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有一次我和一位文化人聊天，話題涉及宗教信仰問題。他告訴我他的女兒在美國讀大學剛信仰基督教，這使他及家人不快。我問為什麽，他說，我們中國人的傳統曆來是拜祖宗敬父母，如今女兒去崇拜上帝，把家國父母置於何地？中國人何須要去信這個洋教！我知道他的話在國人中相當具有代表性，因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是一種實用倫理之道德精神，曆來缺少宗教意識終極關懷的因子，“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是其基本態度。所以即使是有修養的文化人，宗教大多在他們精神維度之外。那末，怎樣看待近代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特別是在知識文化人心目中它是怎樣的地位？國人為什麽把發源於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區的基督教稱為“洋教”？
近讀《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楊天宏著）一書，其中作者用大量的史料論據，記載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社會思想文化領域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非基督教運動”，簡稱“非基運動”。這場文化衝突，前後曆時五年有餘，不僅把中國社會政治文化引領向極端主義威權專製的道路，更對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結構、甚至一般國人文化心理和傾向影響深遠。“宗教就是迷信”、“宗教違反科學精神”、“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工具”等今天耳熟能詳的口號，以及許多非難宗教、對基督教的謬責誤會，其來有自，與這場妖魔化基督教的運動密不可分。而在宗教信仰自由被世界文明國家普遍遵奉，也被寫進中國憲法得以承認的今天，中國社會文化與不同文明、不同製度的國家民族日益增進交流的情況下，我們有必要用更加開放的眼光，理性客觀的思維，將發生在上世紀20年代初那一場“非基”事件、特別是知識文化人對宗教信仰的言論和態度重新檢視一番，以利今者鏡鑒也。
新文化運動被稱為中國的啟蒙運動，除舊布新、破除偶像，倡導理性的思維與科學精神是當時主流思潮。而有關宗教的討論也在那時興起，幾乎和新文化運動同步發生。眾所周知，近代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是鴉片戰爭後藉著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依附在與中國訂立一係列不平等條約裏，騎在炮彈上飛來的。如此一來，就注定了它於民族心理激起屈辱對抗之感的命運。天時不利，人之不和，自晚清以來，反洋教意識深植於國人心中。
到民國初期，基督教在中國正式傳教已有六十多年，西方國家的差會派來的傳教士及建立的教會遍布全國各地。基督教對中國城市鄉村影響日隆，引起許多知識分子如蔡元培等深為不滿。麵對愚弱蒙昧的國民，他又有感他們隻有多神教的迷信，而無真正信仰精神，認為這是國人精神結構性的缺失。1917年，蔡元培著文提倡 “以美育代替宗教”，以為人在對藝術作品的審美愉悅時，精神升華中有“善”的因子，所以美育可以陶冶情感性靈，有利於培養人的情感靈魂的積極正麵價值。胡適也是取代論的讚同者，不過他提出的是以傳統文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代替宗教的靈魂不朽。但影響最大的還是蔡元培的文章，他的這一“取代論”的說法很合五四新知識分子“西化”的傾向，以此否定宗教，特別是傳播已很廣泛的基督教。然蔡先生的論點引起基督教知識分子劉伯明的異議和反駁，劉認為美育固然可以成為培養性靈的教育方式之一，但它不能代替宗教重塑人的內在生命功能。因為美是極為複雜的東西，並不必然包含有善，審美對象如藝術、文學作品，其精神內核往往並不純粹，藝術創作的源頭更多來自人的情感欲望層麵，而情欲就可能含有低下、惡的東西，許多藝術作品乃“惡之華”是也。所以藝術是移情、“滿足欲望暫時替代品”，它不具有宗教信仰至善的絕對價值。
1919年成立的《少年中國》，是五四時期一個有較大影響的社團。發起人王光祈、李大釗、曾琦等聚集了一大批知識精英文化人，“研究學術，評論社會，鼓吹青年”是其宗旨。他們連出三期專刊，率先發起討論宗教問題。刊出的20多篇文章中對宗教多持批評態度。其中以王星拱、李石曾為代表的文章尖銳抨擊宗教的神秘主義，認為宗教代表了蒙昧、落後狀態，它隻對原始人需要，而對現代人而言，需要的是科學和理智，不能盲目迷信宗教。指責宗教企圖“以原始人之石器，而代我今世之利器，其愚誠不可及”，在他們的筆下，宗教是愚昧迷信、使時代倒退有害無益的代名詞。另一博物學者周太玄更以曆史進化的眼光，在一篇《宗教與人類之將來》的文章中，以預言家的口氣說道：“人不是宗教動物，人類的將來是無宗教”。他不僅替中國人，而且不容置疑的推翻了全人類的宗教信仰。在《少年中國》上撰文的還有後來成為非基運動中堅人物的吳稚暉，他根本否認宗教信仰是超越物質的精神存在，認為宗教乃妄想妄斷者所造，應當“開除上帝的名額”，並怒不可遏聲言“果有上帝，吾必露體而罵之曰：惡徒！”又說“美學、文學、宗教等情感學，是一癡愚盲目的女性”！貶斥宗教連其左鄰右舍都一棍子打過去的態度，可謂比那位說“上帝死了”的尼采，還要決絕不留餘地，吳稚暉反教的姿態比任何人都更激昂，霸道得嚇人。
由近代西方傳來中國赫胥黎的《天演論》、達爾文的《進化論》，雖時間不長，但對當時許多受現代教育知識文化人已是深入人心，將其視為絕對惟一的科學真理，並以此為武器批評對抗宗教。“戰鬥的無神論者”惲代英先後發表了《新無神論》、《我的宗教觀》、《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等檄文，他的思想明顯來自於費爾巴哈對宗教的論述，認為宗教源於人對大自然的恐懼、無知，是人的需要創造了上帝這個想象之物。他說“我們既學了點宇宙進化，自然不能相信宗教創世傳說，我們既經學了點生物進化，自然不能相信宗教創造人類傳說。”接著他毫不猶豫抹掉宗教信仰存在價值，斷然說道：“今日已成宗教的末日，宗教已成過去之物”！有意思的是他說自己對生物進化、宇宙演變這樣的科學之謎隻是“學了點”，乃至於在另外的文章中他也實事求是的說“我的文章實在有些大膽，不自揣量，我既未十分研究宗教學，更於基督教義所知很少”。其實在《少年中國》上撰文批評宗教和後來在非基運動中領風騷的知識人中，大都是像惲代英這樣的學文史或研究政治的學者，對現代自然科學略知皮毛，對基督教教義亦是稍有涉獵，而對於宗教在人類社會曆史作用、及加之人心的拯救功能一概視而不見。但這並不妨礙他們一致激烈反教。就此不難看出，反教人士聲稱用科學反對宗教，但其中許多非理性言論態度是缺乏起碼的科學精神的。
在這場討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國大哲學家羅素的參與。當時羅素正在中國，他在講演中聲稱中國有史以來還沒有產生“和歐洲一樣險毒的宗教”，並且希望中國保持這種沒有宗教的文化。羅素的講演詞刊出後，得到許多知識界反教人士的擁護追捧。
《少年中國》發起對宗教特別是對基督教的評論，廣泛引起中國知識界的強烈關注，當時的《中國青年》、《覺悟》、《學衡》、《廣州時報》、《民國日報》等紛紛載文響應，很快在全國各主要大城市形成一次批判宗教文化的高潮。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北大學生走上街頭要求取消袁世凱政府對日簽下的21條賣國條約，反對西方列強在巴黎和會上將德國在山東權益私相授予日本，這激起國人強烈的民族恥辱感及亡國意識。加以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社會主義的思想影響，知識分子普遍開始左傾政治化。從俄國傳來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觀點，指斥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本質的理論，對中國人也有很大的啟發和認同。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國家本位、民族至上是當時社會的主流趨勢。反帝思潮浸透國人心靈，基督教被指為帝國主義侵略的文化先鋒、基督教會被直接等同於帝國主義的說法迅速深入社會人心。在此形勢下，前一時期在《少年中國》上由知識分子發起、個人自由參與的宗教學理討論，逐漸轉化為政黨幕後推動、越來越激烈政治化的狀態，將要引起大規模運動乃不可逆轉的事情。
1922年４月４日，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屆大會在北京清華大學召開。來自３２個國家１４６名代表及中國５５０餘名代表參與出席大會。此屆會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召開首次會議，其中重要議題就是討論基督教與戰爭關係，表達基督徒反對世界上“強淩弱、大殘小”的侵略行為。大會訂立通過決議“我們有絕對責任，就是盡我們一切力量為取消戰爭根源而戰，為取消利用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而戰”。然就是這樣一個以維護世界和平為宗旨的大會，卻成為在中國引起了一場大規模非基督教運動的導火索。
在大會籌備期間，一群上海布爾什維克學生組織《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發表宣言反對大會在中國召開，通電全國支持。他們疾言厲色譴責現代資本主義對無產階級剝削掠奪，稱基督教充當各國資本家經濟掠奪的先鋒和走狗，提出“現代基督教及教會，是我們的死敵，非決一死戰不可”！一下把“非基”提高到階級鬥爭的高度。緊接著，北京大學學生在社會主義青年團秘密支持下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國共兩黨知名文化人陳獨秀、李石曾、李大釗、汪精衛、蔡元培、戴季陶、吳稚暉等７７名學者聯名發《北京各學校非宗教同人霰電》支持學生，抗議大會召開。電文宣稱“我們自誓要為人類掃除宗教種種毒害，深惡痛絕宗教流毒於人類社會十倍於洪水猛獸……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同期國民黨領袖汪精衛發表《力斥耶教三大謬》影響極大。4月９日三千多人在北大舉行反宗教大會，宣讀蔡元培的講演詞，要求宗教與教育完全脫離。非基運動迅速波及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反教大同盟》，廣州、長沙、武漢、南京、杭州、南昌、寧波等地學生和知識分子發表宣言，激烈聲討基督教。廣東的學生在汪精衛的推動下召開學生同盟大會，宣布基督教“逢迎資本主義，壓迫一般無產者，所以吾人改造社會，先要打破基督教”。陳獨秀在上海交通大學講演，闡述了反對基督教的兩條理由：一是“所以提倡科學，不得不反對基督教”，二是“既然反對資本主義，那在資本主義底下旋轉的東西，當然一律反對，基督教又怎能逃脫這個反對之律呢”？武漢學生聲稱“抵製這比日本侵略還可怕的《基督教學生同盟》”，長沙學生疾呼“福音書多印一章，中國人多死一個，禮拜堂多建一座，無產階級身上的肉就多割一方。宗教末日到了”。
在一片眾口洶洶“非基”聲中，保持清醒頭腦發出異議的亦不乏有人。北大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沈士遠、馬裕藻五人聯名共署《主張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反對攻擊基督教。“信教自由，載在約法，知識階級的人，應當首先遵守，至少不應首先破壞”。他們認為非基運動對宗教信仰進行“偏重社會勢力的製裁”，是違背自由主義原則的，是思想壓迫的開端。周作人在另一文章中說“我們主張信教自由，並不是擁護宗教的安全，乃是抵抗對於個人思想自由的威脅。因為我們相信這幹涉信仰的事，為日後取締思想的第一步，中國思想界的壓迫要起頭了。”敏感的周作人等，深知宗教信仰自由與思想言論自由乃一而二、二而一之事，並在二十年代中國思想文化最活躍自由的時期，對知識階級中缺乏寬容討伐異己的偏極傾向表示深深憂慮，是有其先見之明的。爾後二十多年，左派知識分子推動中國社會政治文化走向極權主義，促進社會左轉大變局，被他不幸而言中。
理性的聲音雖然微弱，但也堂正有力。，另一自由主義知識人常乃德發文支持周作人，他說非宗教同盟標榜以科學反宗教，但其手段卻是非科學，那種主觀激烈甚而武斷的立論，使人感到“1900年拳亂時代士大夫的腦筋”如今又重現於這一群自名為擁護科學真理的現代知識階層當中。才高名重的梁啟超也在此時被邀發表講演，《評非宗教同盟》講演詞刊於《哲學》雜誌。他說道“在我所下的宗教定義下，認宗教是神聖的，認宗教為人類社會有益且有必要的事物”。他領悟到宗教超於萬事萬物的超驗性質，及宗教安定於社會人心的功能，認為人類精神靈魂豐繁複雜，不能用所謂的科學道理就能包羅萬象簡單否定得了的，“要用理性來解剖它，是不可能的”。他的這一論斷，和另一位梁先生梁漱溟先前發表對宗教的看法：“是以超越知識的事物而謀情誌方麵安慰勖勉”，是相當一致的。兩位梁先生明確的將宗教信仰定位於理性與知識之上，合乎常識理性的看待信仰，成為當時知識階層中是為數不多清醒人。除此而外，梁啟超還對於國民性中有衝動狂暴非理性的弱點看得十分清楚，他自稱“非非宗教者”，批評非宗教同盟中發布的宣言文字如“滅此朝食，鏟除惡魔”等是“無益於事實，徒暴國民虛驕的弱點，失天下人之同情。至於對那些主張信教自由的人加以嚴酷責備，越發可以不必了。”不僅如此，他敏銳的覺察到，非基運動發展為大規模群眾運動的趨勢已超出對宗教信仰目的追求，而是成了實現“別的目的的一種手段”。
1922年４月至７月是非基運動第一階段的高潮。當時知識分子的非基言論，之所以得到社會廣泛支持，不僅因為對科學主義、達爾文進化論的絕對迷信，還應歸咎於民族主義思潮泛濫、以及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在中國流行，使基督教衍化為一個政治的話題。本來，基督教存在於人類社會已有兩千多年曆史，宗教信仰是一個時代、社會心理、精神文化的正常狀態，用平常心看待即可，不應特別加之毀譽。但二十年代中國，是中西碰撞、新舊相激，且民族危亡積貧積弱高度政治化時期，一個非常的時代難免沒有非常之舉。
1924年隨日本侵略野心進一步暴露，中國政府軍事外交連連受挫。全國反帝情緒高漲。同年８月，由上海青年重組《非基督教同盟》，國民黨元老吳稚暉起草同盟規則，共產黨人唐公霰為主席，發表宣言，通電全國要求支持。南京、長沙、廣州、太原、青島等地相繼成立反教組織。上海宣言以強烈的民族主義精神為主導，指基督教是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工具，“聖經每一頁都寫著‘送槍炮來，拿銀子去’”、“無論是布道或教育，有意無意的都是傳其國際資本主義的觀念，以破壞中國的民族覺悟與愛國心，所以我們應該於一切宗教中特別反對基督教、”。國民黨報紙《民國時報》副刊每周刊出《非基特刊》，中共機關刊物《向導》、《中國青年》等發表大量猛烈攻擊文章，形成呼應之勢。尤其是社會主義青年團“非基”異常積極活躍，早在成立之初就把反教列為其工作目標，通過決議明確指出：“反對宗教，所以使青年思想自由而趨革命路途”，明確把反教和革命目標連在一起。因而他們有意識的組織青年學生的活動，影響作用巨大。公開將反教與政治目標融為一爐，而不屑於教義之爭的還有國民黨左派、中央執行委員廖仲愷，他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演也說到：“我們反對基督教，是拿政治立場反對的。……若說到他的教義，玄之又玄，那是辯到末日，還是沒有結果的。”
此時非基運動已完全超出初期由學生和知識分子自發發動的性質，而成了由政黨控製之勢，以青年學生組織為推動他們政策的工具。1924年１２月，廣州非基同盟分部在聖誕節期間動員學生上街示威、演講發傳單，擾亂衝擊教堂，強迫聽眾離場，將聖誕節期間定為“非基督教周”。運動很快得到長沙、濟南、蘇杭、寧波、武漢等地跟進響應。激烈的口號，強大的組織動員力量，非基運動迅速擴展為群眾政治運動，已是不爭的事實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全國掀起更加激烈的反帝怒潮，排外情緒進一步升級。全國學生聯合會第七次會議召開，決定接收非基督教運動，號召青年學生起來反教反帝。在社會主義青年團促進下，各地傳教學校學生集體罷課、退學，抗議宗教教育校規的風潮６０多起，影響波及社會麵極大。整個社會將矛頭直接對準基督教與教會，凡外國傳教士不分皂白成了帝國主義分子或形象代理人，不少傳教士被迫離境。各地傳來教堂被占、教士被打、教會學校驅趕外國教師的事件。偏遠地區如雲南、貴州等地，教徒被人逮著，掛上、洋人走狗的牌子示眾。此時，反教就是反帝，反帝就是反教，反帝為人心所向，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口號。非基運動成為革命熱情之下排外運動的一部分。民族至大、國家至上觀念完全掩蓋了神學教義的紛爭。
在知識界一邊倒的非基聲浪中，除了上麵所說周作人梁啟超等發出理性的聲音外，國民黨內部還有二位重要人物持異議態度。孫中山先生在非基運動發生後聲稱反帝不反基督教，他發表一則重要講話，聲明自己是基督徒，認為教會即有不當，但應當和基督教義區別開來，對非基人士把基督教和平、仁愛的精神和曆史上教會錯誤一鍋煮、加以嚴責，表示不同意的態度，“故不當在教會，但非教義不足貴也。”並說“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於基督徒者實多。……予亦反對現在的反基督教之理論”。孫科也發表談話說“宗教自由載在約法，無論何種宗教，在法律下應受平等保護”，他質問非基人士說基督教會是“帝國主義的先鋒”有何根據，而且尤其反對把一場宗教教義的爭論分歧搞成群眾運動的方式，認為此舉是“一種極無意識的舉動”。
教會人士胡簪雲在一篇《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文章裏，據理從三方麵闡述自己的意見：第一基督教義教人類相愛，帝國主義主張強權，二者風馬牛不相及，第二批評基督教在曆史上罪惡如十字軍東征、宗教裁判所等，是把基督教和羅馬教混為一談，說的都是羅馬教的事情。而近代基督教恰恰是反對羅馬教而建立。第三鑒於當時主要傳教國早已實行政教分離的製度，基督教在華事業與帝國主義無直接關係。他說“其實各國來中國的傳道會，俱由各國信徒自己組織，與各國政府無涉、”因此反帝不必混扯上基督教，反教不必混扯上反帝，並且說基督教是侵華先鋒乃國人成見。“因為問非其罪，反足激起無知的下級人民蠢動，演出一種卑劣、無理、可歎之悲劇結局而已。義和團其前車也”。
非基運動的另一焦點是收回教育權，目標對準教會學校。在1922年，蔡元培和胡適就提出“宗教和教育分離”，認為宗教與教育不能並立，宗教有損人格發展。他們從人本主義、自由主義出發，不承認宗教改變人心向善、塑造生命的功能，反而認為向學生和心智未成熟的兒童傳教是一種罪惡，束縛了學生個性發展。胡適、丁文江等在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上明確反對在初等學校（包括幼兒園）進行宗教教育。時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汪精衛提出國家主義教育觀，他在《國民教育之危機》一文中，表示教育必須為國家服務，“保國保種，反抗侵略”才是教育目標，指斥教會學校教育奴化青年使其崇洋。汪精衛的這種觀點得到《少年中國學會》及中共大力支持，在報刊上紛紛發文聲援，並派人到教會學校鼓動學生發動學潮罷課，要求驅逐外國教師。於是凡外國人所辦的學校皆被指為奴化教育、毒害學生的工具，傳教學校受到民族主義大力攻擊，已不再是課程有無宗教內容的問題，。特別1924年以後，在一片反帝聲浪中，學潮蜂起，蔓延各大主要城市。同年8月，中華全國學聯舉行第六次代表大會，號召關閉所有教會學校，很快得到全國響應。相當部分的教會學校停辦，外籍教師撤離中國。中華教育改進社及全國教育聯合會持續不斷向政府施加壓力，到1926年，教育部下文規定：中小學不得設立宗教教育。國民黨在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也通過了“在國民政府勢力範圍內尤應積極收回教育權”的決定。收回教育權，禁止宗教教育，已成為非基運動中各派知識分子的共識。
非基運動結束於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展開清黨行動，掃除共產黨及激進派。在政治形勢逆轉情況下，由政黨推動的非基運動也就偃旗息鼓。但這次龐大的非基事件，對中國社會思想文化影響深巨。乃至後來在知識階層中民族主義精神盛行、對西方現代文化、宗教信仰報一種偏見和排斥態度，以及大眾將基督教與帝國主義拉扯上關係的許多耳食之言，大都肇始於此。
更令人思考和值得關注的是當時那一批受過現代教育的知識精英的言行姿態，對1900年發生的那場“暴力排外”的義和團運動，他們曾是持強烈否定態度的，但二十多年後，卻又是他們發起導演了這場“文明排外”的非基運動。何以如此？除了政治曆史客觀背景使然，個中緣由發人深省。本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就必然包含不信仰的自由，知識文化人從文化角度出發，對基督教或其他任何宗教的探討辯難皆是在常理之中，但他們當中許多人在運動中表現出來的狂躁偏激言論、極端主義傾向，不能不說是一種極左政治的幼稚病。不僅暴露出中國知識階級精神文化上的弱點和不足，並且嚴重違背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非基運動過去已八十年，不管是當時還是現在，我們應該看到，中國人反帝是那個時代的正義而有必要的，而知識階級帶頭起來反基督教甚而反對一切宗教卻不無荒謬而貽笑大方。
發軔於二十年代的這場非基運動不僅在當時、且於二十多年後得到了徹底勝利，它或隱或顯導致了1949年共產政權的建立。當年那一批知識精英無法料到的是，它最大政治的後果是消滅了宗教也消滅了自由，“不受製於上帝，必然受製於暴君”。曆史證明：國人用愚昧、狹隘和偏執趕走了至高的上帝，終至有一天匍匐塵埃於人間的皇帝。
原作者：吳茂華
近讀《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楊天宏著）一書，其中作者用大量的史料論據，記載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社會思想文化領域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非基督教運動”，簡稱“非基運動”。這場文化衝突，前後曆時五年有餘，不僅把中國社會政治文化引領向極端主義威權專製的道路，更對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結構、甚至一般國人文化心理和傾向影響深遠。“宗教就是迷信”、“宗教違反科學精神”、“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工具”等今天耳熟能詳的口號，以及許多非難宗教、對基督教的謬責誤會，其來有自，與這場妖魔化基督教的運動密不可分。而在宗教信仰自由被世界文明國家普遍遵奉，也被寫進中國憲法得以承認的今天，中國社會文化與不同文明、不同製度的國家民族日益增進交流的情況下，我們有必要用更加開放的眼光，理性客觀的思維，將發生在上世紀20年代初那一場“非基”事件、特別是知識文化人對宗教信仰的言論和態度重新檢視一番，以利今者鏡鑒也。
新文化運動被稱為中國的啟蒙運動，除舊布新、破除偶像，倡導理性的思維與科學精神是當時主流思潮。而有關宗教的討論也在那時興起，幾乎和新文化運動同步發生。眾所周知，近代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是鴉片戰爭後藉著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依附在與中國訂立一係列不平等條約裏，騎在炮彈上飛來的。如此一來，就注定了它於民族心理激起屈辱對抗之感的命運。天時不利，人之不和，自晚清以來，反洋教意識深植於國人心中。
到民國初期，基督教在中國正式傳教已有六十多年，西方國家的差會派來的傳教士及建立的教會遍布全國各地。基督教對中國城市鄉村影響日隆，引起許多知識分子如蔡元培等深為不滿。麵對愚弱蒙昧的國民，他又有感他們隻有多神教的迷信，而無真正信仰精神，認為這是國人精神結構性的缺失。1917年，蔡元培著文提倡 “以美育代替宗教”，以為人在對藝術作品的審美愉悅時，精神升華中有“善”的因子，所以美育可以陶冶情感性靈，有利於培養人的情感靈魂的積極正麵價值。胡適也是取代論的讚同者，不過他提出的是以傳統文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代替宗教的靈魂不朽。但影響最大的還是蔡元培的文章，他的這一“取代論”的說法很合五四新知識分子“西化”的傾向，以此否定宗教，特別是傳播已很廣泛的基督教。然蔡先生的論點引起基督教知識分子劉伯明的異議和反駁，劉認為美育固然可以成為培養性靈的教育方式之一，但它不能代替宗教重塑人的內在生命功能。因為美是極為複雜的東西，並不必然包含有善，審美對象如藝術、文學作品，其精神內核往往並不純粹，藝術創作的源頭更多來自人的情感欲望層麵，而情欲就可能含有低下、惡的東西，許多藝術作品乃“惡之華”是也。所以藝術是移情、“滿足欲望暫時替代品”，它不具有宗教信仰至善的絕對價值。
1919年成立的《少年中國》，是五四時期一個有較大影響的社團。發起人王光祈、李大釗、曾琦等聚集了一大批知識精英文化人，“研究學術，評論社會，鼓吹青年”是其宗旨。他們連出三期專刊，率先發起討論宗教問題。刊出的20多篇文章中對宗教多持批評態度。其中以王星拱、李石曾為代表的文章尖銳抨擊宗教的神秘主義，認為宗教代表了蒙昧、落後狀態，它隻對原始人需要，而對現代人而言，需要的是科學和理智，不能盲目迷信宗教。指責宗教企圖“以原始人之石器，而代我今世之利器，其愚誠不可及”，在他們的筆下，宗教是愚昧迷信、使時代倒退有害無益的代名詞。另一博物學者周太玄更以曆史進化的眼光，在一篇《宗教與人類之將來》的文章中，以預言家的口氣說道：“人不是宗教動物，人類的將來是無宗教”。他不僅替中國人，而且不容置疑的推翻了全人類的宗教信仰。在《少年中國》上撰文的還有後來成為非基運動中堅人物的吳稚暉，他根本否認宗教信仰是超越物質的精神存在，認為宗教乃妄想妄斷者所造，應當“開除上帝的名額”，並怒不可遏聲言“果有上帝，吾必露體而罵之曰：惡徒！”又說“美學、文學、宗教等情感學，是一癡愚盲目的女性”！貶斥宗教連其左鄰右舍都一棍子打過去的態度，可謂比那位說“上帝死了”的尼采，還要決絕不留餘地，吳稚暉反教的姿態比任何人都更激昂，霸道得嚇人。
由近代西方傳來中國赫胥黎的《天演論》、達爾文的《進化論》，雖時間不長，但對當時許多受現代教育知識文化人已是深入人心，將其視為絕對惟一的科學真理，並以此為武器批評對抗宗教。“戰鬥的無神論者”惲代英先後發表了《新無神論》、《我的宗教觀》、《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等檄文，他的思想明顯來自於費爾巴哈對宗教的論述，認為宗教源於人對大自然的恐懼、無知，是人的需要創造了上帝這個想象之物。他說“我們既學了點宇宙進化，自然不能相信宗教創世傳說，我們既經學了點生物進化，自然不能相信宗教創造人類傳說。”接著他毫不猶豫抹掉宗教信仰存在價值，斷然說道：“今日已成宗教的末日，宗教已成過去之物”！有意思的是他說自己對生物進化、宇宙演變這樣的科學之謎隻是“學了點”，乃至於在另外的文章中他也實事求是的說“我的文章實在有些大膽，不自揣量，我既未十分研究宗教學，更於基督教義所知很少”。其實在《少年中國》上撰文批評宗教和後來在非基運動中領風騷的知識人中，大都是像惲代英這樣的學文史或研究政治的學者，對現代自然科學略知皮毛，對基督教教義亦是稍有涉獵，而對於宗教在人類社會曆史作用、及加之人心的拯救功能一概視而不見。但這並不妨礙他們一致激烈反教。就此不難看出，反教人士聲稱用科學反對宗教，但其中許多非理性言論態度是缺乏起碼的科學精神的。
在這場討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國大哲學家羅素的參與。當時羅素正在中國，他在講演中聲稱中國有史以來還沒有產生“和歐洲一樣險毒的宗教”，並且希望中國保持這種沒有宗教的文化。羅素的講演詞刊出後，得到許多知識界反教人士的擁護追捧。
《少年中國》發起對宗教特別是對基督教的評論，廣泛引起中國知識界的強烈關注，當時的《中國青年》、《覺悟》、《學衡》、《廣州時報》、《民國日報》等紛紛載文響應，很快在全國各主要大城市形成一次批判宗教文化的高潮。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北大學生走上街頭要求取消袁世凱政府對日簽下的21條賣國條約，反對西方列強在巴黎和會上將德國在山東權益私相授予日本，這激起國人強烈的民族恥辱感及亡國意識。加以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社會主義的思想影響，知識分子普遍開始左傾政治化。從俄國傳來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觀點，指斥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本質的理論，對中國人也有很大的啟發和認同。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國家本位、民族至上是當時社會的主流趨勢。反帝思潮浸透國人心靈，基督教被指為帝國主義侵略的文化先鋒、基督教會被直接等同於帝國主義的說法迅速深入社會人心。在此形勢下，前一時期在《少年中國》上由知識分子發起、個人自由參與的宗教學理討論，逐漸轉化為政黨幕後推動、越來越激烈政治化的狀態，將要引起大規模運動乃不可逆轉的事情。
1922年４月４日，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屆大會在北京清華大學召開。來自３２個國家１４６名代表及中國５５０餘名代表參與出席大會。此屆會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召開首次會議，其中重要議題就是討論基督教與戰爭關係，表達基督徒反對世界上“強淩弱、大殘小”的侵略行為。大會訂立通過決議“我們有絕對責任，就是盡我們一切力量為取消戰爭根源而戰，為取消利用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而戰”。然就是這樣一個以維護世界和平為宗旨的大會，卻成為在中國引起了一場大規模非基督教運動的導火索。
在大會籌備期間，一群上海布爾什維克學生組織《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發表宣言反對大會在中國召開，通電全國支持。他們疾言厲色譴責現代資本主義對無產階級剝削掠奪，稱基督教充當各國資本家經濟掠奪的先鋒和走狗，提出“現代基督教及教會，是我們的死敵，非決一死戰不可”！一下把“非基”提高到階級鬥爭的高度。緊接著，北京大學學生在社會主義青年團秘密支持下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國共兩黨知名文化人陳獨秀、李石曾、李大釗、汪精衛、蔡元培、戴季陶、吳稚暉等７７名學者聯名發《北京各學校非宗教同人霰電》支持學生，抗議大會召開。電文宣稱“我們自誓要為人類掃除宗教種種毒害，深惡痛絕宗教流毒於人類社會十倍於洪水猛獸……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同期國民黨領袖汪精衛發表《力斥耶教三大謬》影響極大。4月９日三千多人在北大舉行反宗教大會，宣讀蔡元培的講演詞，要求宗教與教育完全脫離。非基運動迅速波及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反教大同盟》，廣州、長沙、武漢、南京、杭州、南昌、寧波等地學生和知識分子發表宣言，激烈聲討基督教。廣東的學生在汪精衛的推動下召開學生同盟大會，宣布基督教“逢迎資本主義，壓迫一般無產者，所以吾人改造社會，先要打破基督教”。陳獨秀在上海交通大學講演，闡述了反對基督教的兩條理由：一是“所以提倡科學，不得不反對基督教”，二是“既然反對資本主義，那在資本主義底下旋轉的東西，當然一律反對，基督教又怎能逃脫這個反對之律呢”？武漢學生聲稱“抵製這比日本侵略還可怕的《基督教學生同盟》”，長沙學生疾呼“福音書多印一章，中國人多死一個，禮拜堂多建一座，無產階級身上的肉就多割一方。宗教末日到了”。
在一片眾口洶洶“非基”聲中，保持清醒頭腦發出異議的亦不乏有人。北大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沈士遠、馬裕藻五人聯名共署《主張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反對攻擊基督教。“信教自由，載在約法，知識階級的人，應當首先遵守，至少不應首先破壞”。他們認為非基運動對宗教信仰進行“偏重社會勢力的製裁”，是違背自由主義原則的，是思想壓迫的開端。周作人在另一文章中說“我們主張信教自由，並不是擁護宗教的安全，乃是抵抗對於個人思想自由的威脅。因為我們相信這幹涉信仰的事，為日後取締思想的第一步，中國思想界的壓迫要起頭了。”敏感的周作人等，深知宗教信仰自由與思想言論自由乃一而二、二而一之事，並在二十年代中國思想文化最活躍自由的時期，對知識階級中缺乏寬容討伐異己的偏極傾向表示深深憂慮，是有其先見之明的。爾後二十多年，左派知識分子推動中國社會政治文化走向極權主義，促進社會左轉大變局，被他不幸而言中。
理性的聲音雖然微弱，但也堂正有力。，另一自由主義知識人常乃德發文支持周作人，他說非宗教同盟標榜以科學反宗教，但其手段卻是非科學，那種主觀激烈甚而武斷的立論，使人感到“1900年拳亂時代士大夫的腦筋”如今又重現於這一群自名為擁護科學真理的現代知識階層當中。才高名重的梁啟超也在此時被邀發表講演，《評非宗教同盟》講演詞刊於《哲學》雜誌。他說道“在我所下的宗教定義下，認宗教是神聖的，認宗教為人類社會有益且有必要的事物”。他領悟到宗教超於萬事萬物的超驗性質，及宗教安定於社會人心的功能，認為人類精神靈魂豐繁複雜，不能用所謂的科學道理就能包羅萬象簡單否定得了的，“要用理性來解剖它，是不可能的”。他的這一論斷，和另一位梁先生梁漱溟先前發表對宗教的看法：“是以超越知識的事物而謀情誌方麵安慰勖勉”，是相當一致的。兩位梁先生明確的將宗教信仰定位於理性與知識之上，合乎常識理性的看待信仰，成為當時知識階層中是為數不多清醒人。除此而外，梁啟超還對於國民性中有衝動狂暴非理性的弱點看得十分清楚，他自稱“非非宗教者”，批評非宗教同盟中發布的宣言文字如“滅此朝食，鏟除惡魔”等是“無益於事實，徒暴國民虛驕的弱點，失天下人之同情。至於對那些主張信教自由的人加以嚴酷責備，越發可以不必了。”不僅如此，他敏銳的覺察到，非基運動發展為大規模群眾運動的趨勢已超出對宗教信仰目的追求，而是成了實現“別的目的的一種手段”。
1922年４月至７月是非基運動第一階段的高潮。當時知識分子的非基言論，之所以得到社會廣泛支持，不僅因為對科學主義、達爾文進化論的絕對迷信，還應歸咎於民族主義思潮泛濫、以及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在中國流行，使基督教衍化為一個政治的話題。本來，基督教存在於人類社會已有兩千多年曆史，宗教信仰是一個時代、社會心理、精神文化的正常狀態，用平常心看待即可，不應特別加之毀譽。但二十年代中國，是中西碰撞、新舊相激，且民族危亡積貧積弱高度政治化時期，一個非常的時代難免沒有非常之舉。
1924年隨日本侵略野心進一步暴露，中國政府軍事外交連連受挫。全國反帝情緒高漲。同年８月，由上海青年重組《非基督教同盟》，國民黨元老吳稚暉起草同盟規則，共產黨人唐公霰為主席，發表宣言，通電全國要求支持。南京、長沙、廣州、太原、青島等地相繼成立反教組織。上海宣言以強烈的民族主義精神為主導，指基督教是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工具，“聖經每一頁都寫著‘送槍炮來，拿銀子去’”、“無論是布道或教育，有意無意的都是傳其國際資本主義的觀念，以破壞中國的民族覺悟與愛國心，所以我們應該於一切宗教中特別反對基督教、”。國民黨報紙《民國時報》副刊每周刊出《非基特刊》，中共機關刊物《向導》、《中國青年》等發表大量猛烈攻擊文章，形成呼應之勢。尤其是社會主義青年團“非基”異常積極活躍，早在成立之初就把反教列為其工作目標，通過決議明確指出：“反對宗教，所以使青年思想自由而趨革命路途”，明確把反教和革命目標連在一起。因而他們有意識的組織青年學生的活動，影響作用巨大。公開將反教與政治目標融為一爐，而不屑於教義之爭的還有國民黨左派、中央執行委員廖仲愷，他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演也說到：“我們反對基督教，是拿政治立場反對的。……若說到他的教義，玄之又玄，那是辯到末日，還是沒有結果的。”
此時非基運動已完全超出初期由學生和知識分子自發發動的性質，而成了由政黨控製之勢，以青年學生組織為推動他們政策的工具。1924年１２月，廣州非基同盟分部在聖誕節期間動員學生上街示威、演講發傳單，擾亂衝擊教堂，強迫聽眾離場，將聖誕節期間定為“非基督教周”。運動很快得到長沙、濟南、蘇杭、寧波、武漢等地跟進響應。激烈的口號，強大的組織動員力量，非基運動迅速擴展為群眾政治運動，已是不爭的事實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全國掀起更加激烈的反帝怒潮，排外情緒進一步升級。全國學生聯合會第七次會議召開，決定接收非基督教運動，號召青年學生起來反教反帝。在社會主義青年團促進下，各地傳教學校學生集體罷課、退學，抗議宗教教育校規的風潮６０多起，影響波及社會麵極大。整個社會將矛頭直接對準基督教與教會，凡外國傳教士不分皂白成了帝國主義分子或形象代理人，不少傳教士被迫離境。各地傳來教堂被占、教士被打、教會學校驅趕外國教師的事件。偏遠地區如雲南、貴州等地，教徒被人逮著，掛上、洋人走狗的牌子示眾。此時，反教就是反帝，反帝就是反教，反帝為人心所向，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口號。非基運動成為革命熱情之下排外運動的一部分。民族至大、國家至上觀念完全掩蓋了神學教義的紛爭。
在知識界一邊倒的非基聲浪中，除了上麵所說周作人梁啟超等發出理性的聲音外，國民黨內部還有二位重要人物持異議態度。孫中山先生在非基運動發生後聲稱反帝不反基督教，他發表一則重要講話，聲明自己是基督徒，認為教會即有不當，但應當和基督教義區別開來，對非基人士把基督教和平、仁愛的精神和曆史上教會錯誤一鍋煮、加以嚴責，表示不同意的態度，“故不當在教會，但非教義不足貴也。”並說“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於基督徒者實多。……予亦反對現在的反基督教之理論”。孫科也發表談話說“宗教自由載在約法，無論何種宗教，在法律下應受平等保護”，他質問非基人士說基督教會是“帝國主義的先鋒”有何根據，而且尤其反對把一場宗教教義的爭論分歧搞成群眾運動的方式，認為此舉是“一種極無意識的舉動”。
教會人士胡簪雲在一篇《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文章裏，據理從三方麵闡述自己的意見：第一基督教義教人類相愛，帝國主義主張強權，二者風馬牛不相及，第二批評基督教在曆史上罪惡如十字軍東征、宗教裁判所等，是把基督教和羅馬教混為一談，說的都是羅馬教的事情。而近代基督教恰恰是反對羅馬教而建立。第三鑒於當時主要傳教國早已實行政教分離的製度，基督教在華事業與帝國主義無直接關係。他說“其實各國來中國的傳道會，俱由各國信徒自己組織，與各國政府無涉、”因此反帝不必混扯上基督教，反教不必混扯上反帝，並且說基督教是侵華先鋒乃國人成見。“因為問非其罪，反足激起無知的下級人民蠢動，演出一種卑劣、無理、可歎之悲劇結局而已。義和團其前車也”。
非基運動的另一焦點是收回教育權，目標對準教會學校。在1922年，蔡元培和胡適就提出“宗教和教育分離”，認為宗教與教育不能並立，宗教有損人格發展。他們從人本主義、自由主義出發，不承認宗教改變人心向善、塑造生命的功能，反而認為向學生和心智未成熟的兒童傳教是一種罪惡，束縛了學生個性發展。胡適、丁文江等在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上明確反對在初等學校（包括幼兒園）進行宗教教育。時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汪精衛提出國家主義教育觀，他在《國民教育之危機》一文中，表示教育必須為國家服務，“保國保種，反抗侵略”才是教育目標，指斥教會學校教育奴化青年使其崇洋。汪精衛的這種觀點得到《少年中國學會》及中共大力支持，在報刊上紛紛發文聲援，並派人到教會學校鼓動學生發動學潮罷課，要求驅逐外國教師。於是凡外國人所辦的學校皆被指為奴化教育、毒害學生的工具，傳教學校受到民族主義大力攻擊，已不再是課程有無宗教內容的問題，。特別1924年以後，在一片反帝聲浪中，學潮蜂起，蔓延各大主要城市。同年8月，中華全國學聯舉行第六次代表大會，號召關閉所有教會學校，很快得到全國響應。相當部分的教會學校停辦，外籍教師撤離中國。中華教育改進社及全國教育聯合會持續不斷向政府施加壓力，到1926年，教育部下文規定：中小學不得設立宗教教育。國民黨在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也通過了“在國民政府勢力範圍內尤應積極收回教育權”的決定。收回教育權，禁止宗教教育，已成為非基運動中各派知識分子的共識。
非基運動結束於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展開清黨行動，掃除共產黨及激進派。在政治形勢逆轉情況下，由政黨推動的非基運動也就偃旗息鼓。但這次龐大的非基事件，對中國社會思想文化影響深巨。乃至後來在知識階層中民族主義精神盛行、對西方現代文化、宗教信仰報一種偏見和排斥態度，以及大眾將基督教與帝國主義拉扯上關係的許多耳食之言，大都肇始於此。
更令人思考和值得關注的是當時那一批受過現代教育的知識精英的言行姿態，對1900年發生的那場“暴力排外”的義和團運動，他們曾是持強烈否定態度的，但二十多年後，卻又是他們發起導演了這場“文明排外”的非基運動。何以如此？除了政治曆史客觀背景使然，個中緣由發人深省。本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就必然包含不信仰的自由，知識文化人從文化角度出發，對基督教或其他任何宗教的探討辯難皆是在常理之中，但他們當中許多人在運動中表現出來的狂躁偏激言論、極端主義傾向，不能不說是一種極左政治的幼稚病。不僅暴露出中國知識階級精神文化上的弱點和不足，並且嚴重違背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非基運動過去已八十年，不管是當時還是現在，我們應該看到，中國人反帝是那個時代的正義而有必要的，而知識階級帶頭起來反基督教甚而反對一切宗教卻不無荒謬而貽笑大方。
發軔於二十年代的這場非基運動不僅在當時、且於二十多年後得到了徹底勝利，它或隱或顯導致了1949年共產政權的建立。當年那一批知識精英無法料到的是，它最大政治的後果是消滅了宗教也消滅了自由，“不受製於上帝，必然受製於暴君”。曆史證明：國人用愚昧、狹隘和偏執趕走了至高的上帝，終至有一天匍匐塵埃於人間的皇帝。
原作者：吳茂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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