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學中文的環境

剛才討論到孩子們在海外學中文的環境，有家長說現在環境已經比以前強很多已經很好了。應該說環境還是變好了不少，有不少的兒童讀物和影視作品，每次回國也都覺得比以前好了一些。不過也真沒覺得已經很好了。

孩子們很小的時候，我們也曾經順利成章地想，孩子們長著中國臉，家裏父母說著地道的中文，當然要長成會中文的孩子。可惜沒能實現這一點。

孩子還不怎麽會說話就去了幼兒園，倒是沒擔心他不會英文，就是比較擔心他根本不會說話。還好，在幼兒園很快就會說英語了。回家父母妹妹保姆都是說中文的，估計他也能勉強聽懂。還真不記得那時候，好不容易開口說話的孩子是否被要求著一定要說中文，我們是否曾經怕逼迫他說中文把好不容易學會的英文又給憋回去了？實在不記得當時的心情了。

反正就那麽順利地在學校裏長著，每天跟父母見麵不到兩個小時，類似於走後門探監。他們每天早上起來看看芝麻街的電視節目，學些數數字母之類的基本知識。那時候還真沒有什麽中國電視片兒給他們看，手上有的中文教材大概都是兒童學唐詩之類的。

後來女兒上幼兒園了，去之前還是會說一些“肉肉，飯飯”之類的中文的，也沒因為擔心她英文不好而特意幫助她，過了一陣子她也就能明白學校的英文了。隻是有一次回國兩個月，再回來的時候，哥哥回家告狀，說妹妹在學校裏說中文。其實她哪裏知道自己說的是什麽文，隻是由著慣性今天照著昨天的話說而已。

等到老大5歲的時候，終於可以去上中文學校的學前班了，那天妹妹羨慕死了，坐在教室門口等哥哥，一直等了兩節課，跟哥哥一起回家，也學會了“一隻小花狗，坐在大門口”的兒歌。

妹妹一等等了一年半，才有機會跟哥哥一起上中文學校。那時候我們也推掉了星期天中間的很多活動，錯過了好多小朋友的生日爬梯，被小朋友的父母譏諷為很不人道，星期天還給孩子們安排上課。

除了周末的課程，平時也有不少作業。每天回家本來就隻有兩小時的時間，中文作業就得占去比例不小的一部分。那時候孩子們既不彈琴，也不運動，除了玩兒，就隻有中文作業顯得很突兀，生硬地夾雜在每天的生活裏。哥哥為了那些作業，沒少流淚，不是因為不會做，而是因為委屈。夫妻吵過架的，可以試想一下那種委屈，一方痛哭流涕，另一方還不知所以然。可以肯定地是，那委屈不是裝出來的，雖然也是不容易被理解的（感謝虎媽的比喻）。

回想起來，那時候兄妹倆除了早上早起看電視，在家還真沒什麽額外的娛樂，沒時間玩兒任何遊戲，沒時間多看電視。好在每天在學校已經玩兒透了，童年過得也還算自在。

妹妹上到中文學校一年級，就徹底跟不上了。對她來說實在太難。隻好離開中文學校。哥哥堅持讀完了中文學校的三年級，實在太忙，也從學校退了出來。全家人終於贏得星期天休息一整天的權利。不過至今都有些後遺症，今天全家去聽為有孩子的家庭舉辦的交響音樂會，聽到一半兒，我腦子裏突然冒出來：哦，要不是停了中文學校，這種活動還真是很難參加。

要說孩子們身邊還是有人做過努力希望教他們學中文的。姥爺就住在附近，而且收學生教中文。可惜這位老師能力不足，教不了自己家的外孫和外孫女。女兒很小就知道大人的心思，跟姥爺從外麵一起往回走，要求姥爺抱，理由就是：“姥爺你抱我，我不累，回家可以學中文。”大人的穴位被小人兒拿住，姥爺抱是抱了，回家該不學也還是不學。

觀察一下孩子海外學父母的母語，在全世界都是個頭疼得問題。不過有些國家改革開放早，早早就有移民聚居他鄉，這些移民就自民間開始辦起了雙語學校。唐人街大概辦過一些這樣的學校，但是據了解，30多年海外唐人街的中文學校似乎都不怎麽成功。其中的原因可能值得教育專家去研究。

就我所了解的比較成功的雙語學校，起初也都是一些媽媽們聯合起來，幾個家長十幾個學生租個小小的教室開始的。跟中國家長的想法不同，一是大家相信團結起來的力量，二是大家把母語教育融入日常的學習中，而不是依賴周末或者家長業餘時間的幫助。除此之外，他們也得到來自母國的大力支持，或者是政府直接的經濟援助，或者是政府間接的教學大綱的製定。這種學校發展20、30年之後，有的已經發展成幾百人上千人，涵蓋從學前班到高中畢業班的全套完整的教育體。

海外華人子弟學中文的正確出路，應該是辦真正的雙語學校。在集體環境下，孩子們自然地學習。目前台海兩岸的政府大概都不能給予足夠的幫助，光是教材大概都還有些政治上的隔閡。隻好靠民間的有識之士出來創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