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過去了,美國人的傳教士心態變化不大 zt
(2009-07-20 07: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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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不是民主的救世軍http://www.huanqiu.com 來源:環球時報 網友評論條進入論壇 2008-03-26 08:04 一百多年過去了,美國人的傳教士心態變化不大
讀了《環球時報》近期有關民主和意識形態之爭的幾篇文章,想起了一位旅美華裔朋友的親身經曆。十多年前,我這位朋友一家剛到美國,有對美國夫婦常邀請他們去做客,有時還帶他們去參加教會活動。那對美國夫婦看上去對我的朋友一家非常尊重。但是,一次參加完複活節的禮拜,身為兒科醫生的那位男士卻突然對我的朋友說,“希望你們一家都能皈依上帝,我不願意將來受到上帝的指責,說我沒有把你們引入正道。”我的朋友隻好委婉地說,“對不起,我們現在還沒有考慮這個問題。”從此,那對夫婦就再也不來找他們了。
朋友的親身經曆使我想到一百多年前在美國發生的排華事件。當時華人移民被誣蔑成“東方的章魚和來自亞細亞的巨大孽種”,一位叫做布賴爾的牧師在美國國會(1876年11月13日)討論此事時,做了一番還算是比較文明的發言,他說,“我是相信整個人類都是上帝的獨生女;相信上帝把這些中國佬送到這裏來,是要他們學一些有關我們的製度和宗教的東西,通過他們在美國和中國之間的來來往往,他們可能會把美德散播給一個龐大而愚昧的民族。”用現在經常使用的劃分來看,此人大概可以算作是“接觸派”,但是,在他的潛意識裏,中國人仍然是“不入正道”的劣等民族,這與我的華裔朋友所講的那位美國外科大夫沒有什麽兩樣。可見,一百多年過去了,美國人內心深處的傳教士心態變化不大。
對於這種心態,中國學者周寧有一段精辟的分析,他認為,義和團事件之後大批的美國傳教士帶著所謂的“天賦使命”進入中國,這些傳教士不僅向中國介紹基督教與民主政治,也向美國公眾介紹中國,他們把中國描述成一個等待光明的大陸,把中國人描述成一群無知但善良的“望教徒”。
通常,傳教士都有著慈善、憐憫與堅韌的一麵,但也有精神上的固執與唯我獨尊的一麵。筆者在美國工作過幾年,所接觸的美國人並非都是希望中國一天比一天更糟。除了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之外,大多數美國人都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懷有友好的情感。但是,在與美國人的接觸中,中國人又總會感覺到對方有一種強烈的優越感,就像是一層厚厚的透明隔膜,相互可以看得見,卻碰不著。與美國人相處表麵看並不難,但有時候你卻會因為不小心叫了對方的愛稱而惹惱了對方。在美國與中國、與非西方世界的交往中,這往往是最讓人難以接受的。
“傳播美德”的宗教恩撫主義正變成民主自由的恩撫主義
對於如何與中國相處,美國始終存在著爭論,又總是一方側重於接觸,另一方側重於遏製。近百年來,似乎沒有太大變化,兩者在激烈辯論的同時往往又形成互補的關係。美國的對華政策無非是遏製多一些還是接觸多一些。冷戰時期,遏製占上風,現在似乎是接觸占了上風,但無論是遏製還是接觸,都離不開一個核心目的,就是要讓中國在“精神上”朝著美國所希望的方向發展,而且很多美國人也是真心真意地認為,中國隻有在精神上有了這樣的歸屬,才有可能成為強國大國。這種意識的背後仍然是傳教士心態。對於華人,對於中國,對於非西方世界,那種始終如一的“引你入正道”的隱喻,顯然是建立在“我的文明高於你的文明”、“我是優等民族”的潛意識之上的。
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一直竭力保持著世界霸權的地位。提到美國,人們最直接的印象就是,一個全球綜合實力最強的國家。但我們不應忽視的是,美國一直在追求的還有精神、文明和道德的製高點。美國不僅僅要做經濟、軍事或科技強國,更要做世界的精神領袖。近日某位美國高層人士的“表演”就是一個例子。在西藏發生打砸搶燒事件之後,她竟情不自禁地又一次扮演起“道德權威”,要西方社會向中國施壓。在這樣一種刻意追求的背後,散發出的是濃濃的道德傳教士的味道。與以往傳教士不同的是,“傳播美德”的宗教恩撫主義正在變成民主自由的恩撫主義。
我們以往在觀察一些世界熱點問題時,往往會比較多地琢磨美國的利益所在,而容易忽視美國所追求的精神使命是什麽,實際上,後者也是美國最重要的利益。中美關係的一些難解之題,症結往往就在這裏。一些美國人對中國實力的增強不理解,擔心、懷疑甚至恐懼,並非完全是因為在某些方麵可能會因中國的崛起而發生利益衝突,而是他們感覺到,無法把握一個脫離了美國(西方)精神,或者是一個沒有按照美國精神來改造的東方國家的迅速崛起。
對美國來說,最大的安全就是把美國精神的邊界擴展到整個世界
美國對於中國的民主自由的恩撫主義實際上不過是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向全球思想擴張的一個縮影。
美國人談起民主自由,很愛使用普世價值觀的說法,他們喜歡將民主自由說成是上帝給予的,就像吃飯穿衣一樣,是每個人的必需品,而不是美國給予的,當然也就不隻是屬於美國的。這樣的說法,很容易迷惑人,許多人也的確被迷惑。人們現在看到,在美國普世民主自由的大旗下,遮掩著很多美國人的私貨,比如控製中東、遏製俄羅斯、打擊歐元、掌控石油資源等等,但在所有這些盤算的後麵,最終的目標是美國思想的擴張和殖民。葉卡捷琳娜大帝曾說,“除了擴展我的邊界,我沒有辦法保衛我的邊界。”對於美國來說,最大的安全就是把美國的精神邊界擴展到整個世界。“現代美帝國殖民的是思想,而不是土地”(美國學者馬克8226;赫茲加德語)。
美國總統布什在向美國人解釋進軍阿富汗和伊拉克時,是這樣說的,“自由不是美國對世界的恩賜,自由是全能的上帝給世上每一個男女的恩賜”。他在下達打擊伊拉克的命令時,想的是“祈禱上帝賜我力量去行他的旨意”。在這裏,布什巧妙地把民主自由與宗教信仰結合在一起,從而使美國又一次占據了道德的製高點。美國成了上帝的使者,成了上帝派到世界各地的改造者。
是的,布什從來沒有說過要把美國人信仰的宗教強加於人,但是,當他把民主自由與他所信仰的那個上帝聯係在一起,他實際上也就把“美國最切身的利益和美國最深沉的信念結合在了一起”(布什語),就把別的民族或國家貶低到了一個服從者的地位,也就找到了為什麽必須向世界擴張美國思想的理由。現在,美國所做的一切就是履行上帝的旨意。
“98226;11”恐怖事件發生後,布什發誓要發動一場針對全球恐怖主義的戰爭,他脫口而出,使用了“Crusade(十字軍)”一詞。雖然他因此而招致多方批評,後來也不再用這個詞,但那一刻卻暴露出了深藏他內心的“征服意識”。 當布什讓人們選擇要麽追隨美國反恐,要麽成為美國的敵人時,很快就讓人們聯想到十字軍東征時讓異教徒選擇皈依或死亡。
對於這種情結,美國學者艾克敏在《布什總統的信仰曆程》一書中寫道:盡管布什未曾為打擊阿富汗的塔利班和攻打的行為作過任何神學上的辯護,但他卻為他的政府在全世界為人類自由周密地製定了神學上的辯解。艾克敏又進一步分析說,“在今天看來,這類情結都帶有家長式的作風及幾分優越感,但這類情結在美國創建時期就有了,而且從一開始便成為貫穿總統製的永恒主題。”
其實,這又何止是美國總統製的永恒主題,又何止是“幾分”。在美國和西方的思想體係中,這種家長式的文明優越感與改造意識隨處可見。現代化的含義中包括了西方文明向世界的擴張,而這種擴張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改造意識。早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就明確指出,資產階級將會迫使“東方歸屬於西方”。隨著全球化的推進,東西方國家之間,甚至東方國家之間的很多矛盾與衝突也都與此有了千絲萬縷的聯係。
救世軍中心早被颶風吹走不見了
“西方人站在一個巨大的講壇上,俯視著講壇下麵來自第三世界的芸芸眾生”,這是一位名叫約蘭8226;帕爾姆的瑞典青年學者在40多年前寫的一段話。他還寫道,這些第三世界的人們差不多是蹲伏在西方人站立的講壇下麵。沒有接觸,沒有交流,有的隻是來自講壇的傲慢自大以及講壇下麵人們越來越強的憎恨與沮喪。雖然今天的世界與40年前的大為不同,但西方人仍然站在講壇之上指手畫腳。
近年來,一些西方學者常常感歎,世界正在出現“民主退潮”。這表明,他們依舊是從西方中心史觀出發在觀察這個世界,內心深處仍有著對西方精神的深深留戀。在這些所謂的改造者看來,他們依然是真理在手、居高臨下,而被改造者就隻能是移植西方的民主自由,根本不應在本國的土壤中培育出屬於自己的民主之樹。他們忽略的是,所謂的民主退潮恰恰是因為他們那一套東西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症狀,現在世界上的不少麻煩其實都是這種水土不服而引發的。
東方當然需要向西方學習,需要向美國學習,可這並不是說我們在人格上、精神上就低西方一等,就必須仰著頭來看西方,就必須等著西方來改造我們。21世紀的一個很大的不同將是,一大批新興國家將成為新曆史觀的書寫者。未來國際關係的穩定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美國和西方能否正確地看待這些後來者,能否從講壇上走下來,改變以往那種盛氣淩人的文明優越感,用一種平起平坐的精神來對待不同的文明。如果美國仍要做一個偉大國家的話,它首先要做到的是自律,而後是學會與不同文明的共存。
2005年9月,布什總統來到密西西比州視察遭受卡特裏娜颶風襲擊的災區。在比洛克西市的救災中心,他與災民有這樣一段因富有隱喻而被廣泛引用的對話:
布什:你們知道救世軍中心在哪裏嗎?
某災民:先生,那裏根本沒有什麽中心,隻有一輛貨車。
布什:貨車?不是有一個救世軍中心在那兒嗎?
某災民:它早被颶風吹走不見了。▲(作者是人民日報高級編輯。本文發表於2008年3月24日 《環球時報》11版 國際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