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大家都是過客《二十五》生義 zt

我們大家都是過客《二十五》生義

有時候真想向網友道個歉，自己實在習慣了望文生義和望圖生義。後來又一想，不對啊，望文望圖生義就是在觀察思考，世界上有誰能說自己總是一百個對呢，反過來想，你不生那個義又怎麽能知道自己對還是錯呢。現實中，正確的思路不折不扣地來自獨立思考，而不是人雲亦雲。中國的文字獨特，現在全世界都在讚美都在學，但無形中一些固定的詞匯又在禁錮人們的思維，限於方寸之間，不敢想入非非。

先讀史生點義。前篇文章我曾談到，紅軍命大命好，要不是碰到抗日戰爭，最後連百分之一都活不下來。最近在網上看到杜義德將軍的三個女兒來到當年紅軍走過的草地，又讓我對紅軍命運浮想聯翩，杜將軍在高齡時仍不斷重複一句話，紅軍苦啊，這句話紅旗下長大的三個女兒不知能理解多少。簡單點說，中國革命勝利離不開紅軍，反過來說，中國革命失敗了，最先死的都是紅軍戰士，最後紅軍將士打光拚光，剩下的可以跑到蘇聯政治避難繼續革命，這個套路正好半個世紀後在美國重演過。中國革命遇到了抗日戰爭用一句現代的行話來解釋是止跌回穩，當然以後的路怎麽走，還得讓曆史老人來說話。

再看美國交通生點義。美國交通事故一直在同人類搶生命，搶美國人，也搶中國人，好像特別愛搶年輕人的生命。有的民族不太在乎生命，剛才一個小夥子進小店隻有三十一歲，說已經有了四個孩子兩個孫子，到美國的中國人不行，生命太貴重，很多情況下無法用金錢衡量。事故率非常像一條“浴盆”一樣的曲線，年齡兩頭高，中間平穩。每次學校放假我都要再三囑咐讀博的兒子，出去遊玩，第一同學的車不坐，第二自己開車。根據我在空軍事故堆長大的經驗，坐別人車遇到緊急情況無法控製，自己開車能本能地保護自己。兒子非常巧妙地決定租一輛車自己開帶同學去玩，我聽說以後連聲稱讚，這是最佳方案，既讓同學開了心，又沒讓人覺得太自私保守。

再望來美國學文科的華人生點義。我曾多方打聽過，有沒有在中國大陸長大的五零後六零後，改革開放上大學學了英文又到美國留學，現在在美國大學學院教母語英文學生寫作的，如果有，不論掙多少錢，什麽職稱，都讓我高山仰止。最近海外華人文學紅杏出牆，不少紅作家當年都是外語係學生到了美國繼續學英語，英語始終是交流工具，還沒有見到以英語為生的。在海外母語是英語的國家，非母語的人到該國大學教英文，就像攀登珠穆朗瑪峰，人人都有欲望，很多人是早早改路回府，最後到頂隻個把人。

改革開放英語是排頭兵，像我這樣二十五歲才有機會學英語的人都曾舞槍弄棒了好一陣子，這隻是從國內當時的角度而言。八十年代出現了英文計算機基本語言，會點英語的人看準發展方向勇敢殺入又是得天獨厚，即使在美國也有廣泛的用武之地，因為全世界的人都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近十幾年海外特別是美國又出現了孔子漢語熱，不少人還掛上了名校教授的頭銜。很明顯，這些行業英語仍然是工具，也是學文科的大陸學者想在美國生存最佳最明智最體麵的選擇。

一生不信邪，對英語愛到至極又敢用英語操刀在英語國家為生的人，我認識兩個，都是我敬佩的人。一個是在安大讀一年級時教我的尹老師，一個是我的同學胡移風。尹老師歲數比我大一兩歲，說話安徽蕪湖口音，可能出生於一個普通人家。他極有可能在安大讀工農兵大學時開始學英語，後來擔任一段任課老師後被校方推薦到美國進修英語，最後獲得曆史博士學位。尹老師現在在美國一所私立學院任曆史教授，專教美國大學生美國曆史和東方史。我多次對同學說，尹老師是大陸土生土長的五零後，他如今的語言高度已經是相當高了，一些人掛著名校語言教授的牌子，實際上在裏麵教中文或教比較語言。

在英語國家操純英語牛刀要達到兩條至極，一是像母語英文一樣思維交流方方麵麵，二是英語寫作水平要達到母語教授的水平，寫出的英文像是英語母牛體內流出的奶，看不出任何不同語言思維的痕跡，還得要有文學博士學位，還得得到校方董事會專家認可，一句話，對大陸封閉環境下長大的五零六零後是真正的蜀道難，難於上青天。我曾誇過海口，當年安大的英語七八級就是今天的清華北大水平，能達到這種至極高度的同學也是鳳毛麟角。

湖南女作家殘雪來耶魯訪問的時候，我旁聽了耶魯大牌英文教授的座談會，說句老實話，我的英文水平實在不夠，有一半聽不懂，主要是無法作深刻含義理解和表達。座談會上的教授們都在耍大牌，可能與講課時的風格大有徑庭，因為是他們之間在交流，在快速做一套文學教材。靜下來的時候，我一直在想，在純英語世界裏闖蕩，我不行，同學中有沒有呢，這時我突然想起了胡移風，她準行。五零六零後的學習環境實在無法與八零後九零後相比，更談不上公平了。曆史沒有機會安排胡移風來美國，讓她去了澳大利亞，讓她在那裏出類拔萃。據說，最近又爬上了一個新台階，數名母語英文語言博士在她手下工作，博士的作品由她最後修改定稿。

我有一個同學現在是新華社發稿部主任，他的中英文文字處理量每天三十萬字，應該他的工作是代表國家最後審一遍稿。我可以想象出胡博士的工作環境，應該在悉尼最優美的辦公區，她的辦公室應該站起來就能看到大海，也許還能看到那個最著名的歌劇院，她一直配有最先進辦公設備和會議設備，還配有個人助理（PA），常人的眼光都會隻注意這些，甚至個人收入。人們注意不到的是她的口譯速度，英文寫作速度和文字修改速度，我測算，五花八門的會議英文譯本最後送到她手裏修改審核定稿，一天的工作量應該在是十萬字左右。

那麽，一個朝氣蓬勃天天向上的耶魯年輕的文科教授每天的閱讀量是多少呢。我反複將頂級文科量化，是為了讓年輕的學者體會到，要想將來進入頂級文科圈成為海外大牌教授，也會像紅軍三過草地挑戰生命極限一樣，挑戰閱讀極限。昨天晚上快關門的時候，一個高個頭美國小夥子進了小酒莊，非常客氣，先問是否還營業。寒暄幾句後，我得知他三十歲，畢業於耶魯大學數學專業，之後在康奈爾大學獲經濟學博士，今年被耶魯聘為教授。他屬於耶魯最年輕級別最低的一類教授，他自己也說必須努力工作學習，七年以後才能看出能否繼續在耶魯任教。

他腋下夾著厚厚的紙型複印件和一本厚書，左手握著iphone，邊看邊往裏敲碼。他先瀏覽一圈葡萄酒，估計在看價格，可能覺得價格不合適，轉身到冰櫃取了半打罐裝啤酒，來到櫃台前。這是美國有身份的人通常做法，覺得酒價不合適，不說二話，不管多少錢買一瓶最便宜的啤酒，下次不來了。我通常把急著賣的啤酒都放在冰櫃的前麵，因為不及時賣掉就要過保質期了。我一看他取的啤酒正是我急著要賣的，也來了個低價低走，符合經濟規律。

他臨要出門的時候，我突然發問，像你這樣年輕的教授一天要讀多少字的書呢。這個問題再有名的學者可能也會一下懵了頭，誰看書數字呢。我看他答不上來，進一步解釋，包括看學生作業，各種新聞簡報信件還有專業書籍，比方說今天（星期五）你看了多少。經濟學家反應很快，他隻有每天看多少頁的概念，他說，比如今天，看了三篇打印好的經濟論文，每篇三十頁，還有其他書籍文件，還有休閑作品，他舉了一下手中的厚書，保守一點說，應該是每天四百頁。他的說法從一個側麵證明了我推算胡博士的每天工作量。我很快把這個信息傳遞給了兒子，說如果將來想有大造化，年輕的時候應該每天有四百頁的閱讀量，過去我上學的時候要求每天讀書五十頁，看來是不夠的。

我敬仰紅軍三過草地，從內心裏體會他們，紅軍苦啊，因為我的一生也是“三過草地”。我先遇到十年文革輟學，接著十年矯正口吃，最後又是十年挑戰螺旋杆菌，挑出這“三塊草地”任何一塊對常人來說幾乎也是不可逾越的鴻溝。感恩節之夜，在新澤西北部深山老林裏，當著衛平夫婦的麵，當著他們的貴客布朗大學神經係主任和心理學教授的麵，我再次說當年我在安大讀書的第三年從六班換到一班主要是為了換個環境矯正口吃，於是才有了我們今天相會的機會。我邊說邊觀察兩位布朗大牌教授驚訝的眼神，一位神經，一位心理，一對夫婦，我想隻有他們最能體會矯正口吃的難度。兩位教授自始至終話語不多，可能是聽了衛平的提醒，上次就是因為講話太隨意，讓老潘看準了機會湊成了一個《藍山咖啡》係列。

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自己口吃，老父親說吃豬尾巴能治，見到商店裏賣煮熟的豬尾巴我會衝進櫃台一把抓到手裏，我極強的自尊心也許就是那時培養起來的。大黑子一直記得我剛進空軍大院口吃的樣子，可到了胡博士時代，怎麽向她解釋她也不信，這也許就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好處，不斷變換環境。回首往事，最受委屈的是那個紐黑文華人小教會了，小教會經曆我的人生低穀，連續十年我侃暈侃跑了不下十個查經班主持人，有的氣得罵起了大街，至今我見了牧師還得主動打招呼。黑暗中獨行，走到盡頭就是光明。大黑子侃馬能把趙忠祥侃暈，胡博士的英語同學說是世紀難見，我多麽想在中間插一杠子，來一套電視中英脫口秀，就談過草地，治口吃。

衛平夫婦一直忙著準備餐點招待客人同我聊天不多，丈夫偶爾抱怨一下，說上次沒有授權我寫作，我隨意而寫，鬧得現在豬毛價格狂飆，後來又說現在是在美國，連寫作都不自由，怎麽稱得上自由世界。我沒有正麵同他交火，因為不知他的脾氣是直是曲，隻是望他生義。我第一次發現美國傳統家庭剛烤熟的整火雞是不上餐桌的，要熟手兩劈兩剁兩麵五切，留下雞架子放在廚房明顯的地方讓客人感覺，將雞肉碼放整齊上桌。

火雞大餐還在進行，衛平夫婦就開始忙著刷盤洗碟，又讓我感覺很新鮮，後來才知道一大群侄女侄兒早已按耐不住不斷電話催促想過來看看。衛平拿出二十七年前我們一班畢業時的合影。

送走遠道的客人，大家沒有閑聊，主人和留宿的客人排座像中國麻將一樣下起了英文叫scrabble縱橫拚字棋，我又是第一次見到，主人說這種棋中國沒有。我一想也是，中國字詞很多是幾千年前就固定下來了，有誰還敢上下左右增詞減字呢，而且中國字那麽多要是編成棋得多認多少字，人民大眾不幹，還是麻將好，三條五統全胡。

12/09/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