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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衛霖：東西方思維差異研究評介——兼評尼斯貝特《思維的地域性:東西方思維差異及其原因》
竇衛霖 2005年12月2日 15:25 《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5年第4期

摘　要: 大多數科學家都相信所有人類群體都以同樣方式理解和推理問題,認為人類思維沒有什麽差異。美國心理學家理查德·E·尼斯貝特在他的《思維的地域性:東西方思維差異及其原因》一書中,通過實踐性的研究指出,東西方人思維方式特點差異很大。但認知是可以改變的。世界會朝著趨同的方向而不是分歧的方向發展,東西方文化以及社會製度和價值觀的融合,使東西方思維方式有趨同的傾向。文章對尼斯貝特的觀點進行了評介。

關鍵詞: 東方;西方;思維差異

作者：竇衛霖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英語學院,北京　100029


一、問題的提出

在大多數實驗心理學家看來,人類思維是沒有什麽差異的,至少在他們的研究中是不強調這種差異的。以著名瑞士認知心理學家皮亞傑的研究來說,人的思維能力隨年齡增長而有規律地提高,人的思維分為前運算水平、運算水平和後運算水平,兩歲、七歲和十四歲是人的思維發生飛躍的三個關鍵年齡。這些特征不受民族和種族因素影響。美國心理學家柯爾伯格把這一研究推廣到道德認知領域,通過對五十多個國家和民族的研究證明,人的道德認知能力同樣遵循這些規律。

人的思維遵循普遍規律從亞裏士多德確立了邏輯學以來,基本上已經成為西方學者的共識了。在人類思維的性質方麵,西方的許多哲學家,從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 如休姆、洛克和米爾,到現代認知科學家,都相信所有人類群體都以同樣的方式理解和推理問題。這個傳統的共同設想在理查德·E ·尼斯貝特(Richard E. Nisbett) 十幾年前的《人類推理》一書歸結為以下幾條原則[1 ] :

(1) 每個人的基本認知方法都是一樣的。毛利牧人、Kung 狩獵和采集者以及網絡企業家都依靠同樣的工具理解、記憶、因果分析、分類和推理;
(2) 如果一種文化的人與另一種文化的人在信仰上有差異,不可能是因為他們的認知方法不同,而是因為他們所接觸世界的方麵不同,或者因為他們所學的東西不一樣;
(3) “高級的”推理方法有賴於規範的邏輯規則:例如,不允許自相矛盾——一個命題不能既是對的又是錯的;
(4) 推理與被推理的內容是分開的。同樣的方法可以用來思考完全不同的事情,一件事情可以通過許多不同的方式論證。

當一位跟他一道研究社會心理學和邏輯推理問題的中國學生有一天說了這樣一段話時,他深感震驚:“你知道,你我之間的差別在於我認為世界是一個圓圈,而你認為它是一條直線。中國人相信世界是在不斷變化的,但事物總是不斷地回到其先前的狀態。他們關注許多現象,尋找事物之間的關係,他們認為不能了解整體你就不能理解局部。西方人生活的世界較為簡單、明確。他們把注意力放在突出的物體或人上,而不是更全麵的現象上。他們認為他們可以控製事件的發生,因為他們了解支配事物行為的規律。”[2 ] (P Xiii)

震驚歸震驚,在以後的十多年中尼斯貝特越來越注意到,盡管心理學家設想人類的思維方式具有普遍性,但其他領域的許多學者認為西方人(主要包括歐洲人、美國人和英聯邦國家的人) 和東亞人(主要指中國、韓國和日本人) 幾千年來一直保持著截然不同的思維體係。而且,對於那些差異的性質這些學者都持一致意見。例如,相關學者認為歐洲人的思維是基於物理、動物和人類等事物的行為都可以通過簡明的規則來理解的設想。西方人熱衷於給事物分類,這有助於他們了解什麽樣的規則適用於所研究的事物,規範的邏輯在解決問題時起到很大作用。相比之下,東亞人在更廣泛的背景環境中對待事物。世界在亞洲人頭腦中比在西方人頭腦中更為複雜。他們在理解事件時總是要考慮許多因素,這些因素在複雜、不確定的關係中相互作用。規範的邏輯在解決問題時起不了很大作用。事實上,過分關注邏輯的人在東方會被認為不夠成熟。

人文學者和社會學學者用寥寥數語就陳述了有關思維性質的重要論斷。首先,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在“形而上學”或對世界性質的基本信仰上是不同的。其次,不同群體的思維方式特點差異很大。第三,思維方式與關於世界性質的信仰是不可分割的:人們使用他們認為有意義的認知工具
來認識這個世界的意義。

東方人和西方人的社會結構和個人意識特點與他們各自的世界觀體係和認知方式也是密不可分的。亞洲社會的集體主義或相互依存的特點與亞洲人開闊、聯係地看問題的世界觀是一致的,他們認為事件具有高度複雜性,取決於很多因素的影響。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或獨立性是與西方人孤立地看待具體事物的特點相一致的。西方人認為他們能夠知道支配事物的規律,因此可以控製事物的行為。

如果人們的思維體係——他們的世界觀和認知方式——有著重大差異,那麽人們的態度和信仰的差異,甚至是價值觀和偏好的差異,可能就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所接受的信息和教育不同,而是由於使用了不同的工具理解世界的必然結果。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為增進國際間的理解所做的努力可能就達不到我們所希望的效果了。

二、東西方思維差異的實驗研究

理查德·E ·尼斯貝特(Richard E. Nisbett) 是耶魯大學和密歇根大學著名的心理學教授,獲得美國心理學協會頒發的傑出科學貢獻獎, 2003年,他的近作《思維的地域性:東西方思維差異及其原因》由自由出版社出版後不久就被列入美國社會科學最暢銷的十本書。[3 ]

哈佛大學加得勒(Gardner) 教授評論說:“該書在認知科學領域是對人類思維根本相同的普遍觀念的一個建立在研究基礎之上的重要挑戰。”評論家謝裏·奧特勒( Sherry Ortner) 說:“作者以聊天式的寫作風格便於讀者閱讀。眾多實驗精心製作,其結果常常極具刺激性,如果你能步入該書的邏輯之中,你定會認同實驗的證明結果——東西方人思維差異存在明顯差異。”[4 ]

作者通過文獻研究,發現東西方兩種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已經存在了幾千年,可追溯到亞裏士多德和孔子兩種不同的思維體係。他引證了曆史和哲學論據,以及現代社會科學研究,包括人種學、調查和實驗研究。亞裏士多德和孔子被作為兩種不同的思維體係的例證。毫無疑問,這些哲學家也起到了鞏固其社會已有的思維習慣的作用。這些方式包括極為不同的社會關係、對於世界的不同看法和思維方式的特點。東西方的每種傾向性都是一個自我增強、自我平衡的體係。社會實踐促進了世界觀的發展,世界觀決定了恰當的思維方式的選擇,而思維方式又為世界觀和社會實踐提供了依據。了解這些自我平衡的體係有助於我們理解思維的基本特性, 對於我們應該如何選擇理想的思考方式以及如何為不同的人設計合適的教育策略具有重大意義。作者與密歇根大學的學生一道作了一係列比較研究,後來又與北京大學、京都大學、漢城國立大學和中國的心理學院的同仁進行了合作。這些調查和觀測研究也證實了社會實踐的不同與思維習慣的差異是相吻合的。該研究為許多長期困擾教育家、曆史學家、心理學家和哲學家的社會關係和思維問題找到了答案。這些難題和新的觀測資料涉及很多不同的領域。例如:

科學和數學　為什麽古代中國人擅長代數和算術卻不精通幾何,而幾何是希臘人的長項? 為什麽現代亞洲人長於數學和科學卻在革命性科學上輸於西方人?

注意力和理解力　為什麽東亞人比西方人更會理解事件之間的關係? 為什麽東亞人認為要把一事物從其環境中分離出來要相對困難?

因果推理　為什麽西方人那麽容易忽視環境對事物乃至對人的行為所產生的影響? 為什麽東方人更易於持“事後聰明”的偏見,這讓他們覺得自己“早就知道”?

知識的組織　為什麽西方的兒童學習名詞的速度要比學習動詞快得多,而東方的兒童學習動詞要比名詞快得多? 為什麽東亞人以事物和事件之間的聯係為基礎加以歸類,而西方人更依賴於分門別類?

推理　為什麽西方人在日常事件推理時更有可能應用規範的邏輯? 為什麽他們堅持使用邏輯有時會導致他們犯錯誤? 為什麽東方人那麽願意接受明顯矛盾的命題,而這有時卻會有助於他們了解真理?

從哪裏能找到這些差異極大的思維體係的原由呢? 從生物學? 語言學? 經濟學? 還是社會製度? 是什麽使它們今天繼續維持下去? 是社會實踐? 教育? 還是慣性? 這些差異在將來會有怎樣的發展? 五十或五百年後它們還會存在嗎? 作者在書中盡了很大的努力去回答這些問題。

三、東西方思維差異的發展趨勢

許多領域的社會科學家都對關於將來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持不同意見。一種觀點由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所倡導,他認為世界政治和經濟體係將會趨於大同,並最終導致價值的趨同;另一種觀點認為世界的差異性將會繼續發展下去。福山在他的著作中提到過“曆史的盡頭”,意思是資本主義和民主獲得了勝利,世界上不會再有什麽力量能產生讓人感興趣的事件了。另一種觀點由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 所提出, 他預言差異將會繼續。他不僅不接受福山關於社會趨同的觀點,而且還宣告世界將會發展到“文明碰撞”的邊緣,東亞、伊斯蘭和西方等主要的文化群體會由於價值觀和世界觀上不可調和的差異而發生相互衝突:“在當今正在呈現的存在民族衝突和文明衝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了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 2 ] ( P219- 220)

當然,如果各國的經濟和政治製度都一樣,這也會意味著各民族的心理特點會變得相同。另一方麵,文明之間的衝突則表明不同思維習慣之間的分歧可能會繼續保持下去。那麽尼斯貝特所證實的認知差異會成為曆史嗎? 50 年或者100 年後它們會由於社會製度和價值觀趨同而消失嗎?普遍主義者會被證實是正確的嗎,盡管他們的理由是錯誤的? (正確是因為每個人將會以同樣的方式思考,錯誤是因為它的原因不是生物的而是文化的。) 或者它們會像幾千年以來一樣繼續存在嗎?

西化? 福山的觀點在西方得到很多人支持——特別是美國人,他們總認為每個人實際上都跟美國人一樣,如果現在還不是,那麽他們將來會是,這隻是一個時間問題。有很多表麵現象可以支持這種觀點。各國的人們都穿牛仔褲、體恤衫和耐克鞋,喝可樂,聽美國音樂,看美國電影和電視。亞洲學者告訴我們說亞洲的高等教育從來都沒有這麽西化過——強調分析、批評、邏輯和解決問題的規範方法。

事實表明,東方兒童的社會化也越來越接近西方的模式。20 世紀80 年代中期,哈羅德·史蒂文遜(Harold Stevenson) 和他的同事在北京一所小學觀察了學生的母親們,問她們對自己的孩子有什麽期望,這項研究為期長達十多年。在研究初期,母親們最關心的是孩子們的關係技能 ——他們與其他人融洽相處的能力。十年後,母親們所期望的和西方的母親一樣:我的孩子是否具備生存所需的技能和獨立能力?

許多價值觀調查實際上顯示東方人所持的一些“西方”價值觀要比西方人更強烈。的確,作者也發現北京大學的學生比密歇根大學的學生更重視平等、想像力、獨立、心胸開闊和多彩的生活等價值,而密歇根大學的學生則比北京大學的學生更重視自律和忠誠,甚至尊重傳統和尊敬父母與長輩。這個出乎意料的結果可能部分是因為價值清單和態度標尺並不是了解價值觀的最佳辦法。當他們描述那些隱含著相互對立的價值觀,並問參加者他們在這些情形下會如何表現或希望他人如何表現時,他們得出的結果與研究亞洲的亞洲和美國學者所設想的不謀而合。但如果人們真的能成為他們想努力成為的那種人,或是他們所說的那種人,這些價值觀調查就可能是對未來的一種預言。

繼續分歧? 亨廷頓認為,對世界文化將會被西方同化的假想是近視和種族優越感所導致的錯覺。由於社會之間的差異巨大,將來的國際衝突將更多歸因於文化因素,而不是像過去由經濟或政治原因引起。伊斯蘭、東方(尤其是中國) 和西方位於不同的文化軌跡。由於遠東經濟的騰飛和伊斯蘭人口的增長,西方的相對影響將會減弱。世界未必會是民主或自由市場的安全領地。這個觀點是有據可依的。

日本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有一百多年曆史,資本主義被認為是可以促進獨立、自由和理性等價值觀的。然而,有許多跡象表明日本在許多社會方麵並沒有發生什麽改變,而且我們也發現日本人和西方人理解和思考問題的方式差異很大。資本主義本身被改造以適用於日本的社會價值觀。對公司忠誠和團隊精神、顧問式管理以及跨產業間的合作都源自日本的社會價值;許多人認為它們是戰後經濟發展的“日本奇跡”的主要原因。的確,15 年前大家都認為西方應該學習日本的管理方式和商業模式以提高其競爭力。當然,日本當前的經濟衰退與以前的成功一樣都是由同樣的社會價值所致。許多西方觀察家現在認為這些價值是日本經濟發展的不利條件,致使日本的公司不願裁員,在借錢給那些在前景不明的公司裏工作的朋友又太慷慨。

二戰後不久日本就建立起了民主製,但它的憲法是美國人製定的,許多人認為日本政府更像是寡頭政治而非民主政治——至少直至最近。而且,一個國家在被確定成為民主國家之前要實行多久的民主政治也沒有定數,尤其在其經濟緊張時期。

正如亨廷頓所觀察到的,西方人往往把現代化與西方化混淆。現代化的定義是工業化,它意味著更為複雜的職業結構,財富和社會流動性的增加,文化程度的提高和城市化的發展。但日本以外的其他國家在現代化時並沒有變得西化。這些國家和地區包括新加坡、台灣和伊朗。任何認為現代化隻會使社會更加西化的人都應該看看以下的估算:到2007 年因特網上最常見的語言將會是中文,一些經濟學家預計幾年後亞太地區的航空運輸將占世界國際航空運輸總量的一半。

趨同? 但第三種觀點也有可能,那就是世界會朝著趨同而不是分歧的方向發展,但這種趨同不僅僅是基於西化,也近於東方化以及以社會製度和價值觀融合為基礎的新的認知方式。

有跡象表明,西方也為東方所吸引。當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喝可樂穿牛仔褲時,西方人也很快將東西方飲食結合在了一起。如今韓國三分之一的人口信仰基督教,但卡次其爾山脈的許多旅遊勝地從以前專為滿足猶太顧客需求的旅遊區迅速轉變成佛教研究中心——較之新教更受美國人的支持。許多主流西醫開始接受一些整體治療藥物的主要概念,並推薦古老的亞洲療法替代現代西方療法治療從頭痛到惡心等各種病症。更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受治病應該治全身而不是隻針對問題所在的觀念。現在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練習瑜伽和太極。許多美國人覺得個人主義的傳統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惡化,他們轉向東方的社區形式以求得解決社會問題的良藥。所有的產業都在實行日本人所開創的雇傭關係。東方人學會在教育過程中強調辯論,而西方人則在嚐試無需前提的邏輯體係。尼爾斯·波爾(Niles Bohr)等20 世紀傑出的物理學家把量子力學的進步歸功於對東方文化的學習。在西方靈長類動物學家認為母嬰關係是對於黑猩猩唯一重要的關係時,日本靈長類動物學家則看到黑猩猩社會中存在著複雜而穩定的相互關係。日本的觀點起初受到排斥,但現在已經在該領域得到普遍接受。

如果社會習慣、價值觀、信仰和科學主題會趨同,那麽思維方式上的差異也將消失。事實上,已有跡象表明,社會習慣的改變,甚至是社會取向的暫時改變,都會改變人們理解和思考問題的方式。

尼斯貝特所做的那些有亞裔美國人參與的研究表明,雖然他們的社會經曆與亞洲人相差很大,而實際上,這些參加者的認知和推理方式總是介於亞洲和歐裔美國人之間,甚至有時與歐裔美國人難以區分。

通過對真正的雙重文化人的研究證明,認知是可以改變的。事實表明,這種人不僅僅擁有介於兩種文化之間的價值觀和信仰,他們的認知方式也是介於兩種文化之間的,或者他們可以在兩種文化所特有的思考方式之間轉換。以尼斯貝特對香港人所做的因果理解力的研究為證,如果向他們展示米老鼠和美國國會大廈等具有西方特點的事物,就會促使他們更傾向於使用西方的方式回答因果問題;如果向他們展示廟宇和龍等具有東方色彩的事物,他們就會傾向用東方的方式回答問題。同樣,如果亞裔美國人被首先問及是什麽經曆使他們意識到自己的美國身份時,他們回答有關自然因果關係問題的方式就較西化。

四、思維方式可以通過培訓而改變

思維方式通過培訓能夠得到改變嗎? 尼斯貝特通過實驗證明,答案是肯定的。例如,修過幾門統計學課程的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避免很多錯誤的發生:他們更容易明白棒球賽中“處學後跌落期”可能是由於統計學上向平均數的回歸,而不是因為某種神秘的詛咒,他們也更有可能認識到一次麵試隻能被看作是個人行為表現的一個樣本,因此,明智的聘用決定應基於職位申請材料中更多的信息。事實表明,經濟學家在考慮各種問題時與我們其他人是不一樣的——從決定是否繼續看一場枯燥的電影到對外國政策的推理。另外,他還發現短期培訓不但可以改變人們的思考習慣,還可以改變他們的實際行為,這一點在實驗室外對他們所做的秘密測試中得到了證實。

尼斯貝特還引用希諾布·凱塔亞馬(ShinobuKitayama) 和他的同事的發現:盡管在另一種文化中生活的時間相對較短,人們的認知方式還是可以得到改變。他們做了一個巧妙的實驗。他們向美國和日本的參加者展示了一些圖樣,畫的是一個正方形中有一條直線。然後他們又被帶到另一個房間,在這裏他們看到的正方形的尺寸跟剛才看到不一樣。研究者讓他們在正方形中畫一條與剛才所看到的直線一樣長或按比例一樣長的直線。美國人所畫的直線絕對長度更精確,這表明他們更能夠忽略環境的影響。日本人在畫相對長度的直線時做得更準確, 這表明他們更能夠將事物與其環境聯係起來。凱塔亞馬與其同事又更進了一步,研究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時間的美國人的行為和在美國居住了一段時間的日本人的行為。生活在日本的美國人明顯朝著日本方向轉變。居住在美國的日本人與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實際沒有多大差別。這項研究並沒有真正證實在另一種文化中生活一段時間就會給人們的行為帶來極大的改變,也可以有其他的解釋,可能去另一種文化生活的人在去之前已經與那種文化的人非常相像了。但研究結果還是強有力地表明, 人們的認知方式是可以通過在另一種文化中生活一段時間而得到改變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社會約束和社會利益上我們都是“雙重文化的”。我們對自己與其他人的關係的意識,以及我們想與其他人來往的程度,都是時刻變化的。這些變動的差異與理解和思維的差異有關嗎? 社會心理學家尤利奇·庫恩(Ulrich Kühnen) 及其同事進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研究。研究表明,對社會取向的簡單實驗操縱可以影響我們的思維方式。例如,他們讓參加者閱讀一段話,圈出其中的第一人稱複數代詞(我們、我們的) ,使他們的相互依存、集體主義的取向更為明顯;或者他們讓參加者圈出其中第一人稱單數的代詞(我、我的) ,以示他們的獨立、個人主義的傾向更加明顯。他們發現,進入相互依存狀態的參加者要比進入獨立狀態的參加者更依賴於環境,這一點在內嵌數字測試中得到了證實。他們發現要在一個更複雜的環境中找出一個簡單的數字要更為困難。庫恩和德芙那·奧斯曼(Daphna Oyserman) 利用同樣的操縱發現,人們能夠記住他們在其中見過某個事物的環境——這是事物與環境的感知“綁定”的結果——而且在人們進入相互依存狀態後比進入獨立狀態後更明顯。

因此,西方人有時在某些方麵會表現得更像東方人,有時則表現得更像西方人。社會實踐特點的變化會導致典型的理解和思維方式的轉變。

所以尼斯貝特認為這對雙胞胎應該朝著對方發展而最終相遇。東方和西方文化將互相融合,這兩個地區的社會和認知特點會清晰地顯現出來,而不是會被改變——就像一鍋燉菜中單個的配料,人們仍然能將它們辨認出來,但在烹調過程中它們已經被改變了,就像它們也改變了整鍋菜的味道一樣。希望這種文化的融合會將各文化的精華聚集到一起。

尼斯貝特《思維的地域性:東西方思維差異及其原因》一書是近年來思維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它努力超越思維研究局限於思維形式方麵的傳統,試圖涉及思維性質方麵,試圖跨進文化領域。它的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不是用哲學的、思辨性的方法和經驗反思的方法來研究思維差異,而是巧妙地設計實驗性的研究,並企圖回答是什麽造成了東西方思維的差異。這是一個相當激動人心的領域。盡管該書在這方麵的研究還隻是一個開始,但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它所表現的不足,正是留待我們去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1. 作者的研究論據大多以他和學生及同事通過各種測試調查人們理解、記憶和思考方式的實驗研究為依據,實驗對象幾乎都是大學生,盡管他們是社會學和心理學研究的普通人群,但也許不能代表整個人群;有些研究涉及亞裔美國人,他們通常是生活在美國的第二代後裔,但沒包括如今生活在亞洲的美國亞裔人的研究。

2. 作者的一大半筆墨花在描述東西方思維差異的表現,並附有不少實驗證明,相比之下,雖然在書的前幾章中概括了西方和亞洲哲學史的文獻研究,但對於為什麽會有這些差異的論述顯得單薄簡單化了。

3. 作者在闡述西方思維形成時跳過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實際上,直接影響歐洲和美國當代民主製度的不僅是希臘的民主傳統,而且北歐海盜以及其他“野蠻”部落對西方哲學和法律的形成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4. 作者在論證現代人對於世界的基本信仰以及理解和思考問題的方式有顯著的差異時,提出了一些有關生活方式和語言的有趣話題,但還不夠充實。


參考文獻：

[ 1 ] 　NISBERT R. E. & ROSS L. E , Human Inference :Strategies and Shortcomings of Social Judgment[M] .Englewood Cliffs , NJ : Prentice2Hall ,1980.
[ 2 ] 　Nisbert , R. E.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 and Why [M] . New York : Free Press ,2003.
[ 3 ] 　By arrangement with Scientific American [ EBPOL ](www. sciam. com) , January 2004.
[ 4 ] 　From the critics , the New York Times[ EBPOL ] , www.bn.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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