都有限製，等等。想到舒賓那麽大歲數了還摩拳擦掌地麵對挑戰，我不敢去不是太丟麵子了嗎？況且，以後和他一起去旅行的機會也不多了。我曾硬著頭皮表示要跟他同行。但認真再一想，我過去凡到三千多米以上的高度，就出現高原反應，訪問玻利維亞的拉巴斯時，劇烈頭痛加嘔吐，什麽也幹不了，就更別說爬山了。我擔心路上不僅照顧不了他，還會成為他們的負擔。想來想去，還是在臨門一腳時打了退堂鼓。 我對舒賓先生說，咱們倆的文化差別太大了。我出生在中國的黃土高原上，從小見慣了原始狀態的生存條件；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遣放到邊遠農村，吃夠了苦頭。所以我們這一代人，多是向往到世界上最發達的地方去開眼界。而你所向往的，是到自然、古樸，最不開化的地方去了解人類的根本，甚至為此不惜承受千辛萬苦。我想，我這輩子是生不出你那種熱情了。舒賓笑了笑，表示理解。他說：“下輩子，咱們倆一定會倒一個個兒的。”

舒賓先生從穆思塔回到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之後，給我發來了密密麻麻長達六頁的電子郵件。看得出來他是多麽激動，字裏行間充滿了實現夢想後的歡欣，洋溢著征服了艱險後的豪情。他描述了沿著西藏、尼泊爾和印度之間的“鹽巴之路”（The Salt Route）所見到的景象，講述了進入穆思塔的宮殿參拜的體會，他甚至得到一次特殊待遇--登著軟梯上到穆思塔國王的家中，與國王相談甚歡。在加德滿都，他多年的老朋友尼泊爾國王夫婦熱情招待了他（那也成了他們的最後一次見麵，幾個月之後，尼泊爾王族發生了滅門血案，國王夫婦都在那場血案中喪生。舒賓先生在去年7月最後一次和我的見麵中，還不顧病痛，關切地談及那裏的局勢）。 舒賓先生的願望終於實現了，這是他一生征服的最高點。沒想到也就在那個時候，癌症悄悄地向他襲來。

2001年1月，我寫信告訴舒賓，中國某省政府想聘他擔任經濟發展顧問，他立即回信表示“非常感興趣”。他以輕鬆的口吻寫道：“我剛剛從醫院出來，做了幾個不大嚴重的手術。”“中國和我之間沒有距離問題。”我才由此得知了他的病情。但我明白，他是決不願向疾病屈服的。

7月4日，我去波士頓看望重病中的舒賓，事後他給我寫了一封短信：“我無法形容你來看我讓我有多麽高興。更讓我高興的是瑩（指我的女兒）決定返回美國，繼續深造。請盡快再來。我們愛你。 - 雷拉和朱利安”。這是舒賓先生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

8月24日，舒賓先生安靜地離我們而去了。當雷拉打來電話告訴我這個悲痛的消息時，我握著電話放聲痛哭。 我想，一顆燦爛的明星從人間消失了。舒賓的精神在我心中永存，永遠不會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