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饑荒年，賀龍元帥卻在遊山玩水要坐飛機

那是一個各行各業爭先恐後大躍進的年代...

1959年9月，中共中央組成新的軍事委員會，主席為毛澤東，副主席為林彪、賀龍、聶榮臻。1960年1月5日，賀龍兼任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

這是賀龍第一次主管國防工業。國防工業，是實現軍隊現代化的物質基礎。賀龍深感責任重大。上任第二天，召開國防工業委員會會議，研究確定委員會的性質和任務。為了工作方便，委員會下麵設立一個辦事機構，叫國防工委辦公室，處理日常事務。賀龍於1月13日召開了國防工業係統各企業、事業單位負責幹部會議。他鄭重地對大家說：“黨要我管，我就要真管。我管國防工業，不能隻掛牌子，不做實際工作。我要紮紮實實地把工作抓起來。”

賀龍在工作上重視調查研究。他同聶榮臻、羅瑞卿商定，一起去視察國防工業。準備用1年時間，對全國的重點軍工企業巡視一遍，作一次全麵地調查研究。

1960年3月17日，賀龍、聶榮臻元帥和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到成都飛機廠視察基本建設情況。

成都飛機廠是我國自行設計、施工建設的噴氣式殲擊飛機製造廠，位於成都市西郊黃田壩。黨中央、國務院為加速發展新中國的航空工業，在製定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中，決定在西南大後方興建一座噴氣式殲擊機製造廠。為此，成千上萬的工人、幹部和知識分子，從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奔赴到祖國的大西南，匯集成一支浩浩蕩蕩的建設大軍。

1958年10月18日，廠區工程破土動工。在73天內就開工了34個項目近14萬平方米，9個月內7個廠房、21棟宿舍就基本竣工，臨時動用。但是，由於當時受“大躍進”思潮的影響，不按客觀規律辦事，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盛行，使工廠初期建築工程質量問題十分嚴重。

在廠外203棟辦公樓，賀龍一邊聽廠黨委書記杜向光匯報，一邊眺望施工現場。他有感觸地轉身問劉亞樓：“你這個空軍司令到過蘇聯，飛機製造廠就是這樣亂嗎?”接著，賀龍元帥看到室內牆壁上一條裂縫，用手杖輕輕地一捅，磚塊就轉動了。賀龍對建築質量竟如此低劣大為震驚，嚴肅地質問：“這是怎麽搞的?”廠總工程師晉川回說：“這是空鬥牆，為的是多快好省”。賀龍嚴厲地批評說：“什麽多快好省，這是少慢差費！這麽大個天府之國，窮得連磚都沒有嗎?建國防工廠嘛，不考慮百年大計，搞成這個樣子怎麽行？”

從辦公樓出來，賀龍、聶榮臻與劉亞樓在杜向光、晉川陪同下步行到4號廠房。賀龍指著那些細小的廠房柱子問陪同的廠領導：“這麽大的跨度，柱子又那麽細，垮不垮得下來?”晉川說：“垮不下來，有安全保險係數。”賀龍不放心地望著晉川問：“你叫什麽名字?你能保證?垮了我找你。”杜向光介紹說：“他(指晉川) 是管生產的，不管基建。”賀龍接著問晉川：“你是管生產的，這樣的廠房能滿足生產要求嗎?”晉川見元帥如此關心工廠建設，便如實地匯報：“有問題，有過爭議，也提過不少意見，但上級沒有采納。”賀龍生氣地問：“向黨中央、國務院反映過嗎？”晉川答：“沒有”。

賀龍元帥氣憤地說：“你們眼中還有沒有中央?為什麽不報告中央?你馬上給我寫個材料，我拿回北京通天去”。

賀龍把手杖朝天空指了指，又問：“你們去年上天的新飛機在哪裏？我要看看。”“新飛機連影子還沒有哪！”總工程師說。賀龍氣憤得一時語塞。第二天，賀龍、聶榮臻來到成都航空發動機廠。成都發動機廠是與成都飛機廠同步配套建設的研製航空發動機的大型企業。位於成都市東郊。

賀龍不喜歡聽口頭匯報，當他們一行在廠部辦公樓前下了汽車，賀龍便對聶榮臻說：“我們不上辦公室去了，先到工地看看吧。”聶榮臻點頭同意，他們徑直朝車間走去。

黨委書記介紹說：“工廠是在1958年10月18日與成都飛機廠同時動工的。上級提的口號是‘一個錢頂兩個錢用’，‘一百天建成工廠’，要全麵鋪開，快速施工，就地取材，因陋就簡；還要邊施工、邊試製，邊生產。到現在，已經過去了17個月，但主廠房僅僅建成了外殼，內部還沒有安裝。輔助係統也隻有工具、木工車間投產。”“所有的廠房，設計標準都低，屋架跨度大，橫梁小，立柱細，承受重量過大。”、“因為存在這些問題，我們現在已經不是‘三邊’，而是‘六邊 ’了。”賀龍問：“什麽是‘六邊’？”黨委書記說：“就是‘邊施工、邊返工；邊開工、邊停工；邊建設、邊加固’。”賀龍、聶榮臻來到三號車間，看見有一扇大型水平折頁玻璃窗開著，就問：“天氣還涼，為什麽不關上？”說著，用手杖把窗子輕輕一推，準備關上。突然，一塊近1平方米的玻璃劈頭掉落下來。賀龍急忙向後退了一步，那塊玻璃落地，嘩的一聲在他腳前摔得粉碎，在場的人們驚呆了。

賀龍生氣地說：“這樣的廠房能生產發動機嗎？工人的安全有保障嗎？”在會議室裏，賀龍氣憤地用手杖戳著地板，連聲音也有些顫抖了：“造飛機廠的錢，是六億人民勒緊褲腰帶省下來的！建得這麽糟，簡直是犯罪！設備還沒有完全搬進來，房子就快塌了！你們對得起老百姓嗎？！”說著，他又戳了幾下手杖。“有人說你們廠在搞多快好省。我看這是少慢差費！”廠長說：“我們提出過這樣蓋廠房不行。但是，‘胳膊扭不過大腿’，爭不過來。”賀龍問：“那你們為什麽不堅持原則？為什麽不直接向中央匯報？”廠長答：“我們向主管部門匯報過，但隻同意我們維修，不準重建。說如果重建，就是否定‘大躍進’的成果。其實維修比重建還費錢。”賀龍說：“你們寫個報告，把什麽時候向誰匯報過，都寫清楚。我傾向推倒重建。我回北京請建委派專家來，在技術上再作一次檢查。推不推倒，最後由技術部門定。”

賀龍通過對四川航空企業的視察，深深感到國防工業基本建設中的問題嚴重。返回北京第二天，他就到周恩來總理那裏，詳盡地匯報了視察中發現的問題。他還寫了一封信，附上成都兩家飛機工廠的材料，作為急件送給了李富春。李富春看後，決定向這兩個工廠派出專門檢查組。

檢查小組在成都進行了兩個月的檢查，寫出了《關於成都兩廠質量問題的檢查報告》。6月，由賀龍轉呈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批示說：“成都兩廠工程質量問題的性質是嚴重的，必須從中吸取教訓。”機械工業部應“進行一次全麵的工程質量檢查，凡質量不好的，影響安全和生產的工程，從速采取措施，予以解決。”

根據這一批示，賀龍委托羅瑞卿同成都軍區、成都市委負責人一起，采取落實措施，並決定從軍區抽調兩個工兵團、兩個運輸連，四川省和成都市增派一定數量的施工隊伍，快刀斬亂麻，重建成都兩廠不合格的工程，返修、加固尚能保證生產的工程。兩廠的基建和生產逐步走上了正軌。

事實上，賀龍元帥所親眼所見成都兩廠的建設質量低劣和東北4廠航空產品質量嚴重下降，不是一個局部性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全國性的問題，其根源是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當時，全國範圍內“超英趕美”，“大放衛星”波濤洶湧，高指標、瞎指揮盛行，規章製度遭到粗暴地踐踏，不按科學規律辦事成了時尚，“左”的傾向愈演愈烈。本來航空產品質量問題在1959年上半年已經暴露，並引起一機部和航工業局領導的重視，並指示工廠開展質量整頓工作。但 1959年廬山會議後非但未糾“左”，反而反“右傾”，把“左”的幹擾推向了極致。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8月7日發出《中共中央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廬山會議之後，在全黨開展了一場“反右傾”鬥爭。以沈陽飛機廠為例，在上級三令五申要求“反右傾”、鼓幹勁、上產值的情況下，直到10月下旬，廠黨委才不得不改變了整質期間安排的生產優質飛機的計劃，提出了“全廠總動員，大幹40天，為提前20天完成全年總產值而奮鬥”的口號。全廠從11月起掀起了大幹總產值的新高潮。接著1960年初“開門紅”，連續大幹。殲6(米格19C)飛機剛試製出來，未經過設計與生產定型階段，就於1959年冬和1960年春，投入毛料494架，投入零件加工達334架。這種不顧產品質量好壞地大幹總產值，給工廠的產品質量問題又埋下了更大的隱患。

工廠還根據上級關於“反右傾”的指示，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全廠批判和處理了184名黨員，135人被戴上“右傾”帽子，嚴重地傷害了黨內一些較好的幹部。

從賀龍元帥視察過的東北這4家航空工廠來看，航空產品質量嚴重下降的危害十分令人痛心。

哈爾濱飛機廠3年未出一架合格的直5型直升機。沈陽發動機廠1959年共生產60台發動機，沒有一台合格。直至1960年末，沈陽發動機廠也未生產出一台合格的渦噴6發動機。

沈陽飛機廠的質量問題則更為嚴重，損失浪費更為驚人。1958年至1960年，該廠試製殲6甲飛機投料84架，殲6飛機投料494架，兩個機種共投料 578架(因不按計劃均衡生產，有些零件投料超過此數)，計用黑色金屬11999噸，有色金屬3010噸，外購成品75000件。1959年9月至 1960年6月，辦理廢品補製16570項172萬件，耗用鋼材、鋁材186噸。廢品損失與返修損失2991萬元。停產整風以後，兩種飛機的生產和返修中斷。共按120架（已出廠5架、靜力試驗4架、在製111架）配套後，其餘的5架前機身、30架後機身、250架3273項組合件、零件（占全機 12268項的26.6%）、150架2256項零件（占全機18.3%）、100架1267項零件（占全機10.39%），全部報廢，僅工時損失相當於生產100架飛機的工時。已裝配成飛機和部件的111架飛機和工藝裝備被隔置一邊。成品過期，飛機零件及工藝裝備生鏽等損失也是很大的。僅1960年一年，成品生鏽、過期損失就達569萬元。1960年，工廠處境非常困難，積壓資金2.2億元，貸款1.99億元，全年支付利息1102.2萬元，相當於當時全廠職工全年的工資總額。

對沈陽飛機廠的質量下降形勢，蘇聯專家也曾坦率地提出過自己的看法。1960年7月，蘇聯專家留比莫夫對一機部副部長方強說，沈陽飛機廠生產的殲5（米格 -17）飛機的質量不比蘇聯飛機差。該機質量好，是由於生產秩序、工藝紀律好，殲6、殲6甲飛機質量不好有一係列問題，如材料質量不好、代用材料不符合要求、超差品很多、檢驗不嚴、生產紀律鬆馳等等。要扭轉這個問題，必須加強工藝紀律，從材料開始到產品出廠，建立起嚴格的生產秩序，這是一個全國性問題，不單是航空工業。應當說，旁觀者清，這是比較客觀公正的看法。

賀龍元帥視察過的沈陽、哈爾濱4廠，本是航空工業的重點企業，全部被納入蘇聯援助我國156項目之中。在“一五”期間，中國航空工業從修理走向製造的過程中，都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績。特別是1956年噴氣式飛機殲5和發動機渦噴5試製成功，使中國一舉進入了噴氣時代，躋身於當時世界少數能夠生產噴氣式殲擊機的國家行列。如果乘勝前進，這4家企業本來可以取得更大的成果！

麵對航空產品質量如此嚴重下降的狀況，賀龍元帥果斷地做出了“一刀兩斷，重新試製”的重要決定，並且十分大膽地提出了“要原原本本按蘇聯圖紙從頭開始，重新試製”的要求。這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賀龍元帥甚至憤慨地說，我今年65歲了，我還要拚命幹它幾年，拚死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