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餘傑：誰是手上沒有沾滿鮮血的人？

近二十年來曆史學界關於延安整風的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有兩本，一本是大陸學者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本是台灣學者陳永發的《延安的陰影》。前者以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崛起為主線，從井岡山、瑞金、長征到延安，剝繭抽絲地揭示了毛澤東如何通過逐步實現對軍權和秘密特務係統的絕地控製，從而戰勝了博古、張聞天、周恩來、張國濤、王明等黨內的競爭對手，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前成為黨政軍三位一體的一言九鼎、無人製約的領袖。另一方麵，通過延安整風，毛全麵清除了中共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徹底轉換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進而將中共變成其私人政黨、將毛澤東思想變成最高的、也是惟一的意識形態，其間所產生的一係列概念、範式，在一九四九年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而後者則更多從延安整風過程中的一些個案入手，如王實味“托派、日本特兼國特”案、張克勤“紅旗黨”案等，分析了整風、審幹、反特等一套毛澤東發明的獨一無二的政治迫害技術是如何形成的，這套技術又是怎樣成功地消滅黨內所有的不同意見——毛澤東根據由整風得來的人事資料和檔案係統，審查和控製從同僚到基層黨員的每一個人，徹底解決了所謂“兩條心”和“半條心”的問題，實現了近代中國皇權崩潰以後，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等人夢寐以求、卻無法達成的“無冕帝王”的夢想。

直到今天，官方史學部分否定文革，卻仍然將延安整風當作勝利的經驗來宣揚和效法。其實，不否定延安整風，就無法從根子上否定文革。反之，肯定延安整風，也就意味著文革的毒素仍然潛伏在中共的現行政體之內。我曾經撰文將延安整風稱之為“前文革時代”，如果用這樣的思路去看待中共黨史，就不會天真到認為“中共是在文革之後才發展成獨裁政黨的”。其實，文革不是中共的“分水嶺”，反右也不是，甚至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新政權也不是。中共從一建立的時候起便是一個崇尚獨裁和暴力的團體，它並不是後來才腐化墮落的。以延安時代為例，那時候的中共固然可以憑借抗日的宣傳和民主的標榜，吸引若幹進步青年和知識分子，但如果經曆了血雨腥風的延安整風之後，仍然認為中共能夠將中國帶入一個光明的未來，那就不僅是智力上的愚蠢，而且是道德上的虛妄了。

從延安整風到文革，中共的極左思想和權謀政治一以貫之，文革的發生不是一個偶然或失誤，也不是毛澤東的心血來潮，而是中共的統治模式及意念核心必然締結出的果實。作為一名曆史學家，陳永發意識到了延安整風與文革之間的必然聯係，他指出：“毛澤東到其晚年，日暮窮途，倒行逆施，發動文化大革命，把群眾路線的審幹和反奸驟然推廣到全中國，其豪氣固然上幹雲霄，其狂妄也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大災難，冤、假、錯案無數，而中國經濟至少倒退十年。”在我看來，《延安的陰影》一書最為精彩的部分是：作者選擇了四個典型的“延安經驗”進行解剖麻雀式的個案分析，透視延安整風如何席卷黨、政、軍、學各機關和基層單位，這四個部門及其主導者分別為：“周揚在延安大學”、“王子宜在行政學院”、“胡耀邦在軍委會二局”和“曹軼歐在延安縣”。

中共的曆史沒有一頁是清白的，中共的高官沒有一個人的手上未沾染過鮮血。誰是那個手上沒有沾滿鮮血的人呢？沒有投名狀，何以上梁山？在黨內要獲得高層的信任，必需“歃血為盟”——不是用自己的血，乃是用別人的血。以中共兩名遭到罷黜卻在民間享有崇高威望的總書記為例，一個是被李銳譽為“黨的良心” 的胡耀邦，一個是被李銳譽為“黨的頭腦”的趙紫陽，他們同樣不能免於血汙。盡管我們肯定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八十年代推進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他們試圖讓中國走向民主化的努力，以及堅持真理舍棄權力的勇氣，但我們不能為他們遮掩那些負麵的曆史。趙紫陽在五六十年代主政廣東期間，曾經賣力地執行毛澤東的極左政策，導致大量農民悲慘地死於饑荒之中；而胡耀邦在黨內嶄露頭角的時間更早，在長征期間便是赫赫有名的“紅小鬼”，到了延安之後升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長，成為毛澤東、康生在軍界推行整風的重要幹將。我們當然要對他們的曆史處境有某種“同情的理解”，但也不能將他們塑造成純潔無暇、一塵不染的聖人。

陳永發在《延安的陰影》中，以整整一章的篇幅，描述了胡耀邦如何在軍委會二局“大義滅親”的。中共中央軍委會參謀部二局主管軍事情報，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部門。當時，領導軍委會直屬機關整風審幹的是康生，康生直接對毛負責；在康生之下，由總參謀長葉劍英、秘書長陶鑄、總政治部組織部長胡耀邦、鋤奸部長吳溉之、敵工部副部長李初黎、第一局局長伍修權、科長安東、八路軍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舒同等七人組成整風領導小組，處理具體事務。二局局長曹祥仁是一個技術官僚，很快被排斥在權力核心之外，因此具體領導二局整風運動的是胡耀邦。胡耀邦對康生幾乎惟命是從，他的許多做法甚至超過了康生的要求，到了運動後期，康生甚至讓他放緩運動的節奏。

胡耀邦推動二局的整風運動，思維縝密，步步為營，顯示出嫻熟的黨務才幹。首先，他從二局中已經被捕的四個“特務”入手，召開全體成員大會，號召大家“不放過一個壞人”。為了達到預期的效果，他在大會召開之前，暗中組織二十幾個“積極分子”，要他們分散到會場的各個角落，仔細觀察每個人的反應，如果發現有人臉色不對，就立刻在會後向上級匯報。結果在此次大會上便有十幾個人，因為臉色不時泛紅或泛白，而遭到積極分子的檢舉，他們立即變成了二局的“內奸嫌疑分子”。

緊接著，胡耀邦在二局成立了一個五人常委的組織，規定他們每個人都要有一個副手。常委之下，則每個小單位有一名負責人，由負責人成立三至五人的核心組織，再由核心組織發掘五至十個積極分子，並指揮這些積極分子分別負責盯哨、放哨、團結“好人”、監視“壞人”、特別是詳細記錄所謂“壞分子”的一言一行。胡耀邦知道手下的幹部多半不懂如何審訊和調查，便要求他們邊幹邊學，特意挑選出五十三名幹部，讓他們旁聽老手的談話和審訊，然後再親自去實施。經過半年的實踐，他從中挑選出了二十八名“可造之才”。由此，一個殘酷無情的、“特務中的特務”群體建立起來了。

那麽，如何讓那些“壞人”老老實實地坦白交待呢？胡耀邦探索出了一係列細致入微的方法。他倡導二局的幹部使用“善勸、親勸、你勸、我勸、口勸、筆勸、硬勸、軟勸”等方法，甚至還發明了一種“雷公劈豆腐”的辦法，即先集中力量，專撿動搖分子勸說，等動搖分子宣布自首之後，再對硬骨頭下功夫，此時由於動搖分子轉變立場，硬骨頭越來越感到孤立，也會變得像豆腐一樣，容易壓爛。二局的領導都很注意研究運動中每一個細小的變化，在鬥爭時，“軟中有硬”、“硬中有軟”，隨時變化。有時采取的方式是“下緊上寬”，即下麵由積極分子步步緊逼，上麵則由領導人耐心勸說；有時則反其道而行之，是“下寬上緊”，即下麵由積極分子掏錢請吃飯、苦口婆心地勸說，上麵則由領導人來嚴詞威逼。如此這般，事先認定的“特務”們最後絕大多數都自我坦白了。

當群眾的熱情掀起來之後，檢舉的材料越來越多，二局收到了十萬多字的檢舉材料，涉及八十二人，即平均每人至少有一千五百字左右的不利材料。據協助胡耀邦工作的彭富九說，當時之所以有這麽多的檢舉資料，是因為胡耀邦在群眾性的反奸運動形成之後，允許任何人當場以口頭檢舉。這些資料經過專人整理，變成通報，供審幹人員使用。其中一個例子是：這些資料有多處涉及延安文壇上著名的散文家吳伯蕭，揭發吳是國民黨的“CC分子”。吳百口難辨，一度淪為延安的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後來，由於中共需要吳伯蕭出來擔任吹鼓手的角色，又給這個所謂的“反共分子”恢複了名譽。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胡耀邦手頭的那些檢舉資料，大都是些捕風捉影的假信息。但是，他並不考慮材料在真假，便根據這些材料擬定一個黑名單，黑名單上麵的人物分為兩類，一類是主要嫌疑，另一類是次要嫌疑。一旦進入黑名單，此人的政治生命便告終結了。

由此，“二局經驗”得以成為整風期間的“四大經驗”之一，被康生推廣到其他部門；由此，胡耀邦本人獲得了毛澤東和康生的青睞，中共建政之後得以躋身為最年輕的省部級大員。其實，胡耀邦在二局的做法，不過是整個延安的一個縮影；而為期不長的延安整風，亦是整個中共曆史的縮影。比如以思想治罪、以言論治罪，營造一種滲透到家庭之中的“以鄰為壑”的恐怖氣氛；比如以黨代法，踐踏法治原則，實行“有罪推定”；比如煽動群眾暴力，以群眾暴力而不以國家機器來消滅異己等等，經過延安整風，成為中共屢試不爽的殺手鐧。不過，中共本身便是一台血肉淋漓的絞肉機，延安整風中通過幫助毛整人而扶搖直上的劉少奇、賀龍、彭真、胡耀邦等人，後來在文革中都未能逃脫與被他們整過的人一樣的厄運。對此，陳永發評論說：“文化大革命中，如果讓胡耀邦重溫延安時期他在二局的表現，他一定會發現自己的處境很像二局中受他審查的一些特務，隻不過他的罪名不是敵特，而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就一些辦法而言，胡耀邦本人也會發現自己可能就是一個始作俑者，譬如在證據不十分充足之前，已在人頭上釘上釘子，然後發動所謂革命群眾來批判和檢討，以便發現問題的真相。又譬如要求懷疑分子不斷寫自我檢查，然後研究其內容，從中尋找破綻，再加以追問。”胡耀邦經曆了漫長的、粗暴的批鬥之後，幸存了下來，並痛定思痛，毅然主持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即便是一些毛澤東欽定的大案要案也給予平反。

近年來，人們對於中共黨內的一批開明派元老有一種所謂“兩頭真”的概括，即他們早年為求民主參與中共革命，晚年為爭自由成為中共的異見者，中間一段雖然走了歧路，但兩頭都是真誠的。從胡耀邦、趙紫陽到李銳、李慎之、胡績偉、謝韜，他們對自己大概都有幾分這樣的評價。學者傅國湧在《悲涼之霧，遍披華林——從李慎之與許良英的四十三封通信解讀李慎之晚年思想》一文中，論及李慎之晚年在思想上已“剜肉還母，剔骨還父”，在行動上毅然選擇“不在刺刀下做官”，對自己走過的革命道路也不斷地進行反省，其中甚至不無懺悔。但是，這一代人中在思想上走得最遠李慎之，對早年延安道路的選擇仍然不無保留，正如他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信中所說：“我在反思我們這一代人是怎麽迷信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我自己說過，我青年時隻能當共產黨，五七年隻能當右派，晚年隻能當自由主義者，好像是命中注定。隻希望晚年覺悟是真正的覺悟。”李慎之說“我青年時隻能當共產黨”，這是一種讓人遺憾的曆史局限，我們又如何理解殷海光“不當共產黨”的選擇呢？難道殷海光就不正直、不愛國、不真誠嗎？在我看來，與其說李慎之們是“兩頭真”，不如說是“一頭真”。早年是“失足成恨”，晚年是“返璞歸真”。當年，他們多半是抱著民族主義和平等主義的理念，而不是民主和自由的理想，奔赴延安的；但是，王實味感受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一切，他們不可能完全感受不到。他們當然感受了，甚至他們本人也成為受害者，但他們沒有從中脫離出來，沒有及早否定自我，並向全國民眾揭露延安黑暗無邊的真相。這是由多種原因所決定的，但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曆史的失職，而不應繼續被溢美為“求真”。我們需要有更多的曆史真相被還原，無論是文革、反右，還是延安整風、蘇區肅反，我們需要手上沾滿鮮血的人和身上流過鮮血的人都站出來訴說曆史。惟有如此，血流成河的曆史才能被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