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若為自由故，家國皆可拋——讀唐彼得《花旗夢別神州淚》

【轉貼按語：我含淚讀完此文，與大家分享。為了避免有的神經質的人亂扣帽子，先隱去作者名字】

在毛澤東時代生活過的中國人，多半早已忘記了什麽是自由的滋味。“吃飯”取代了“自由”，成為中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為“沒有飯吃”是大部分人的常態，為了能夠有飯吃，寧願自由被剝奪。但最可悲的是，即便出讓了自由，大部分百姓仍然沒有飯吃。那個時代，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的，惟有毛澤東一個人而已，其他所有人全都是“毛澤東的囚徒”，包括劉少奇、林彪和周恩來等“一人之下，億人之上”的接班人在內。但是，自由是造物主安放在人類心靈深處一份最珍貴的禮物，自古以來，總是有那麽多熱愛自由的人，為著自由的緣故，不惜拋棄世間所有的一切，正如匈牙利詩人裴多菲所詠唱的那樣：“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被非法關押十五年的、勞改營的幸存者唐彼得，在他的自傳《花旗夢別神州淚》中，講述的正是一名求自由者的充滿悲愴的、卻是喜劇結局的故事。

唐彼得出生在江蘇無錫，父親是一名律師，母親是家庭婦女和基督徒。這是一個平凡的小康之家，父母均與政治關係疏遠。中共建政之後，律師這個行業被取消，他的父親被迫改行，與朋友一起合作開設了一家建築材料廠。在強製性的“公私合營”運動中，唐彼得的父親從工廠的老板淪落為麻袋車間的清潔工人，每天早出晚歸，回家時已經是蓬頭垢麵、滿身泥土了。一個私有財產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社會，必然是一個不正常的“非公民”社會，其成員的各項自由和權利自然無從談起。

盡管父母的境遇不佳，但唐家祖宗三代的曆史比較清白，唐彼得本人的學習成績相當優異，所以他被政審嚴格的、專門培養軍工人才的北京航空學院錄取。他希望成為一名“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技術專家，希望遠離政治那看不見底的巨大漩渦。沒有想到的是，北京航空學院是一所政治色彩相當強烈的大學，他成了班上惟一的一名 “非團員”。每當課後團支部留下來開會的時候，他隻好一個人灰溜溜地走出教室。後來，他申請轉學成功，到了上海交通大學，在轉學過程中得以避開了反右運動的風暴。學生時代，唐彼得一直戰戰兢兢，沉默似金，這才得以安然畢業。畢業之後，他被分配到部隊工作。那個時代的大學畢業生，隻能服從“組織”的分配，而不能自由地選擇自己喜愛的職業和工作的地方。由於專業不對口，以及領導不同意他與有海外關係的女友結婚，他試圖通過調動、辭職、病退等方式離開部隊，卻受到上級的刁難而沒有成功。中共僵化的體製將每一個人都當作一顆螺絲釘，螺絲釘隻能被“黨”安放在一個“黨”認為恰當的地方，而不能自由地選擇棲身之地。所以，唐彼得在不知不覺間犯了當局的大忌，雖然他始終謹言慎行，但在領導眼中已經成為一個不安分的“另類”，隻要一有把柄，他隨時可能成為挨整的對象。

終於大難臨頭了。唐彼得的老同學宋光漢與兩名同事，都是大學教師，因為不滿國內的高壓、無自由和大饑荒的慘狀，一起跑到廣州，試圖從廣州偷渡到香港。那時候自由旅行是不存在的，當地公安在查房的時候發現他們沒有單位證明，立即將他們拘押。與宋光漢有過一些來往的唐彼得，也立即遭到部隊的隔離審查。因為他們在交談中曾經說過“毛主席、周總理為何不到群眾中來”，所以部隊的領導立刻上綱上線說：“你們就是想要暗殺偉大領袖。你們對現實不滿，對黨不滿，必然想要推翻它，你們想暗殺中央領導，造成大亂，以此達到目的，必須交待出你們的全盤計劃。也許你們還沒有書麵計劃，你們腦子裏肯定有一個計劃，你就先交待腦子裏的計劃。”這是典型的“腹誹罪”，以思想治罪。由此，唐彼得糊裏糊塗地成了反革命集團的成員之一，而後被宣布勞動教養兩年。

沒有判決書，沒有處分決定，唐彼得立即被送到勞教所。讓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兩年變成了十五年。從二十六歲到四十一歲的最美好的青春時代，輾轉於不同的勞改場之中。每一個勞改場都驚人地相似：“互相揭發、批鬥，總讓你處於高度驚恐與壓力之下，這正是勞改場幹警們的管製策略和方式。他們將矛盾擴大化，今天整這個，明天鬥那個，斷章取義。歪曲捏造更是司空見慣。”其中，最艱苦的地方堪稱薊縣采石場，在那裏，囚徒們被強迫從事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如果無法承受該勞動強度，等待你的便隻有死亡。唐彼得寫道：“在運動批鬥不斷的年代，許多人承受不了長期折磨，看不到改善命運的希望，自殘、自殺的事情屢屢發生。……我好幾次看到在山腳下幹活時故意撬下大石頭壓斷自己手腳的事。自殺者更是接二連三，各種自殺方式都有，名目繁多，令人無法想象。上吊、割喉部或手腕的大動脈、以頭撞石、從山崖跳下、吃安眠藥、服農藥，這些方法是最多的。有一人用筷子從左耳朵眼猛地戳進頭中而死，至今讓我毛骨悚然，不敢多想。”在唐彼得等許多人的回憶錄中，都記載了中國勞改營中不計其數的自殺、自殘事件。可見，勞改營是一處讓人“生不如死”的地方。

毫無疑問，如果從規模、人數和延續時間等方麵綜合起來看，中國的勞改營與納粹德國的集中營、蘇聯的“古拉格群島”可以並稱為二十世紀人類三大種族及階級屠殺的暴行。而且，中國的勞改營是惟一從二十世紀延續到了二十一世紀的暴行。納粹德國的集中營和蘇聯的“古拉格”早已在全球範圍內臭名昭著，幾乎沒有人敢於為它們辯護；但是，中國的勞改製度這一至今仍然在嚴重地侵犯公民基本人權的製度，卻未引起西方的高度重視，在中國國內也被許多人當作一種“理所當然”的存在。如果沒有若幹像唐彼得這樣的當事人勇敢地站出來作見證，人們更是對這鐵幕後麵的一切一無所知。勞改基金會所出版的包括唐彼得的自傳在內的二十多本回憶錄，形成了對抗勞改暴行的“記憶長城”的第一塊基石，這套鮮活的曆史文獻的重要性，可以說怎麽高估都不過分。

幸運的是，唐彼得在勞改營中幸存了下來。在八十年代，他憑借出色的專業水平，被任命為最富裕的海洋石油部門的總工程師，但他毅然決定移居美國。與那些貪汙腐敗的官僚及其家人移居美國不同，已過不惑之年的唐彼得是空手來到美國當 “老留學生”的。在這部傳記的後半部分，他生動地描述了在美國尋求新的人生的酸甜苦辣，他打過餐館工，當過清潔工，給美國富人家當過司機和管家，開過出租車，從最底層的工作幹起，終於成為底特律汽車廠的工程師。唐彼得在美國打工的經曆尤其讓人深思：一個在國內已經成為“人上人”的高級工程師，為何心甘情願地在美國當“藍領工人”呢？這是因為曆經磨難的唐彼得無比珍視人的自由與尊嚴。人的自由和尊嚴，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根本不可能實現；人的自由與尊嚴，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卻最有可能實現。九死一生的唐彼得不是那些淺薄狂熱的“網絡憤青”，他深知，在對祖國、種族和地域的愛之上，還有更高的價值，那就是對人的自由與尊嚴的實現。一個人首先得成為“人”，再談得上是中國人、美國人等等。倘若做“中國人”的代價是做牛做馬、做“牛鬼蛇神”，那麽這樣的“中國人”不做也罷。所以，“若為自由故，家國皆可拋”；所以，自由在哪裏，祖國便在哪裏。

另一方麵，已經成為美國公民的唐彼得，並沒有通過“忘卻”來保護已經獲得的“自由”。他沒有忘記昔日那段不自由的歲月，以及至今仍然生活在不自由狀態之下的親朋好友們。於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寫下了這本回憶錄。當他將這本書帶回國內的時候，有“好心人”不禁為他擔心，中國持續的政治運動和迫害，已經讓國內的民眾習慣了“道路以目”的生活。但唐彼得說，他早已戰勝的恐懼，不僅僅是因為他擁有了美國公民的身份，更是因為他相信事實勝於雄辯——他講述的是自己真實的故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本書既是為唐彼得為自己而寫的，更是為那些死不瞑目的難友而寫的；既是寫給過去的，也是寫給現在和將來的。我們需要更多的像唐彼得這樣的見證者。

這也是一本破解中國統治者慣用的“愛國緊箍咒”的書。家國情感、山河歲月、農業社會的鄉愁，不知害死了多少寧死也不遷移的中國人。另一方麵，許多華人即便到了海外，也聽不得別人批評中國的任何事情。這種扭曲的“愛國心”，扼殺了人們直麵事實和擁抱自由的勇氣。其實，神州是可以告別的，花旗是可以親近的，這跟“愛國”或“賣國”無關，這是個人的選擇權利。人們沒有辦法決定種族和出生地，但有權選擇一處保障自由和尊嚴的地方作為真正的家園。美國因此也成為世界上千千萬萬熱愛自由的人的祖國，這讓我想起了紐約自由女神像下麵的詩句：“把你們擁擠土地上的不幸的‘人渣’，窮困潦倒而渴望呼吸自由的芸芸眾生，連同那些無家可歸四處漂泊的人們送來，我高舉明燈守候在這金色的大門！”唐彼得正是其中不幸的幸運者之一。許多華人被迫“出中國”，甚至像學者康正果一樣寫下了哀慟而憤怒的《出中國記》，因為今天的中國乃是被中共所擄掠、所綁架的中國。中共及其專製製度傷害了無數中國人，它才是最大的“害國者”，它還有什麽臉來號召別人“愛國” 呢？

讀了唐彼得的《花旗夢別神州淚》，我相信很多讀者都會像作者那樣追問說：“從小我就聽熟了的讚美歌詞：‘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但我年輕時就在自問：社會主義這麽好，為何那麽多人想越境去香港？那麽多古巴人民要冒死渡海去美國？又是那麽多東德人民拚死去攀越柏林牆？東歐的人民又是千方百計逃離家鄉、寧願去西歐當苦力？為何南北朝鮮僅三八線相隔，但成群成堆的北朝鮮人不惜繞道千裏，冒著被槍擊和抓回去送集中營的危險要往南韓跑？社會主義國家這麽好，為何未見香港人偷渡去內地？為何未有西歐人、西柏林人越牆去東德？更未聽說有美國人或古巴裔人渡海去古巴？！逃亡潮遍及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各地，猶如一單向閘門，未見有逆向而來的。這是為什麽？”這一係列的問題，需要胡錦濤和溫家寶先生來回答，他們有回答這些問題的智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