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去買買提看了一下，很多討論，很大的篇幅討論中國人和印度人在彎曲的對比。因為這次事件的另一方之一是公司的CEO，一個算是成功的印度人。很多人一直都在罵印度人，大概算是買買提上一個重要話題。
普遍的說法，彎曲的印度人比中國人混得好，很多人在網上為中國人鳴不平。彎曲的中國人和印度人特別多，都是人口眾多的國家來的一些讀書好的人。90年代中的時候看到統計數據，美國H1B工作簽證有41%為印度人持有，那時候中國人隻拿到此種簽證的百分之十幾。印度人在這裏顯得勢力壯大，也不足為奇。當時居住的一幢公寓樓裏，印度人十之八九，中國人則很少。那時候覺得那些鄰居都很平和友好。
後來彎曲的中國人和印度人都有不少發跡的，一次坐同事的車路過一個高價住宅區，被告知那條街叫做IC大街，原以為是集成電路從業者的意思，經點撥才知道，那裏住的都是中國人和印度人，IC是兩國名稱的第一個字母。其實兩國人裏，都有不少成功人士。
從我自己工作的經驗來看，還真是在印度人手下工作過兩回，第一次是印度老板開的公司，我認識其中一個合夥人的以色列人，就去了。沒幾天，公司就被賣掉了。產品剛有個雛形，就高價賣出，手腕不輸華爾街。當時聖荷西的水晶報上的評論說：如果他們真的是賣了這個價錢，那是偷來的。好在我的頂頭上司是個美國人，合作的同事也有幾個非常好的美國人，所以那次經曆還不錯。我隻能說，公司賣個好價錢，對公司裏的人都是好事，就算跟著個土匪頭子幹了幾年吧。我們那個項目挺好，我一直覺得應該繼續幹下去，但是老板一旦個人手上拿到了錢，就不幹了，項目的結果弄得很糟。從工程師的角度來看，老板這事兒幹得很不專業，跟我所知道的一些不夠專業的中國老板的路子沒什麽兩樣，都是做的車站碼頭的生意，一槌子買賣，沒什麽長遠眼光和打算。都屬於做不大的類型。
後來我又去了另一家小公司，也是印度人開的，其中一個合夥人R是我上一家公司的印度同事，因為認識了，就順勢加入。這家小公司做得不好，是給一個大公司做小老婆。大公司四處安插很多這種小老婆，哪個能生兒子，就轉正，在矽穀這種風氣很盛行。小公司的印度老板倍感壓力，常常緊張兮兮地看著手下的人。
大公司一方麵想利用小公司的熱情和速度，另一方麵又不想給小公司太多的好處，本來說好了讓我們做得事情，他們哪天自己突然發現這事兒還挺有意思的，就趕緊撤回，隻扔骨頭給這些小公司做，肉都留給自己吃。那段時間我原來工作的那家公司還有些收尾的工作要做，跟我說，能幫他們一把就幫一把。我答應了，就花了一些周末的時間幫他們做了。這邊的事兒也因為大公司的出爾反爾，總是達不成協議，進度不快。做了一段時間，我想辭職回家休息，孩子們還小，我也累了。辭職報告交上去，我跟老板一起計劃了交接工作的程序。從那天開始，每天跟公司其他工程師一起切磋我要交待的工作，到我離開公司那天正好交接完畢。到了我預計離開公司的倒數第二天，老板們突然表情很嚴肅，我也沒當回事兒，知道當天就能把事兒都交待完，最後一天沒什麽事兒可幹，可以跟同事聊聊天兒。
那天老板們就守在會議室門口，等著我們的交接會結束。會議結束的時候，其他人都被放出去，我一個人被堵在裏麵，大老板CEO要跟我談話。他一上來就說，我的工作到今天就結束了，明天不用來了。接下來說，我這些天為前一家公司幹活，影響了在這裏的工作進度，特別是我不加班，自己回家幹私活掙外快，把自己的工作留給別人幹，很不地道。
我有點兒懵。幫前一家公司幹活兒的事兒，我跟公司合夥人R說過，因為我們都從那裏出來，那個產品是我們共同的產品，如果他也是個熱愛自己職業的工程師，也會視自己的產品為己出，需要幫忙的時候，不會袖手旁觀。本著這種理解我告訴了他，是有點兒義氣的意思：咱那孩子我還牽掛著呢。沒想到他沒這個氣量，到最後分手的時候跟我盤算。
在本公司幹活兒的事兒，我們每個人負責一個模塊，硬件設計的總工程師犯了兩個嚴重錯誤，被我糾正了。一同工作的印度女孩兒告訴我，這種時候就要大張旗鼓地宣揚自己的成績。那個總工也是我以前的同事。我跟那女孩兒說，芯片回來不work，我們每個人都沒飯吃，用不著讓人難受，我下次錯了，他也擔待一下就好了。而那個匯報我回家讓他幫我幹活兒的同事，大概就是坐在我旁邊的另一個印度人。
我跟他關係還不錯，一起出去吃午飯，討論中國和印度的種種社會問題，民主政治什麽的，沒少聊。有一天很晚了，要檢查一個聯調的結果，他主動說，你先回去吧，我看一下模擬的結果明天再說。這是唯一一次有人提出讓我先走，其他的時候，但凡有需要，即便我在家休假，有電話來，我都會馬上去公司。那時候我根本不把工作當負擔，就覺得是天天在那兒玩兒電子遊戲，就跟現在上網一樣。我就揣摸，若是這個匯報不能給他帶來一點兒利益，他斷然不會這樣做，可是做了之後，又能帶來多少利益呢，在同一家小公司工作，所有人的利益都綁在一個產品上，打小報告這種低級快感你也追求？
當時還真沒想過種族之間的區別與分類，現在在網上看多了，才感覺到，平均水平來說，印度人的小心眼兒，背後說壞話，自私自利，還是比中國人嚴重得多。盡管我一個婦道人家，沒有在公司裏往上攀登的野心，連工作都打算不幹了，就要抬腿走人了，突然被人背後捅一刀，再當麵委屈一把，我也還是怒從心中起，惡從膽邊生。聽罷那CEO的指責，我“啪”的一巴掌拍到桌子上，厲聲問道：誰說我把工作扔給別人，就自己回家了，你把他叫到這裏來跟我說清楚。那老板大概也沒有預料到我這麽大反應。當時小公司租的地盤小，會議室的隔音效果也不好，（就在老吳他們公司附近），我這一巴掌下去，外麵的人其實是聽得見的，我一半兒說給老板聽，一半兒說給我隔壁那個同事聽。
趁著老板愣神兒，我打開會議室的門，甩下老板，回到自己的辦公桌前收拾東西。鄰居聽到了我和老板的爭吵，目不斜視地聽我收拾家當。
秘書又來的時候，我已經有些哆嗦，她讓我再去會議室一趟。這次我以前的同事，公司另一個合夥人R也在場，他們說跟我交待最後的手續。我說有什麽文件給我簽，就拿給我簽吧。CEO弄得像審判罪犯一樣厲聲說：你如果把我們的技術泄露出去，我們不會饒了你。我心中一苦笑：就你自己覺得這裏麵有技術，我看到的全是bug。我忍住輕蔑說：放心好了，這事兒不會發生的。
邁出公司大門的時候我還是忍不住落了淚。在門口碰上一個從外麵回來的同事，安慰我：不值得跟他們這麽難過。沒多久這個同事也辭去了工作，還有那個印度女孩兒，也辭掉了工作。那是02年，工作機會不多，每個辭掉工作的人，都在街上晃了三四個月，才又找到新的工作。
第二年，我搬家之後在市圖書館碰到了那個公司合夥人兼前同事R。跟公司不歡而散之後，一年多沒見過他，覺得有些突然。我還是主動上去跟他打招呼，他也把家搬到了這個城市，我們還是有些共同點。問及各自工作的情況，我說自己找了個很遠的工作，他自嘲地說他自己還是做以前那些瑣事，卻不是很敢跟我多說話，也不笑。
不知道那件衝突之後，他的思想上有過什麽樣的變化，對中國人的看法，對我的看法，對自己經營一家企業的看法是否在那次衝突之後發生了變化。我其實想得不多，隻是把那件事兒看成一個特例。應該說當時合夥開公司的兩個印度人都是不錯的工程師，都在各自的領域裏有所成績，但是辦公司管理一幫工程師不是他們的特長，僅僅是看到很多人辦公司，就忍不住去辦了，手下工程師不開心的事兒弄了一籮筐。又過了一年或者兩年，他們也沒能做出新的成績，養他們的大公司就把他們關掉了。
這種起伏在矽穀大概很常見，老板和雇員之間的衝突也以各種形式和方式屢屢發生。這次看到老吳的案件和網上諸多的評論，才想起來這些老事兒。心理挺感慨的。要是老吳像我當初一樣拍拍桌子，罵罵老板，手上有點兒積蓄，年輕十歲，事情也不會走到現在的地步。
如今我也做不到手上有點兒積蓄和年輕十歲了，所以也要想一想下一步的退路。記得那時候一個大學同學的媽媽在大學教書，說起文革學校不開課的年月，她的一句話讓我記了這麽多年，她說：我那時候就想，就算沒有大學了，沒有教書這個行當了，我有兩個兒子，給他們剃頭慢慢就掌握了剃頭的技術，我就是去給人剃頭，也能養活這倆孩子。
普遍的說法，彎曲的印度人比中國人混得好，很多人在網上為中國人鳴不平。彎曲的中國人和印度人特別多，都是人口眾多的國家來的一些讀書好的人。90年代中的時候看到統計數據，美國H1B工作簽證有41%為印度人持有，那時候中國人隻拿到此種簽證的百分之十幾。印度人在這裏顯得勢力壯大，也不足為奇。當時居住的一幢公寓樓裏，印度人十之八九，中國人則很少。那時候覺得那些鄰居都很平和友好。
後來彎曲的中國人和印度人都有不少發跡的，一次坐同事的車路過一個高價住宅區，被告知那條街叫做IC大街，原以為是集成電路從業者的意思，經點撥才知道，那裏住的都是中國人和印度人，IC是兩國名稱的第一個字母。其實兩國人裏，都有不少成功人士。
從我自己工作的經驗來看，還真是在印度人手下工作過兩回，第一次是印度老板開的公司，我認識其中一個合夥人的以色列人，就去了。沒幾天，公司就被賣掉了。產品剛有個雛形，就高價賣出，手腕不輸華爾街。當時聖荷西的水晶報上的評論說：如果他們真的是賣了這個價錢，那是偷來的。好在我的頂頭上司是個美國人，合作的同事也有幾個非常好的美國人，所以那次經曆還不錯。我隻能說，公司賣個好價錢，對公司裏的人都是好事，就算跟著個土匪頭子幹了幾年吧。我們那個項目挺好，我一直覺得應該繼續幹下去，但是老板一旦個人手上拿到了錢，就不幹了，項目的結果弄得很糟。從工程師的角度來看，老板這事兒幹得很不專業，跟我所知道的一些不夠專業的中國老板的路子沒什麽兩樣，都是做的車站碼頭的生意，一槌子買賣，沒什麽長遠眼光和打算。都屬於做不大的類型。
後來我又去了另一家小公司，也是印度人開的，其中一個合夥人R是我上一家公司的印度同事，因為認識了，就順勢加入。這家小公司做得不好，是給一個大公司做小老婆。大公司四處安插很多這種小老婆，哪個能生兒子，就轉正，在矽穀這種風氣很盛行。小公司的印度老板倍感壓力，常常緊張兮兮地看著手下的人。
大公司一方麵想利用小公司的熱情和速度，另一方麵又不想給小公司太多的好處，本來說好了讓我們做得事情，他們哪天自己突然發現這事兒還挺有意思的，就趕緊撤回，隻扔骨頭給這些小公司做，肉都留給自己吃。那段時間我原來工作的那家公司還有些收尾的工作要做，跟我說，能幫他們一把就幫一把。我答應了，就花了一些周末的時間幫他們做了。這邊的事兒也因為大公司的出爾反爾，總是達不成協議，進度不快。做了一段時間，我想辭職回家休息，孩子們還小，我也累了。辭職報告交上去，我跟老板一起計劃了交接工作的程序。從那天開始，每天跟公司其他工程師一起切磋我要交待的工作，到我離開公司那天正好交接完畢。到了我預計離開公司的倒數第二天，老板們突然表情很嚴肅，我也沒當回事兒，知道當天就能把事兒都交待完，最後一天沒什麽事兒可幹，可以跟同事聊聊天兒。
那天老板們就守在會議室門口，等著我們的交接會結束。會議結束的時候，其他人都被放出去，我一個人被堵在裏麵，大老板CEO要跟我談話。他一上來就說，我的工作到今天就結束了，明天不用來了。接下來說，我這些天為前一家公司幹活，影響了在這裏的工作進度，特別是我不加班，自己回家幹私活掙外快，把自己的工作留給別人幹，很不地道。
我有點兒懵。幫前一家公司幹活兒的事兒，我跟公司合夥人R說過，因為我們都從那裏出來，那個產品是我們共同的產品，如果他也是個熱愛自己職業的工程師，也會視自己的產品為己出，需要幫忙的時候，不會袖手旁觀。本著這種理解我告訴了他，是有點兒義氣的意思：咱那孩子我還牽掛著呢。沒想到他沒這個氣量，到最後分手的時候跟我盤算。
在本公司幹活兒的事兒，我們每個人負責一個模塊，硬件設計的總工程師犯了兩個嚴重錯誤，被我糾正了。一同工作的印度女孩兒告訴我，這種時候就要大張旗鼓地宣揚自己的成績。那個總工也是我以前的同事。我跟那女孩兒說，芯片回來不work，我們每個人都沒飯吃，用不著讓人難受，我下次錯了，他也擔待一下就好了。而那個匯報我回家讓他幫我幹活兒的同事，大概就是坐在我旁邊的另一個印度人。
我跟他關係還不錯，一起出去吃午飯，討論中國和印度的種種社會問題，民主政治什麽的，沒少聊。有一天很晚了，要檢查一個聯調的結果，他主動說，你先回去吧，我看一下模擬的結果明天再說。這是唯一一次有人提出讓我先走，其他的時候，但凡有需要，即便我在家休假，有電話來，我都會馬上去公司。那時候我根本不把工作當負擔，就覺得是天天在那兒玩兒電子遊戲，就跟現在上網一樣。我就揣摸，若是這個匯報不能給他帶來一點兒利益，他斷然不會這樣做，可是做了之後，又能帶來多少利益呢，在同一家小公司工作，所有人的利益都綁在一個產品上，打小報告這種低級快感你也追求？
當時還真沒想過種族之間的區別與分類，現在在網上看多了，才感覺到，平均水平來說，印度人的小心眼兒，背後說壞話，自私自利，還是比中國人嚴重得多。盡管我一個婦道人家，沒有在公司裏往上攀登的野心，連工作都打算不幹了，就要抬腿走人了，突然被人背後捅一刀，再當麵委屈一把，我也還是怒從心中起，惡從膽邊生。聽罷那CEO的指責，我“啪”的一巴掌拍到桌子上，厲聲問道：誰說我把工作扔給別人，就自己回家了，你把他叫到這裏來跟我說清楚。那老板大概也沒有預料到我這麽大反應。當時小公司租的地盤小，會議室的隔音效果也不好，（就在老吳他們公司附近），我這一巴掌下去，外麵的人其實是聽得見的，我一半兒說給老板聽，一半兒說給我隔壁那個同事聽。
趁著老板愣神兒，我打開會議室的門，甩下老板，回到自己的辦公桌前收拾東西。鄰居聽到了我和老板的爭吵，目不斜視地聽我收拾家當。
秘書又來的時候，我已經有些哆嗦，她讓我再去會議室一趟。這次我以前的同事，公司另一個合夥人R也在場，他們說跟我交待最後的手續。我說有什麽文件給我簽，就拿給我簽吧。CEO弄得像審判罪犯一樣厲聲說：你如果把我們的技術泄露出去，我們不會饒了你。我心中一苦笑：就你自己覺得這裏麵有技術，我看到的全是bug。我忍住輕蔑說：放心好了，這事兒不會發生的。
邁出公司大門的時候我還是忍不住落了淚。在門口碰上一個從外麵回來的同事，安慰我：不值得跟他們這麽難過。沒多久這個同事也辭去了工作，還有那個印度女孩兒，也辭掉了工作。那是02年，工作機會不多，每個辭掉工作的人，都在街上晃了三四個月，才又找到新的工作。
第二年，我搬家之後在市圖書館碰到了那個公司合夥人兼前同事R。跟公司不歡而散之後，一年多沒見過他，覺得有些突然。我還是主動上去跟他打招呼，他也把家搬到了這個城市，我們還是有些共同點。問及各自工作的情況，我說自己找了個很遠的工作，他自嘲地說他自己還是做以前那些瑣事，卻不是很敢跟我多說話，也不笑。
不知道那件衝突之後，他的思想上有過什麽樣的變化，對中國人的看法，對我的看法，對自己經營一家企業的看法是否在那次衝突之後發生了變化。我其實想得不多，隻是把那件事兒看成一個特例。應該說當時合夥開公司的兩個印度人都是不錯的工程師，都在各自的領域裏有所成績，但是辦公司管理一幫工程師不是他們的特長，僅僅是看到很多人辦公司，就忍不住去辦了，手下工程師不開心的事兒弄了一籮筐。又過了一年或者兩年，他們也沒能做出新的成績，養他們的大公司就把他們關掉了。
這種起伏在矽穀大概很常見，老板和雇員之間的衝突也以各種形式和方式屢屢發生。這次看到老吳的案件和網上諸多的評論，才想起來這些老事兒。心理挺感慨的。要是老吳像我當初一樣拍拍桌子，罵罵老板，手上有點兒積蓄，年輕十歲，事情也不會走到現在的地步。
如今我也做不到手上有點兒積蓄和年輕十歲了，所以也要想一想下一步的退路。記得那時候一個大學同學的媽媽在大學教書，說起文革學校不開課的年月，她的一句話讓我記了這麽多年，她說：我那時候就想，就算沒有大學了，沒有教書這個行當了，我有兩個兒子，給他們剃頭慢慢就掌握了剃頭的技術，我就是去給人剃頭，也能養活這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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