餓了幾千年的中國人，你為何隻想到吃？

　　一　一位在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朋友對我說：基層官員們為何那麽嗜吃喝?那麽多時間、精力花在陪吃、招待上?換句話說，為什麽獨對食物表現出如此強烈的興趣?除了“集體同吃”能避免“個人貪汙”之嫌、往往不被紀律和司法追究外，關鍵是窮慣了、餓怕了——要知道，現在這批占據各部門要職的幹部，大都四十歲以上，有的甚至是“三年自然災害”的受害者，故對食物的欲望一直旺盛得很、執拗得很。另外，官員們畢竟屬工薪階層，在外蹭一頓飯局，吃得過癮不說，至少省了家裏一頓飯錢不是……

　　應該說，朋友的話不無道理。但另一事實是，即使在經濟發達地區和富裕人群中，不同樣存在狂飲豪嚼嗎?甚至更變本加厲，乃至到了“什麽都敢吃”、“吃無敵”的“黑吃”、“惡吃”、“海吃”、“暴吃”的地步。

　　不錯，相當比例的中國人的確被窮怕過、虧狠過、餓壞過。但對食物的瘋狂攝取，僅僅是一種對物質匱乏、饑餓身世的矯枉過正?變態的吃喝風可簡單地視作一種對長期虧損之胃的機械補償嗎?若僅僅這樣，僅屬一種生理上的“補虧”，倒可樂觀了：隻要經濟發展了，物資豐裕了，“戀食症”即迎刃而解、自然痊愈。可事實根本沒這般簡單，如果把超常、無度、貪婪的物資揮霍僅僅歸咎於一個民族漫長的貧窮與饑餓史的話，又該如何解釋當今南方省份那些令人瞠目結舌的“饕餮宴” “恐龍席”呢?

　　曾見一份報道：“深圳一天吞掉十噸蛇。”如果說深圳食蛇已成標誌的話，那海南流行的則是吃鳥，數年下來，原本種類繁豐的海南鳥族今已傷殘累累、羽光凋零。事實證明，在物資富裕程度已足夠高的人群中，人生的“物化”價值傾向不僅沒得到遏製，反而更加膨脹和愈演愈烈。這一點，在深受漢文化浸濡的港澳台、新加坡，體現得更充分。

　　資料顯示，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動物 (包括很多珍稀類)消費地在亞洲，尤以香港、廣東、台灣為盛。在中國菜的餐單上，你盡可以找到穿山甲、猴腦、熊膽、壽龜、鶴鸛、灰雁、鹿血、河豚、蛇蟒、大蜥蜴、揚子鱷……“四條腿的除了桌椅板凳什麽都敢吃。”在西方人眼裏，這簡直瘋了，簡直是一種恐怖，一種“暴力飲食”、“犯罪飲食”、“地獄飲食”，大概惟有魔鬼撒旦才如此癲狂。

　　難怪有人說：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最複雜、最深不可測的胃!

　　我想，僅僅大還不要緊，重要的那胃裏都裝著些什麽?可怕的是，裏麵竟有那麽多慘不忍睹的動物屍體……那簡直不叫胃，而是世上最大的動物墳墓!

　　什麽樣的胃呢?大概應叫“恐龍之胃”罷。

　　推杯換盞、劃拳猜令、嘔物狼籍、殘羹剩炙……確屬中國生態的一大標誌景觀。不僅官場，百姓間的私人交往亦如此，隻是價碼、檔次稍“寒磣”點而已。從團體名義的工作會餐、會議招待，到民間身份的婚喪嫁娶、節慶暇聚、聯絡感情，哪個少得了觥籌交錯、杯光筷影?哪個城市哪級政府沒有自己的“接待中心”?哪家單位的財務賬本不赫然登著一筆“招待費”?情誼、關係、麵子、買賣、批條、貸款、項目、公章……盡可以吃出來，喝出來。中國人的豪邁、能量、膽魄和激情，似乎惟在撞杯的一刹那方石破天驚地乍泄，似乎也隻有在酒精中才可升騰到沸點。西方自然也有腐敗，也有不正當交易，但大都是遠離飯局的，即使生活中的朋聚小飲，也多采用“AA製”。

　　前幾年，據媒體披露：有北京和廣東的商人比闊，曾一擲幾十萬訂一桌酒席，直至店家實在舉不動更高價牌為止……這種石崇鬥富的奇觀實在令人咋舌，但更令人不解是：這究竟算什麽?此即事業成功、人生輝煌的標誌?

　　那種紙醉金迷、花天酒地、一擲千金……相信絕不會發生在洛克菲勒、比爾·蓋茨們的身上。事實上，西方那些比我們闊得多的世界巨賈們，常常過著一種節儉、樸素、節製的生活，其價值可能體現在創造財富和納稅額上，但同時也把降低物耗、拒絕浪費、節製欲望作為一種追求，一種信仰和操守。他們往往要把很多辛辛苦苦賺來的錢轉移到別人身上，比如高額的產值稅、收入稅、遺產稅，比如無償捐助教會、資助公益事業、設立文化基金等。據幾年前的一份統計，美國每年的社會捐贈，大約總有一千四百億美元以上，而致力慈善事業的基金會，就有三百多個，每個基金會的經費，動輒即二三十億美元……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樣：“美國人無疑在權利觀念上是最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但在道德觀念上恐怕是最典型的‘公共主義’者。”(袁偉時《路標與靈魂的拷問》)據國際組織“世界價值調查” 1990年的統計，百分之八十二的美國人至少為一個(平均2.4個)誌願公益組織提供誌願服務，這個比例在德國為百分之六十八，加拿大為百分之六十五，英法分別為百分之五十三和百分之三十九……不久前，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就曾表示，願將遺產的絕大部分捐獻給社會。為什麽會這樣呢?除了基督教精神中的平等、博愛、仁慈、慷慨等思維習性外，更與公民社會對權利與義務的理解、自覺承擔與共享意識有關，與其深層文化中的某種超功利價值目標有關，與其對社會的滿意程度、生命體驗中豐富的審美含量有關。

　　事實上，中國人的生態欲望一直呈現著兩股奇怪的情狀：一方麵是健康欲望的蜷縮、正常理想的遭冷漠和受抑製，比如愛情、婚姻、性、言論表達、個體選擇、自由意誌等；另一麵卻是不合理需求、畸形與變態欲望的瘋狂膨脹和大肆流布……比如飲食，西方人提倡的是營養，注重的是環保和資源有限性，從而主張一種節約型適度型便捷型的餐飲方式，原則上 “夠用”即可，像自助餐和分餐製，吃多少取多少，決不剩餘和浪費；而國人重視的乃“花樣”、“碟數”、“排場”和“規格”。變幻繚亂的山珍海味、野饈奇佐，甚至成為一種炫耀財富的資本。“吃”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吃”、“吃什麽”、“吃什麽價”。吃並不僅僅滿足生理的需要，更反射著主人的心理和社會欲望，“胃”似乎同時兼容著“大腦”“臉麵”的特殊功能……雙方的質別，絕非飲食文化的“單調”與“豐富”所能比擬，而隻能從價值觀、生命信仰和審美氣質方麵去檢索，去界定。

　　仔細打量即發現：中國人的情感聯絡和權力的腐敗形態，差不多全是物質型的。像“一年酒消費逾西湖水量”、“一年公款吞掉幾艘航空母艦”之類的“事跡”，即這種交易的成果。所以，“反吃喝”便也成了反腐敗的一大緊要事：“清正廉潔”這塊匾要從招待費、從官員們的嘴裏、胃裏往外掏。不過，反吃喝確也反出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特色”。聽說過一件事：一位省級領導到基層縣區視察，嫌工作餐“不標準”，勒令換“自助餐”，可小縣城根本沒這洋玩意，於是，趁首長大講“廉政須從管嘴做起”的當兒，縣府急忙調車，由一位副縣長親自帶隊，警車開道，浩浩蕩蕩，從幾十裏外的市區大飯店借來餐具、廚師和菜料。已備好的酒席呢?好辦，全潑進了豬槽……這等事若攤上西方人的智商，是要給弄傻的。

　　中國人，你為何隻想到吃?為何對自己的胃那麽眷顧和青睞，惟獨於頭腦卻漠不關心呢?想想“四大發明”的火藥，到頭來也隻填了煙花竹筒，而指南的磁勺，也隻排遣了深宮閨庭的寂寞……想想一百年前，大清朝吏中算見過世麵的李鴻章李中堂，竟也二話不說，將英國公使送的名犬牽進了廚房……或許，我們的生命實在太“生理”了，實在缺乏更遼闊、遙遠的生命理想和審美想象，視野惟碗口大小，眼光也往往隻有筷子長度。或許，什麽時候，中國人把氣脹而積垢的胃給疏通好了，神智才有望變得健朗而清明，中國的人文現代化才真正蘇醒罷。

　　毋庸諱言，中國人的欲望結構和消費形態皆嚴重地“物理化”“算術化”，文化品質中缺乏純淨的精神審美和超功利的價值目標。亦即說，這種對食物的大幅欲望和超量需求，顯露的是一種陳腐的文化形態和價值觀念，一種對人生的物質化理解和頑固的生理消費模式——“生理人生”、“物理人生”、“算術人生”(食物需求，不過乃物質需求之最浮表最直觀的形式)。這和是否“溫飽”“小康”並無決定性的因果關係。貧窮表現出的是一種“物化”，富裕昭示的也是一種“物化”，落魄時對金錢的吝惜及瘋狂追逐反映了對物的倚重和迷信，而發跡後的大肆揮霍與炫耀亦源於同樣的“拜物”情結，一脈相承，前後並無二致。不知不覺中，人生的成功標誌即：對物質和權力的占有程度(權力，說到底也是一種物化能量，一種間接的對物的占有方式)。

　　欲望物質化、信仰物質化、交際物質化、權力物質化、藝術物質化、情趣物質化、操守物質化……人生麵貌全方位的物化，說明了什麽?

　　其中，最大的原因恐怕與現代理性和宗教精神的匱乏有關。我們的宗教資源向來稀薄，更缺乏健康而科學的現代理性意識。而一個民族，一旦缺少了“宗教感”和理性態度，缺少了對生命普遍的尊重和對自然的審美習慣，功利思維便失去了製約，欲望便失去了底限。

　　二　在對自然的態度和飲食等生活習慣上，西方人奉行“節約”和“綠色”原則，究其原因，一方麵取決於成熟的現代理念，一方麵得力於傳統的宗教關懷意識——

　　從社會理性的曆史變遷看，隨著工業革命和進化論、唯物論的興起，西方文化自十九世紀以降，繼“人本”之後大肆流布起了“人類中心論”(對大自然來說， “中心論”即人類集體的利己主義： “世界皆為人設計”、“萬物皆備於我”)，它最大限度地開發了人對自然的征服欲、占有欲和統治欲，在刺激人類物質生活和工具生活的同時，也深深影響著人的傳統靈魂結構。“自然史上從來沒有過像今天這樣，一種生命形式威脅著這麽多別的生命形式。”(霍·羅爾斯頓語)但目睹了一係列生態破壞後果之後，人類那種 “勝天”的狂妄與霸主自信開始受到懷疑，愈來愈多的人意識到：過分強調自然對人類的使用價值，不僅倫理上“不公平”，且意味著一種可怕的價值誤區：“中心論”試圖將人類從自然家族中分離出來——並使勁推向高處的努力——純粹徒勞!大自然有其天然自足的能量係統、生態平衡和鏈條法則，萬物皆平等皆合理，任一物類的受傷都能引發大自然全身的疾病，人類其實什麽都“戰勝”不了，每次所謂的“征服”，都是對自身的一次重創和削弱，都是一種自虐狂的態度。於是，西方理性開始了對工業時代和物質文明的反思，批評物對人的壓迫，抗議工具對人的異化，並逐漸生長出一種新的理性精神：“大地倫理”與“自然和平主義”!“任何事物，隻要它趨向於保持生物共同體的完整、穩定與美麗，就是對的。否則，就是錯的。”(奧·利奧波德《大地倫理》)這意味著，它不再僅僅從人群內部係統來尋找和確立價值準則，它突破了“人本”邊界，向平等的萬物秩序挺進，從而推翻了以“人”為尺度的傳統判斷標準，使生態學變成了一種最廣泛的倫理學，一種富有“宗教感”的生命關懷信仰。二十世紀中葉以來，各種生態研究機構、動植物保護協會、環保基金、“綠色和平組織”如雨後春筍般蓬勃而生，正是這一倫理的應訴表現。

　　遺憾的是，遲遲才步入工業時代的中國人，隻顧埋頭享受生產力所帶來的初級好處，隻顧驚羨和崇拜技術的威力，並未顧及西方文化這場“潤物細無聲”的價值反思。

　　更須重視的是，“大地倫理”在西方的深入人心，並非僅僅是現代理性對“工業暴力”反思的結果，亦非完全出於人類自保心理和“利害相較”所致，同時起作用——甚至起根本作用的，竟是西方傳統文化中最具底蘊和主脈意義的宗教精神!

　　最接近“大地倫理”的即宗教倫理。宗教是一種類似兒童、婦女和老人的智慧，她教人懂得敬畏、懂得感激和嗬護，懂得小心翼翼地善待一切，尤其善待自然和弱勢生命……無論基督教，還是佛教等，其精神都有一個共同核心：倡導物種平等和最低消費原則，倡導生命間的關愛和承讓，倡導對欲求的節製、對蒼生的仁慈與悲憫，倡導萬物和平……這恰好構成對物質主義、人本消費主義的一種文化抵禦。“如果說有什麽東西即使在我們這個時代也能起保障社會的作用，甚至使罪人本身得到改造，那就惟有反映在人的良心中的基督的法則。”(陀思妥耶夫斯基語)克爾凱郭爾也說：“大多數人的不幸並非他們過於軟弱，而是他們過於強大——過於強大，以至於不能注意到上帝。”

　　對今日西方人而言，在精神皈依方麵，基督教仍發揮著終極作用，但它已更多地被一種溫和的“泛信仰主義”——即“宗教感”狀態所替代。曆經幾個世紀的宗教改革和現代理性衝擊，基督教本身逐漸背叛著它作為統治意識的全能性和世俗性，實現了從權力形態向純粹的精神形態——從“固體”的曆史格式向“液體”的心靈格式的轉化。其教義也從冷酷的“原罪”和單純的“禁欲”走向一種對健康人性、公共美德和心靈秩序的追求上來。借助它，人們更多地完成著一種對“善惡”的最高確認，對理想品質的尋求與塑造。由於人格化的減弱，“上帝”概念不再發揮其傳統工具意義上的剝削作用，相反，她愈來愈多地變成了一種賦予和施舍，一種神性光芒下的人文關照，一種重視生命、嗬護靈魂的福音和能量……這是一個從嚴酷走向溫柔、從憤怒走向寧靜、從喝斥走向慈愛的曆程。

　　正由於基督教的這種變遷，她才與現代理性和諧地組成了“經緯”關係，共同編織著今日西方的文化生態。宗教的神性作用，有效地彌補了知識理性在文明構建方麵的不足。

　　或許有人會問：即使沒有宗教在場，單靠法律、製度、教育等理性手段，就不能建立一個優美和有良知的綠色生態社會嗎?前景不容樂觀。比如在動物保護、嚴禁濫伐和過度開采等方麵，雖然我們在宣傳、監管和打擊上使出了渾身解數，但收效甚微。無論科學遊說還是嚴厲的製度，似乎都難從根本上遏製人的貪婪欲望。

　　科技本身乃實用的產物，是以維護人的消費利益和開發更多的使用價值為使命的，不僅未從根本上動搖“人本”的功利原則，甚至還鞏固了它；而法律更為“人本”產物，它是人與人協商的結果，既然是人工契約，那人就有可能隨時懷疑和推翻它。在社會約束力上，惟一超越科學理性和法律的即信仰，尤其宗教信仰，宗教是人與神(宇宙意誌)的一種共謀和共享，乃最高的自然法，乃最原始意義的心靈契約和精神秩序。她傳達的不是人的意誌，而是永恒的神之律令，其神性尊嚴和權威乃天然的，無須假設或人工求證。與宗教相比，法律和製度都不具永恒價值，隻有曆史性、時段性和區間性，它們的實際威嚴也遠遠低於宗教威嚴。比如一個人可以不承認、不服從曆史性、集團式的法律，但他很難不敬畏宗教的“善惡”觀，不向心目中的“上帝”俯首。我們亦不難發現，在宗教傳統資源較豐裕的國家和地區，對自然的保護，明顯優於了那些無神主義占主流意識形態的國家(無論其生產力多麽發達)。比如日本，其社會民主程度和知識理性水平都已非常高，但由於缺乏宗教倫理資源，其國民精神中的實用傾向已嚴重到了可怕的地步，近來在“捕鯨”問題上所表現的自私與貪婪已令世人震驚。

　　和製度、法律所憑借的外在強製性不同，宗教倫理的力量在於“心”，在於精神!事實無不在提醒我們：惟有在信仰和心靈的意義上，才能真正實現“大地倫理”，營救我們的地球和地球上的我們。

　　比如，我們倡導“綠色消費”，可細察便發現：所謂的“綠”，隻停留在食品是否染有化學物質和殘留農藥、飲食是否安全、裝飾材料是否對人體有害等“利己”層麵上，絲毫沒觸及“是否最低限度地消耗資源”、“是否有利於物種安全”等本原問題——也就是說，一旦排除了“有害”嫌疑，我們就會大膽地生產、盡情地揮霍。而我們的“環保”，無不以“擔心損失”為心理基礎，隻是在以“否則”的利害權衡方式暗示眼前的危險，並非真正尊重那些自然對象。比如急急火火的植樹運動，是因我們遭遇了空前的沙塵暴襲擊和幹旱；比如專業人士發出警告：一個物種的消失，很可能使人類失去醫治某疾病所需的基因……不難預測，若始終以這種“人類中心”立場來確定保護名單和緊迫性，即使暫時取得一些效果，但對真正的保護起不到決定作用，甚至有害：因為人類會經常根據自己的眼前需要和實際利益，在保護範圍、程度和緩急方麵擬定一種“可比性”，會通過計算方法在“實用性”和“利弊大小”上做文章，從而很容易找到一種“更能為人服務”的理由，最終放棄對一些物種的承諾。比如在修建一座水電大壩和保護一種魚類間作選擇的話，決策部門很可能會選擇前者——並非保護魚類不重要，而是建大壩“更重要”，更有益於時代生產力，更現實地服務和滿足於當代人!說到底，這並沒有跳出“人類中心論”的窠臼，我們並沒有真正把“物種平等”“尊重生命”納入自己的日常信仰，這種對他類假惺惺的關心不外乎一種變相的“自戀”而已。從這個角度講，今天對物種的保護與過去那種虐殺的態度並無質別，雙方來自同一個“源”——自保和利己原則。

　　而在西方，這樣的“機會主義”價值觀，早已引起了倫理的不滿。美國自然哲學家霍·羅爾斯頓在《哲學走向荒野》中說：“我們關心的不是受到威脅的物種，而是受到威脅的人類未來……從人類中心論出發來尋找保護瀕危物種的理由，本質上帶有一種剝削性，盡管這種剝削性很微妙……從物種間的關係看，人類把其他所有物種都視為鉚釘、資源、研究用的材料或供人類娛樂用的東西，這就是一種剝削了。僅僅出於對人類利益的考慮而認定其他物種有無價值，就像一個國家完全從利益的角度來論證其外交政策。”“人們已經學會了一些物種內的利他主義，現在麵臨的挑戰是學會物種間的利他主義。挽救物種的功利主義理由，對於製定政策很有用。可我們就不能揭示出最好的理由，就不能弄清人類義務的全部範圍嗎?……我們需要的不是精明，而是對生物圈地球的責任心。”即使“集體主義”、“奉獻精神”這樣的利他倫理，也隻是在人類集團內部發生的精神行為，對人之外的物種毫無意義。人們——哪怕道德高尚的人，也往往隻留意對同類的道德，對內部成員所負的責任，卻完全忽視了對大地、對其它生物、對宇宙的道德和責任……而“大地倫理”的美德在於：它把“責任”觸角探出了人類邊界——試圖將人類義務的“全部範圍”搞清楚!

　　在對待自然上，若不能擺脫“利己”的欲望糾纏，若沒有類似基督教那樣的虔敬態度和終極信仰，無論我們理性上再發達，也隻能算是臨時處理了人與自然間的一種“短期”關係——一種機會主義的“實用外交”。對我們來說，真正的難度就在這裏。

　　中國文化中一直深藏著一種頑固的 “實用”和“拜物”情結。尤其隨著儒學的權力化與道家的道教化，中國人的生存精神中愈發缺少一種超功利的、對抗世俗性的東西，重實際、重功用、重物性、重得失、重利弊……從傳統的儒(治世)道(養身)經世到近現代“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實踐，無不是一種對物質主義的闡發。和歐洲相比，中國從來就缺少天然的宗教資源，更多的是政治話語和世俗的物用精神。基督教文化雖在近代開始影響中國，但1870年的天津教案與義和團之“滅洋”，都驗明著國人對宗教的誤解和恐懼。而中國惟一的本土“類宗教”——道教，卻是以煉丹、采補、服藥、房中術、念咒、畫符、掐訣為道具，以養生延年、富貴長樂、肉欲滿足為取向……此不過世俗精神和玄學方術的媾和，屬對生命的異化而非滋養、虐待而非體恤，這和重視悲憫與關懷的世界宗教精神已相去甚遠。而外來佛教自始至終都沒有擺脫本土化的陰影。儒家文化中所謂“天人合一”的自然觀，也未能作為一種普世的生存精神和價值理念，真正滲入國人的日常細胞和脊髓中去，而是作為一種消極的價值幻象，成了少數士人遁世避難、淡漠世囂的文化掩體。

　　二十世紀，隨著反殖民運動和政治意識形態對宗教遺產及傳統文化的猛烈掃蕩，中國人在世俗精神的道路上就再也沒有障礙了。代之而起的是政治道德倫理，但其脆弱性是顯而易見的，“唯物”“鬥爭”非但不能抵禦實用主義，反而本質上慫恿物質精神，鼓勵向萬物宣戰。所以，一旦商業經濟的浪潮湧至，中國的“俗世” 底子立刻敞裸無遺，毫無精神植被的覆蓋。在今天的國人頭腦裏，你很難找到那種純淨的可被稱作“信仰”的東西，對一個幾乎什麽都“不信”、拚命求實的人，還有什麽“禁忌”和“敬畏”可言呢?有何戒律不能打破、欲望不敢滿足呢?上不封頂、下無底限，肆無忌憚、海闊天空的“通吃”即成必然。飲食上的“無法無天”，其背後隱匿的不正是文化上的“無法無天”嗎?

　　所以，像中國這樣一塊缺乏“宗教感”、更缺乏現代理性的土壤，二十世紀流行起粗野的“愚公移山”和“戰天鬥地”，流行起“殺雞取卵”“涸澤而漁”的短期行為，流行起“黃金宴”和“恐龍胃”來並不奇怪。對物質主義和實用主義來說，東方的市場比西方更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