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從東方來,法則從西方來

新文本主義(三) 光明從東方來,法則從西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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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 超　《新語文學習·高中》 2007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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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從東方來，法則從西方來”，這句話源自古拉丁文獻，原文是：Ex orientelux，ex occidentlex。用在《東方和西方的科學》中，喬治·薩頓意在何處？西方科學和東方科學的區別在哪裏？兩者處於什麽樣的關係？這樣宏大的論述如何展開？這些都將成為一個難題橫亙在我們的麵前。
　　
　　一
　　
　　作為一篇文化隨筆，《東方和西方的科學》所論及的話題宏大而抽象，如何在短小精悍的篇幅之中把“理”說清楚，說得令人信服，這該是一個巨大的難題。那麽，我們進入文本之前，首先要廓清喬治·薩頓的兩個概念：一是何為西方和東方；二是西方科學和東方科學。
　　文中的西方無可非議地是指歐美，而東方則是指亞洲和非洲，大致近似於“遠東、中東和近東”這個概念。在文中的“東方”曾經出現過輝煌燦爛的文明有：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巴比倫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蒙古文明和華夏文明等。
　　西方科學，主要指的就是試驗科學，即流行於20世紀20至50年代的操作主義學說，這種學說主張將所有科學概念與試驗操作聯係起來，以消除操作上不可確定的科學概念和科學術語。短短幾百年，西方人找到了支配自然的法則，創造了發明的方法，建立起近現代科學法術體係和當代文明。當西方人默誦著自然之法則，憑借著堅船利炮和各種奇器（如自鳴鍾、彩色電視機、微波爐之類）相繼敲開東方古國大門時，自不免得意得很。然而其中也不乏有識之士清醒地看到，盛極一時的西方文明出現了裂痕和危機。這就是C·P·斯諾所謂“兩種文化”問題和喬治·薩頓所謂“把東方人排斥在統一之外的傾向” (喬治·薩頓《科學的曆史研究》)。
　　那麽東方科學是什麽？
　　東方和西方，誰說二者永不碰頭?我們懷著感激之情回憶起我們得益於東方的全部東西——道德熱忱，黃金規則，我們引以為榮的科學的基礎——這是巨大的恩惠。沒有什麽理由說它在將來不該無限增加。我們不應該太自信，我們的科學是偉大的，但是我們的無知之處更多。總之，讓我們發展我們的方法，改進我們的智力訓練，繼續我們的科學工作，慢慢地、堅定地、以謙虛的態度從事這一切。
　　東方科學是指向人文價值的道德熱忱和富於美感的黃金法則，喬治·薩頓認為這是“引以為榮的科學的基礎”，是“西方科學全部形式”的“種子”，是給西方科學巨大的“恩惠”。
　　
　　二
　　
　　“光明從東方來”，從人類文明史來看不無道理。本來人類文明的搖籃就在中國、印度、巴比倫和埃及等四大文明古國。這最早的文明之光照耀東方數千年之久。這火種被衝撞奔突於黑暗之中的西方人從拜占廷撿回，燃起衝天大火。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喬治·薩頓是要致力於一種富有人文氣息的科學態度。東方和西方的科學，這個論題不可謂不宏大，然而作為美國新人文主義學者的喬治·薩頓卻在細節中把這種宏大論述出來。他坦誠“東方和西方”的科學是極端對立的，然而，他意不在說對立，而是逆而求之於兩者之間的溝通和跨越。
　　溝通是這篇文章的關鍵詞。
　　“不要忘記東西方之間曾經有過協調，不要忘記我們的靈感多次來自東方。這種情況為什麽不會再次發生?偉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機會悄悄地從東方來到我們這裏，我們必須伸開雙臂歡迎它。”他斷言：“對於東方科學采取粗暴態度的人，對於西方文明言過其實的人，大概不是科學家。他們大多數既無知識又不懂科學。”
　　依照西方科學建立起來所謂科學的體係，光明卻在東方科學。這本身具有兩層含義：一是西方科學有其自身難以克服的問題。西方科學方法“不能永遠使用”，“很容易被錯誤地使用”，“科學不能控製它本身的應用”，而問題的根源在於“科學的應用常常掌握在那些沒有任何科學知識的人手中”。隻要一想到原子彈會掌握在滅絕人性的野蠻人手裏，就不禁使人心驚。他說：“我們的目的是使科學具有人性，而這樣做的最好方式是宣傳和討論科學的曆史。”隻要科學還隻是被看作是物質上的東西，那麽它就毫無文化上的價值，就隻能是一種危險的工具。喬治·薩頓認為：“曆史研究，尤其是科學史研究，不僅可以看作是智慧和人文主義的來源，而且可以看作是我們的良心和道德的來源。”喬治·薩頓一心希望能把科學和人文主義結合起來，他認為科學史家的職責就是在兩者之間建起一座橋梁。通過曆史的研究，尤其是科學史的研究，使大多數人認識到把科學和人文主義結合起來的必要性。他堅信新人文主義能夠使對真、善、美的追求統一起來。在一次講演中，他對新人文主義作了很好的概括。他說：“新人文主義將不會排斥科學，而是包含科學。所以它將圍繞科學而建立，科學是我們精神上的保障，也是我們文明的保障，它是我們健康的理智力量的源泉，但並不是惟一的源泉。總的說來，科學是很不夠的，我們不能隻靠“真”而生活，這就是我為什麽說，新人文主義是環繞科學而建立的原因。科學是它的核心，但也隻是核心而已……我們必須準備一種新的文化，首先是深思熟慮地把基礎建立在科學——人性化了的科學之上，這就是新人文主義。”
　　
　　三
　　
　　這與美國物理學家F·卡普拉《物理學之道——近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所持觀點如出一轍，兩者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西方的思維、西方的物理學發展，必定要走到東方哲學道路上去。”F·卡普拉說，“東方宇宙觀的兩個基本主題是，所有的現象是統一的、相互聯係的，宇宙在本質上是能動的。”“我們越深入到亞微觀世界，越會認識到近代物理學家是如何像東方神秘主義者一樣，終於把世界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的、其組成部分是永遠運動著的一個體係，而觀察者本身也是這體係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明確指出：“目的在於通過說明東方智慧的精髓和西方科學在本質上是協調的。”
　　作為新人文主義的科學史家，喬治·薩頓所體現出來的科學的人文態度使得科學工作者“將更富有個性，能更好地為真理服務，能更完滿地實現人類的使命，也將是一個更高尚的人”，這是應該持有的科學態度。他曾說道：一些曆史學家和哲學家常有—種很要不得的、令人討厭的態度，自以為是站在奧林匹斯山上，即高居眾人之上的傲然態度，不自量力地以為自己能夠指導科學家如何進行科學研究。他說：“我不是也從來不曾是一個科學的指導者，而是一個人文主義者，一個對科學所有的人性方麵都深感興趣，並且首先是對科學探索者的為人感興趣的人。”
　　
　　四
　　
　　文明的對話亙古以來就一直存在並將繼續對話下去。在地球村這一背景下，不同文化背景而構成的色彩斑斕的人文圖景裝點了我們賴以生存的世界生活，我們如何對待傳統，如何對待異質文明，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態度以及我們所采取的基本策略。
　　而我們學習這篇文章時，不要因為喬治·薩頓說“東方是母親，西方是父親”而沾沾自喜、得意忘形，也不要因為“東方”現在都是籠罩在西方科學下而自慚形穢或自怨自艾，如果能夠形成自己對東方和西方之間的一個溝通的互相學習的認識和態度，則是最好的學習。
　　畢竟，我們處於一個對話的時代，一個溝通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