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英國小說和我們

黃梅






《推敲自我》是一本介紹、討論18世紀英國小說的書。

18世紀是中國清王朝的康乾盛世；也是英國中產階級新立憲政體鞏固、商業社會初步定型和工業革命發端的時代。此後，這兩個體製不同的國家經曆了截然相反的命運。中國迅速跌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而英國則“開始經濟騰飛……成為世界頭號強國並率先闖入現代文明的大門，成為現代世界的開路先鋒”以及“第一個工業化社會”。曆史的對比發人深思。不僅如此，對於目前正在快速轉向市場經濟的中國來說，那時的英國在很多方麵都是一個極有意義的參照。18世紀英國人的經驗和教訓也就隨著“走向未來”和“強國之路”等大型叢書走進我們的視野。

遺憾的是，有關的討論主要聚焦於政治和經濟，在相當大程度上忽略了當時英國人親身經曆的思想危機和巨大困惑，以及他們對那些活生生的問題所做出的反應和思考。而這些問題，如國內近期不時出現的關於“現代化的陷阱”、“誠信為本”、“道德建設”以及所謂“簡單主義生活”的討論所提示的，是今天麵對“現代”生存的中國人所無法避免的。因此，我力圖在介紹並評議18世紀英國小說的同時，把小說在彼時彼地的“興起”與“現代社會”的出現聯係起來考察，注重探究作品的意識形態功用，也就是它們與由社會轉型引發的思想和情感危機的內在關係。20世紀末葉，由於諸多思想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英美乃至整個西方對18世紀英國小說的學術興趣出現了引人注目的“爆炸”。本書與國外諸多研究18世紀文學文化的新論著有所不同，因為上述潛在的中國背景和中國關懷乃是我試圖重讀18世紀英國小說的出發點和指歸。

在18世紀，小說還沒有成為“藝術”，寫作者也不是職業“小說家”。笛福（1660－1731）在很長時間裏是工商業主，理查遜（1689－1761）是印刷商，斯威夫特（1667－1745）和斯特恩（1713－68）長期擔任神職，菲爾丁（1707－54）和麥肯齊（1745－1831）是法官，斯摩萊特（1721－71）曾經做過船醫，約翰遜博士（1709－84）則很接近現代報人和學者，如此等等。

在他們生活、寫作的年代裏，英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正發生著意義深遠的變化。公眾自然對巨變中的現實生活抱有很大的興趣和深切的關懷。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962）一書中指出，在那個時期英國民眾討論、參與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事務的公共領域得到空前（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絕後）的發展，文學即是公共領域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這個文字構築的“空間”裏，作家撰寫虛構故事的目的是複雜多樣的。斯威夫特不會忘記政治鬥爭。笛福肯定想到了掙錢。指望藉此養家糊口的女作家夏洛特·史密斯（1748－1806）更不會忘記經濟效益。斯特恩與華爾浦爾（1717－97）顯然存在自娛並與同好者共娛之心。但是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會忽略正在身邊進行的和每個人都有切身關係的各種論爭和探討，也沒有哪個會小看或否定文學教育公眾的作用。“與社會生活密切結合”正是這個時代的文學的特征。在這方麵，小說與畫家威廉·霍加思（1697－1764）那些風靡一時的雕版諷刺組畫，如《娼妓之路》（1732）、《浪子之路》（1733）、《時髦婚姻》（1745）和《勤與懶》（1747）等等，有異曲同工之妙。比如，《勤與懶》一組四幅畫表現了兩個學徒的人生——一個兢兢業業工作、娶了東家的女兒、繼承作坊產業並最後當上了倫敦市長；而另一個懶惰貪杯，後來淪落為罪犯並被送上絞架——其懲惡揚善、匡正人心的用意躍然紙上。盡管藝術媒介不同，畫家和小說家筆下的“敘事”都是對經驗的表達，對世事的評述，對未來的構想，對信仰的探討以及對讀者的勸和誡。作者毫不掩飾自己的說教意圖，因為教導公眾是他們的職責。對那時的英國文化人特別是新興中產階級的文化人來說，以虛構文學思考、應對當代社會問題和思想問題乃至介入政治時事是從文的正路。因此，斯威夫特、菲爾丁、斯摩萊特寫起諷刺文來勁頭十足，理查遜和約翰遜承擔道德說教的重任也毫不扭捏。

伊安·瓦特在《小說的興起》（1957）一書中指出：在18世紀裏古老的敘事文學發展成現代意義上的散文“小說”。那本書是我們討論英國18世紀小說時幾乎無法回避的裏程碑式的重要專著。盡管我並不全盤接受瓦特的各種論斷，卻讚同他的下述觀點：笛福、理查遜和菲爾丁等人的作品最早並最典型地代表了現代小說最主要的問題意識和藝術特征——即對“個人”的關注，以及有意識地采用“形式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當然，如另一位探討“小說的起源”的學者所說，“寫實”追求也表達了一種問題意識，即有關“真相”的問題意識。他認為“真相”問題和（與新型“個人”相關的）“德行”問題彼此交融，孕育出豐富的成果，是小說得以生成發展的基礎。

瓦特把小說的興起與個人主義思想的興起（他論及的其他兩個重要因素是中產階級地位上升和廣泛讀者群的形成）聯係在一起，認為小說表達了“特定個人在特定時間、地點的特有經驗”。任何時代的文學都與“人”相關，然而有關“個人”的觀念卻並非亙古即有的老話題，而是變化了的曆史境遇中出現的新思想。17世紀以前，西方通行的世界觀認為，神設的“眾生序列”（the Great Chain of Being）把所有人的存在按一定等級秩序聯係在一起，構成一個整體。重要的是作為整體組成部分的社會角色（如士兵、農民）而非具體的個人。16、17世紀以降，工商業和海外殖民事業快速發展，城市擴張，傳統農業破產，這一係列變化使舊有的階級、家族和行業關係等等紛紛鬆動甚至解體。人們不再生來從屬於某個相對固定的社會群體或擔當穩定的社會角色，相反，他們似乎成了漂浮的孤獨個體，有可能或是不得不重新為自己定位，重新探求並塑造自己的角色和人生意義。這種典型的現代處境生出很多新的機會、新的誘惑、新的焦慮和新的觀念。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那些影響深遠的思想家們，如托馬斯·霍布斯（1588－1679）或約翰·洛克（1632－1704），都把受私欲驅動的“個人”作為出發點，以此為基礎展開有關心理學、政治理論以及認識論的思考。

新曆史主義派學者格林布拉特在《文藝複興時代的自我塑造》（1980）一書中用“self fashioning”即“自我塑造”一詞指稱現代個人建構自我身份的努力。也有別的學者用“self－production”（即“自我製造”）表達相近的意思。格林布拉特認為，在英國自16世紀文藝複興時期以來，由於種種社會變化人們對自我身份和塑造自我身份的意識大大加強。“自我塑造”既發生在實際生活中，也發生在文學和藝術作品中，兩者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界線。史詩和傳奇中的主人公的“英雄”身份是自出場就確立了的，“故事”的展開隻是對他們的一係列業績的陳述。而對現代小說的主人公和其他許多人物來說，在敘事開始之際“怎樣做人”尚是一個問題。號稱是“私人曆史”的小說所展示的，正是男女主人公力圖實現某種自我想像或者說進行“自我塑造”的過程。小說由此而呈現的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自我”形象，那個虛構的單數的“我”及其私史其實與複數的“我們”相關，關涉到對自我觀的思考，關涉到千千萬萬的“我”怎樣（現狀實際如何，理想狀態應該怎樣）生活的問題。惟其如此，小說所投射出的私人“自我”才會成為社會上引發熱烈議論的公共話題。本書即著重討論小說中的虛構人物如何塑造自我，而作者及其背後的社會勢力又如何通過這種人物形象參與更廣泛的文化對話並對讀者的人生態度施加影響。

一位學者談到18世紀英國小說因文化研究熱而在1990年代大受重視時，說道：“以往被冠以‘奧古斯都’之稱的那段沉悶的‘時期’而今成了‘早期現代英格蘭’的‘文化’，那個社會正忙於同時進行多方麵的構建：民族國家和帝國；文學市場和商品文化；交通要道和現代主體。”他提到的每一種“構建”都和當時的小說有千絲萬縷的聯係，也都與英國的命運以及日後行將一統天下的“現代社會”的形成休戚相關；而其中最後提到的“現代主體”則是小說的核心關懷。18世紀英國小說就“自我”問題展開的反複推敲和切磋，實質上就是構建所謂“現代主體”的過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小說是現代自我首先亮相的文化舞台，也是有關“個人”（或“自我”）的文化爭議發生的重要論壇。惟其如此，我才覺得18世紀英國小說所表達的精神危機以及應對危機的反複“推敲”值得當今的中國人關注——因為我們也正在麵臨著“現代化”的後果：正在被新的個體化生存方式激發著，魅惑著，糾纏著，困擾著。

我之所以不揣冒昧把自己的一些星星點點粗淺想法寫出來，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領略18世紀英國小說帶來的心智陶冶和審美享受；還指望能有較多的人，特別是比我更長於思考的人，去關注那些現代化先行民族的精神曆程。我覺得，我們和我們的民族能否走進一個比較清朗的明天，恐怕不僅有賴一些統計數字所指示的經濟發展，也有賴於一場類似的深入的思想“推敲”。（本文由原書序言刪改而成）

《推敲自我：小說在18世紀的英國》 黃梅著北京，三聯，2003

《中華讀書報》 200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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