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聖約翰大學

　　
　　　　我很幸運能進聖約翰大學，那時聖約翰大學是公認學英文最好的地方。由於我刻苦用功，在聖大一年半的預備學校，我總算差不多把英文學通了，所以在大學一年級時，我被選為ECHO的編輯人而進入了這個刊物的編輯部。我學英文的秘訣就在鑽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上。這本英文字典，並不是把一個英文字的定義一連串排列出來，而是把一個字在一個句子裏的各種用法舉出來，所以表示意思的並不是那定義，而是那片語，而且與此字的同義字比較起來，表現得生動而精確；不但此也，而且把一個字獨特的味道和本質也顯示無遺了。一個英文字，或是一個英文片語的用法，我不弄清楚，決不放過去。這樣precarious永遠不會和 dangerous相混亂。我對這個字心中就形成一個把握不牢可能失手滑掉的感覺，而且永不易忘記。這本字典最大的好處，是裏麵含有英國語文的精髓。我就從這本字典裏學到了英文中精妙的片語。而且這本字典也不過占兩雙襪子的地方，不論我到何處去旅行，都隨身攜帶。
　　
　　　　當時學習英文的熱情，持久不衰，對英文之熱衷，如鵝鴨之趨水，對中文之研讀，竟全部停止，中國之毛筆亦竟棄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來水筆。此時以前，我已開始讀袁了凡之《綱鑒易知錄》。此時對中文之荒廢，在我以後對中國風俗、神話、宗教做進一步之鑽研時，卻有一意外之影響，詳情當於次章論及。在聖約翰大學，學生之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無妨害，可照常畢業。　
　　
　　　　當時有一位中國教師，是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課。將近一百頁的民法，他繼續不斷地讀，然後解釋，這樣一點鍾上大約十行，這樣一本如此薄薄的書，就可以拖長講上一學期，每點鍾講完那十行，便如坐禪沉思，向我們學生凝神注視，我們也同樣向那位老先生望著。因為學生不能在完全真空中將頭腦鎮定靜止，我們大都乘機帶進別的書去偷看，藉以消磨時間。我分明記得當時暗中看達爾文、赫克爾（Haeckel）的著作，還有張伯倫（William Howard Chamberlain）的《十九世紀之基礎》（Foundations Of Nineteenth Century），這本曆史對教曆史的教授的影響是很大的。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訴我們可以坐汽車到美國，他於是成了學生們的笑柄。在民國十九年之後，聖約翰改成中國式的大學，裏麵的情形也就與前大不相同了。
　　
　　　　誠然，聖約翰大學能舉出優秀的畢業生如顧維鈞、施肇基、顏惠慶等，他們都曾任駐美大使，但是就英文而論，聖約翰這個大學似乎是為上海培養造就洋行買辦的。
　　
　　　　一直等我進了哈佛大學，我才體會到在大學時代我所損失的是什麽。聖約翰大學的圖書館有五千本書，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學。我對這整個的圖書館，態度很認真，很細心，其中藏書的性質，我也知道，我在這方麵是頗為人所稱譽的。來到中國做傳教士的洋人之中，有些好教授，如巴頓·麥克奈（Barton McNair）教授，還有一位瑞邁爾（Remer），學識都很好；還有一位美國布魯克林口音很重的教授，因為對聖約翰大學極具熱心，自動義務來教書。
　　
　　　　校長卜舫濟博士（F. L. Hawks Pott），娶了一位中國的淑女為妻。他治事極具條理，據說他固定將一本長篇小說每周讀一章，一年讀畢。在他的圖書室裏，我看見一卷Bradley的著作。他有子三人。幼子後來為Elmira學院的院長。我永遠不能忘記他在大會後每日早晨在校園的步行一周。在大會與全體禱告之後，帶著他的黑口袋，由宿舍的舍監陪同，他各處去察看，要在回到辦公室之前，注意一下哪些事要做。我相信，倫敦伊頓學校校長安諾德博士對學校的理想，是認為學校是訓練品格的地方，就好像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對學校的理想一樣，安諾德博士他自己總是和學生一同做早晨的齋戒。現在中國好多有地位的領導人物是天津南開大學的畢業生。
　　
　　　　我在聖約翰大學將近二年級時，學校又增加了一塊私產，與原校產相接，有喬木，有草坪，極為美麗。我就在此美麗的環境中度過愉快的時光。倘若說聖約翰大學給我什麽好處，那就是給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學，是不會得到的。我學打網球，參加足球校隊，是學校劃船隊的隊長。我從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學打棒球，他教我投上彎球和下墜球。最出色的是，我創造了學校一英裏賽跑的紀錄，參加了遠東運動會，隻是離獲勝還遠得很。學校當局認為這種經驗對我很有益處。我記得家父當時在上海，到運動場去看我，很不讚成我參加比賽，認為這與智能的比賽毫不相幹。
　　
　　　　我從來沒有為考試而填鴨死記。在中學和大學我都是畢業時考第二，因為當時同班有個笨蛋，他對教授所教的各種學科都看得十分正經。在大家拚命死記準備考試得高分時，我則去釣魚消遣。因為聖約翰大學瀕蘇州河灣，所以可以去捉死鰻魚、鰷魚和其他小魚，以此為樂而已。在二年級時，休業典禮上，我接連四次到講台上去接受三種獎章，並因領導講演隊參加比賽獲勝而接受銀杯，當時全校轟動。鄰近的女子大學聖瑪麗大學的女生，一定相當震動。這與我的結婚是有關係的。
　　
　　　　我曾經說過，因為我上教會學校，把國文忽略了。結果是中文弄得僅僅半通。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大都如此。我一畢業，就到北京清華大學去。我當時就那樣投身到中國的文化中心北京，您想像我的窘態吧。不僅是我的學問差，還有我的基督教教育性質的影響呢。我過去受限製不得看中國戲，其實大部分中國人都是從中國戲裏得以知道中國曆史上那些名人的。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約書亞將軍的號角，我都知道，我卻不知道孟薑女的眼淚衝倒了一段萬裏長城。而我身為大學畢業生，還算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實在慚愧。
　　
　　　　為了洗雪恥辱，我開始認真在中文上下功夫。首先，我看《紅樓夢》，藉此學北京話，因為《紅樓夢》上的北京話還是無可比擬的傑作。襲人和晴雯說的語言之美，使多少想寫白話的中國人感到臉上無光。
　　
　　　　我該怎麽辦呢？我無法問別人杜詩評注的問題，因為好多擁有哲學博士的教授，或是電機係的教授，他們中國文學的知識之貧乏，和我是伯仲之間。我找到了賣舊書出名的琉璃廠，那條街上，一排一排的都是舊書鋪。由於和書商閑談，我發現了我在國學知識上的漏洞，中國學者所熟知的，我都不知道。與書商的隨便攀談，我覺得非常有趣，甚至驚異可喜。我們的對話比如：“這兒又有一本王國維的著作《人間詞話》。”其實我是生平頭一次發現他的此一著作。又如：“這兒又有一套《四庫集錄》。”後來，我也學會談論書籍，甚至談論古本了。
　　
　　　　民國六年到民國七年，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期間，文學革命的風暴衝擊到全中國，我是民國五年在聖大畢業的。中國那時思想上正在狂風急浪之中。胡適之博士在紐約已經開始提倡“文學革命”，陳獨秀則領導對“孔家店”的毫不妥協的激烈攻擊，攻擊儒家思想如“寡婦守節不嫁”、“貞節”、兩性標準、纏足、扶乩，等等。胡適向中國介紹自由詩，提倡用白話寫新詩，易卜生劇本《傀儡家庭》，以及王爾德的唯美主義，蕭伯納的戲劇。他更進一步指出中國的落後，不僅在科學、工藝，而且在現代政治組織，甚至文學、戲劇、哲學。所有的青年學生都受到鼓舞。好像是吹來一陣清風。其實吳稚暉早已提出了警告，他說“把線裝書扔入廁所裏去”。周樹人後來也隨著說“所有中國的古書都有毒”。
　　
　　　　胡適在民國七年回到北京時，我以清華大學教員的身份也在場歡迎他。他由意大利返國，當時引用荷蘭神學家ErasBmus的話說：“現在我們已然回來。一切要大有不同了。”我在北京的報上寫文章，支持用白話寫作，理由是歐洲各國文學在十五與十六世紀興起時，都是用當時的白話，如意大利的但丁和包加邱都是。我的文章引起了胡適之注意，從那時起，我們一直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