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莫裏循
莫裏循其人其事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12日17:38 新世紀周刊
百年前北京曾有座亞洲書庫，也叫莫理循圖書
館，因其“完璧性”在當時享譽中外。
這一批以中國為中心的特殊藏書，原本應留在中國，但在1917年為北洋軍閥政府所貽誤，讓日本三菱財閥第三代人岩崎久彌以3.5萬英鎊的價款將這批珍貴藏書巧取運到東京，成為1924年新建的東洋文庫的基礎。
書庫創辦者莫理循，是一個在清末民初來到中國、從“自助旅行家”到英國《泰晤士報》駐京記者的澳大利亞人，他還一度擔任袁世凱的政治顧問，親曆了從戊戌變法到巴黎和會的全部曆史進程，成為中國20世紀初曆史轉型期的一個重要見證人。此人的另一個著名之處體現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在1915年至 1949年間，一直掛著“莫理循大街”(Morrison
Street)的名牌。
百年前北京有座亞洲書庫
原本應留在中國卻東渡日本，一座文庫的來龍去脈成為中國學術界的“傷心史”
-本刊記者 / 歐陽海燕
“我在東京參觀東洋文庫，看到了莫理循藏書，很傷心，這一以中國為中心的特殊藏書，原本是應該留在中國的。”南開大學曆史學教授來新夏說，“可惜為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所貽誤，致使日本三菱財閥第三代人岩崎久彌以3.5萬英鎊的價款將這批珍貴藏書巧取而去，後成為1924年新建的東洋文庫的基礎。”
讓來新夏教授感慨的這個東洋文庫早先叫莫理循文庫，也稱亞細亞圖書館。它神秘的前身有個複雜的故事：文庫搜集者是20世紀初在中國很有名氣的澳大利亞記者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這個人的著名還體現在，曾經的王府井大街被使館界和來華外國人稱作“莫理循大街”，如今卻鮮為人知。據稱，1949年前，在王府井大街南口西店鋪的牆上還釘有“Morrison
Street”的路牌。當時北京火車站的人力車夫，一旦拉上洋客，也不問上哪，就會直接把他們拉到莫理循家，因為人力車夫以為所有外國遊客都是來拜見莫理循和來看莫理循藏書的。
莫理循在中國工作20餘年，後期的傳奇在於他曾任過袁世凱的政治顧問。在中國期間，莫理循的一大興趣是：廣泛地搜求與中國有關的圖籍，創立了一個在當時蜚聲海內外的莫理循圖書館。“莫理循無疑是中國近代曆史20世紀初曆史轉型期的曆史見證人和文獻的搜集者。”來新夏評價說。
建立私人圖書館
1897年3月以英國《泰晤士報》駐京記者身份抵達中國的莫理循發現“這裏沒有值得稱道的圖書館；隻是一些私人手中多少有點零散收集”，“沒有關於中國植物學、自然曆史和地理的任何書籍”，“需要迫使我建立這樣一個圖書館”。這是1924年東京出版的英文《莫理循亞洲文庫目錄》披露的他熱心搜購的一個原因。
“當時在來華外國人中還沒有人像他那樣有意識、成規模地收集書刊。”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竇坤說，“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爵士曾有一小部分收藏，但多與海關有關，範圍比較狹窄。李鴻章的英文秘書畢德格有一些英法文書籍，但他沒有莫理循那樣有計劃性。”
竇坤說，閱讀使莫理循收集了大量圖書，在此基礎上，他開始收藏書籍。“莫理循一生喜好徒步旅行，閱讀為他的旅行增色。每次旅行後，他都要撰寫文章加以介紹。這種介紹不是單純地對旅行本身的描述，而是重點闡發他對親曆事件及地區的感受。他習慣於將他的體會與書中的信息加以比較。這在他的遊記《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雖然搜購圖書的舉動從莫理循初到中國時就已經開始了，但專門辟出房間建立私人圖書館則是1902年他搬到王府井大街以後的事。
搬家前，莫理循同大多數外國人一樣，住在使館區。“但莫理循並不喜歡生活在一群外國人當中。他的天性是不願意被禁錮在某個地方的；其次，作為一名記者，他需要了解各方麵的情況和消息。”竇坤說，因此，義和團運動後，他開始尋找公使館以外的房子，但希望距離使館不遠，以便隨時與使館取得聯係。
莫理循在北京城裏的住所先後位於使館區現台基廠大街北部(義和團運動前居於路西、之後為路東)、王府井大街路西和金魚胡同三教庵，其中以王府井大街路西的住宅最廣為人知。據竇坤考證，莫理循故居的具體位置應在大阮府胡同北，即現在百貨大樓舊樓的東北角及相應東部廣場和它們以北至菜廠胡同的位置。
“雖然莫理循故居不是典型四合院格局，而且建成洋式麵貌，但這幾所院落依稀還可以使我們追憶當年故居的環境：他的家與庚子後做過議和工作的英文秘書曾廣銓及美國外交官司戴德為鄰，東麵是位於東堂子胡同的外務部，南麵是使館區，西麵靠近紫禁城，這是一個可以迅速探訪各方動向的理想居住地。”竇坤說。莫理循就是在這裏建立了有名的圖書館。
文庫藏書盡搜無遺
莫理循為他的藏書命名為“亞細亞圖書館”。自從圖書館建立，書刊資料就成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在日記中寫道，當他訂購的書籍未到時，他是那樣地坐立不安，而書到以後，又是極度地興奮。
關於圖書館的樣子，莫理循的好友、中國近代醫學衛生事業先驅伍連德在其回憶錄中有這樣的記述：“圖書館是個長方形的屋子。麵積是60英尺× 100英尺。書架是硬木製成的，由地麵幾乎直抵屋頂。兩邊均可取書。地圖及其他文件如圖版等，放在西牆角的大抽屜裏。為防風和陽光，書籍放在藍布製成的書套中。”
從1897年到1917年20年間，莫理循收集的西文關於亞洲，特別是關於中國的書籍、小冊子達2.4萬冊。其中小冊子7000多份，大部分是在其他圖書館無法找到的珍貴資料。地圖、圖版1
000餘份。語種包括英、法、德、意、日、西、葡等十幾種，涉及了政治、外交、法製、軍事、曆史、地理、考古、地質、植物、動物等多個領域。其中凡歐洲各國記載中國本部、藩屬各種事件之新舊書籍，大之如鴻篇巨製，小之如寸紙片，靡不具備。
複旦大學中國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鶴用了一個讚賞有加的“完璧性”來彰顯莫理循文庫的特色。他說，莫氏收集有關中國的印刷物，即使一枚傳單也不漏。至今，在莫理循文庫中，連他在北京租房的契約，總統的宴會菜單都原封不動地保留著。對於書籍而言，則新刊與古本盡搜無遺，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也一網打盡。以至今天的讀者發現，文庫中竟然保存著從1485年最初的拉丁語版本，到二十世紀初出版的近50種《馬可波羅遊記》，還有十七八世紀來華基督教傳教士的所有著作，以及120多種英、法、德等歐洲諸國的學會所出的定期刊物、中國的海關報告等。
精心的布置和完美的收藏，莫理循圖書館在當時吸引了眾多中外名士。伍連德在其回憶錄中說，莫理循喜歡邀請在京各種國籍的來訪者吃飯，特別是那些對他的圖書館感興趣的人更是如此。外交官以及其他在華外國人也對他的圖書館感興趣，德國公使海靖、英國使館人員戈頒、艾倫賽等都是莫理循圖書館的常客，而李鴻章的英文秘書畢德格、英國漢學家巴克斯等則得到過莫理循的圖書饋贈。
中國人當中，地質學家丁文江、劍橋醫學博士伍連德、兵部員外郎曾廣銓、袁世凱幕僚蔡廷幹等人，對莫氏藏書很是欽佩。有資料記載，他們和其他更多的、多是會英語的人士曾經參觀過莫理循圖書館，並從那裏借閱過圖書。
文庫東渡
1912年，單身漢莫理循已經50歲了仍未婚，但愛戀著比他小27歲的女秘書羅賓小姐。也許是對穩定家庭生活的憧憬，令他反思目前飄泊不定的生活狀態。此時，莫理循的心情出現了自1882年以來從未有過的迷茫。“我提職無望，心情苦悶，厭倦那東飄西蕩的工作。今天我終於下決心：1.
從《泰晤士報》退休；2. 賣掉我的圖書館；3.
離開中國返回澳大利亞。”這是莫理循第一次提到他想賣掉圖書館。
數月後，深感“缺錢”的莫理循為他的圖書館開價4萬英鎊。他在給《泰晤士報》白克爾的一封信中說：“在為《泰晤士報》效力期間，我幾乎沒攢下幾塊錢。現在，我償還所有債務後，還剩不到250美元。我收藏有關於中國的書籍。雖然我實在不想賣掉我的圖書館，但我別無選擇。”
這一年，莫理循辭去《泰晤士報》的工作，接受中國政府的邀請，出任袁世凱的政治顧問，獲得了一筆可觀的薪水，8月份與羅賓小姐結婚，擁有了他夢寐以求的愛情，賣掉圖書館的想法暫時被他放下了。
但到了1913年，莫理循再次有了賣掉圖書館的想法。他在一封私人密信中寫道：“我發現這項工作占據了我太多的時間和精力，我已經感到力不從心了。”
莫理循在政治顧問這個職位上一直做到第四任總統徐世昌時期。“莫理循後來也很後悔自己的這個選擇。”周振鶴說，“因為總統顧問的職位不過是一種擺設而已，重大的事情根本不同他商量。”因此，1917年他回到澳大利亞，看看是否可能開始他第二個人生。這一次，莫理循是痛下決心要把圖書館賣掉了。
在莫理循展露售書意圖後，美國、日本、中國等政府或學者、賢達紛紛表示關注，他們都希望得到這批珍貴藏書，其中以美國的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最為積極。但莫理循其實是想把圖書留在中國的。早在1912年莫理循剛剛有了賣掉圖書館的想法時，他就提出“如果中國人購買，我將把我在北京的不動產，即建有防火設備的圖書館送給政府”。
但1917年正好趕上張勳複辟、軍閥混戰，社會動蕩不安。“北洋軍閥政府把大量錢款充作軍費，忙於戰爭，已無暇顧及文化方麵的事業。”南開大學曆史學教授來新夏說，“這是貽誤莫氏藏書留在中國的主要原因。”其間雖也有人接洽過，近代著名實業家、教育家張謇就曾經表示，希望莫理循的圖書能夠成為南通圖書館的收藏，但詢問過價錢後便沒了下文。
最終，莫理循決定以3.5萬英鎊的價款賣給了日本三菱財團奠基者岩崎彌太郎長子岩崎久彌。“他的想法是，即便這批圖籍不能留在中國，也要盡可能將它留在遠東。”來新夏說。1917年8月8日莫理循在致丁文江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我的藏書要賣掉我覺得很難過，但是要維持它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使我的時間和財力都大感緊張。我本來希望它能留在北京，可是辦不到。”
對於莫理循文庫東渡這件事，竇坤認為日本人從莫理循手中購得藏書，其途徑還算正當，但來新夏則把日本人的“購書”行為稱作“巧取”。“日本人對中國文化典籍的重視由來已久。從古代到近代，不斷有日本人來中國淘書。但在近代，他們目的已不再是求知，而純粹是把中國的文獻精華拿去作為日本的文化財產或國寶，帶有文化侵略的性質。”
來新夏說，“不止莫理循書庫，1907年日本三菱財閥岩崎彌之助和岩崎小彌太父子趁陸家危機，以10萬元的價格將清末四大藏書樓之一陸心源宋樓，以及十萬卷樓和守先閣的藏書全部打捆運走，歸於靜嘉堂文庫。”
莫理循文庫東渡後，1924年岩崎久彌在其基礎上建立了東洋文庫。幾經擴充，今天的日本人稱它是“東方學家的麥加”，而中國人卻隻能東渡日本去利用莫理循藏書。這段曆史也因此成為中國學術的“傷心史”，成為中國學者心中的一大憾事。
莫理循：從駐京記者到總統顧問
他的行為有時看起來很矛盾，他對中國懷著複雜的情感，糾纏著自己的後半生
-本刊記者 / 歐陽海燕
一張洋麵孔，一身長袍馬褂，一頂中式小帽，一條拖著的假辮子。這是澳大利亞人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94年徒步從上海溯長江而上穿越中國時的樣子。這年2月至5月，莫理循從上海沿長江西行，經由武漢、宜昌、重慶等地到八莫，行程3000多英裏，又從八莫南行抵達緬甸首都仰光。一路上的風土人情令他這個“驕傲”的外國人對中國萌發了出了一種複雜的情感：感激而又同情。感激是因為他碰到的中國人都是那麽地“熱情好客、彬彬有禮”。同情是因為他親曆了災荒遺留下的淒涼，看到了形容枯槁的煙鬼。
“這次西南之旅是莫理循真正與中國的初步接觸。”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竇坤說，“他對中國形成了一個基本看法，他厭惡腐敗的清政府，但支持改革的洋務派，認為他們是中國的中堅力量。因此，他預言中國在不遠的將來，會爆發一場嚴重的危機，滿清王朝將會被推翻，一個漢人皇帝將會坐在皇位上。”
從英國《泰晤士報》的駐京記者到中華民國總統的政治顧問，這個活躍在清末民初中國曆史大變革時代裏的外國記者，親曆了從戊戌變法，庚子拳亂，辛醜條約，清末新政，日俄戰爭，帝、後之喪，直至辛亥革命的全部曆史變遷。作為清末民初中國曆史大變革時代的一個重要見證人，當他去世時，中國人送給他“中國的莫理循”或“北京的莫理循”這樣一些稱謂。
“中國化”
1895年4月，莫理循的遊記《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在倫敦出版，好評如潮。年底即獲英國《泰晤士報》總編的召見，從“自助旅行家”轉而成為一名職業記者。1897年2月，莫理循被派往中國做駐京記者。
莫理循抵達北京時，正值英、美、德等國在中國掀起新一輪劃分勢力範圍的熱潮。作為一個生活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物，莫理循很自然地把“侵略” 理解為“拯救”。“在他看來，強國對弱國的征服不必解釋也是天經地義的。”竇坤說，“但有所不同的是，桀驁不馴的莫理循在報道中堅持記者的客觀立場--而不是以英國政府的政策為準。”他一方麵盡力把各個國家，甚至是英國對中國的侵略事實予以揭露，另一方麵則極力為大英帝國的在華利益呼籲。因為這一“矛盾” 的做法，莫理循曾受到過來自英國外交部和《泰晤士報》上層的指責與規勸。
但莫理循在預測國際局勢方麵表現出來的傑出才華，又足以令《泰晤士報》感到驕傲。他在許多記者甚至是政治家都還沒有看出日本和俄國有發生戰爭的跡象時，就已經準確地預見了這場戰爭的爆發，並極力促使它出現。以至於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後，在華外國人一度稱之為“莫理循的戰爭”。這件事使他聲名大噪，甚至成為當時歐美人眼中的“東方問題權威”。莫理循的駐京記者生涯達到了輝煌的頂峰。
莫理循對中國懷著複雜的情感，“一方麵想為中國做事，一方麵又不願意不為英國做事，”南開大學曆史學教授來新夏評價說，“這使他的行為有時候看起來很矛盾。”
“莫理循也是辛亥革命時期，涉及到袁世凱與帝國主義國家和在華外國人的關係時，繞不開的一個人物。”竇坤說。作為一個英國大報的駐京記者，莫理循對辛亥革命持歡迎態度，他迅速向世界報道了此事，說明中國本身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新國家。另外，他也沒有動搖支持袁世凱的個人立場，甚至向全世界聲明袁世凱是中國唯一的希望。
此時，莫理循的所做所為已經遠遠超出了作為一名記者的職責範圍，儼然一個政治活動家。他曾遊說革命黨人同意袁世凱為總統，也曾遊說日本外交官改變君主立憲立場，還將英國和日本對袁世凱施加壓力的行為公諸於眾，間接地達到促使日本盡早放棄君主立憲立場的目的。“莫理循已經‘中國化’了。”來新夏說。
“莫理循的努力從他個人的角度，收獲是巨大的，”竇坤說，“由於他支持袁世凱最終當上了中華民國大總統，贏得了人們的信任。”而袁世凱也沒有虧待他，聘請他為民國政府第一位政治顧問，給了他在《泰晤士報》工作2
0年都不曾享受過的優厚待遇。
尷尬的總統顧問
1912年5月莫理循向《泰晤士報》遞交了辭呈，8月與中國政府簽約，出任中華民國的政治顧問。新官上任的莫理循躊躇滿誌，滿懷信心地投入到為中國及其政府的服務之中。“他為中國的財政、外交、邊境、新聞宣傳等撰寫了大量備忘錄，提出各種意見和建議。”竇坤說，“然而對於袁世凱來說，他看重的是莫理循與新聞界的交往優勢，企圖通過他向外界說明中國的發展與局勢，當然其中有很大成分攙雜了他的個人目的。”
中外輿論對莫理循出任中華民國政府政治顧問這一舉動褒貶不一。有外國人批評他：過去曾是一位獨立而無所偏袒的觀察家，而現在卻成了台上的或者幕後的一個角色。中方報紙則對這件事表示出了謹慎的支持和一定的猜疑，他們希望中國政府不要為外國顧問所代表的國家所利用。
正如一些人所料，很快，莫理循就發現，在涉及到國家交涉如中俄、中英等邊境問題時，如果不是他主動撰寫備忘錄表達想法，袁根本就不向他征求意見。在中俄關於蒙古問題的談判上，莫理循就曾抱怨：“我因為完全被蒙在鼓裏，當然不知道外交總長同俄國公使關於蒙古問題談了些什麽。”
“事實上，自從莫理循在中國政府的聘書上簽下自己的名字，就進入了一個兩難的尷尬境地，”竇坤說，“對於英國人來說，他們因看到莫理循為新主人效力而對他產生敵意；對於中國人來說，莫理循首先是一個英國人，因而對他存有戒心也就不言而喻。”
然而，莫理循卻對此采取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仍然熱情不減地四處奔走，為中國政府爭取利益。“莫理循的理想是中國能夠強大，希望通過他的努力，出現對中華民國和英國雙方都有利的美好局麵，那麽他也能從中獲得一種成就感。”竇坤說。
莫理循的理想當然沒能實現。因為當中華民國和英國出現衝突局麵的時候，這個中華民國的政治顧問“義無反顧”地站到了英國那一邊。1912年9 月，他認為中國有爆發抵製運動的可能，認為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因此向英國政府表示，“對中國人，我將運用我的一切影響，甚至以辭職相威脅，阻止他們發生這種野蠻行動。如果出現抵製運動，我們無論如何必須想辦法阻止它，甚至不惜越過邊境進入雲南。”但英國政府卻並不領情，反倒認為莫理循幹擾政府策略，為中國人說話。“這件事反映了莫理循一貫的作風，以自己的認識、而不是以英國政策為基準理解英國和其他各國的關係。”竇坤分析說。
莫理循對中國複雜的情感糾纏了他後半生。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愛中國，希望中國強大，盡管這裏不是他自己的國家。1919年4月，57歲的莫理循因病返回英國，在病榻上還在對中國代表團提交會議的文件進行文字修改，當得知巴黎和會同意將德國在山東的全部權利讓給日本時，他對此表示了譴責。
1920年5月初，重病中的莫理循在日記中寫道：“我現在的一個希望是回到中國。我不願意死，但如果死也要死在中國，死在多年來對我如此體恤的中國人中。”當月30日，莫理循在英國薩塞克斯郡逝世，帶著對中國的懷念。
莫裏循其人其事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12日17:38 新世紀周刊
百年前北京曾有座亞洲書庫，也叫莫理循圖書
館，因其“完璧性”在當時享譽中外。
這一批以中國為中心的特殊藏書，原本應留在中國，但在1917年為北洋軍閥政府所貽誤，讓日本三菱財閥第三代人岩崎久彌以3.5萬英鎊的價款將這批珍貴藏書巧取運到東京，成為1924年新建的東洋文庫的基礎。
書庫創辦者莫理循，是一個在清末民初來到中國、從“自助旅行家”到英國《泰晤士報》駐京記者的澳大利亞人，他還一度擔任袁世凱的政治顧問，親曆了從戊戌變法到巴黎和會的全部曆史進程，成為中國20世紀初曆史轉型期的一個重要見證人。此人的另一個著名之處體現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在1915年至 1949年間，一直掛著“莫理循大街”(Morrison
Street)的名牌。
百年前北京有座亞洲書庫
原本應留在中國卻東渡日本，一座文庫的來龍去脈成為中國學術界的“傷心史”
-本刊記者 / 歐陽海燕
“我在東京參觀東洋文庫，看到了莫理循藏書，很傷心，這一以中國為中心的特殊藏書，原本是應該留在中國的。”南開大學曆史學教授來新夏說，“可惜為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所貽誤，致使日本三菱財閥第三代人岩崎久彌以3.5萬英鎊的價款將這批珍貴藏書巧取而去，後成為1924年新建的東洋文庫的基礎。”
讓來新夏教授感慨的這個東洋文庫早先叫莫理循文庫，也稱亞細亞圖書館。它神秘的前身有個複雜的故事：文庫搜集者是20世紀初在中國很有名氣的澳大利亞記者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這個人的著名還體現在，曾經的王府井大街被使館界和來華外國人稱作“莫理循大街”，如今卻鮮為人知。據稱，1949年前，在王府井大街南口西店鋪的牆上還釘有“Morrison
Street”的路牌。當時北京火車站的人力車夫，一旦拉上洋客，也不問上哪，就會直接把他們拉到莫理循家，因為人力車夫以為所有外國遊客都是來拜見莫理循和來看莫理循藏書的。
莫理循在中國工作20餘年，後期的傳奇在於他曾任過袁世凱的政治顧問。在中國期間，莫理循的一大興趣是：廣泛地搜求與中國有關的圖籍，創立了一個在當時蜚聲海內外的莫理循圖書館。“莫理循無疑是中國近代曆史20世紀初曆史轉型期的曆史見證人和文獻的搜集者。”來新夏評價說。
建立私人圖書館
1897年3月以英國《泰晤士報》駐京記者身份抵達中國的莫理循發現“這裏沒有值得稱道的圖書館；隻是一些私人手中多少有點零散收集”，“沒有關於中國植物學、自然曆史和地理的任何書籍”，“需要迫使我建立這樣一個圖書館”。這是1924年東京出版的英文《莫理循亞洲文庫目錄》披露的他熱心搜購的一個原因。
“當時在來華外國人中還沒有人像他那樣有意識、成規模地收集書刊。”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竇坤說，“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爵士曾有一小部分收藏，但多與海關有關，範圍比較狹窄。李鴻章的英文秘書畢德格有一些英法文書籍，但他沒有莫理循那樣有計劃性。”
竇坤說，閱讀使莫理循收集了大量圖書，在此基礎上，他開始收藏書籍。“莫理循一生喜好徒步旅行，閱讀為他的旅行增色。每次旅行後，他都要撰寫文章加以介紹。這種介紹不是單純地對旅行本身的描述，而是重點闡發他對親曆事件及地區的感受。他習慣於將他的體會與書中的信息加以比較。這在他的遊記《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雖然搜購圖書的舉動從莫理循初到中國時就已經開始了，但專門辟出房間建立私人圖書館則是1902年他搬到王府井大街以後的事。
搬家前，莫理循同大多數外國人一樣，住在使館區。“但莫理循並不喜歡生活在一群外國人當中。他的天性是不願意被禁錮在某個地方的；其次，作為一名記者，他需要了解各方麵的情況和消息。”竇坤說，因此，義和團運動後，他開始尋找公使館以外的房子，但希望距離使館不遠，以便隨時與使館取得聯係。
莫理循在北京城裏的住所先後位於使館區現台基廠大街北部(義和團運動前居於路西、之後為路東)、王府井大街路西和金魚胡同三教庵，其中以王府井大街路西的住宅最廣為人知。據竇坤考證，莫理循故居的具體位置應在大阮府胡同北，即現在百貨大樓舊樓的東北角及相應東部廣場和它們以北至菜廠胡同的位置。
“雖然莫理循故居不是典型四合院格局，而且建成洋式麵貌，但這幾所院落依稀還可以使我們追憶當年故居的環境：他的家與庚子後做過議和工作的英文秘書曾廣銓及美國外交官司戴德為鄰，東麵是位於東堂子胡同的外務部，南麵是使館區，西麵靠近紫禁城，這是一個可以迅速探訪各方動向的理想居住地。”竇坤說。莫理循就是在這裏建立了有名的圖書館。
文庫藏書盡搜無遺
莫理循為他的藏書命名為“亞細亞圖書館”。自從圖書館建立，書刊資料就成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在日記中寫道，當他訂購的書籍未到時，他是那樣地坐立不安，而書到以後，又是極度地興奮。
關於圖書館的樣子，莫理循的好友、中國近代醫學衛生事業先驅伍連德在其回憶錄中有這樣的記述：“圖書館是個長方形的屋子。麵積是60英尺× 100英尺。書架是硬木製成的，由地麵幾乎直抵屋頂。兩邊均可取書。地圖及其他文件如圖版等，放在西牆角的大抽屜裏。為防風和陽光，書籍放在藍布製成的書套中。”
從1897年到1917年20年間，莫理循收集的西文關於亞洲，特別是關於中國的書籍、小冊子達2.4萬冊。其中小冊子7000多份，大部分是在其他圖書館無法找到的珍貴資料。地圖、圖版1
000餘份。語種包括英、法、德、意、日、西、葡等十幾種，涉及了政治、外交、法製、軍事、曆史、地理、考古、地質、植物、動物等多個領域。其中凡歐洲各國記載中國本部、藩屬各種事件之新舊書籍，大之如鴻篇巨製，小之如寸紙片，靡不具備。
複旦大學中國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鶴用了一個讚賞有加的“完璧性”來彰顯莫理循文庫的特色。他說，莫氏收集有關中國的印刷物，即使一枚傳單也不漏。至今，在莫理循文庫中，連他在北京租房的契約，總統的宴會菜單都原封不動地保留著。對於書籍而言，則新刊與古本盡搜無遺，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也一網打盡。以至今天的讀者發現，文庫中竟然保存著從1485年最初的拉丁語版本，到二十世紀初出版的近50種《馬可波羅遊記》，還有十七八世紀來華基督教傳教士的所有著作，以及120多種英、法、德等歐洲諸國的學會所出的定期刊物、中國的海關報告等。
精心的布置和完美的收藏，莫理循圖書館在當時吸引了眾多中外名士。伍連德在其回憶錄中說，莫理循喜歡邀請在京各種國籍的來訪者吃飯，特別是那些對他的圖書館感興趣的人更是如此。外交官以及其他在華外國人也對他的圖書館感興趣，德國公使海靖、英國使館人員戈頒、艾倫賽等都是莫理循圖書館的常客，而李鴻章的英文秘書畢德格、英國漢學家巴克斯等則得到過莫理循的圖書饋贈。
中國人當中，地質學家丁文江、劍橋醫學博士伍連德、兵部員外郎曾廣銓、袁世凱幕僚蔡廷幹等人，對莫氏藏書很是欽佩。有資料記載，他們和其他更多的、多是會英語的人士曾經參觀過莫理循圖書館，並從那裏借閱過圖書。
文庫東渡
1912年，單身漢莫理循已經50歲了仍未婚，但愛戀著比他小27歲的女秘書羅賓小姐。也許是對穩定家庭生活的憧憬，令他反思目前飄泊不定的生活狀態。此時，莫理循的心情出現了自1882年以來從未有過的迷茫。“我提職無望，心情苦悶，厭倦那東飄西蕩的工作。今天我終於下決心：1.
從《泰晤士報》退休；2. 賣掉我的圖書館；3.
離開中國返回澳大利亞。”這是莫理循第一次提到他想賣掉圖書館。
數月後，深感“缺錢”的莫理循為他的圖書館開價4萬英鎊。他在給《泰晤士報》白克爾的一封信中說：“在為《泰晤士報》效力期間，我幾乎沒攢下幾塊錢。現在，我償還所有債務後，還剩不到250美元。我收藏有關於中國的書籍。雖然我實在不想賣掉我的圖書館，但我別無選擇。”
這一年，莫理循辭去《泰晤士報》的工作，接受中國政府的邀請，出任袁世凱的政治顧問，獲得了一筆可觀的薪水，8月份與羅賓小姐結婚，擁有了他夢寐以求的愛情，賣掉圖書館的想法暫時被他放下了。
但到了1913年，莫理循再次有了賣掉圖書館的想法。他在一封私人密信中寫道：“我發現這項工作占據了我太多的時間和精力，我已經感到力不從心了。”
莫理循在政治顧問這個職位上一直做到第四任總統徐世昌時期。“莫理循後來也很後悔自己的這個選擇。”周振鶴說，“因為總統顧問的職位不過是一種擺設而已，重大的事情根本不同他商量。”因此，1917年他回到澳大利亞，看看是否可能開始他第二個人生。這一次，莫理循是痛下決心要把圖書館賣掉了。
在莫理循展露售書意圖後，美國、日本、中國等政府或學者、賢達紛紛表示關注，他們都希望得到這批珍貴藏書，其中以美國的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最為積極。但莫理循其實是想把圖書留在中國的。早在1912年莫理循剛剛有了賣掉圖書館的想法時，他就提出“如果中國人購買，我將把我在北京的不動產，即建有防火設備的圖書館送給政府”。
但1917年正好趕上張勳複辟、軍閥混戰，社會動蕩不安。“北洋軍閥政府把大量錢款充作軍費，忙於戰爭，已無暇顧及文化方麵的事業。”南開大學曆史學教授來新夏說，“這是貽誤莫氏藏書留在中國的主要原因。”其間雖也有人接洽過，近代著名實業家、教育家張謇就曾經表示，希望莫理循的圖書能夠成為南通圖書館的收藏，但詢問過價錢後便沒了下文。
最終，莫理循決定以3.5萬英鎊的價款賣給了日本三菱財團奠基者岩崎彌太郎長子岩崎久彌。“他的想法是，即便這批圖籍不能留在中國，也要盡可能將它留在遠東。”來新夏說。1917年8月8日莫理循在致丁文江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我的藏書要賣掉我覺得很難過，但是要維持它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使我的時間和財力都大感緊張。我本來希望它能留在北京，可是辦不到。”
對於莫理循文庫東渡這件事，竇坤認為日本人從莫理循手中購得藏書，其途徑還算正當，但來新夏則把日本人的“購書”行為稱作“巧取”。“日本人對中國文化典籍的重視由來已久。從古代到近代，不斷有日本人來中國淘書。但在近代，他們目的已不再是求知，而純粹是把中國的文獻精華拿去作為日本的文化財產或國寶，帶有文化侵略的性質。”
來新夏說，“不止莫理循書庫，1907年日本三菱財閥岩崎彌之助和岩崎小彌太父子趁陸家危機，以10萬元的價格將清末四大藏書樓之一陸心源宋樓，以及十萬卷樓和守先閣的藏書全部打捆運走，歸於靜嘉堂文庫。”
莫理循文庫東渡後，1924年岩崎久彌在其基礎上建立了東洋文庫。幾經擴充，今天的日本人稱它是“東方學家的麥加”，而中國人卻隻能東渡日本去利用莫理循藏書。這段曆史也因此成為中國學術的“傷心史”，成為中國學者心中的一大憾事。
莫理循：從駐京記者到總統顧問
他的行為有時看起來很矛盾，他對中國懷著複雜的情感，糾纏著自己的後半生
-本刊記者 / 歐陽海燕
一張洋麵孔，一身長袍馬褂，一頂中式小帽，一條拖著的假辮子。這是澳大利亞人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94年徒步從上海溯長江而上穿越中國時的樣子。這年2月至5月，莫理循從上海沿長江西行，經由武漢、宜昌、重慶等地到八莫，行程3000多英裏，又從八莫南行抵達緬甸首都仰光。一路上的風土人情令他這個“驕傲”的外國人對中國萌發了出了一種複雜的情感：感激而又同情。感激是因為他碰到的中國人都是那麽地“熱情好客、彬彬有禮”。同情是因為他親曆了災荒遺留下的淒涼，看到了形容枯槁的煙鬼。
“這次西南之旅是莫理循真正與中國的初步接觸。”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竇坤說，“他對中國形成了一個基本看法，他厭惡腐敗的清政府，但支持改革的洋務派，認為他們是中國的中堅力量。因此，他預言中國在不遠的將來，會爆發一場嚴重的危機，滿清王朝將會被推翻，一個漢人皇帝將會坐在皇位上。”
從英國《泰晤士報》的駐京記者到中華民國總統的政治顧問，這個活躍在清末民初中國曆史大變革時代裏的外國記者，親曆了從戊戌變法，庚子拳亂，辛醜條約，清末新政，日俄戰爭，帝、後之喪，直至辛亥革命的全部曆史變遷。作為清末民初中國曆史大變革時代的一個重要見證人，當他去世時，中國人送給他“中國的莫理循”或“北京的莫理循”這樣一些稱謂。
“中國化”
1895年4月，莫理循的遊記《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在倫敦出版，好評如潮。年底即獲英國《泰晤士報》總編的召見，從“自助旅行家”轉而成為一名職業記者。1897年2月，莫理循被派往中國做駐京記者。
莫理循抵達北京時，正值英、美、德等國在中國掀起新一輪劃分勢力範圍的熱潮。作為一個生活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物，莫理循很自然地把“侵略” 理解為“拯救”。“在他看來，強國對弱國的征服不必解釋也是天經地義的。”竇坤說，“但有所不同的是，桀驁不馴的莫理循在報道中堅持記者的客觀立場--而不是以英國政府的政策為準。”他一方麵盡力把各個國家，甚至是英國對中國的侵略事實予以揭露，另一方麵則極力為大英帝國的在華利益呼籲。因為這一“矛盾” 的做法，莫理循曾受到過來自英國外交部和《泰晤士報》上層的指責與規勸。
但莫理循在預測國際局勢方麵表現出來的傑出才華，又足以令《泰晤士報》感到驕傲。他在許多記者甚至是政治家都還沒有看出日本和俄國有發生戰爭的跡象時，就已經準確地預見了這場戰爭的爆發，並極力促使它出現。以至於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後，在華外國人一度稱之為“莫理循的戰爭”。這件事使他聲名大噪，甚至成為當時歐美人眼中的“東方問題權威”。莫理循的駐京記者生涯達到了輝煌的頂峰。
莫理循對中國懷著複雜的情感，“一方麵想為中國做事，一方麵又不願意不為英國做事，”南開大學曆史學教授來新夏評價說，“這使他的行為有時候看起來很矛盾。”
“莫理循也是辛亥革命時期，涉及到袁世凱與帝國主義國家和在華外國人的關係時，繞不開的一個人物。”竇坤說。作為一個英國大報的駐京記者，莫理循對辛亥革命持歡迎態度，他迅速向世界報道了此事，說明中國本身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新國家。另外，他也沒有動搖支持袁世凱的個人立場，甚至向全世界聲明袁世凱是中國唯一的希望。
此時，莫理循的所做所為已經遠遠超出了作為一名記者的職責範圍，儼然一個政治活動家。他曾遊說革命黨人同意袁世凱為總統，也曾遊說日本外交官改變君主立憲立場，還將英國和日本對袁世凱施加壓力的行為公諸於眾，間接地達到促使日本盡早放棄君主立憲立場的目的。“莫理循已經‘中國化’了。”來新夏說。
“莫理循的努力從他個人的角度，收獲是巨大的，”竇坤說，“由於他支持袁世凱最終當上了中華民國大總統，贏得了人們的信任。”而袁世凱也沒有虧待他，聘請他為民國政府第一位政治顧問，給了他在《泰晤士報》工作2
0年都不曾享受過的優厚待遇。
尷尬的總統顧問
1912年5月莫理循向《泰晤士報》遞交了辭呈，8月與中國政府簽約，出任中華民國的政治顧問。新官上任的莫理循躊躇滿誌，滿懷信心地投入到為中國及其政府的服務之中。“他為中國的財政、外交、邊境、新聞宣傳等撰寫了大量備忘錄，提出各種意見和建議。”竇坤說，“然而對於袁世凱來說，他看重的是莫理循與新聞界的交往優勢，企圖通過他向外界說明中國的發展與局勢，當然其中有很大成分攙雜了他的個人目的。”
中外輿論對莫理循出任中華民國政府政治顧問這一舉動褒貶不一。有外國人批評他：過去曾是一位獨立而無所偏袒的觀察家，而現在卻成了台上的或者幕後的一個角色。中方報紙則對這件事表示出了謹慎的支持和一定的猜疑，他們希望中國政府不要為外國顧問所代表的國家所利用。
正如一些人所料，很快，莫理循就發現，在涉及到國家交涉如中俄、中英等邊境問題時，如果不是他主動撰寫備忘錄表達想法，袁根本就不向他征求意見。在中俄關於蒙古問題的談判上，莫理循就曾抱怨：“我因為完全被蒙在鼓裏，當然不知道外交總長同俄國公使關於蒙古問題談了些什麽。”
“事實上，自從莫理循在中國政府的聘書上簽下自己的名字，就進入了一個兩難的尷尬境地，”竇坤說，“對於英國人來說，他們因看到莫理循為新主人效力而對他產生敵意；對於中國人來說，莫理循首先是一個英國人，因而對他存有戒心也就不言而喻。”
然而，莫理循卻對此采取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仍然熱情不減地四處奔走，為中國政府爭取利益。“莫理循的理想是中國能夠強大，希望通過他的努力，出現對中華民國和英國雙方都有利的美好局麵，那麽他也能從中獲得一種成就感。”竇坤說。
莫理循的理想當然沒能實現。因為當中華民國和英國出現衝突局麵的時候，這個中華民國的政治顧問“義無反顧”地站到了英國那一邊。1912年9 月，他認為中國有爆發抵製運動的可能，認為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因此向英國政府表示，“對中國人，我將運用我的一切影響，甚至以辭職相威脅，阻止他們發生這種野蠻行動。如果出現抵製運動，我們無論如何必須想辦法阻止它，甚至不惜越過邊境進入雲南。”但英國政府卻並不領情，反倒認為莫理循幹擾政府策略，為中國人說話。“這件事反映了莫理循一貫的作風，以自己的認識、而不是以英國政策為基準理解英國和其他各國的關係。”竇坤分析說。
莫理循對中國複雜的情感糾纏了他後半生。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愛中國，希望中國強大，盡管這裏不是他自己的國家。1919年4月，57歲的莫理循因病返回英國，在病榻上還在對中國代表團提交會議的文件進行文字修改，當得知巴黎和會同意將德國在山東的全部權利讓給日本時，他對此表示了譴責。
1920年5月初，重病中的莫理循在日記中寫道：“我現在的一個希望是回到中國。我不願意死，但如果死也要死在中國，死在多年來對我如此體恤的中國人中。”當月30日，莫理循在英國薩塞克斯郡逝世，帶著對中國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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