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華文明的核心與未來
中華文明的核心與未來
一、 對中華文化源流的體認
筆者認為，中華文化的源流悠長，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古文明。她的一個根本核心也正與此有關，中華文化中保留了先民在氏族社會中的道德至上的認知，所以中華文化的核心是：溫和的現世的道德主義。曆經數千年而不墜，在應用的層麵上也許打上了各種各樣的時代印記，但其核心卻無疑是先民的道德主義。把她說成是封建的東西，有點不恰當地增加了她的現代性和先進性。
在歐洲和中近東的文明古國，曆經三次日耳曼人的大遷徙和多次毀滅性的兵隳，雖然結果也不至於全民盡墨，但人們由於經常遭遇國破家亡和妻離子散之痛，難以再保持中正平和的心境，在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上走向兩個極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西方的極端現世主義，這才是諸古文明盡皆失落的根本原因。和這兩者相比，中華文明明顯處於一個執其兩端、用其中間的狀態。西方文明在其早期也一樣具有這樣的道德主義至上的時代，如所謂的荷馬時代。後來諸古文明湮滅，其原始社會的黃金時代的寶貴遺產蕩然無存。所以，說西方要向孔老二或者向中國人學習，是一種不恰當的專美之辭，人家本來也是有的，隻不過後來失落了，更恰當的說法是主動拋棄了。
孔老二並非中華文明的締造者和開路人，他自己也說是述而不作，確實他所做的也隻是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他先秦諸子也多是述而不作，如墨子和老莊。所以在先秦諸子中，言必稱先王、言必稱堯舜的人所在多有，甚至是進步的和激進的法家都未能免俗。真正又述又作的是法家的幾位如 韓非 先生。《漢書8226;藝文誌8226;諸子略》說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實際上諸子是同源而殊路，都從先民的生活基礎出發，從自己認為最重要最對未來有啟示意義的途徑入手，治學的方式方法都差不多——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有諸子的目的倒是相當一致——經世致仕，連莊子都當了一回漆園小吏的職務。
二、 民本、民主與法治精神
筆者以為，非常多的人（包括一些知名的學者如李澤厚）把民主與民本作為一對範疇，放在一起相提並論，這是不合適的。而法治精神與中華文明的核心內容頗有抵觸，業已為曆史事實所反複證明。
民主的對詞是專製。民主是適應工商業社會的政治形態，是由資本參與政權而開始的，大憲章就是最好的說明。而專製與傳統的農業社會相適應，在傳統農業社會中，信息傳遞是非常緩慢的，知識的積累和係統化是一個極其悠長的過程，利益的交叉是非常少的，好官好政府是省心省力的首選政權形式，雖備受刻剝三千年不思改易，而民主對農民而言是一隻過於昂貴的金喇叭。
以今日台灣之富庶，教育普及程度之高，民眾對民主選擇領導人熱情之濃，尚存在黑金政治的弊端，這說明挑選領導人所要求的民眾素質之高——應達到識別其個人才能、道德和意誌、施政能力，實質上是要求民眾高於至少是不低於候選人的眼光，然而這是完全沒有可能的，對許多民眾而言，幾個候選人都說得差不多動聽，以後如何行政個人既沒有監督能力，實際上因為缺乏管理國事的才能連識別的能力也有限，估計也都不會過於離譜搞得民不聊生，選誰還不一樣，所以小小的好處也有可能產生大效果，這才是黑金政治的存在依據。這和西方社會的投票率低具有同一內在原因。相反，通用汽車公司有組織凱迪萊克內閣的巨大成就的激勵，其必定想盡一切辦法來左右選舉的結果，民主的熱情之高，與不願去投票者簡直判若雲泥。
民本主義的合適對詞是種族主義。在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相互攻掠，但甚少以掠奪奴隸為目的，所欲者土地而已，對於土地上的人民，一律給予國民待遇，甚至比原來的 國 君更為仁慈，以達到懷敵附遠的目的，孔孟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合理之處在於仁者無敵，能夠獲得以天下之所助、攻親戚之所叛的有利局麵，是一種典型的以道德主義為前提的實用主義態度。其他諸子也多有愛民的主張和策略，這些都與先民的樸素的道德主義催化有關。
由於現世道德主義催化的民本主義，在其長期的作用和影響之下，統一的中華民族終於形成，建立統一國家的基礎非常牢固。由此成就了秦始皇一統天下的業績，與西方的緊身肉搏拿刀共處不同，中國在幾千年的時間跨度裏，多數時間能夠處在大一統之中。這些與西方攻掠異邦擄其人口賣作奴隸的通常做法，形成鮮明的對比。以異邦人做奴隸隻能導致種族仇恨而不能形成民族認同和融合，隻能導致不信任和危機感，這一點倒是有利於極端的現世主義發酵，終於今天西方成為50多個獨立國家，這些國家裏的人民與中國人相比，更多的是為了強盛和安全活著，所以連食品（中國人喜歡稱為吃飯）都是根據熱量計算來配製的，人本身也是某種外在目標中的一個環節。
馬克思提到的商品拜物教和人成為物的奴隸的異化問題，在本世紀中期的歐洲引起強烈的回響。正是西方極端的時世主義的一次深刻反省。巴黎大學的學生在院牆寫的標語是我越要造反便越要談戀愛，我越要談戀愛便越要造反，現實業已妨礙大學生們自由自在的談戀愛了，問題不能說不嚴重。
馬克思對西方的極端現世主義（資本主義）的評論資本主義撕開家庭關係上溫情脈脈的麵紗，把它變成赤裸裸的金錢關係，決非無敵放矢。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一個世紀以後，仍然催化了存在主義和法蘭克福學派的原因。
而法家高揚法、術、勢，是因為認識到世易時移，先民（先王）的道德傳統受到了嚴峻的挑戰，要複三代之盛必須把統治者變成孔老二，把民眾變成孔門弟子，而那是萬萬不可能的。上古競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而今爭於氣力，道德沒有什麽不好，隻是今天不再起根本作用了。這不是對道德傳統的鄙棄，而是必要的修正主義的態度。
非常不幸的是法家的創新幅度太大，同時也脫離中國的現實太遠，背離中華文明的核心，終於未能經受住實踐的檢驗。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一統中華，實行焚書坑儒，並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希望子子孫孫做皇帝。但結果隻延續了15年（有道是：秦滅六國漢登基），在以統一中國這樣的深厚武功做政權基礎的王朝中，秦朝是最為短命的。對著這樣的曆史事實，所有的鼓吹民主與法製的人士應該吸取教訓。如果覺得這個事例年代過於久遠不足為訓的話，文革就是另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根據當時欽定接班人林彪的權威看法：文革是一次假馬列之皮、行孔孟之實、執秦始皇之法的全民運動。2200年前的 韓非 先生已經無比英明地指出了，孔孟之實是行不通的；而執秦始皇之法的過程，至今仍然為各派人士所共同詬病。
三、 世界大同與世界統一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現世道德主義的催化之下，在中國民眾中較早地形成了中華一統（對內）和世界大同（對外）的理念。在這種思維的框架中，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將沒有任何市場。所以鄭和雖然七次下西洋，但並不趁機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權。
1582年—1610年，意大利的利馬竇曾定居中國，對此感到難以索解，這一點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個幾乎可以說其疆域廣闊無邊、人口不計其數、物產多種多樣而且極其豐富的王國裏，盡管他們擁有裝備精良、可輕而易舉征服鄰近國家的陸軍和海軍，但不論是國王還是他的人民，竟然都從未想到去進行一場侵略戰爭。他們完全滿足於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並不熱望著征服。在這一方麵他們截然不同與歐洲人；歐洲常常對自己的政府不滿，垂涎別人所享有的東西。現在，西方諸國似乎被稱霸世界的念頭消磨得筋疲力盡，它們甚至不能象中國人那樣在長達數千年的時期裏所做的那樣，保持其祖先留下來的遺產。而在西方哪怕是軍力失去平衡，都被視為一件極端危險的事情。這是一種典型的強盜之間需要相互設防的心態，所謂均勢戰略就是適應強盜的安全需要。
從字麵理解，中國的大同理想和西方的世界統一目標似乎非常一致。值得指出的是，正是在表麵相同之下存在著根本差異。世界大同是沒有人擁有和需要航母，而世界統一是有人有航母而另外的人沒有。在最終目標世界大同未能實現之前，和平共處、相互尊重是其合理的第一步，而單級世界、黨同伐異則是世界統一的決定性一步。
周恩來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是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現世道德主義或者是作為孔老二不自覺的信徒。作為共產黨人的基本態度應該是：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正是因為它體現的是意識形態，所以就不能夠長期有效，最終隨著意識形態而消失。而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必定會隨著中國人而代代相傳，我堅信：無論以後中國是什麽人什麽黨派當政，如果世界大同的理想無由實現，那麽和平共處的調子一定會被中國政府唱到地老天荒。
四、 百年屈辱再回顧
根據老毛的總結，從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間，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帝國主義者都打過中國，除了最後一次日本帝國主義是在國內外各種因素作用之下投降以外，其他無不以簽署不平等條約告終。有人說是因為政治製度腐敗（其中不少是希望取而代之的革命家），有人說是因為經濟技術落後（其中很多是想開工廠掙錢的），都有道理但都沒有擊中要害，關鍵在於當時中國政府和民間均不知道西方強梁是何等樣人，缺乏合適的堅決的應對措施，正是因為如此上下沒有能夠形成共識，投降派和能夠大行其道，主戰派不能夠凝聚全國的力量與敵對壘。
在西方帝國主義者到來之初，中國皇帝還希望他們成為恭順的朝貢者。不過也還算是頭腦清醒，知道他們不是什麽好鳥，為了防止他們賴在中國不走，還曾下令禁止番婦來華，不讓你們帶老婆，看你們能賴多久。等到他們翻臉開打的時候，中國人才發現國防四處漏風，軍隊完全不知道如何對敵，茫茫然陷入了曆史上最不知己不知彼的戰爭，其結果可想而知。許多人隻說中國當時如何腐敗落後，卻全然不顧中國完全是措手不及的尷尬處境，而西方則經過長期的周密的了解和準備。孫子曰以有虞備不虞者勝，難道是說瞎話嗎？今天很多人談論當時朝廷應對多所謬誤，決心遲遲動作緩緩。殊不知當時朝廷除了知道他們是壞蛋以外，完全不知道他們如何壞法以及壞到何種程度。所以在應對措施上，始終沒有適當的尺度。直到本世紀上半葉， 馮友蘭 先生還希望采用打進來、趕出去、請進來的簡便方法。不管怎麽說，隻要是政策已定，剩下的事情就好辦一點，至少是不用瞻前顧後。國民黨打東洋鬼子打得不怎麽樣，長沙大火河南大水無不叫國人上氣，但也還是打到了最後的勝利；共產黨在朝鮮打西洋鬼子，就打得很不錯嘛。可見就算是落後，洋人船堅炮利，隻要不是被他們出其不意暗算，事情尚有可為。國民黨政府難道很清廉，共產黨誌願軍難道武器先進，可見這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
有資料顯示，在1830年，中國在世界製造業總產值中占29.8%（西方為31.1%）；1860年，中國仍然占19.7%（西方占53.3%），鴉片戰爭失敗完全不是綜合國力落後的原因。在領土和人口方麵，西方諸國也完全不能與中國匹敵。在戰略上西方是勞師以襲遠，竟然能夠戰而勝之，這就不是一個船堅炮利的武器優勢所能抵消的，也不是落後和腐敗所能夠解釋的。
孫中山 先生在革命時，發現民眾是一盤散沙，缺乏民族主義精神；魯迅也常常怒其不爭；這其實是中華文明的世界大同理想的曲折映射。把西方強盜看作是某種可以懷敵附遠的良民，把強盜的子孫當作和我們一樣的人，這也是春秋戰國時期民本主義在新時代的頑固表現。實際上直到1989年，大陸還有許多人（也包括我本人）相信隻要中國實現了西方式的民主，美國就會願意與中國和平共處了。實際上，中華文明的核心---溫和的現世的道德主義比我們所能夠想象的，要深沉有力得多。世界大同隻要向前邁出一小步，就是主義；要回頭走好幾大步，才會到達正當的民族主義的邊緣，許多的中國人走了幾輩子，也沒有能夠形成中華種族主義。而美國的所謂鴿派都稱得上是白人民兵（如克林頓），相對我而言，美國人用詞要不客氣得多，如諾姆斯基先生就說克林頓、布萊爾之流是黑手黨老大。從這裏一黑一白的差別中，也可以看出中國人和西方人是多麽的不同。
文明的差距實在是非常之大，日本人受西方毒化之後，變成世界上道德最敗壞的屠夫之國；而中國人被殺幾千萬，許多中國老百姓在自己孩子都挨餓的情況下，還收養日本冷血父母的棄嬰。日本人除了學會用漢字以外，完全沒有接受任何中華文明的核心內容；而且在學會漢字以後，寫出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源氏物語》，就在程度上就遠超《西廂記》直追《金瓶梅》；如果讓那些鴻儒耆宿看到，非氣得吐血不可；更為難得的是作者紫式部還是個女的。日本實際上是繼承了西方極端現世主義文化中最為歹毒的部分，但它的麵子上偏偏還保留著中國的風格。我的一些朋友從日本回來以後還盛讚所謂的漢唐古風，這些披著羊皮的狼真他媽的會騙人。
中華民族在一百多年的苦難中，囿於無處不在的道德主義的影響，長時間不能硬起心腸向死敵下毒手，這才是多災多難的中國深溺苦海而長時間不能自拔的根本原因。正如 孫中山 先生在挽宋教仁的對聯中所說的：天地有正氣、豪傑自牢籠。而國共兩黨帶領中華民族自覺地向西方學習了一點東西，雖然不多但已經足以拯救斯民出水火了，這個過程是由國共兩黨接力進行，終於在共產黨手裏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五、溫和的現世的道德主義
我認為從通俗的原則出發，說中華文明的核心是現世的道德主義，這個說法更易於為人們所理解。中華文明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中蹣跚走來，道德至上的感召力普遍存在，幾千年來從未失落，而是深入到現實中個人的心靈深處。隻有這樣，文明的延續才是真實的。文化典籍的保存隻不過說明你有幾本書而已，不能說成是文明沒有中斷。正如北京圖書館雖藏有西方上百萬冊圖書，卻不能說中國已經完全西化了一樣。
與中國情況相反，埃及雖然存在，但早已不是法老的埃及了，甚至不是其後裔或者是變種；希臘也仍然獨立，卻作為東羅馬帝國的餘蔭普照的東正教國家，不再具有古代的人文和理性精神。在西方和中近東戰亂連綿的年代，人們普遍需要心靈安慰和救濟，這是宗教大行其道的良機，宗教的原教旨勢力雄厚，上帝主宰歐洲達1000年之久，到今天中近東還有許多政教合一的國家。
相比較而言，中國人更多地服從先民道德主義的指引，所以能夠在春秋戰國的亂中趨同。在幾千年的曆史長河中，安享和平的時間和範圍比較多。所以宗教在中國沒有什麽發展前景，也沒有多少宗教迫害。晚清的許多教案，實際上是階級鬥爭的另一種形式，是中國和帝國主義矛盾的宣泄，是國人和洋人矛盾的總爆發。
在溫和的現世的道德主義中，集體主義或者說家族集體主義占有相當的地位，從根本上講這種道德主義的表象之下，其實是結合了現實主義的私貨。對個人主義和個性發展有相當程度的遏製，這一點也不斷地被中外論者所反複發現。魯迅曾經說過：在中國沒有失敗的英雄，沒有敢於撫哭叛徒的吊客。這就是集體主義遏製個人主義的一般表現，失敗的英雄和叛徒，無論在人格和個性上有多少可取之處，也必須為現實的正麵和領袖人物讓路。由於非主流人物易遭拋棄，所以內戰往往比較迅速分出勝負，戰亂更容易走向和平，中國曆史上少有幾十年上百年的內戰，往往是到了決戰階段，幾個回合就分出了勝負。其實這也體現出集體的現實主義態度，孟子所強調的“以天下之所助，攻親戚之所叛”的局麵，經常在曆史上重演，最近的一次就是國共兩黨在四十年代末的內戰。如果不是美國出於冷戰和遏製中國的目的，開來第七艦隊死保，恐怕台灣也不是那麽固若金湯，老蔣說不定早就進了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與杜律明廖耀湘這樣一些著名的老部下為伍了。
據說一個英格蘭國王曾經在失敗六次之後，終於在民眾的支持之下，在第七次反敗為勝，而中國就沒有可能產生這麽幸運的國王。蔣介石政權不過在執行“三大政策”時，從“聯俄聯共”到“靠美反共”，從“扶助農工”到“保甲連坐”，犯了兩次大的錯誤，忽視了民眾的願望，就迅速被中國民眾所完全拋棄。今天台灣民眾在選舉中所采取的“西瓜靠大邊”策略，輕易舍棄自己的最愛，大致上也是這種曆史意識的翻版。
實際上沒有現實主義的根基，道德主義就不可能持久；反過來說，如果沒有道德教化的感召力，現實主義就不容易落到實處。他們的有機結合而又互為促進，形成威力無邊的現世道德主義，幾乎是無孔不入，即便就是在最殘酷的改朝換代的暴力中，現世的道德主義一樣在發揮它的巨大作用，起碼是縮短了戰爭的進程和規模。 柏楊 先生說中國曆史就是一本戰爭史，那是對著西方今天的和美國的曆史，來有選擇地得出他想要的結論。如果他肯去讀一讀歐洲的曆史，結論會是什麽樣子呢？對著百年戰爭、三十年戰爭、七年戰爭、十字軍東征、八次反法同盟、兩次世界大戰，直到今天西方國家還合夥越界殺人， 柏楊 先生會想些什麽呢？不過 柏楊 先生把中國人說得殘暴無比，很明顯會有熱心的聽眾，這一點毫無疑問。
在道德主義的旗幟之下，中華文明的現實主義也表現得極為充分。不做長篇大論的係統性文章，成為幾千年來中華文人墨客的共識。這並非因為寫書就沒有實際效用，而是因為脫離現實比較遠而已。李澤厚從哲學比較出發，認為中國古代哲人普遍具有“實踐理性”，即重實踐優先於思辨理論，“內聖外王”“修齊平治”比著述立說重要得多。直到今天人們稱頌仍然是什麽“德才兼備”“又紅又專”，所以就應該理解為什麽“竹林七賢”能夠名流千古，也不難理解為什麽曆史上名士推崇“逸隱”、皇帝注重舉“孝廉”，作為皇帝和士大夫的共同之處和結合部——存在著一條“終南捷徑”。這種重實踐和心靈安逸、輕思辨和係統著述，和西方相比，實際上是更關注人本身而較少關注外部世界。與晚近西方從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泥潭罷足以後，又一頭紮進了極端現實主義的汪洋大海之中，是有非常密切的因果關係的。西方的一些人也常常取笑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孫，都不能稱為哲學家。實際上以西方的標準來談論中國文化，則鮮有上得了台麵的東西。反過來用中國的標準來看待西方，西方蠻夷也難有值得稱道的貨色，而這正是中國在晚清時期還懷有老大心態的一大心靈支柱。
共產黨辦企業，大而全和小而全為主要特色，這中間雖然有出於防範戰爭的考慮，但企業辦幼兒園和學校醫院，恐怕就不是這個原因。有人說共產黨不懂時市場經濟的規律，也有人指共產黨是建設自給自足的封建莊園，說法雖然不同，但共同性還是有一點的，那就是共產黨並不是按競爭的要求來看待企業的。共產黨在企業中實行平均主義分配原則和鐵飯碗，確實是解除了工人的最大隱憂，這既是共產黨在人民戰爭中對民眾的“解放”承諾，也是共產黨人對於其本身的中國性擺不脫的自然表現，最終服從道德原則的指引——為民眾謀福利，而不是相反為了競爭使用解雇等手段相威脅。在大陸的國有企業中，競爭和效率並不是最優先的原則，這是確鑿無疑的，在以人為目的還是人服從經濟目標的問題上，與西方企業有著根本的差別，在開放之初曾有日本人據此認為：在大陸隻有工廠沒有企業。
雖然共產黨人自認為是革命的，但一些不經意的話語也流露些許真情，鄧小平曾經說過他隻讀過共產主義ABC，有的黨史專家猜測那是指《共產黨宣言》。後來看張國燾的回憶，蘇聯的布哈林真的寫過一本《共產主義ABC》的書，給那些讀不懂大部馬列的人學習。不管怎麽說，共產主義決不會是讀一本入門讀物的中國鄉巴佬得心應手的事業，人民戰爭和戰時共產主義的某些寶貴遺產，也不是可以隨便應用到和平時代的。雖然大陸搞過批林批孔，但在文革期間，到過中國的人如費正清等大都認為大陸更象是孔老二的祖國。幾乎可以這麽說，共產黨在說辭上70-80%是馬克思的，但在實踐上則70-80%是服從內心深處的道德指引，所表現出來的東西被費正清看破實在是不足為奇。
在中國人中間，麵子問題有著非同尋常的重要性，這也是道德至上主義的傑出表現。一個人可以沒有地位和金錢，大概不能沒有麵子。麵子大體上是體現在道德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就象對於學生而言考試成績第一一樣。這代表個人在個體實踐中的總體道德評價，所以中國人也特別地注重輿論和別人對自己的看法。
中國人好麵子這一點被共產黨革命家做了充分利用，在抗戰期間，共產黨在敵後搞減租減息，地主若不服從則必定會被共產黨的農會戴上高帽子遊行，以達到打擊其麵子的目的，使他們在人們麵前抬不起頭來，從而解除他們的反對力量。在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前，“麵子擊潰戰”既具有合理性，也具有人道主義的特質。當時共產黨在和日本侵略軍作拉鋸戰，穩定的執法機構和監獄是不可想象的，在現實中缺乏司法強製的可能；同時由於物質條件極為困苦，經濟手段的使用也必須有一個限度，否則將會危及個人的基本生存條件。隻有輿論強製手段的使用比較具有現實性，而且在掌握尺度上也可鬆可緊易於操作。
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曆次運動中，共產黨老經驗繼續使用，“麵子擊潰戰”在各種運動中均發揮了淋漓盡致的表現。主要的方式無非是遊行和批判大會，兩種方式都服從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讓你在眾人麵前顏麵無光，再也不能厚起臉皮偷偷搞“破壞”了。甚至在管理企業中，共產黨也完全放棄經濟強製手段，一味地依賴輿論強製和批評教育。相比較而言，日本人較為注重輿論強製和經濟強製手段相結合；而美國人則更加注重經濟強製和司法強製並用。所以共產黨的工廠就明顯存在一個管理手段缺乏的問題，作為派生問題，國企還存在對骨幹和高層管理人員激勵不足和監督不能落實的問題。在對企業領導人監督的問題上，有人說最愚蠢的資本家也好過最好的組織部長和人事局長。也許在企業和城市中，中國最終必須向西方學習，更多的是向日本企業學習，采用經濟強製和部分的司法強製手段，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即使中國企業窩在國內不出國門，也仍然不能避免外國企業的競爭，所以企業效率必須提高到西方企業的同一水平。
其實不僅是共產黨，許多普通人也經常使用這一手段，筆者相信許多網友必定都吃過這樣的虧。既有被老師逼著當眾朗誦檢討書的，也有被同學或者同事散布家醜和流言的。所以連西方人都看得很清楚，“中國人依賴倫理道德的程度甚於依賴法律，依賴有關道德的輿論勝於依賴法庭審判”。 其實許多共產黨難以避免的問題一樣是我們自己難以避免的問題。
六、文明如何論高低
在八十年代，大陸實行開放政策打開國門，國內外經濟現實上的強烈反差，使國人心理上空前失落，在對國外的富裕發達的無限羨慕之餘，自然而然地認為美國日本的現在，就是我們的未來。從而迎來了五四以後第二次全盤西化和自我否定的高潮。這是普通人最自然的一種看法：經濟至上主義。 除此以外，宋朝打不過蒙古人，是盧梭認定中華文明不行的主要原因。這是典型的“大拳頭主義”。中國人中也有不少盧梭的信徒，近百年的屈辱曆史，就是五四時期全盤西化的主要起因之一。
最為值得一提的是法國的孟德斯鳩，他曾經有機會和一個中國皇帝派到法國去的人，長談了36小時，對他關心的最重大問題，親自聆聽中國人的看法，最終，他認為中國文化不行，不能產生或者跟上西方的潮流。這是一個在資本主義即將興起的時代，為資本主義立德立言的聖者，對中華文明的非資本主義成分有著深刻的認識後所做的論斷。應該說，中華文明中的道德主義、人本位、互諒互讓，和資本主義的基本立足點——物本位、競爭和契約主義、法紀至上和權力製衡的觀念，有著根本的分野。孟氏並無偏頗之處，至少從他所站的立場和時代來說。直到今天還抱著孟氏的“遠見卓識”不放的高人還有不少，柏楊就是其中比較蹩腳也比較出名的一個。
實際上今天大陸經濟和軍事力量的不足，在發展市場經濟道路上（或者說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力）碰到的精神障礙——國人公德心欠佳，仍然是中華文化受國人批評的三大主要方麵。許多批評無不以西方為圭臬，言必稱中外在某一方麵的差距有多大，既有現實證據又有迫切精神。也許還是懷著愛國的初衷，不過最終都已經成為西方妖魔化中國的絕好注腳。
確實，對著現在西方的經濟強勢和軍事霸權，回首從1840-1945的舊創，加上幾十年來艱難的前進步伐，很難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情。別找出路的思維是非常有誘惑力的，而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有樣學樣——全盤西化。看到台灣地區和韓國、日本在美國的扶持之下的進步，八十年代末期連“做三百年殖民地”的說法都上了大學的講台。這和中國政府大力駁斥“文明傳播者的無恥讕言”恰成鮮明的對照。 那麽，中國最終是否有可能成為全盤西化的國家呢？
七、中國全盤西化的可能性
八十年代全盤西化的高潮中，對於中國如何實現這一現代化目標，頗有代表性的是1987年國家經委副研究員王建提出來的“國際大循環”理論，希望以中國的豐富勞動力資源，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參與國際分工，逐步實現產業升級，在原材料和市場與國際接軌“兩頭在外、大進大出”。這一思路在執行中倒沒有出現大的偏差，中國政府和民間倒沒有犯“大躍進”那樣的錯誤和急性病，這是準備穩紮穩打搞持久戰的務實政策。
應該說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今天已經可以下結論說，這個思路的最好成效也隻能是目前這個樣子了，不可能讓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像四小龍那樣順利成長，這一條路已經走到了盡頭。這既涉及到西方長遠的全球分工戰略，也涉及到當前的經濟利益和宏觀經濟政策---就業目標。一個較為現實的問題是：如果中國的3-4億農民走進工廠，生產一些勞動密集型產品向西方和世界市場出口，若按3個中國工人在世界市場上排擠一個西方人的就業機會計算，西方將會為此增加1億人失業。就算中國以現行的高價買回西方生產的所謂高附加值產品，其間的差額（順差）也將會擴大到西方無法容忍的地步。19世紀中國的茶葉、生絲和大米曾經讓英國“蒙受”巨額逆差，結果是無恥的鴉片貿易和鴉片戰爭。如果中國人真的導致西方人大量失業再加上巨額逆差，更加無恥的核戰爭都不是不可能的，所謂的導彈防禦係統是準備幹什麽用的，所謂的文明的衝突又將如何發作。
事實是最無情的老師，這一思路在二十年的發展曆程中業已被封殺，中國必須自己解決農業和工業的配合以及最主要的市場問題。中國一些人指望通過參與國際分工實現逐步發展和現代化（即全盤西化）的願望，是沒有現實根據的。 四小龍能夠走通的道路是因為其“小”，而以大陸之“大”，必須改弦更張。現在政府提出“西部大開發”和“擴大內需”的思路，正是發展戰略的根本轉變，是一次向老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政策的大回歸。在國家發展戰略上，中國大陸實際上已經放棄了所謂的“與國際接軌”的做法，就算是加入WTO，也隻不過是為了實現在外貿方麵獲得一個相對穩定的內外政策環境，西方所能夠容忍的也不過如此而已。擔心中國從此被固定在國際分工的底層，隻是一種東方或者是西方部分人一廂情願的想法，實際上雙雙都沒有對方陣營的支持和本方麵的強力支持。
西部大開發是首次可以清晰看到其實現可能性的國家發展大戰略，這個戰略將會對中國的經濟結構和社會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西部大開發的核心工程是大西線調水。南水北調的根本意義在於充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提高土地的淨初級生產量，更多地利用太陽光生產生物產品。由於利用國際市場的思路也不可能繼續，那就隻有讓農民的農業生產效率提高這一條路，西部開發出來以後，將會增加20億畝耕地，可以使中國總的耕地麵積達到30億畝以上（考慮棄耕還林部分）。使每個農業勞動力耕地麵積達到15畝以上（目前不到4畝），家庭農場規模達到30—50畝左右，這樣農民將有能力負擔機械的添置和運行費用。並以此拉動適度的工業化。
西部大開發的結果，將會使中國的經濟結構呈現獨特性，調水的成本比較高，農業的用水量很大，高成本必須攤薄到整個國民經濟各個行業之中。將使工業中競爭力維持成為一個新問題，人工成本必須降低才足以維持企業產品成本與國際水平保持同一標準。非常可能的是：西方在人均GNP提高以後，人們可以考慮用增加的工資購買漂亮的汽車和相應的汽油；而中國的人均GNP提高以後，對於多數人而言，隻是多了一些水和一些生物產品，其中的差額是要用來維護和運行龐大的調水係統的，大多數人也許必須繼續騎單車上班。四小龍的西化道路（或稱現代化）不是中國大陸作為一個整體所能夠走得通的，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決無可能是西方式的未來，這甚至不是一個可以自主選擇的問題，並非中國人不願意像西方人那樣大多數居住在城市，開著自己的汽車上下班，坐在有冷氣的辦公室裏，而是沒有現實的可能性。
這個前景對於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和開展全民健身運動來講，實在不能說是一件壞事。中國並不存在全盤西化的可能。對於中國在實現了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後的歲月，我個人仍然認為沒有全盤西化的可行道路。相反，由於環境保護和新的節水技術、機械化作業必須推廣，要求相應的管理和分配措施配合，集體主義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回到生活的現實中來，並占據壓倒性的地位。否則麵對千千萬萬的分散農戶，社會管理如何落到實處將是一個難以逾越的考驗。馬克思曾經提到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和大規模的工程措施對社會經濟製度的影響，恐怕在今天也不能說是過時了。這一點已經牽涉到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前途，我個人相信，如果到最後還剩下一個國家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踽踽獨行，那麽這個國家一定是中國。如果世界上社會主義能夠在一個國家率先成功，那麽這個國家也一定是中國。以上是按照共產黨的慣例所采用的詞匯，實際上我個人認為：共產黨領導中國從小康（這個詞匯是鄧小平從《禮記》裏順手摸來的，是大同的對詞並含有不如大同之意）到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過程，就是古人指望的——從小康到大同的努力。過去幾十年的努力按照鄧小平的說法是“社會主義是什麽我們還沒有搞清楚”，但已經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和“發展是硬道理”。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說：簡單的禁欲主義和粗陋的平均主義，是“封建的或者是基督教的社會主義”。
孔老二 先生說“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對於龐大的中國來說如果達到美日那樣的汽車普及水平，將會有7-8億輛汽車在中華大地上顛來倒去地跑，這才是真的忍無可忍（實際上今天一些城市的交通已經很讓人心煩）；相反請八位小姐在家裏跳跳舞我個人倒覺得無所謂。所以我完全不擔心哪一天中國人一定要全盤西化的問題，因為這會受到環境和資源無可克服的製約。 物質和經濟條件的非西化，必然決定著文化和大眾思維的非西化。 反過來看，香港的張五常對貿易自由就懷著非同尋常的信念，而台灣許多人也篤信全盤西化道路的唯一性，這都是與地域發展前景和利益分不開的。與大陸作為一個整體不可能全盤西化不同，台灣地區在全盤西化的道路上是確實可以行得通的，香港作為金融和貿易中心對貿易自由的依賴那也是不言而喻的。
八、中華文明的未來
西方文明已經走過了它高歌猛進的歲月。它遭遇到兩個方麵無可抵禦的挑戰：一方麵是自然資源所能夠容忍的發展極限，另一方麵是對於人和物“誰才是目的”的質疑。正是在這兩個關鍵方麵，中國將會走出與西方截然不同的道路，保持老祖宗的寶貴遺產。這一條道路更接近毛澤東的選擇，而不是鄧小平的選擇。不過如果沒有鄧小平的大膽嚐試，恐怕到今天也還難以看清中國走不通全盤西化的死路。
1972年，羅馬俱樂部出版了《增長的極限》一書，由於書中對第三世界的不合理貶斥，被抨擊為新馬爾薩斯主義。不過如果用來形容西方世界對於自然資源的巨大消耗，所造成的自然資源難以為繼的窘境倒是恰如其分。 1974年，即將辭世的文化大師湯因比深刻地指出：西方文明告訴人們，隻要是不違犯法律就可以用盡一切手段追求財富的最大化，無限製地鼓勵人們的貪婪和私心，並說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對社會發展有利的。許多國人從西方發達國家回來以後，津津樂道於其產品和包裝是如何的力求盡善盡美，卻沒有回頭想一想這種做法，到底是為了更好地滿足人們的實際需要，還是出於確立競爭優勢和牟取最大利潤的目的。作為這種無限製追求上等感受的邏輯的自然演繹，李澤厚曾經在新加坡認真地告訴記者：“在150年之後，由於人們對於性和愛的要求提高，世界上也許沒有穩定的婚姻”。在西方文明的未來之路上，何處才有心靈的家園？人類自身的故鄉？
實際上從七十年代以降，西方世界內部環保意識的抬頭和高揚可持續發展戰略，對僅僅追求效率的“福特製”的反動（如理光公司厚木工廠撤除流水線），無不體現了與自然和諧相處和對人本身的關懷。這是對中華文明的核心的肯定，也是人們對複歸於“以人為目的”原則的一種肯定。這種狀況還遠遠沒有成為主流，隻是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人們對西方文明的悖謬實質的某種覺醒。徹底根除西方文明的惡劣本質，也許需要中華文明的複興的榜樣力量和大力拖動。
近年來西方在所謂的高科技和知識經濟方麵的長足進展，似乎能為西方文明從資源和環境的約束中解套。實際上是大謬不然，所謂的“高科技”和“知識經濟”，無非是要在產品市場價格上體現出其“高”和“知識含量”來，說穿了都不過是壟斷價格的招牌而已，再好的招牌也難以改變每個美國人平均產生20多噸二氧化碳的“低科技”現實。
1997年，經合組織成員國的GNP之和為22萬億美元，占世界總和29萬億美元的3/4，而其總人口僅僅占1/6不到。這樣的效果並不僅僅是人均勞動生產率的差別，價格中高“知識含量”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我個人就親眼看見過幾次知識經濟的破產，以前在中國還不能生產光同步傳輸設備的時候，其價格高得離譜，這當然是體現了“高科技”的高，在中國同類產品上市以後，價格忽然就變成原來的幾十分之一，怎麽知識含量一下子就沒有體現了呢？光纖市場價格的變遷也同樣很有意思，幾年以前，美國康寧公司的光纖價格接近80美元/千米（高出它在美國本土銷售價格的一倍），歐洲和日本的供貨價格低2美元左右，等到中國國內需求急劇下降，再加上國內幾家廠商開始向市場供貨，價格就迅速下降到30美元/千米，日本貨仍然比康寧價格低2美元，這個高科技產品又失去其原有的“高度”了。由於Linux的挑戰，微軟的知識含量眼看就要煙消雲散了，電腦芯片還能維持多久的“高科技”地位，我個人不想預測。
從西方國家的意願而言，失去任何一種高科技產品高度都是一種無法彌補的損失。並非他們不願意和中國人一起保護“知識含量”的產權，而是這樣做意義極其有限。本來壟斷的利益就在於：目前西方的富人對世界窮人的比例為1比5，加上中國的大量人口以後，急劇下降為1比2都不到，這個壟斷所能撈到的利益就非常有限了。所以所有的西方國家在遏製中國的發展上是有共同利益的。因為中國的現代化將會給世界帶來一個沒有高科技的、以平等為主要特色的交易規則，西方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現有居高臨下的優勢，他們的工作將失去現在的高附加值，甚至有可能西方人也必須象第三世界人民一樣勤勞才足以養家糊口。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決不會是一個單純的“超英趕美”的過程，而更象是一個把皇帝拉下馬的“造反”過程，這才是中國威脅論的內在依據。國人之中有許多熱中於鼓吹發展高科技，也許是出於一種想要分一杯羹的心理，看不到有中國的加入壟斷就一定破產的比例變化，實在是目光短淺算術不佳。實際上如果印度能夠在高科技上與西方齊頭並進，知識含量一樣會不存在。不過在西方人看來，印度還沒有中國這麽危險而已。
鄙人買了一本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曆史的重建》，強烈的讀後感是“文明沒有衝突，衝突的是各種利益”。美國自認是西方世界的領頭羊，而亨廷頓就是他們共同的策士。亨廷頓在書中極力收羅證據，說中國以武力解決問題的傾向是76%，我個人決不相信作為知名的職業教授，不清楚中國在過去50年裏，總共使用過幾次武力，而美國又在一年內對外用兵多少次。我個人相信日本人也決不會真的認定，中國有足夠的意願和軍力以威脅東亞和平。所有這些都不過是一個幌子，是對中國將會給世界絕大多數人民帶來經濟平等的恐懼和失落。中國從遠古以來就懷有世界大同的理想，世界大同的根本在於平等看待其他民族和人民，而經濟平等地位將會是最重要的一項，而中國將會在自身經濟技術進步的發展過程中，為占世界人口5/6的民眾贏得不受壟斷價格盤剝的平等機遇。我們自身的發展不僅是我們的權利，而且符合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我們所威脅的不正當利益，是為所有西方國家法律也同樣在國內禁止的不法和不義行為，所以李瑞環所說的“威脅中國論”是不能得逞的，借用一句老話“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除了西方某些心術不正的人以外。
實際上，高科技和知識經濟的新特色，並不能導致西方文明優越和長生不老的結論。恰恰相反，隨著它們的幻滅，西方文明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也將不再存在，正如馬哈蒂爾常常提到的“西方必須放下架子，從東方學習一點東西”。這個進程實際上在七十年代已經開始，而且注定沒有辦法停止。 梁漱溟 先生有終身不曾動搖的信念“世界的未來將是中華文化的複興”，而七十年代英國的文化曆史大師湯因比在展望世界的未來時，也曾寄希望於中國人民。
我個人相信，如果中國真的實現全盤西化，將會給人類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前不久網上有人寫了一篇《中國的東部防線》，受到大量的喝彩，其續篇寫到要登陸美洲到古巴去保衛中國的國家利益。美國人在1987年宣布，台灣已經在經濟上從受栽培的狀態下畢業，應該如實承認此文的作者已經在思維上完全畢業了，使用的是標準的一流的盎格魯-薩克遜人的邏輯，如果要說他和那些著名的白人民兵（如克林頓、害母霍斯）有什麽差別的話，他可以稱為黃人民兵。如果真的出現他描述的場景上演的話，那不僅是中國人和美國人的災難，還將是全人類的災難。所幸的是在中國這樣全盤西化的精英極為稀罕，簡直是鳳毛麟角。
中國人獨自背負全人類在先民時期的寶貴遺產——溫和的現世的道德主義，走過數千年的漫漫征程，尤其是蹣跚走過最近的一百多年，受盡屈辱和苦痛。按照西方的強盜邏輯，我們祖先“失去”了許多稱雄世界的機會，我們祖先很早就移民東南亞，我們直到今天也從未宣稱是我們“發現亞洲”；我們先人曾七次下西洋，卻不是開拓殖民之舉；我們的祖先主張民本主義和“懷敵附遠”，卻沒有大搞種族歧視和攻掠異邦人為奴隸。所以今天我們有足夠的道德基礎來揭穿“文明傳播者”的無恥讕言；抨擊“解放亞洲”的屁話。我們決不能功虧一簣，我們必須教會強盜做人，至少是先要放下屠刀，當然不是使用 東郭 先生那種無效方法。這個過程無疑是充滿了困難和曲折的，但我們決不輕易放棄，否則全人類的前途將會黯淡無光，這正是 湯因比 先生對中國人民所寄予的殷切希望和關係全人類的前途的大業，對這一前景我個人表示謹慎的樂觀。
中華文明的核心與未來
一、 對中華文化源流的體認
筆者認為，中華文化的源流悠長，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古文明。她的一個根本核心也正與此有關，中華文化中保留了先民在氏族社會中的道德至上的認知，所以中華文化的核心是：溫和的現世的道德主義。曆經數千年而不墜，在應用的層麵上也許打上了各種各樣的時代印記，但其核心卻無疑是先民的道德主義。把她說成是封建的東西，有點不恰當地增加了她的現代性和先進性。
在歐洲和中近東的文明古國，曆經三次日耳曼人的大遷徙和多次毀滅性的兵隳，雖然結果也不至於全民盡墨，但人們由於經常遭遇國破家亡和妻離子散之痛，難以再保持中正平和的心境，在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上走向兩個極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西方的極端現世主義，這才是諸古文明盡皆失落的根本原因。和這兩者相比，中華文明明顯處於一個執其兩端、用其中間的狀態。西方文明在其早期也一樣具有這樣的道德主義至上的時代，如所謂的荷馬時代。後來諸古文明湮滅，其原始社會的黃金時代的寶貴遺產蕩然無存。所以，說西方要向孔老二或者向中國人學習，是一種不恰當的專美之辭，人家本來也是有的，隻不過後來失落了，更恰當的說法是主動拋棄了。
孔老二並非中華文明的締造者和開路人，他自己也說是述而不作，確實他所做的也隻是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他先秦諸子也多是述而不作，如墨子和老莊。所以在先秦諸子中，言必稱先王、言必稱堯舜的人所在多有，甚至是進步的和激進的法家都未能免俗。真正又述又作的是法家的幾位如 韓非 先生。《漢書8226;藝文誌8226;諸子略》說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實際上諸子是同源而殊路，都從先民的生活基礎出發，從自己認為最重要最對未來有啟示意義的途徑入手，治學的方式方法都差不多——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有諸子的目的倒是相當一致——經世致仕，連莊子都當了一回漆園小吏的職務。
二、 民本、民主與法治精神
筆者以為，非常多的人（包括一些知名的學者如李澤厚）把民主與民本作為一對範疇，放在一起相提並論，這是不合適的。而法治精神與中華文明的核心內容頗有抵觸，業已為曆史事實所反複證明。
民主的對詞是專製。民主是適應工商業社會的政治形態，是由資本參與政權而開始的，大憲章就是最好的說明。而專製與傳統的農業社會相適應，在傳統農業社會中，信息傳遞是非常緩慢的，知識的積累和係統化是一個極其悠長的過程，利益的交叉是非常少的，好官好政府是省心省力的首選政權形式，雖備受刻剝三千年不思改易，而民主對農民而言是一隻過於昂貴的金喇叭。
以今日台灣之富庶，教育普及程度之高，民眾對民主選擇領導人熱情之濃，尚存在黑金政治的弊端，這說明挑選領導人所要求的民眾素質之高——應達到識別其個人才能、道德和意誌、施政能力，實質上是要求民眾高於至少是不低於候選人的眼光，然而這是完全沒有可能的，對許多民眾而言，幾個候選人都說得差不多動聽，以後如何行政個人既沒有監督能力，實際上因為缺乏管理國事的才能連識別的能力也有限，估計也都不會過於離譜搞得民不聊生，選誰還不一樣，所以小小的好處也有可能產生大效果，這才是黑金政治的存在依據。這和西方社會的投票率低具有同一內在原因。相反，通用汽車公司有組織凱迪萊克內閣的巨大成就的激勵，其必定想盡一切辦法來左右選舉的結果，民主的熱情之高，與不願去投票者簡直判若雲泥。
民本主義的合適對詞是種族主義。在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相互攻掠，但甚少以掠奪奴隸為目的，所欲者土地而已，對於土地上的人民，一律給予國民待遇，甚至比原來的 國 君更為仁慈，以達到懷敵附遠的目的，孔孟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合理之處在於仁者無敵，能夠獲得以天下之所助、攻親戚之所叛的有利局麵，是一種典型的以道德主義為前提的實用主義態度。其他諸子也多有愛民的主張和策略，這些都與先民的樸素的道德主義催化有關。
由於現世道德主義催化的民本主義，在其長期的作用和影響之下，統一的中華民族終於形成，建立統一國家的基礎非常牢固。由此成就了秦始皇一統天下的業績，與西方的緊身肉搏拿刀共處不同，中國在幾千年的時間跨度裏，多數時間能夠處在大一統之中。這些與西方攻掠異邦擄其人口賣作奴隸的通常做法，形成鮮明的對比。以異邦人做奴隸隻能導致種族仇恨而不能形成民族認同和融合，隻能導致不信任和危機感，這一點倒是有利於極端的現世主義發酵，終於今天西方成為50多個獨立國家，這些國家裏的人民與中國人相比，更多的是為了強盛和安全活著，所以連食品（中國人喜歡稱為吃飯）都是根據熱量計算來配製的，人本身也是某種外在目標中的一個環節。
馬克思提到的商品拜物教和人成為物的奴隸的異化問題，在本世紀中期的歐洲引起強烈的回響。正是西方極端的時世主義的一次深刻反省。巴黎大學的學生在院牆寫的標語是我越要造反便越要談戀愛，我越要談戀愛便越要造反，現實業已妨礙大學生們自由自在的談戀愛了，問題不能說不嚴重。
馬克思對西方的極端現世主義（資本主義）的評論資本主義撕開家庭關係上溫情脈脈的麵紗，把它變成赤裸裸的金錢關係，決非無敵放矢。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一個世紀以後，仍然催化了存在主義和法蘭克福學派的原因。
而法家高揚法、術、勢，是因為認識到世易時移，先民（先王）的道德傳統受到了嚴峻的挑戰，要複三代之盛必須把統治者變成孔老二，把民眾變成孔門弟子，而那是萬萬不可能的。上古競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而今爭於氣力，道德沒有什麽不好，隻是今天不再起根本作用了。這不是對道德傳統的鄙棄，而是必要的修正主義的態度。
非常不幸的是法家的創新幅度太大，同時也脫離中國的現實太遠，背離中華文明的核心，終於未能經受住實踐的檢驗。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一統中華，實行焚書坑儒，並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希望子子孫孫做皇帝。但結果隻延續了15年（有道是：秦滅六國漢登基），在以統一中國這樣的深厚武功做政權基礎的王朝中，秦朝是最為短命的。對著這樣的曆史事實，所有的鼓吹民主與法製的人士應該吸取教訓。如果覺得這個事例年代過於久遠不足為訓的話，文革就是另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根據當時欽定接班人林彪的權威看法：文革是一次假馬列之皮、行孔孟之實、執秦始皇之法的全民運動。2200年前的 韓非 先生已經無比英明地指出了，孔孟之實是行不通的；而執秦始皇之法的過程，至今仍然為各派人士所共同詬病。
三、 世界大同與世界統一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現世道德主義的催化之下，在中國民眾中較早地形成了中華一統（對內）和世界大同（對外）的理念。在這種思維的框架中，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將沒有任何市場。所以鄭和雖然七次下西洋，但並不趁機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權。
1582年—1610年，意大利的利馬竇曾定居中國，對此感到難以索解，這一點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個幾乎可以說其疆域廣闊無邊、人口不計其數、物產多種多樣而且極其豐富的王國裏，盡管他們擁有裝備精良、可輕而易舉征服鄰近國家的陸軍和海軍，但不論是國王還是他的人民，竟然都從未想到去進行一場侵略戰爭。他們完全滿足於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並不熱望著征服。在這一方麵他們截然不同與歐洲人；歐洲常常對自己的政府不滿，垂涎別人所享有的東西。現在，西方諸國似乎被稱霸世界的念頭消磨得筋疲力盡，它們甚至不能象中國人那樣在長達數千年的時期裏所做的那樣，保持其祖先留下來的遺產。而在西方哪怕是軍力失去平衡，都被視為一件極端危險的事情。這是一種典型的強盜之間需要相互設防的心態，所謂均勢戰略就是適應強盜的安全需要。
從字麵理解，中國的大同理想和西方的世界統一目標似乎非常一致。值得指出的是，正是在表麵相同之下存在著根本差異。世界大同是沒有人擁有和需要航母，而世界統一是有人有航母而另外的人沒有。在最終目標世界大同未能實現之前，和平共處、相互尊重是其合理的第一步，而單級世界、黨同伐異則是世界統一的決定性一步。
周恩來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是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現世道德主義或者是作為孔老二不自覺的信徒。作為共產黨人的基本態度應該是：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正是因為它體現的是意識形態，所以就不能夠長期有效，最終隨著意識形態而消失。而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必定會隨著中國人而代代相傳，我堅信：無論以後中國是什麽人什麽黨派當政，如果世界大同的理想無由實現，那麽和平共處的調子一定會被中國政府唱到地老天荒。
四、 百年屈辱再回顧
根據老毛的總結，從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間，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帝國主義者都打過中國，除了最後一次日本帝國主義是在國內外各種因素作用之下投降以外，其他無不以簽署不平等條約告終。有人說是因為政治製度腐敗（其中不少是希望取而代之的革命家），有人說是因為經濟技術落後（其中很多是想開工廠掙錢的），都有道理但都沒有擊中要害，關鍵在於當時中國政府和民間均不知道西方強梁是何等樣人，缺乏合適的堅決的應對措施，正是因為如此上下沒有能夠形成共識，投降派和能夠大行其道，主戰派不能夠凝聚全國的力量與敵對壘。
在西方帝國主義者到來之初，中國皇帝還希望他們成為恭順的朝貢者。不過也還算是頭腦清醒，知道他們不是什麽好鳥，為了防止他們賴在中國不走，還曾下令禁止番婦來華，不讓你們帶老婆，看你們能賴多久。等到他們翻臉開打的時候，中國人才發現國防四處漏風，軍隊完全不知道如何對敵，茫茫然陷入了曆史上最不知己不知彼的戰爭，其結果可想而知。許多人隻說中國當時如何腐敗落後，卻全然不顧中國完全是措手不及的尷尬處境，而西方則經過長期的周密的了解和準備。孫子曰以有虞備不虞者勝，難道是說瞎話嗎？今天很多人談論當時朝廷應對多所謬誤，決心遲遲動作緩緩。殊不知當時朝廷除了知道他們是壞蛋以外，完全不知道他們如何壞法以及壞到何種程度。所以在應對措施上，始終沒有適當的尺度。直到本世紀上半葉， 馮友蘭 先生還希望采用打進來、趕出去、請進來的簡便方法。不管怎麽說，隻要是政策已定，剩下的事情就好辦一點，至少是不用瞻前顧後。國民黨打東洋鬼子打得不怎麽樣，長沙大火河南大水無不叫國人上氣，但也還是打到了最後的勝利；共產黨在朝鮮打西洋鬼子，就打得很不錯嘛。可見就算是落後，洋人船堅炮利，隻要不是被他們出其不意暗算，事情尚有可為。國民黨政府難道很清廉，共產黨誌願軍難道武器先進，可見這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
有資料顯示，在1830年，中國在世界製造業總產值中占29.8%（西方為31.1%）；1860年，中國仍然占19.7%（西方占53.3%），鴉片戰爭失敗完全不是綜合國力落後的原因。在領土和人口方麵，西方諸國也完全不能與中國匹敵。在戰略上西方是勞師以襲遠，竟然能夠戰而勝之，這就不是一個船堅炮利的武器優勢所能抵消的，也不是落後和腐敗所能夠解釋的。
孫中山 先生在革命時，發現民眾是一盤散沙，缺乏民族主義精神；魯迅也常常怒其不爭；這其實是中華文明的世界大同理想的曲折映射。把西方強盜看作是某種可以懷敵附遠的良民，把強盜的子孫當作和我們一樣的人，這也是春秋戰國時期民本主義在新時代的頑固表現。實際上直到1989年，大陸還有許多人（也包括我本人）相信隻要中國實現了西方式的民主，美國就會願意與中國和平共處了。實際上，中華文明的核心---溫和的現世的道德主義比我們所能夠想象的，要深沉有力得多。世界大同隻要向前邁出一小步，就是主義；要回頭走好幾大步，才會到達正當的民族主義的邊緣，許多的中國人走了幾輩子，也沒有能夠形成中華種族主義。而美國的所謂鴿派都稱得上是白人民兵（如克林頓），相對我而言，美國人用詞要不客氣得多，如諾姆斯基先生就說克林頓、布萊爾之流是黑手黨老大。從這裏一黑一白的差別中，也可以看出中國人和西方人是多麽的不同。
文明的差距實在是非常之大，日本人受西方毒化之後，變成世界上道德最敗壞的屠夫之國；而中國人被殺幾千萬，許多中國老百姓在自己孩子都挨餓的情況下，還收養日本冷血父母的棄嬰。日本人除了學會用漢字以外，完全沒有接受任何中華文明的核心內容；而且在學會漢字以後，寫出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源氏物語》，就在程度上就遠超《西廂記》直追《金瓶梅》；如果讓那些鴻儒耆宿看到，非氣得吐血不可；更為難得的是作者紫式部還是個女的。日本實際上是繼承了西方極端現世主義文化中最為歹毒的部分，但它的麵子上偏偏還保留著中國的風格。我的一些朋友從日本回來以後還盛讚所謂的漢唐古風，這些披著羊皮的狼真他媽的會騙人。
中華民族在一百多年的苦難中，囿於無處不在的道德主義的影響，長時間不能硬起心腸向死敵下毒手，這才是多災多難的中國深溺苦海而長時間不能自拔的根本原因。正如 孫中山 先生在挽宋教仁的對聯中所說的：天地有正氣、豪傑自牢籠。而國共兩黨帶領中華民族自覺地向西方學習了一點東西，雖然不多但已經足以拯救斯民出水火了，這個過程是由國共兩黨接力進行，終於在共產黨手裏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五、溫和的現世的道德主義
我認為從通俗的原則出發，說中華文明的核心是現世的道德主義，這個說法更易於為人們所理解。中華文明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中蹣跚走來，道德至上的感召力普遍存在，幾千年來從未失落，而是深入到現實中個人的心靈深處。隻有這樣，文明的延續才是真實的。文化典籍的保存隻不過說明你有幾本書而已，不能說成是文明沒有中斷。正如北京圖書館雖藏有西方上百萬冊圖書，卻不能說中國已經完全西化了一樣。
與中國情況相反，埃及雖然存在，但早已不是法老的埃及了，甚至不是其後裔或者是變種；希臘也仍然獨立，卻作為東羅馬帝國的餘蔭普照的東正教國家，不再具有古代的人文和理性精神。在西方和中近東戰亂連綿的年代，人們普遍需要心靈安慰和救濟，這是宗教大行其道的良機，宗教的原教旨勢力雄厚，上帝主宰歐洲達1000年之久，到今天中近東還有許多政教合一的國家。
相比較而言，中國人更多地服從先民道德主義的指引，所以能夠在春秋戰國的亂中趨同。在幾千年的曆史長河中，安享和平的時間和範圍比較多。所以宗教在中國沒有什麽發展前景，也沒有多少宗教迫害。晚清的許多教案，實際上是階級鬥爭的另一種形式，是中國和帝國主義矛盾的宣泄，是國人和洋人矛盾的總爆發。
在溫和的現世的道德主義中，集體主義或者說家族集體主義占有相當的地位，從根本上講這種道德主義的表象之下，其實是結合了現實主義的私貨。對個人主義和個性發展有相當程度的遏製，這一點也不斷地被中外論者所反複發現。魯迅曾經說過：在中國沒有失敗的英雄，沒有敢於撫哭叛徒的吊客。這就是集體主義遏製個人主義的一般表現，失敗的英雄和叛徒，無論在人格和個性上有多少可取之處，也必須為現實的正麵和領袖人物讓路。由於非主流人物易遭拋棄，所以內戰往往比較迅速分出勝負，戰亂更容易走向和平，中國曆史上少有幾十年上百年的內戰，往往是到了決戰階段，幾個回合就分出了勝負。其實這也體現出集體的現實主義態度，孟子所強調的“以天下之所助，攻親戚之所叛”的局麵，經常在曆史上重演，最近的一次就是國共兩黨在四十年代末的內戰。如果不是美國出於冷戰和遏製中國的目的，開來第七艦隊死保，恐怕台灣也不是那麽固若金湯，老蔣說不定早就進了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與杜律明廖耀湘這樣一些著名的老部下為伍了。
據說一個英格蘭國王曾經在失敗六次之後，終於在民眾的支持之下，在第七次反敗為勝，而中國就沒有可能產生這麽幸運的國王。蔣介石政權不過在執行“三大政策”時，從“聯俄聯共”到“靠美反共”，從“扶助農工”到“保甲連坐”，犯了兩次大的錯誤，忽視了民眾的願望，就迅速被中國民眾所完全拋棄。今天台灣民眾在選舉中所采取的“西瓜靠大邊”策略，輕易舍棄自己的最愛，大致上也是這種曆史意識的翻版。
實際上沒有現實主義的根基，道德主義就不可能持久；反過來說，如果沒有道德教化的感召力，現實主義就不容易落到實處。他們的有機結合而又互為促進，形成威力無邊的現世道德主義，幾乎是無孔不入，即便就是在最殘酷的改朝換代的暴力中，現世的道德主義一樣在發揮它的巨大作用，起碼是縮短了戰爭的進程和規模。 柏楊 先生說中國曆史就是一本戰爭史，那是對著西方今天的和美國的曆史，來有選擇地得出他想要的結論。如果他肯去讀一讀歐洲的曆史，結論會是什麽樣子呢？對著百年戰爭、三十年戰爭、七年戰爭、十字軍東征、八次反法同盟、兩次世界大戰，直到今天西方國家還合夥越界殺人， 柏楊 先生會想些什麽呢？不過 柏楊 先生把中國人說得殘暴無比，很明顯會有熱心的聽眾，這一點毫無疑問。
在道德主義的旗幟之下，中華文明的現實主義也表現得極為充分。不做長篇大論的係統性文章，成為幾千年來中華文人墨客的共識。這並非因為寫書就沒有實際效用，而是因為脫離現實比較遠而已。李澤厚從哲學比較出發，認為中國古代哲人普遍具有“實踐理性”，即重實踐優先於思辨理論，“內聖外王”“修齊平治”比著述立說重要得多。直到今天人們稱頌仍然是什麽“德才兼備”“又紅又專”，所以就應該理解為什麽“竹林七賢”能夠名流千古，也不難理解為什麽曆史上名士推崇“逸隱”、皇帝注重舉“孝廉”，作為皇帝和士大夫的共同之處和結合部——存在著一條“終南捷徑”。這種重實踐和心靈安逸、輕思辨和係統著述，和西方相比，實際上是更關注人本身而較少關注外部世界。與晚近西方從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泥潭罷足以後，又一頭紮進了極端現實主義的汪洋大海之中，是有非常密切的因果關係的。西方的一些人也常常取笑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孫，都不能稱為哲學家。實際上以西方的標準來談論中國文化，則鮮有上得了台麵的東西。反過來用中國的標準來看待西方，西方蠻夷也難有值得稱道的貨色，而這正是中國在晚清時期還懷有老大心態的一大心靈支柱。
共產黨辦企業，大而全和小而全為主要特色，這中間雖然有出於防範戰爭的考慮，但企業辦幼兒園和學校醫院，恐怕就不是這個原因。有人說共產黨不懂時市場經濟的規律，也有人指共產黨是建設自給自足的封建莊園，說法雖然不同，但共同性還是有一點的，那就是共產黨並不是按競爭的要求來看待企業的。共產黨在企業中實行平均主義分配原則和鐵飯碗，確實是解除了工人的最大隱憂，這既是共產黨在人民戰爭中對民眾的“解放”承諾，也是共產黨人對於其本身的中國性擺不脫的自然表現，最終服從道德原則的指引——為民眾謀福利，而不是相反為了競爭使用解雇等手段相威脅。在大陸的國有企業中，競爭和效率並不是最優先的原則，這是確鑿無疑的，在以人為目的還是人服從經濟目標的問題上，與西方企業有著根本的差別，在開放之初曾有日本人據此認為：在大陸隻有工廠沒有企業。
雖然共產黨人自認為是革命的，但一些不經意的話語也流露些許真情，鄧小平曾經說過他隻讀過共產主義ABC，有的黨史專家猜測那是指《共產黨宣言》。後來看張國燾的回憶，蘇聯的布哈林真的寫過一本《共產主義ABC》的書，給那些讀不懂大部馬列的人學習。不管怎麽說，共產主義決不會是讀一本入門讀物的中國鄉巴佬得心應手的事業，人民戰爭和戰時共產主義的某些寶貴遺產，也不是可以隨便應用到和平時代的。雖然大陸搞過批林批孔，但在文革期間，到過中國的人如費正清等大都認為大陸更象是孔老二的祖國。幾乎可以這麽說，共產黨在說辭上70-80%是馬克思的，但在實踐上則70-80%是服從內心深處的道德指引，所表現出來的東西被費正清看破實在是不足為奇。
在中國人中間，麵子問題有著非同尋常的重要性，這也是道德至上主義的傑出表現。一個人可以沒有地位和金錢，大概不能沒有麵子。麵子大體上是體現在道德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就象對於學生而言考試成績第一一樣。這代表個人在個體實踐中的總體道德評價，所以中國人也特別地注重輿論和別人對自己的看法。
中國人好麵子這一點被共產黨革命家做了充分利用，在抗戰期間，共產黨在敵後搞減租減息，地主若不服從則必定會被共產黨的農會戴上高帽子遊行，以達到打擊其麵子的目的，使他們在人們麵前抬不起頭來，從而解除他們的反對力量。在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前，“麵子擊潰戰”既具有合理性，也具有人道主義的特質。當時共產黨在和日本侵略軍作拉鋸戰，穩定的執法機構和監獄是不可想象的，在現實中缺乏司法強製的可能；同時由於物質條件極為困苦，經濟手段的使用也必須有一個限度，否則將會危及個人的基本生存條件。隻有輿論強製手段的使用比較具有現實性，而且在掌握尺度上也可鬆可緊易於操作。
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曆次運動中，共產黨老經驗繼續使用，“麵子擊潰戰”在各種運動中均發揮了淋漓盡致的表現。主要的方式無非是遊行和批判大會，兩種方式都服從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讓你在眾人麵前顏麵無光，再也不能厚起臉皮偷偷搞“破壞”了。甚至在管理企業中，共產黨也完全放棄經濟強製手段，一味地依賴輿論強製和批評教育。相比較而言，日本人較為注重輿論強製和經濟強製手段相結合；而美國人則更加注重經濟強製和司法強製並用。所以共產黨的工廠就明顯存在一個管理手段缺乏的問題，作為派生問題，國企還存在對骨幹和高層管理人員激勵不足和監督不能落實的問題。在對企業領導人監督的問題上，有人說最愚蠢的資本家也好過最好的組織部長和人事局長。也許在企業和城市中，中國最終必須向西方學習，更多的是向日本企業學習，采用經濟強製和部分的司法強製手段，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即使中國企業窩在國內不出國門，也仍然不能避免外國企業的競爭，所以企業效率必須提高到西方企業的同一水平。
其實不僅是共產黨，許多普通人也經常使用這一手段，筆者相信許多網友必定都吃過這樣的虧。既有被老師逼著當眾朗誦檢討書的，也有被同學或者同事散布家醜和流言的。所以連西方人都看得很清楚，“中國人依賴倫理道德的程度甚於依賴法律，依賴有關道德的輿論勝於依賴法庭審判”。 其實許多共產黨難以避免的問題一樣是我們自己難以避免的問題。
六、文明如何論高低
在八十年代，大陸實行開放政策打開國門，國內外經濟現實上的強烈反差，使國人心理上空前失落，在對國外的富裕發達的無限羨慕之餘，自然而然地認為美國日本的現在，就是我們的未來。從而迎來了五四以後第二次全盤西化和自我否定的高潮。這是普通人最自然的一種看法：經濟至上主義。 除此以外，宋朝打不過蒙古人，是盧梭認定中華文明不行的主要原因。這是典型的“大拳頭主義”。中國人中也有不少盧梭的信徒，近百年的屈辱曆史，就是五四時期全盤西化的主要起因之一。
最為值得一提的是法國的孟德斯鳩，他曾經有機會和一個中國皇帝派到法國去的人，長談了36小時，對他關心的最重大問題，親自聆聽中國人的看法，最終，他認為中國文化不行，不能產生或者跟上西方的潮流。這是一個在資本主義即將興起的時代，為資本主義立德立言的聖者，對中華文明的非資本主義成分有著深刻的認識後所做的論斷。應該說，中華文明中的道德主義、人本位、互諒互讓，和資本主義的基本立足點——物本位、競爭和契約主義、法紀至上和權力製衡的觀念，有著根本的分野。孟氏並無偏頗之處，至少從他所站的立場和時代來說。直到今天還抱著孟氏的“遠見卓識”不放的高人還有不少，柏楊就是其中比較蹩腳也比較出名的一個。
實際上今天大陸經濟和軍事力量的不足，在發展市場經濟道路上（或者說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力）碰到的精神障礙——國人公德心欠佳，仍然是中華文化受國人批評的三大主要方麵。許多批評無不以西方為圭臬，言必稱中外在某一方麵的差距有多大，既有現實證據又有迫切精神。也許還是懷著愛國的初衷，不過最終都已經成為西方妖魔化中國的絕好注腳。
確實，對著現在西方的經濟強勢和軍事霸權，回首從1840-1945的舊創，加上幾十年來艱難的前進步伐，很難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情。別找出路的思維是非常有誘惑力的，而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有樣學樣——全盤西化。看到台灣地區和韓國、日本在美國的扶持之下的進步，八十年代末期連“做三百年殖民地”的說法都上了大學的講台。這和中國政府大力駁斥“文明傳播者的無恥讕言”恰成鮮明的對照。 那麽，中國最終是否有可能成為全盤西化的國家呢？
七、中國全盤西化的可能性
八十年代全盤西化的高潮中，對於中國如何實現這一現代化目標，頗有代表性的是1987年國家經委副研究員王建提出來的“國際大循環”理論，希望以中國的豐富勞動力資源，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參與國際分工，逐步實現產業升級，在原材料和市場與國際接軌“兩頭在外、大進大出”。這一思路在執行中倒沒有出現大的偏差，中國政府和民間倒沒有犯“大躍進”那樣的錯誤和急性病，這是準備穩紮穩打搞持久戰的務實政策。
應該說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今天已經可以下結論說，這個思路的最好成效也隻能是目前這個樣子了，不可能讓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像四小龍那樣順利成長，這一條路已經走到了盡頭。這既涉及到西方長遠的全球分工戰略，也涉及到當前的經濟利益和宏觀經濟政策---就業目標。一個較為現實的問題是：如果中國的3-4億農民走進工廠，生產一些勞動密集型產品向西方和世界市場出口，若按3個中國工人在世界市場上排擠一個西方人的就業機會計算，西方將會為此增加1億人失業。就算中國以現行的高價買回西方生產的所謂高附加值產品，其間的差額（順差）也將會擴大到西方無法容忍的地步。19世紀中國的茶葉、生絲和大米曾經讓英國“蒙受”巨額逆差，結果是無恥的鴉片貿易和鴉片戰爭。如果中國人真的導致西方人大量失業再加上巨額逆差，更加無恥的核戰爭都不是不可能的，所謂的導彈防禦係統是準備幹什麽用的，所謂的文明的衝突又將如何發作。
事實是最無情的老師，這一思路在二十年的發展曆程中業已被封殺，中國必須自己解決農業和工業的配合以及最主要的市場問題。中國一些人指望通過參與國際分工實現逐步發展和現代化（即全盤西化）的願望，是沒有現實根據的。 四小龍能夠走通的道路是因為其“小”，而以大陸之“大”，必須改弦更張。現在政府提出“西部大開發”和“擴大內需”的思路，正是發展戰略的根本轉變，是一次向老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政策的大回歸。在國家發展戰略上，中國大陸實際上已經放棄了所謂的“與國際接軌”的做法，就算是加入WTO，也隻不過是為了實現在外貿方麵獲得一個相對穩定的內外政策環境，西方所能夠容忍的也不過如此而已。擔心中國從此被固定在國際分工的底層，隻是一種東方或者是西方部分人一廂情願的想法，實際上雙雙都沒有對方陣營的支持和本方麵的強力支持。
西部大開發是首次可以清晰看到其實現可能性的國家發展大戰略，這個戰略將會對中國的經濟結構和社會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西部大開發的核心工程是大西線調水。南水北調的根本意義在於充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提高土地的淨初級生產量，更多地利用太陽光生產生物產品。由於利用國際市場的思路也不可能繼續，那就隻有讓農民的農業生產效率提高這一條路，西部開發出來以後，將會增加20億畝耕地，可以使中國總的耕地麵積達到30億畝以上（考慮棄耕還林部分）。使每個農業勞動力耕地麵積達到15畝以上（目前不到4畝），家庭農場規模達到30—50畝左右，這樣農民將有能力負擔機械的添置和運行費用。並以此拉動適度的工業化。
西部大開發的結果，將會使中國的經濟結構呈現獨特性，調水的成本比較高，農業的用水量很大，高成本必須攤薄到整個國民經濟各個行業之中。將使工業中競爭力維持成為一個新問題，人工成本必須降低才足以維持企業產品成本與國際水平保持同一標準。非常可能的是：西方在人均GNP提高以後，人們可以考慮用增加的工資購買漂亮的汽車和相應的汽油；而中國的人均GNP提高以後，對於多數人而言，隻是多了一些水和一些生物產品，其中的差額是要用來維護和運行龐大的調水係統的，大多數人也許必須繼續騎單車上班。四小龍的西化道路（或稱現代化）不是中國大陸作為一個整體所能夠走得通的，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決無可能是西方式的未來，這甚至不是一個可以自主選擇的問題，並非中國人不願意像西方人那樣大多數居住在城市，開著自己的汽車上下班，坐在有冷氣的辦公室裏，而是沒有現實的可能性。
這個前景對於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和開展全民健身運動來講，實在不能說是一件壞事。中國並不存在全盤西化的可能。對於中國在實現了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後的歲月，我個人仍然認為沒有全盤西化的可行道路。相反，由於環境保護和新的節水技術、機械化作業必須推廣，要求相應的管理和分配措施配合，集體主義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回到生活的現實中來，並占據壓倒性的地位。否則麵對千千萬萬的分散農戶，社會管理如何落到實處將是一個難以逾越的考驗。馬克思曾經提到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和大規模的工程措施對社會經濟製度的影響，恐怕在今天也不能說是過時了。這一點已經牽涉到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前途，我個人相信，如果到最後還剩下一個國家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踽踽獨行，那麽這個國家一定是中國。如果世界上社會主義能夠在一個國家率先成功，那麽這個國家也一定是中國。以上是按照共產黨的慣例所采用的詞匯，實際上我個人認為：共產黨領導中國從小康（這個詞匯是鄧小平從《禮記》裏順手摸來的，是大同的對詞並含有不如大同之意）到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過程，就是古人指望的——從小康到大同的努力。過去幾十年的努力按照鄧小平的說法是“社會主義是什麽我們還沒有搞清楚”，但已經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和“發展是硬道理”。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說：簡單的禁欲主義和粗陋的平均主義，是“封建的或者是基督教的社會主義”。
孔老二 先生說“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對於龐大的中國來說如果達到美日那樣的汽車普及水平，將會有7-8億輛汽車在中華大地上顛來倒去地跑，這才是真的忍無可忍（實際上今天一些城市的交通已經很讓人心煩）；相反請八位小姐在家裏跳跳舞我個人倒覺得無所謂。所以我完全不擔心哪一天中國人一定要全盤西化的問題，因為這會受到環境和資源無可克服的製約。 物質和經濟條件的非西化，必然決定著文化和大眾思維的非西化。 反過來看，香港的張五常對貿易自由就懷著非同尋常的信念，而台灣許多人也篤信全盤西化道路的唯一性，這都是與地域發展前景和利益分不開的。與大陸作為一個整體不可能全盤西化不同，台灣地區在全盤西化的道路上是確實可以行得通的，香港作為金融和貿易中心對貿易自由的依賴那也是不言而喻的。
八、中華文明的未來
西方文明已經走過了它高歌猛進的歲月。它遭遇到兩個方麵無可抵禦的挑戰：一方麵是自然資源所能夠容忍的發展極限，另一方麵是對於人和物“誰才是目的”的質疑。正是在這兩個關鍵方麵，中國將會走出與西方截然不同的道路，保持老祖宗的寶貴遺產。這一條道路更接近毛澤東的選擇，而不是鄧小平的選擇。不過如果沒有鄧小平的大膽嚐試，恐怕到今天也還難以看清中國走不通全盤西化的死路。
1972年，羅馬俱樂部出版了《增長的極限》一書，由於書中對第三世界的不合理貶斥，被抨擊為新馬爾薩斯主義。不過如果用來形容西方世界對於自然資源的巨大消耗，所造成的自然資源難以為繼的窘境倒是恰如其分。 1974年，即將辭世的文化大師湯因比深刻地指出：西方文明告訴人們，隻要是不違犯法律就可以用盡一切手段追求財富的最大化，無限製地鼓勵人們的貪婪和私心，並說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對社會發展有利的。許多國人從西方發達國家回來以後，津津樂道於其產品和包裝是如何的力求盡善盡美，卻沒有回頭想一想這種做法，到底是為了更好地滿足人們的實際需要，還是出於確立競爭優勢和牟取最大利潤的目的。作為這種無限製追求上等感受的邏輯的自然演繹，李澤厚曾經在新加坡認真地告訴記者：“在150年之後，由於人們對於性和愛的要求提高，世界上也許沒有穩定的婚姻”。在西方文明的未來之路上，何處才有心靈的家園？人類自身的故鄉？
實際上從七十年代以降，西方世界內部環保意識的抬頭和高揚可持續發展戰略，對僅僅追求效率的“福特製”的反動（如理光公司厚木工廠撤除流水線），無不體現了與自然和諧相處和對人本身的關懷。這是對中華文明的核心的肯定，也是人們對複歸於“以人為目的”原則的一種肯定。這種狀況還遠遠沒有成為主流，隻是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人們對西方文明的悖謬實質的某種覺醒。徹底根除西方文明的惡劣本質，也許需要中華文明的複興的榜樣力量和大力拖動。
近年來西方在所謂的高科技和知識經濟方麵的長足進展，似乎能為西方文明從資源和環境的約束中解套。實際上是大謬不然，所謂的“高科技”和“知識經濟”，無非是要在產品市場價格上體現出其“高”和“知識含量”來，說穿了都不過是壟斷價格的招牌而已，再好的招牌也難以改變每個美國人平均產生20多噸二氧化碳的“低科技”現實。
1997年，經合組織成員國的GNP之和為22萬億美元，占世界總和29萬億美元的3/4，而其總人口僅僅占1/6不到。這樣的效果並不僅僅是人均勞動生產率的差別，價格中高“知識含量”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我個人就親眼看見過幾次知識經濟的破產，以前在中國還不能生產光同步傳輸設備的時候，其價格高得離譜，這當然是體現了“高科技”的高，在中國同類產品上市以後，價格忽然就變成原來的幾十分之一，怎麽知識含量一下子就沒有體現了呢？光纖市場價格的變遷也同樣很有意思，幾年以前，美國康寧公司的光纖價格接近80美元/千米（高出它在美國本土銷售價格的一倍），歐洲和日本的供貨價格低2美元左右，等到中國國內需求急劇下降，再加上國內幾家廠商開始向市場供貨，價格就迅速下降到30美元/千米，日本貨仍然比康寧價格低2美元，這個高科技產品又失去其原有的“高度”了。由於Linux的挑戰，微軟的知識含量眼看就要煙消雲散了，電腦芯片還能維持多久的“高科技”地位，我個人不想預測。
從西方國家的意願而言，失去任何一種高科技產品高度都是一種無法彌補的損失。並非他們不願意和中國人一起保護“知識含量”的產權，而是這樣做意義極其有限。本來壟斷的利益就在於：目前西方的富人對世界窮人的比例為1比5，加上中國的大量人口以後，急劇下降為1比2都不到，這個壟斷所能撈到的利益就非常有限了。所以所有的西方國家在遏製中國的發展上是有共同利益的。因為中國的現代化將會給世界帶來一個沒有高科技的、以平等為主要特色的交易規則，西方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現有居高臨下的優勢，他們的工作將失去現在的高附加值，甚至有可能西方人也必須象第三世界人民一樣勤勞才足以養家糊口。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決不會是一個單純的“超英趕美”的過程，而更象是一個把皇帝拉下馬的“造反”過程，這才是中國威脅論的內在依據。國人之中有許多熱中於鼓吹發展高科技，也許是出於一種想要分一杯羹的心理，看不到有中國的加入壟斷就一定破產的比例變化，實在是目光短淺算術不佳。實際上如果印度能夠在高科技上與西方齊頭並進，知識含量一樣會不存在。不過在西方人看來，印度還沒有中國這麽危險而已。
鄙人買了一本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曆史的重建》，強烈的讀後感是“文明沒有衝突，衝突的是各種利益”。美國自認是西方世界的領頭羊，而亨廷頓就是他們共同的策士。亨廷頓在書中極力收羅證據，說中國以武力解決問題的傾向是76%，我個人決不相信作為知名的職業教授，不清楚中國在過去50年裏，總共使用過幾次武力，而美國又在一年內對外用兵多少次。我個人相信日本人也決不會真的認定，中國有足夠的意願和軍力以威脅東亞和平。所有這些都不過是一個幌子，是對中國將會給世界絕大多數人民帶來經濟平等的恐懼和失落。中國從遠古以來就懷有世界大同的理想，世界大同的根本在於平等看待其他民族和人民，而經濟平等地位將會是最重要的一項，而中國將會在自身經濟技術進步的發展過程中，為占世界人口5/6的民眾贏得不受壟斷價格盤剝的平等機遇。我們自身的發展不僅是我們的權利，而且符合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我們所威脅的不正當利益，是為所有西方國家法律也同樣在國內禁止的不法和不義行為，所以李瑞環所說的“威脅中國論”是不能得逞的，借用一句老話“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除了西方某些心術不正的人以外。
實際上，高科技和知識經濟的新特色，並不能導致西方文明優越和長生不老的結論。恰恰相反，隨著它們的幻滅，西方文明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也將不再存在，正如馬哈蒂爾常常提到的“西方必須放下架子，從東方學習一點東西”。這個進程實際上在七十年代已經開始，而且注定沒有辦法停止。 梁漱溟 先生有終身不曾動搖的信念“世界的未來將是中華文化的複興”，而七十年代英國的文化曆史大師湯因比在展望世界的未來時，也曾寄希望於中國人民。
我個人相信，如果中國真的實現全盤西化，將會給人類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前不久網上有人寫了一篇《中國的東部防線》，受到大量的喝彩，其續篇寫到要登陸美洲到古巴去保衛中國的國家利益。美國人在1987年宣布，台灣已經在經濟上從受栽培的狀態下畢業，應該如實承認此文的作者已經在思維上完全畢業了，使用的是標準的一流的盎格魯-薩克遜人的邏輯，如果要說他和那些著名的白人民兵（如克林頓、害母霍斯）有什麽差別的話，他可以稱為黃人民兵。如果真的出現他描述的場景上演的話，那不僅是中國人和美國人的災難，還將是全人類的災難。所幸的是在中國這樣全盤西化的精英極為稀罕，簡直是鳳毛麟角。
中國人獨自背負全人類在先民時期的寶貴遺產——溫和的現世的道德主義，走過數千年的漫漫征程，尤其是蹣跚走過最近的一百多年，受盡屈辱和苦痛。按照西方的強盜邏輯，我們祖先“失去”了許多稱雄世界的機會，我們祖先很早就移民東南亞，我們直到今天也從未宣稱是我們“發現亞洲”；我們先人曾七次下西洋，卻不是開拓殖民之舉；我們的祖先主張民本主義和“懷敵附遠”，卻沒有大搞種族歧視和攻掠異邦人為奴隸。所以今天我們有足夠的道德基礎來揭穿“文明傳播者”的無恥讕言；抨擊“解放亞洲”的屁話。我們決不能功虧一簣，我們必須教會強盜做人，至少是先要放下屠刀，當然不是使用 東郭 先生那種無效方法。這個過程無疑是充滿了困難和曲折的，但我們決不輕易放棄，否則全人類的前途將會黯淡無光，這正是 湯因比 先生對中國人民所寄予的殷切希望和關係全人類的前途的大業，對這一前景我個人表示謹慎的樂觀。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