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說明毛心黑手辣，拉一派、打一派，從肉體上消滅不同意見，進行“三借”不自今日始，茲順舉“富田事件”引以為證：
1929年1月，朱毛率紅四軍撤離井岡山，一路上受到強大敵人的圍堵追擊，損失慘重，投奔到政權鞏固、物質充足的東固山。這裏的領導人李文林，是中共江西省委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28年任中共贛西特委委員兼秘書長，紅二團黨委書記兼團長，次年任紅二、四團政治委員，1930年任中共贛西南特委常委兼軍委書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常委兼黨團書記處書記、秘書長，紅軍學校校長，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行委”是中共中央為了便於統一行動而將中共、共青團與工會三組織合並而建立的機構，成立於1930年8月——馮治軍注），為江西紅色政權的創建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毛澤東在1929年6月14日給林彪的信中高度評價了李文林，並把東固根據地與井岡山、贛東北及湘鄂西等根據地相提並論，稱之為“李文林式”的根據地。
李文林親率一連隊伍，從興國的蓮塘趕到永豐龍岡，接應朱毛與紅四軍。兩支隊伍會合後，在東固召開了會師大會。毛在大會上說：“上有井崗山，下有東固山。紅四軍是鐵軍，紅二、四團是鋼軍！我相信，東固山和井崗山最終一定會聯結起來，造成工農武裝割據的大塊革命根據地，最後一定可以解放全中國！”朱毛紅四軍受到東崗固鄉親們挑著整豬整羊慰勞，並籌集大量棉花、布匹為四軍做寒衣。李文林還送了2000銀元和大量子彈、給養，給予四軍。毛澤東、陳毅、粟裕都對東固根據地稱讚不已。陳毅有詩：
東固山勢高，峰巒如屏障。
此是東井崗，會師天下壯。
粟裕有言：“這塊（東固）根據地對於我們發展贛南、閩西起了很大作用。由於有了這塊根據地軍民的掩護，我們從從容容地休整了一個星期，恢複了體力。”
如果你原先不知道這整段曆史，光憑閱讀到這裏就往下想像，你是無論如何想像，想像力再豐富，也不會想像到會有如下的結局：
毛澤東於1931年5月30日，於萬泰縣古坪村，槍斃了省行委書記李文林！臨刑前，李文林高呼：“共產黨萬歲！”時年32歲。
毛澤東的陰謀手法和步驟，大致如下：
第一步，打一派、拉一派，借刀殺人；其標誌為“二七會議”：矛盾是絕對的，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核心觀點，處處有矛盾，時時有矛盾，每事有矛盾，每物有矛盾，問題就是矛盾，差異就是矛盾，沒有矛盾就不成世界。贛西南特委內部在工作上存在意見分歧，並發展成派係鬥爭。一派以李文林為首，包括李白芳（特委秘書長）、龍超清（特委委員、西路行委書記）、叢允中（特委委員、贛西南路行委書記）、曾炳春（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常委兼軍事部長）、郭承祿（特委委員、北路行委書記）等人，是多數派。後來這些人悉數被毛槍斃，無一幸免。另一派以劉士奇為首，包括曾山、陳正人等，是少數派。這些人都成為毛培植的私人勢力。
為了嚴厲打擊李文林派，毛澤東於1930年2月7日在陂頭召開了聯席會議，這就是中共黨史上有名的“二七會議”。會後，毛澤東發出第一號公告，認為“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誌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地布爾甚維克化。”
在毛澤東主持下，槍決了贛西南特委郭士俊、羅萬等所謂“四大黨官”。劉士奇寫給中央的報告說：“二七會議主要的意義，是打擊了黨內的機會主義取消思想，開除了大批的地主富農，使黨的路線走向布爾甚維克的精神。解決了許多實際問題。”為毛澤東後來利用打AB團來鏟除李文林派，埋下了伏筆。
第二步，用打AB團捏造罪名，來借題發揮；由於毛的親信李韶九大搞逼供信，不但下令打人，還親手掌刑。濫殺無辜，激起“富田事變”。
毛澤東僅憑謠言，說是打下吉安後繳獲的文件涉及AB團，有一張收條便是蘇區一個地主用真名簽字的，這個地主是李文林的父親；便誣陷李文林是“AB團總首領”。其實，所謂“文件”、“收條”，誰也沒有見過，，況且，李文林的父親也不是地主，也不識字，根本不會簽字。從頭到尾，全是胡說八道。毛通過手中前總委書記的權力，在第一時間突然拘捕李文林。毛的如意算盤是利用當時肅反擴大化的混亂局麵，將李文林及其同黨誣陷為AB團一舉鏟除。
中共江西省最高領導人的被捕，令廣大軍民震驚與困惑不解，軍中出現對毛澤東及總前委不滿的情緒。
這場打AB團的運動來得極其迅猛，毛澤東將捕人權下放到團級，殺人權下放到師黨委。加上沒有任何的政策指導，很快就變成濫捕濫殺。在毛澤東及前委導演下，一個月的時間，紅一方麵軍四萬人中就殺了幾十個總團長（AB團的總團長）、四千四百餘個AB團。其中大部是江西的紅軍將士。這次被稱為“黃陂肅反”。有的老幹部回憶說，當時黃陂沙灘上，屍橫遍地，水都染紅了。
毛澤東及總前委致信江西省行委：“黨內地主富農分子現舉行大規模叛變，此問題在贛西南還是異常嚴重，必須運用敏捷手段立即鎮壓下去。”信中指令省委，“務必會同李同誌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李同誌”就是紅一方麵軍總前委、總政治部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
李韶九揮舞著“尚方寶劍”，一到富田（省行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機關所在地），便立即驅兵包圍了省行委。逮捕了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謝漢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金萬邦（省軍事部部長）、周冕（省政府財政部部長）、劉萬清（原紅四軍政治部主任）及任心達等八人。
李韶九等肅反人員發狂似地連續捕捉、審訊，使用地雷公、線香火、拷打、鐵烙、割乳、燒陰戶等各種殘酷、卑鄙的刑法（1930年12月段良弼給中央的報告）。李韶九大搞逼供信，不但下令打人，還親手掌刑。當時曾任中共安福縣縣委書記的汪安國回憶李韶九抓他AB團後審他的情況：“他擺出一副關公似的臉孔，大聲吆喝說，你是AB團嗎？快把你們的組織說出來！當時，桌上放了好些木棍、長竹片、烙鐵、繩索等刑具，我知道這是用來對付我的。當然我不能誤供我是AB團，於是，兩個大漢把我的上衣脫光，繼之李韶九親自動手，燒紅烙鐵在我背上腿上烙呀、燙呀，這我怎麽能受得了呢？我觀此情形知道，供認是死，不供認也是死，與其不供認受苦遲死，不如供得早死個痛快，就在這個思想支配下，供認了我自己是AB團。這樣李韶九才把我放下來。”就是這樣，李韶九在五天五夜刑訊逼供，屈打成招，在省委省蘇兩機關及政治保衛隊共破獲AB團120多名，要犯幾十名。槍斃省委交通和技術書記17人。第二天又槍斃24人，其中省行委7人。霎時間，江西省行委、省蘇政府機關和整個富田村野，陰雲密布，腥風血雨，到處彌漫著紅色恐怖！老百姓驚恐不安，竊竊私語：“不得了啦，紅軍在殺紅軍，共產黨殺共產黨，湖南佬在殺江西佬……”
12月9日，李韶九帶著一個排從富田到東固紅20軍（由江西地方武裝組成）駐地，計劃在20軍中更大規模地抓AB團。174團政委劉敵聞訊後，於12月12日上午發動屬下一營官兵包圍了20軍軍部，捉起了李韶九（後逃脫）和毛澤東親信軍長劉鐵超，李帶來的一個排也被繳械，釋放了被捕的謝漢昌等人。下午，劉敵與謝漢昌又率部趕到富田，包圍了省行委、省政府機關，收繳警衛連的武器，釋放了被當作AB團而逮捕的100多人。毛澤東的親信曾山和古柏趁亂逃走。這就是震驚中共的“富田事變”。
15日夜晚，由段良弼為代理書記召開省行委第一次擴大會議。叢允中在會上報告了李韶九捕人刑訊的經過和原因，叢允中慷慨激昂，說李韶九捕捉AB團，大肆殺人的“近因”是，總前委書記毛澤東企圖將江西的忠實幹部一網打盡，造成清一色的毛黨，以穩穩地做皇帝；“遠因”是贛西南二中全會開除了劉士奇的黨籍，劉是毛的走狗。
第三步，對李韶九來說，他是“殺雞頭”，是為毛澤東擺宴；對毛澤東來說是“殺敵頭”，用肉體消滅的辦法來解決反對意見。來黨同伐異，斬草除根。據不完全統計，死在這場政治陰謀中的紅軍官兵與黨政幹部，達兩萬人之多，江西黨政幹部不剩幾個，至於紅20軍，從軍長蕭大鵬以下至副排長等全體幹部統統被拘捕，幾乎全體被殺，潰不成軍，番號取消。
1932年2月，陳毅調任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他對江西蘇區內肅出那麽多AB團給驚呆了，反對憑刑訊逼出的口供捕人，並釋放許多名“嫌疑者”。這可觸怒了李韶九。李冷笑著說：“過不了多久，我就要有匹好馬、好槍了！”陳毅聞之大怒：“老子是有好馬、好槍，誰敢來！”但李韶九品質極壞，且有毛澤東的尚方寶劍，陳也不得不加以提防。
有一天，陳毅被召去開會，暗忖說不定會像李文林，有去無回，遂特意交代年輕的妻子蕭菊英：“我去開會了。等到今天下午六點鍾我還沒有回來，你就快走，到你老家信豐藏起來。如果我沒事，我會派人把你接回來的。”
她等到六時，仍未見歸，誤以為是當作AB團抓走，其實沒被抓，是路遇敵人襲擊，馬被打死，遲至八時方歸。陳毅四處尋找愛妻不見，她竟跳井自殺了。陳毅撫屍痛哭，送葬回來，深夜憤書，吟詩挽妻：
泉台幽幽汝何之？
檢點遺篇幾首詩。
誰說而今人何在，
依稀門角見玉姿。
檢點遺篇幾首詩，
幾回讀罷幾回癡。
……
尾聲：李韶九骨已成灰，毛澤東還要他當“替罪羊”。
蘇區中央局和代理書記項英認為：富田事變是“因為過去贛西南黨的路線和工作錯誤的結果——黨內一股無原則的小組織派別的鬥爭。”演進而成的。周恩來也批評毛澤東反AB團“簡單化”、“擴大化”、“乃至苦打成招，以殺人為兒戲”。王明上台，比李立三更左，他根據蘇聯的肅反經驗和國際“反右傾”的指示，認為“在毛澤東同誌領導下的總前委，堅決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路線，實質上是正確的”，而項英領導的“中央局解決富田事變的路線是完全錯誤的”。本來李文林已被項英釋放，當改由毛澤東取代項英任中央局書記後又再次拘捕李文林，並變本加厲，大事殘殺江西地方領導人。毛澤東是以反王明的左傾路線而起家的。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這是唯一的一次擁護王明路線。這裏就隱含著毛反AB團的險惡居心；同時，20年後，毛輕描淡寫地承認了“錯誤”，卻找了李立三、王明，尤其是李韶九當了替罪羊。建國初期，他回答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說：“這是一個問題，那時兩次左傾路線占統治地位，肅反審查搞逼供信，一逼就供，一供就信，輕信口供。在處理問題上，擴大化，簡單化，錯殺了自己人。”50年代又說：是“李韶九搞的，搞得一塌糊塗。”（資料基本上是從《周恩來與毛澤東》第一、二章轉引而來，其中不乏照抄之處；也參考了其他材料如《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等）
毛澤東製造和處理這次事件的原委和始末，就是一部活脫脫的《矛盾論》，或者反過來說，《矛盾論》就是一部“窩裏鬥”哲學。就詞的本意講，矛盾原本就是專指自相矛盾、內部矛盾、窩裏鬥說的；即在“子”的內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果是到“子”的外部，以“子”之矛攻“人”之盾，或以“人”之矛攻“子”之盾，那就根本構不成矛盾的情景了，就不存在尷尬了。按《矛盾論》的原理講也是如此：構成矛盾的前提條件是，矛、盾雙方必須居於共同體中。例如炸彈，引起爆炸的矛盾雙方，一方在彈殼內、一方在彈殼外，就爆炸不成了，就構不成矛盾了。例子不勝枚舉，數學中正數與負數、物理中正電與負電、生物中雄性與雌性，各成一對矛盾；但正數與負電、正電與雌性、雄性與負數等，就不能構成一對矛盾，因為它們互為外部。所以，“內部”就是“矛盾”唯一的時空界定。人雲亦雲、有口皆雲的所謂“外部矛盾”，就說白了，誤入歧途了。對抗、對立、敵對、衝突、鬥爭、侵略、自衛、差異……組成了能夠用到“外部”的相應的詞匯。外部可以有不對抗、不衝突、不侵略…。。（友好、妥協、和平……）的時候，內部卻沒有不矛盾的時候。我所以特別強調理論思維首重概念，不是咬文嚼字、專摳概念；而是因為進行邏輯思維靠的是概念與概念聯係形成判斷，判斷與判斷聯係形成推理；概念一混淆，判斷和推理就必然會跟著全都亂了套。貫穿毛澤東一生的個人的內部矛盾是什麽呢？答曰：“既要做最荒淫無恥的婊子又要樹高過世界屋頂的貞節牌坊。”這就是他自信能夠實現、其實無法實現的政治野心的實質。因為解決矛盾的途徑是，隻能取其一，所謂“二者不可得兼”；如可“得兼”，就不存在矛盾了。毛澤東必然失敗的根源就在於，他雖研究了一輩子矛盾，但他的“人心不足蛇吞象”的個性硬要他超越矛盾。
從實踐上講，毛澤東在《矛盾論》中總結的基本上是內戰的經驗，而毛澤東最為熱衷和最為拿手的是“窩裏鬥”。你可以在相形之下提出問題：以國內外講，他恨日本鬼子和蔣介石；恨誰狠呢？以黨內外講，他恨蔣介石和劉少奇；恨誰狠呢？以世界共運內外講，他恨赫魯曉夫和尼克鬆；到底恨誰比較狠些呢？從理論到實踐，毛澤東堅信不移，他的政治野心的實現或失落，取決於中共、中國、世界共運的內部矛盾的發展和結局。這就是他最為重視“內因”（即內部矛盾）的緣故；毛澤東的《矛盾論》是不打自招地表明：“國之內戰、黨之內鬥，其元凶——舍我老毛其誰歟？！”而且事實也證明：老毛不死，國無寧日，黨無寧日，甚至要攪得天下大亂！
3，極端卑鄙
上麵我們揭示了毛極端自私的兩個本質特點：極端貪婪和極端陰險，現在要說第三個特點：極端卑鄙。但這一點前麵已多所涉及，況且在下麵“三”裏還要作進一步的揭示，所以就不在這裏單獨論述了。接著來論述第四個特點。
4，極端黑暗
說他極端黑暗，是指他政治目的落伍、反動，政治過程黑箱作業，思想陰暗，道德淪喪。，生活糜爛，造成中國社會比歐洲中世紀黑暗時期還嚴酷、還禁錮、還黑暗。
（1），政治目的落伍、反動，僅為一己之政治私欲就要人民做出無限犧牲。
反右派鬥爭的實質，就是毛澤東要扛住曆史的閘門，堵塞民主的潮流，倒撥曆史的車輪，抗拒世界現代文明的進展。
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推翻了封建專製，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中國掀開了現代史的第一頁。繼續挺舉和捍衛這麵三民主義旗幟的，是領導北伐、打倒軍閥的蔣總司令，是領導浴血抗戰、取得中國近代史上反侵略戰爭第一次全麵勝利的蔣委員長。從此，中美英蘇並稱“世界四大強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是治國無能、亂國有罪的毛澤東，反民主共和之動，複君主專製之辟，推翻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建立了“人民共和國”其名的法西斯政權。從此，大陸同胞陷入挨“解放”之中；中國人民站出來了！（開鬥爭會時，總是喝斥鬥爭對像：“叫他站出來！”）
對這個政權的定性，人民大學法律係學生、至今仍未獲”改正”的右派份子林希翎女士，當年把它叫做“封建的社會主義”；林彪副統帥在《571工程紀要》中寫道：“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壓的絞肉機，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製獨裁式的家長製生活……他是一個借馬列之皮、效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相形之下，總設計師鄧小平就說得輕描淡寫多了。他在回答奧女士“是毛主席選擇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國王選擇繼承人那樣”時說：“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他談到“搞特權”時說，“這是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鄧小平文選>二卷第305和292頁）可鄧小平“自己”（也是自己！）卻把第三代和第四代接班人，連兒帶孫一並“選擇”了出來。所以，也就甭單說某人或某事“是沿用了封建主義的做法”或“封建主義殘餘尚未肅清的表現”了。幹脆說：“這是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鄧小平理論發展的就是這個東西。”說是“科學體係”絕非誣指，李銳先生提供旁證：1950年5、1勞動節，是毛親手加上了最後一句口號：“毛主席萬歲！”的。當年孫中山曾怒斥、力拒別人喊他“萬歲”，認為既推翻了帝製，就要消滅這一套封建玩藝。至於到文革時，“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更是喊聲震天動地，讓他過足了皇帝癮。
從大學生到副統帥，到總設計師，三個人程度不同地都承認了毛共政權是封建主義性質的。而我則說，它隻承襲了封建主義的糟粕；馬克思說的封建社會的“脈脈溫情”；孔子說的“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溫良恭儉讓”；孟子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老百姓說的“納了糧，自在王”等等，都叫毛驗明正身，執行了槍決。還有，在經濟上，封建社會還有大量的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即便按馬列的說法，農民也還有半獨立人格。可解放後呢，說地主、富農、資本家是剝奪者，他們共產黨要剝奪剝奪者。而農民的遭遇又怎麽樣呢？共產黨搞了借刀殺人、借題發揮、借頭過關的土地改革，農民剛分到土地，不久就來了合作化，土地便又倒手被變相剝奪了去。接著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吃飯在公共食堂，組織是軍事化營（生產大隊）、連（生產隊）、排（小組）；生產戰鬥化，勞動是大兵團作戰；生活紀律化，農民成了社員，一切行動聽指揮，完全身不由己，甚至連農民的生活資料如家禽、家畜、樹木梁檁、銅杓鐵鍋……也被無償地收公，屬於他的財產隻有隨身帶的“一雙筷子、一個碗，還有一個鋪蓋卷。”別說你的財產權，即便你自己的身子，也成了“磨道的驢——但聽喝”，任人調撥。你是個六、七十歲的老人，也得服從命令上山去大煉鋼鐵；有的小腳老太太用手巾包幾個石子搬來運去。農民連封建社會的半人格也沒有了，反而又兼具奴隸社會的奴隸身份了。當然，不止是農民，而是全民！北京大學才女、當代中國崇高人格的代表、右派份子林昭女士，以“中世紀的遺址”、“奴隸社會”，直接定義這個“極權主義”政權；曆史學家辛灝年說：“中國大陸全體人民，在實際上便成了在奴隸製度下的，無任何人權與民權的奴隸而已。”（《誰是新中國》第567頁）這是何等地準確、透徹、全麵、毫不含糊啊！說中共政權是封建主義固然有道理，但它卻更具有奴隸製度的特征：士、農、工、商不就是士奴、工奴、農奴、商奴嗎？黑五類不就是黔麵的罪奴嗎？
孫中山先生說他的三民主義是發財主義，為大家謀發財。這個主義不但不侵犯私有財產，而且增加你的私有量。但是，決不能損公肥私。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任何人、任何黨派不可得而私也。革君主的命就是要把天下還給天下人，是謂“天下為公”，是謂“博愛”。毛澤東反其道而行之，“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麽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麵，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誌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麽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選集》。五卷第198頁）他聲嘶力竭地教唆不要講良心，不要仁慈；想達到什麽目的呢？我們經過痛苦的觀察、血淚的體驗、科學的分析研究，得知毛的共產社會，是封建社會、奴隸社會、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擇劣組合：極端貪婪地“共”別人的“產”，就造成了“人人為公，天下為私”的局麵。天下為最高奴隸主毛一人得而私也，再擴而大之，成為全世界的奴隸主，這就是毛的終極關懷；說別的，都是假的。據別人揭露，右派份子章伯鈞早已對中國這種局麵有所覺察，他曾說過：“中國這樣大，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當時黨員數），統治著五億農奴，非造反不行。”（1957年7月。9日，《人民日報》）
揭示毛政治上的反動落後、開倒車，可以從他的極端獨裁、濫殺無辜、路線鬥爭采取肉體消滅、階級鬥爭為綱、破壞科教、文化、藝術、生產等等數之不可勝數的各個方麵；但考慮到中國的主體是農民，按毛澤東思想講，中國革命的主要問題是解決農民問題，而農民又是毛打天下的主力軍。因而，弄清毛是怎樣對待農民的，其他問題自當皆可觸類旁通。
如上已述，土地改革，農民分到土地，這是得到的唯一實惠。但也不是白吃的午餐，而是以前線上農民的兒子積屍如山為代價（當毛主席拿著紅藍鉛筆，在跟解放軍將領笑談“人海戰術”、規劃攻城戰役的時候，說：“。我們準備犧牲20萬戰士，。拿下這座城市。”這時候就會有20萬個活體，通過毛的筆尖變為屍體。）。隨後合作化，土地就又給“共產”了。叫農民繳公糧、賣餘糧，實行統購統銷，用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盤剝農民，用戶口政策使農民淪為二等國民。受到不平等待遇，例如就業、子女升學、衛生醫療、統銷物品及其它緊缺物品憑證票券等的供應；特別是在餓死的四千多萬人中絕大多數是可憐的農民；而毛澤東哄騙得他們團團轉的，是讓他們殘害地主、富農及其子弟，平時歧視他們，占他們的光，讓他們幹髒活、累活。得低工分，貧下中農優先幹俏活（活輕工分高，例如培養一種肥料菌種“九二O”。因他們缺乏科學知識，又不肯鑽研，結果都失敗了。反正隻要高工分拿到手就算。民謠作證：“九二O，九二O，養了一班兒寄生蟲。”）；在開會，或運動中，要地富站到或跪到前麵挨鎮壓、挨鬥爭，是家常便飯 ；還要做懲罰性的義務勞動：剝奪一切權利，隻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這就使貧下中農產生優越感，感謝毛主席讓他們翻了身，把地主、富農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輪到了我們在你們頭上拉死拉尿了！”到了憶苦思甜的時候，還可以給他們甩一臉鼻涕、唾沫。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永遠跟著毛主席，世世代代不忘本！貧下中農並且被嚇唬：地富夢裏都在想複辟，一旦地富複辟，我們就要千百萬人頭落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然後就言出法隨，就唆使農民鬥爭幾個階級敵人，要他們交代複辟夢、變天帳。這就是為什麽毛把農民害到這一地步，還能受到“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歌頌的原因。河南省副省長、河南大學老教授、民盟中委、河南省主委、右派份子王毅齋先生，因看到農民受共產黨的害，而又不辨好歹，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憤然說道：“黨團員帶頭賣餘糧，現在沒啥吃，餓死這些孬孫，活該！”（《河南日報》1957年7月26日）要說“活該”，不僅是農民活該，知識份子也活該，民主黨派也活該，你王老也活該，我劃右派、住監獄也活該；誰叫我們以擁護邪惡的共產黨為進步、為光榮來？埋怨“活該”無濟於事，不如總結教訓而利於行。但願你、我、他，誰也不要再辦“活該”自食其果的蠢事了。
由於毛極端自私的本質，決定了他“寧負天下人”；把“為人民服務”當作“羊頭”掛，。而實際上置人民於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的苦難之中，走共同貧困的道路。這便是毛所謂“革命”的真諦。和充分體現這個真諦的年年革、月月革、天天革的革命的曆程，請看他的革命哲學—下麵我要原字原句，照抄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封麵標明“高等教育哲學教材”，由郭建寧主編的《當代中國哲學綱要》第114頁上的“1，窮社會主義”（無需我指明，這是具有官方性質的觀點）：
列寧說過：“由於曆史進程的曲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愈落後，它由舊的資本主義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關係就愈困難。”60年代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中，明確地否定了列寧的上述觀點。他寫道：“列寧說過’國家愈落後，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就愈困難’現在看來，這種說法不正確。實際上，經濟愈落後，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就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難。人愈窮，越要革命。”毛澤東這段話，反映了他越落後越容易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信念。而這一信念，又集中體現在他對“一窮二白”的讚賞上。
毛澤東最早論述“一窮二白”的意思，是在1956年2月，當時還叫“一空二白”，是他在2月14日聽取34個部委匯報時的插話中提出的。他認為中國工業發展的速度可以超過蘇聯：“中國的好處，一曰空，二曰白，一點負擔都沒有。美國在華盛頓時代，也是白，所以發展起來也是很快的。蘇聯開始也是白。富了不行。”後來公開發表時，改為“一窮二白”。這是在1956年4月《論十大關係》的末尾，他說：“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不高。從發展的觀點看，這並不壞。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科學技術水平高的國家，就驕傲得很。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1958年6月1日，《紅旗》創刊號發表了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文章說；‘除了別的特點之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這裏，毛澤東看到一張白紙沒有負擔，但卻忽略了一張白紙也是沒有基礎啊。（紫丹按：毛未曾“忽略”，隻是白紙更利於他筆意縱橫、肆意揮毫。他說：“唐僧這個集團，豬八戒較簡單可以原諒，孫悟空沒有緊箍咒不行。”可見不簡單即不白，就要戴緊箍咒，即戴右派帽子。）
在由衷地讚賞“一窮二白”的同時，毛澤東對“富”表示了深深的擔憂。他認為，現在中國人生活水平低，文化水平低，“中國變富了，有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水準，她就不需要革命了。西方世界的財富已成了他們的缺點，這些缺點使其不再想革命……。他們生活的高水準，還沒有我們的文盲來得好。”
據此，他對農村中富裕中農不敢冒富大加讚賞，認為是好事。他在1958年3月23日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河南的富裕中農有好東西不讓幹部看，裝窮。無人時才向貨郎擔買布。我看很好，這表示貧下中農威力大，使得富裕中農不敢冒尖，這說明社會主義大有希望。”
1959年底和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經過階級鬥爭，搞臭了地主‘富農，農民以窮為榮，以富為醜，這是個好現象，這說明貧農已在政治上壓倒了富農，而樹立了自己在農村的優勢。”他還對外國評論“窮是中國躍進的動力”的觀點表示讚賞，認為這話講得好，因為窮就有壓力，就要革命，就要不斷進取。“富了，事情就不妙，中國現在不富，將來富了，也一定會發生問題。”
1964年，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不僅表示了對資本主義“富”的擔憂，同時也表示了對修正主義“富”的擔憂。他說”不要老是掙錢，掙來了錢就亂花錢……。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按政策，必要時可以收買，對無產階級知識份子，為什麽要收買？錢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圍的人……。蘇聯高薪階層，先出現在文藝界。”
文化大革命末期，毛澤東以窮為榮的思想發展得更為嚴重。1973年6月，他說，中國是個很窮的國家，我看，越窮越好，就想革命啊！1975年9月，他在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時還說，中國現在還很窮，窮了好，比你們富好，人一窮，他就要鬥爭。
從以上毛澤東的論述可以看出；窮是光榮，窮要革命，窮比富好，富了，就不妙了，是貫徹毛澤東社會主義觀的一個重要思想。
* * *
抄書至此，喟然興歎：就算是曆史上的暴君加昏君，也隻是暴虐無道、驕奢淫逸，隻顧自己享樂，不管百姓死活，或因昏庸無能搞得民不聊生。有誰像毛一樣，居心（居然是居心！）要讓老百姓掙紮在饑餓線上以保持其所謂的“革命性”呢？他惟恐人民不窮、不白，他不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畫最新最美的畫圖！相當初，人民跟他鬧革命，流血犧牲，不就是為了過上好時光嗎？現在成了屎殼螂攆屁撲了空：“目的是沒有（？）的，革命，革命，再革命！革命就是一切！炮灰就是革命的價值觀！”
因為我出獄後又在農村監督勞動十六、七年，所以對農村、農民比較了解。農民把這種饑餓政策理解為“餓鷹策略”。他們說：“打魚人隻有讓漁鷹總是餓著肚子，它才有下河逮魚的積極性，一但吃飽，它就懶了，不動了。”他們還有諸如此類的一係列隻有文盲才會有的說法：“社會主義製肚（度）——社會主義是專門製人民的肚的”；“社會主義腫（總）路線——社會主義是一條叫全民浮腫的路線”；“社會主義高草（潮）——農民聽幹部宣講毛主席編寫的《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時，說：“合作化前，從沒見過田間的草長這麽高；原來這就是主席說的‘農村的社會主義高草’！”；“人民公社是瞧糧（橋梁），共產主義是天堂——入了公社，瞧著糧食大車小車都繳上去了，恐怕到不了共產主義就全都進了天堂”：另有，農民與布穀鳥對話：
”布穀布穀！你吃的啥飯？”
“菜湯糊糊，菜湯糊糊。”
“你咋不吃五穀？”
“糧食製度！糧食製度！”
為了革命，必須“餓鷹”。這就無怪乎誰主張發展生產力，毛就給誰扣上“唯生產力論”的大帽子，給予鬥倒鬥臭了。文革時，哪個領導人提倡“抓革命促生產”（本是毛提的左傾口號），他就指責你意在以生產壓革命。
毛澤東思想是主張不斷革命論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這個革命勝利了，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一階段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中國的命革了一個段落，就該由中國的工農用小米加步槍去解放那世界上另外三分之二的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洋階級弟兄。假定全世界一片紅彤彤，革命化了，即都過上喝大鍋清水湯和三人的布票夠買一條褲子的日子，這時若問：被激發出的“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的勁頭是否該指向外星球？以爭當“世界革命導師”為革命唯一目標的毛澤東，已死不瞑目於陰曹地府；雖然他的徒子徒孫們掀起一陣陣毛澤東熱為其招魂，但他已變為分子、原子、電子、質子、毛子……重新組合而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經過一個輪回，毛澤東總算對農田作出了有益的貢獻，實現了產生於延安整風時的毛澤東說的“狗屎可以肥田”。而後，於1957年又產生了一個同價命題：“毒草可以作肥料”。
（2），政治品質極端惡劣；政治製度獨裁極權，他個人可以恣意妄為，無法無天。
鄧小平一再申誡：“毛澤東同誌的錯誤，決不能歸結為個人品質問題。”（56）毛個人的品質太惡劣了。顯而易見、不爭的事實是，從政治上說他是個陰謀家，從人品上講他是個淫棍。鄧對這一點不是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嗎？所以他隻有雙手捂住這個裹卷著膿血的包，把毛的“錯誤”歸結為製度方麵的問題，“這些方麵的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麵。即使像毛澤東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製度的嚴重影響，以致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製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麽資本主義製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麵，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毛澤東同誌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58）
這個“不好的製度”壞在什麽地方呢？他指出五點（用毛製定的、鄧執行的“六條標準”衡量，鄧的如下言論，肯定該劃極右派、大毒草—紫丹，下同）；
1，官僚主義現象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這是57年右派向共產黨“猖狂進攻”的第一條）。
2，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麽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而變成了個人領導。（蒲熙修揭發羅隆基在床笫之上說過“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領袖個人獨裁”的右派言論）
3，革命隊伍內的家長製作風，除了使個人高度集權以外，還使個人淩駕於組織之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家長式的人物，權力不受限製，別人都要唯命是從（這一點，北京大學右派學生王書瑤早已深刻指出：“是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製，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於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史達林後期可以膽大妄為，犯出一切錯誤。”），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係。不應把上下級之間的關係搞成毛澤東同誌多次批評過的貓鼠關係，搞成舊社會那種君臣父子關係或幫派關係。
4，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現象的形成，同封建主義影響有一定關係，同我們黨一直沒有妥善的退休解職辦法也有關係。（儲安平說得更徹底，廢除黨天下，不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5，搞特權，這是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主義傳統比較多，民主法製傳統比較少（“比較少”也是還“有”。你鄧小平也不得不承認從前是多、少的問題，而你們卻把它變成為有、無的問題了。現在已看得很清楚，國民黨時期的民主比你們要多得多！儲安平在解放前就指出了。）。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係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製度，法製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製度問題。
由於鄧小平在文革中受到某種程度的迫害，所以他不像華國鋒那樣純粹的得利者處處搞‘兩個凡是”，而是承認毛犯了錯誤。但又由於他也得利不菲，曾是參與毛罪惡活動的重要共犯，而且為今後利益盤算，他就采取了以“逮住老鼠”為目的的機會主義、實用主義態度，僅僅指出和否定一些連他也不堪忍受的弊端，相反，如果他與華國鋒配合，也搞“兩個凡是”，那就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這樣一來，別說逮鼠了，連貓的本命也完蛋了，這裏存在著不可調和的衝突。那麽，不搞”兩個凡是”，隻認“實事求是”行不行？沒門兒的事。因為他和共產黨都“實事求是”不起。這就是為什麽鄧要求“對毛澤東同誌的評價，原來講要實事求是，以後加一個要恰如其分，就是這個意思。”（59）這個意思的“妙諦”就是絕對不能完全實事求是，隻能實事求是到一定程度為止，例如，把罪大惡極隻許說成是普通的錯誤；完全的錯誤隻能承認是三分錯誤；錯誤的主要罪責要找替罪羊林彪、四人幫來承擔；留下的，鄧自告奮勇要分擔，並還要把被毛打發去見馬克思的劉少奇、周恩來也拉來陪綁，“有些問題我們確實也沒有反對過，因此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接著說：“當然，在那個條件下，真實情況是難於反對。”既然“真實情況是難於反對”，那還說什麽“我們也確實沒有反對過。”？既然如此，還說“應當承擔”雲雲，這在邏輯上怎能站得住腳呢？人們不禁要問：“鄧是在自打嘴巴，還是在說廢話！”
鄧小平不是居心要說廢話，而是護毛氏利益共同體心切，所以居心要說的不是廢話而是謊話，“真實情況”是他居心要騙人。所謂“恰到好處”，就是，該實事求是就實事求是，該撒謊就撒謊；做婊子與樹牌坊兩不誤。再想一想，難道真的 如他所說，“都沒有反對過”嗎？周恩來、陳雲等反冒進，毛整肅得他們還輕？差一點兒把總理換成柯慶施，有人統計，光是1958年，毛就批“反冒進”13次。後來硬是讓周恩來坐了二、三年冷板凳，比在延安那次整得他還厲害！難道這是屬於“沒有反對過”嗎？再者，毛為什麽要批鄧子恢”小腳女人”呢？劉少奇在“三麵紅旗”、“三自一包”、“四清運動”等問題上不也總是與毛“褲襠裏放屁——到兩岔裏”嗎？彭、黃、張、周為什麽被打倒？甚至小人物鄧托、田家英為什麽要自殺？對此屈指難數的，還有比這更多、更隱密的“真實情況”，作為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比任何人都了解得更清楚。所以人們會向鄧總書記發問：“你的許多說法，是自欺呢還是欺人？還是如蘇聯住聯合國大使維辛斯基說的 ：‘誰不願意信誰別信，誰也擋不住我撒謊！’？”
因為是假話，所以就往往前言不照後語。毛的罪大惡極，本具有陰險毒辣、荒謬絕倫、卑鄙無恥的、流氓的性質，但鄧小平忌諱歸結為毛主觀的品質問題，而要拉“客觀”，即歸結為製度方麵的原因。可這就與以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官定說法撞了車！
社會主義是帶著病入膏肓來到人間的，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泄露了這一天機。當時鐵托把斯大林的罪惡歸結為“是一種製度的產物”，“這裏不僅僅是一個個人崇拜問題，而是一種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製度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為了捂蓋子，發表了兩篇文章，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中，與鐵托針鋒相對，理直氣壯地斷言：“斯大林的錯誤並不是由社會主義製度而來；為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製度。”
事到如今，出現了難題：是“糾正”毛澤東的私人品質，還是“糾正”社會主義製度？鄧清楚地知道，毛的品質是臭而不可聞也，一揭，臭氣熏天，準會喪盡黨的“曆史光輝”，甚至陳雲說：“我們這些人也站不住腳。”自然的結果，便是毛與黨偕亡。鄧小平根據“貓論”的基本原理，決定不學赫魯曉夫揭露、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品質”，權且對《再論》這個經過政治局正經八百的討論而作出的定調，來個不宣而廢；鄧要來“糾正”社會主義製度，但也並不真糾正，隻是輕描淡寫、吞吞吐吐地說成是“受了曆史上封建主義的殘餘影響”而已。與鄧小平的“殘餘影響論”相比，倒是林副統帥對這個“沒有毛主席就沒有”的“新中國”的社會性質，說得痛快，態度老實：“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製獨裁式的家長製生活…。。。他是一個借馬列之皮、效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571工程紀要》）林說的“互相殘殺”是不太對的，因為絞肉機掌握在毛手裏，隻是他單向地殘殺臣民；林倒是被逼，想“互相”一次，可惜也沒有成功。
鄧小平以毛“晚年的錯誤”劃框框，以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為遁詞，把罪責推給中國的曆史文化。現在讓我以鄧和林的共識—家長製為例，來進行剖析：
鄧說：“從遵義會議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一直比較注意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製，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鄧小平選集》二卷第290頁）
這首先與眾所周知的事實不合，誰不知道他的專斷獨行的劣根性其來有自？跟遵義會議前，肉體消滅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英及富田事件大屠殺一脈相承的，遵義會議後的延安整風，殘酷鬥爭，冤殺無辜，不是鐵的史實嗎？
其次，又與邏輯相背：說不通怎麽後來會來一個突變呢？問題的實質是，這段期間劉少奇、鄧小平這些毛派分子掌權，對主子的家長製逢迎有加；周恩來、李立三等這些原非毛派的分子，都已成為惡婆婆麵前臨淵履冰的小媳婦；汝不見毛對周恩來等欺人太甚、至死方休嗎？待中共受蘇共影響，在八大上提出反對個人崇拜，把以他的思想為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從黨章中去掉，他便一觸即跳；及至廬山會議，彭德懷站在非常正確的一麵，又以非常正確的途徑“觸”了一下，他便歇斯的裏地跳了八丈高。
事實是，不僅他是搞家長製的，其他中共領袖，如鄧所說：“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人都是搞家長製的。”（同上，289頁）讓時間順延至今，你鄧小平是不是搞家長製的？他江澤民是搞什麽製的？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你們的家長製使你們的國家機器變成了絞肉機。鄧又說：“這種現象，……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同上）—這總算是應該歸咎於中國傳統文化之外的因素吧！辛灝年先生曾指出過：“他們硬要將中華民族的曆史與文化拉來為中共的犯罪現實作替罪羊罷了。”（《誰是新中國》第564頁）
試看與中國文化不沾邊的國際共運：被毛奉為教皇的列寧、斯大林，“唇齒相依”的金日成父子，“天涯若毗鄰”的霍查，全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波爾布特，……哪一個不是搞家長製的？哪一國的絞肉機不是機器隆隆，血肉橫飛？波爾布特政權，竟能夠絞殺200萬人民，包括20萬華僑，而柬埔寨人口總共還不到800萬人呀！
說它是封建主義，不錯，但它更惡劣，前麵說過，它拒絕了封建主義的精華部份；說它是法西斯主義，更對，但它在消滅私有製，把人民剝奪得精光這一點上，在思想控製上，卻是德、意、日任何一國法西斯所望塵莫及的。北大右派學生領袖譚天榮在物理係同學的辯論會上發言道：“現在的出版自由還不及資產階級社會，比不上希特勒德國……比希特勒的檢查製度還要糟。”說它是吃人的社會，這是明擺著的事實，成個、十、百、千、萬、十萬、百萬、千萬，上億地吃！它的領袖是吃人魔王，吃肉不吐骨頭。總之，把它與什麽相比，它總比什麽都壞，所以就別比喻它是別的什麽了，它就是它自己，是讓人人充“公”、天下為“私”的共產製度。
毛黑、手黑、政治操作過程是黑箱作業。最近，張戎的書《毛澤東：一個不為人知的故事》問世，簡直是引起一片驚呼。書名便回答了驚呼的原因。前香港總督、牛津大學校長彭定康在《泰晤士報》上評論道：“誰是20世紀最邪惡的暴君：希特勒？斯大林？波爾布特？讀者在讀了張戎的書後都會確信：中共前主席毛澤東是最邪惡的暴君。張戎重寫了現代中國曆史，這是一本具有爆炸性的書。”英國的《每日郵報》評論道：“沒有幾本書是注定可以改變曆史的，但這一本書將改變曆史。”《觀察家報》說：“這本書所揭露的事實，將會把我們對毛澤東的看法全部都推翻。”《每日電訊報》說：“20世紀犯的最大的錯誤中，西方的左派、政客等對毛澤東的熱情是最愚蠢的。”左派固然愚蠢，我是右派，右派就不愚蠢嗎？同樣愚蠢。問題是中共的黑箱太嚴密了。張戎夫婦在12年中查閱了很多檔案，但是，裹卷著最大量膿血的檔案的大本營，被鐵封在中國。所以，我以受共產黨半個多世紀迫害的經曆斷定張戎有朝一日仍會感歎：“事實證明，我的這一想法，還是將共產黨估計得太好了。”—這句話寫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451頁上，是與毛22年朝夕相處的李誌綏說的，我作出這個“斷定”的根據有二：一是每次新的檔案材料解密，都會讓世人再次目瞪口呆；二是，毛澤東、共產黨之壞，是能把人們的想像力考驗垮的。無論你往多壞處想像它，當新的材料暴露時，你仍會重複一次李誌綏先生的經驗：“事實證明，我的這一想法，還是將共產黨估計得太好了。”我再舉一個人所周知的例子：許多人，包括林彪、“四五運動”的群眾和民主人士，都覺得罵毛為秦始皇就夠狠了。但毛卻回答：“秦始皇算什麽？他隻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6000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100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這個例子說明，你估計他的壞，隻是他實際壞的1%。在別的地方也然，隻不過，他不一定像在這裏這樣恬不知恥地承認就是了。
張戎說：“毛澤東的真實人生確實告訴了我，也告訴了人類，其實民族的災難是人禍，中國人是毛澤東要稱霸世界的野心的實驗品。”（見《世界周報》NO。1109第20頁）她說的話很平凡，道出了平凡的真理，卻揭示出毛最本質的品質，和中共製造的悲慘人禍的罪惡之源。
順著鄧小平的思路，便會提出：製度與人是什麽關係？製度是製（約）人的，又是人製（造）的。共產製度與毛澤東是壞製度與壞人的關係，於是乎，毛澤東選擇了共產極權製度，和共產極權製度選擇了毛澤東，彼此是如魚得水、如虎添翼；毛澤東造就了共產極權製度，和共產極權製度造就了毛澤東彼此是雞蛋互生、狼狽為奸。所以說，毛澤東壞多很，共產極權就壞多很；共產極權壞多很，毛澤東就壞多很，互相促進，推波助瀾，惡性膨脹，壞上加壞，卒致壞到“史無前例”。認定這點，就不會為換湯不換藥所迷惑。如果一個領袖人物如陳獨秀，或瞿秋白、彭德懷、胡耀邦等，身上具有與共產極權不相容的素質，則必定遭到被排斥的下場。所有能如魚得水者，皆為一丘之貉。牟宗三說：“共產黨耍的那些文字魔術，都是沒有意義的話，你聽他那些話幹什麽呢？偏偏有些人利用這個機會，去捧葉劍英、鄧小平，你捧他作什麽呢？其實，說穿了，還不是一丘之貉。當年鄧小平作副總理的時候，還不是順著毛澤東的話轉，還不是一樣地拍馬屁。根本的關鍵在於共產黨的本質即是徹頭徹尾的摧殘、斫喪人的廉恥。”（同上引牟宗三語）
至於毛澤東與孫中山創建的三民主義、共和製度，則是壞人與好製度的關係。壞人必然要破壞好製度。因為，如鄧所說：“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而他偏偏要“任意橫行”，要“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所以他就要選擇具有奴隸主、封建主，兼具法西斯性質的一人專權的共產製度了。這也就是他為什麽要選擇“一邊倒”的個人政治動機。張戎震撼世界的新書要說明的，歸結為一點就是：“他（毛）的一生從頭到尾就是推翻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複辟了封建君主製。’（《世界周刊》，NO。1109）換成鬼話來表述，就是：“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隻要是生活於其中、秉承良心、敢於正視現實的，都和李誌綏先生一樣，認清了所謂的“新中國”是複辟了清朝般腐爛的舊中國：“這幾年的生活，對我的精神是極大的打擊。我所期望的‘新中國’（引號是李誌綏原有的—紫丹），已經是《紅樓夢》中的賈府”（《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340頁）以同樣的鐵的事實根據，以同樣的不可反駁的邏輯論證，運用同樣的精確的語言文字，表達同樣明朗而毫不含糊的科學觀點，得出同樣的如泰山般堅挺不拔的結論的，是辛灝年先生的嘔心瀝血的巨著《誰是新中國》；僅從書名，就可以窺知其論述主題具有極大的曆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毛為使這個血腥的製度，社會的腫瘤，不被人民割除，不被黨內修正，他在選接班人上煞費苦心，算盡機關，要留下惡性腫瘤的遺傳基因。他選劉少奇，廢掉；選林彪，廢掉；病中交班，選周恩來，也作廢；選王洪文、鄧小平、還有不知何故胎死腹中的毛遠新，統統作廢；最後選了華國鋒，“你辦事，我放心。’對此，<<晚年周恩來》一書揭露真相，說明他並不“放心”：
“鑒於黨內外翻案勢力的公然挑戰，毛澤東決定加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和部署身後的人事安排。他知道江青為首的黨內文革派不得人心，讓人傳話給張春橋，要他‘讓一下’，轉而點名指定‘老實人’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上迷人耳目；同時以‘生病’為由，把和周恩來靠得太緊的葉劍英‘掛’起來，改由與毛遠新關係密切的陳錫聯出掌軍權。
“事實上，毛澤東的這種安排，骨子裏打的主意仍是讓黨內文革派掌權。為此，毛在把華扶上來後，又特意向他交代：‘如有事，找江青。’二月五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擴大傳達到黨內外群眾。”（第604頁）
說明毛澤東耍陰謀，活到老，耍到老。本文前已指出，他要在死後要江青作黨的領導人，“抓黨務的要硬，不能含糊、左右搖擺，這一點江青有資本，能管理好。”這就決定了華隻能是個橋梁人物，華對此也心知肚明，所以他要“一舉粉碎四人幫”，以防他們過河拆橋。但他在劫難逃，終未躲過鄧小平的過河拆橋。華祭出“兩個凡是”也無法改變自己的政治宿命。毛在政治上為所欲為，到了荒唐的程度。他把選定的接班人載入黨章和憲法。可黨章和憲法上都明文規定，黨和國家領袖是要在全國代表大會上選出的。下一屆你毛澤東當不當主席？從法理說，不能鐵定。你都不一定當選，卻把你的接班人法定下來，這不太滑天下之大嵇了嗎？其實，在黨文化裏，這一點兒都不足為奇。看一例而知天下烏鴉一般黑：惡貫滿盈的齊奧塞斯庫，被人民處死。卻是在此前召開的羅馬尼亞全國黨代會上，全票當選的最高領導人，當然也少不了暴風雨般的掌聲長達X分鍾。這種“激動人心”的場麵我們不是司空見慣了嗎？它足以說明：共產製度下的憲章、黨章、代表、代表大會、群眾集會等……，統統不過是分文不值的擺設一類的玩藝。不過，毛的做法也太奚落了這些玩藝兒。在這裏也同時說明，你再也別把經過導演的所謂的群眾呀，代表大會呀的山呼海擁，看成是得民心的表現了。說不定“激動人心”的下一步就是完他的蛋！我將此命名為“齊奧塞斯庫現象”。赫魯曉夫鞭屍斯大林；華國鋒在“主席屍骨未寒”（江青語）時就一舉粉碎他的文革派；這都有點兒齊奧塞斯庫現象的味道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