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本文係趙無眠巨著《百年功罪》其中一節：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時整，日本所有的交通中止，全體人民停下手上的活計，靜靜地聽一段廣播講話。那是一個斷斷續續、語氣既堅定又無奈、比實際年齡要蒼老疲憊得多的聲音，那是他們的天皇的聲音。他宣布，接受盟國提出的波茨坦宣言。將他這份用文言文發表的「休戰」書直白地翻譯出來也就是，日本無條件投降。
複雜的感情：仇日還是憎美
整個日本一片震驚，隨後是傷心屈辱、惶恐茫然。一個又一個有淚無聲或聲嘶力竭捶胸頓足的武士，拔出佩刀插進自己的肚腹，顢頇地倒在汙血之中。在世界的另一邊，尤其是中國，卻鞭炮鑼鼓一片歡騰。戰爭結束了，而且是中國贏得了最後的勝利，晚清以來一百年民族失敗的恥辱史終於畫上了句號。這個自參與八國聯軍打下北京，就一直在龐然大物的中國麵前凶惡、狂妄、刁蠻、殘暴地跳來跳去鬧騰個沒完的小個子國家，乖乖認輸了！縱觀二十世紀，如果說隻有一件大事真正值得中國人驕傲和慶賀的話，那就是抗戰的勝利。中國人站起來了，雖然他後來又站起來了好幾次；中國摜掉了扣在頭上的「東亞病夫」的帽子，雖然他注定還要在貧窮、動亂和饑餓中繼續熬過漫長的歲月；但畢竟不會再像以前那樣任人欺淩宰割，畢竟與美蘇英法一道躋身於「世界五強」。
也許不是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人，能夠體會得到中國人的心酸。民族的自尊和自負，民族的自卑和自賤，多少年以來，而且還將不知多少年地左右著我們的情緒、觀念、自我定位、心態和生態。在別的國家眼裏，中國人真是難以理解。一方麵，對戰敗國抱著「以德報怨」的寬宏大量，將大批侵略軍優先用軍艦送返日本，隻對極少數戰犯提出起訴，放棄巨額戰爭賠款；另一方麵，又為對方老是以怨報德、忘恩負義而激忿，什麽參拜靖國神社、拒不公開認罪、篡改曆史教科書、釣魚台島糾紛、極端右派分子的言論和表演、電腦軟件《提督的決斷》的官司……每次都引起一番新仇舊恨。一方麵，大量回憶和描寫抗日戰爭的出版物、影視作品，大屠殺紀念館，慰安婦的控訴，民間索賠，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慘痛的過去；另一方麵，卻多少表現得有些「餛飩挑子一頭熱」地跟日本套近乎，發誓要和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國人的感情是複雜的——對廣島和長崎的原爆居然惺惺相惜；聽到美國大兵強奸日本少女，心裏頭又像聽到鄰村的二妞被洋鬼子糟蹋了一樣不好受；滿心信任和稱讚日本商品的同時，打心眼兒裏嘲笑蔑視它們的製造者：「小日本做的！」
學者餘英時曾用一個詞形容中國人對美國的民族感情，叫「羨憎交織」。其實，這個詞用來形容對日本人的態度更為確切。美國太遙遠了。美國不管它有多好和有多壞，總不至於讓中國人牽腸掛肚或是金瘡迸裂。而日本就可以很輕易地做到，它就在你的隔壁，動不動就能讓你既驚且懼，既慕又歎，既恨還愛。你說不清他們到底是西方人還是東方人，是親戚還是宿敵，是謙卑還是驕狂，是聰明還是蠢笨，是刻板還是滑頭，是戰爭還是和平。
說起對美國的「羨憎交織」，其實沒有一個國家能比得上日本。日本打遍天下幾無敵手，最終敗在美國人手上。二次大戰後，占領軍統帥麥克阿瑟主導了對整個日本社會的結構性改造，使日本得以迅速修複戰爭創傷，成為「坐二望一」的世界經濟強國。美國是日本的最大的克星，又是最大的救星，是主人、恩師又是競爭對手，不由得它不對之「羨憎交織」。「日本可以說不」，就是這種情結的最好注解。
當電視裏麵出現，西方七大工業國領袖濟濟一堂，規劃著世界的經濟版圖和秩序時，一個頭發梳得油光發亮、個頭比其他人矮去一大截的日本首相也忝列其中，我們總不免要多打量他幾眼，——用所謂「羨憎交織」的目光。我們不會用這樣的眼光去看德國人、意大利人，更談不上英國人、法國人、加拿大人，當然也不會這樣去看美國人。曆史上美國對中國是有恩的，談不上有什麽過不去的「仇」。美國從來沒有侵占、分割過中國的領土，相反卻在抗戰中給予中國最大的援助。中國軍隊在韓戰和越戰中與美軍交過手，韓戰可以說是打了個平手，而越戰卻是美國輸了。有人說，韓戰中中國誌願軍的被俘人員數十萬，而美軍隻有上萬，中方死傷數字也大大超過美方，怎麽好意思稱作「平手」呢？平手的意思，不是雙方兵力消耗的相等，而是看戰爭的結果。韓戰的結果是回到戰前的起點，參戰四方以原有的「三八線」為停火分界。連美國將軍也承認，板門店談判是美國第一次，在結束一場沒有打贏的戰爭的協議上簽字。
2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難以獨立打贏的一場戰爭
如果不是以結果，而以雙方被俘、死傷的數字作為衡量戰爭勝負的依據，豈不是可以這樣說：中國的抗日戰爭沒有勝利，中國應該算是戰敗國，而日本是戰勝國？這顯然是荒謬的。中國抗戰中死傷的巨大數字，無法做具體統計，一般認為當數以千萬計，其中絕大多數是平民。直接死於戰場的軍人，達一三二萬四千多人。中國軍隊被俘或投降的數字也很大，僅被改編為偽軍的就有幾十萬人。經濟損失更極為驚人，三千萬人喪失家園，戰前戰後物價相差一千八百倍(重慶二千六百一十三倍，昆明六千八百九十四倍)。為戰爭花費的巨額款項，已經大大超過了中國人民的納稅能力。
誰都知道，中國是慘勝。中國隻是理論上和道義上，贏了這場戰爭。日本是向盟軍投降，而中國僅為盟國陣營中的一員，耗時最久，代價最大，傷亡也最慘重。如果沒有盟國的參戰，中國要贏得這場戰爭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者無妨這樣講，如果不是日本主動攻擊同盟國而引發太平洋戰爭的話，中國連這樣的慘勝都會覺得奢侈。有人把中國的抗戰，形容為一個羽量級對重量級的拳擊大戰。這位羽量級拳手，被那個重量級的家夥連續打擊了八年甚至更久之後，極度痛楚、疲憊地倒在繩欄上，忽然裁判一聲口哨，將他的一隻胳膊高高地舉起，宣布是他「贏了」！情況就是這樣。
日本投降後的第三天，在山西的八路軍企圖令駐沁縣日軍放下武器，遭到拒絕，於是發生惡戰。日軍僅一個大隊(營級建製)守城，而八路軍出動一萬餘人攻打，以死亡一千多人的代價仍未能拿下該城。沁縣日軍擊退了八路軍，轉眼將地盤、武器交給了閻錫山的國軍，八路軍卻又輕而易舉地從國軍手裏奪了過來。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晚年嚐撰寫回憶錄，承認八路軍是他在中國作戰時遇到的最有戰鬥力的一支軍隊。後來的國共內戰也證明，由八路軍為主組成的人民解放軍，能夠勢如破竹地擊敗數百萬裝備優良的國軍。但即便是這支軍隊，在日落西山的日軍麵前也如此不經打。
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間的湘西會戰，是日本投降前在中國打的最後一次大的戰役。中方投入十九個師，日方投入三個師團、一個旅團和一個聯隊 (團級建製)。按史家的評說，這次戰役以日方的失敗告終，所謂「湘西大捷」。雙方的傷亡數字是，日方死一五○○人，傷五○○○人；而中方傷亡一三七一三人，為日方的兩倍。中方還特別提到，俘虜日軍軍官十七人，士兵二三○人，為七七事變以來俘虜人數最多的一次。日軍以「強弩之末」在中國作「垂死的掙紮」，仍有這樣戰績，八年抗戰打的是怎樣一種窩囊仗，可想而知。
曾有一個謎語：「日本投降的原因——打一中國古人名」。據說猜出來好幾個謎底。一為「屈原」，屈服於美國投擲的原子彈；二為「蘇武」，蘇聯動武，向日本宣戰；三為「共工」，即共產黨指揮的八路軍、新四軍的戰功。是不是還有一個「蔣幹」，蔣介石幹得好？不知道。《昭和天皇回憶錄》中，對於日本最高決策層下決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前那一段心理曆程，做了較為細致的招供。日本投降的主因，還是屈服於美國。更直接地說，還是怕原子彈。原子彈的威力，使得以凶頑著稱的數百萬皇軍喪失用武之地，抵抗失效，隻能給整個日本帶來一片焦土，甚至種族滅絕。毛澤東說，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物。事實上，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往往就是物。
中國軍民堅苦卓絕的八年抗戰，是日本最終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戰敗不等於投降，投降則是承認戰敗。如果沒有美國參戰，或者說如果美國沒有發明和使用原子彈，日本絕不可能那樣迅速和突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那樣乖乖地放下武器。不要說日本皇軍一直有視投降、被俘為絕大恥辱的傳統，即連日本曆史上也從未有過對外投降的記錄。縱使日軍在各戰場失利，向本土節節敗退，其作戰能力仍不可低估。美國估計，在日本本土作戰，盟軍可能還要付出上百萬人的犧牲才能取勝。從日本天皇的角度，原子彈的爆炸也給了他決定終戰的最有力的藉口。因為軍部領袖們一時方寸大亂，提不出任何對付該武器的良策，當然更無力再阻止天皇作出決斷。
3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二戰完全可能有另一種結局
晚年旅居美國的李宗仁，在檢討八年抗戰中中日雙方的優劣成敗時這樣認為：「……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蘆溝橋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用閃電戰方式，主力由平漢、津浦兩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實行戰略上大迂回，占領蘭州，一舉切斷中、蘇的交通，並與沿隴海鐵路西進的部隊相呼應，夾攻陝西，占領西安，得隴望蜀，威脅成都。同時利用海道運輸的便利，向長江、珠江兩流域西進攻擊，與其南下的主力軍相呼應，使西南各省軍隊不能調至長江流域作戰，則占領淞滬、南京、武漢、長沙等戰略要地，即無異探囊取物。然後右路越秦嶺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峽，入夔門，占重慶，左路經廣西，向都勻，入貴陽。一舉而占領中國各重要城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遊擊隊趕入山區，支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麵，陷全國於癱瘓狀態，並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隻有俯首聽命。等到大勢已去，縱使我們的極端主戰派也隻好鉗口結舌。則以蔣、汪為首的反戰派和三日亡國論者自將振振有詞，率全國人民屈服於暴力之下了。然後，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歐戰發展到頂點時，日本即可挾中國的人力物力向亞洲防衛力量薄弱的地區，進行狂風擄掠性的戰爭，則南進北進，均可遊刃有餘。如此，二次大戰結束的麵貌，恐將完全兩樣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
李宗仁在抗戰中擔任第五戰區司令官，指揮過台兒莊戰役，為著名抗日將領，戰後被選為國民政府副總統，並在蔣介石下野後任代總統。他對於日本侵華戰略的分析，應是全麵和老到的，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他說得再明了不過：日本既然要侵略中國，就應傾全國之力，一舉摧毀中國的抵抗力，而不是幾個師團幾個師團地逐次增兵，一點一點地陷入泥淖。如果是那樣的話，中國隻有屈服一條路可走。也就是說，日本戰敗的主要原因是在它自己身上，是它缺乏深謀遠慮的大政治家，及氣魄雄偉的大戰略家。否則，中國實難取勝。
日本在中國戰場上的失敗，是戰略的失敗，亦即它並沒有達到征服中國的目的。但就戰爭本身而言，它實在是相當成功的。李宗仁以行家的眼光，稱讚昔日戰場上他的對手：「日本陸軍訓練之精，和戰鬥力之強，可說舉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陣時，上至將官，下至士卒，俱按戰術戰鬥原則作戰，一絲不亂，令敵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將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揚，但其作事皆能腳踏實地，一絲不苟，令人生敬生畏。」(同上書)所有與日軍交過手的盟國軍隊，對此也有極為深刻的印象。認為這是一支卓越、頑強乃至偉大的軍隊。德國戰敗後，西方各國尚允許它重建武裝部隊。而日本，被占領軍下令解散皇軍，永遠不得再建軍隊。因為它太厲害了。
如果日本按照李宗仁的戰略，或者不管以什麽戰略和方式征服了中國，將會是怎樣的一個局麵？在日本投降半個多世紀以後，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似乎有點「假設曆史」的可笑。而事實上，在抗戰之前和抗戰之中，這種假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正是這一假設，成為中國軍民奮起抵抗的動力。日本侵略軍所到之處，犯下的種種罪行，令人發指，更加深了中國人的仇恨和危機感。「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抗戰打贏了，我們就是自己的主人；打輸了，我們就成了人家的奴隸，就成了亡國奴。不做亡國奴，是任何國家和民族抵抗入侵者的最崇高、最正義和最強大的一麵旗幟。
正是時光的流失，正是在安然地度過了那場民族危亡的災難之後，我們才有可能平心靜氣地坐下來，重新思考和推演曆史，——相當於圍棋的「複盤」。
5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最大的運氣：中國加入盟國
日本並非一開始就同德、意聯合，直到一九四○年九月才正式結成三國軸心。而日本高層對此也有不同意見，昭和天皇就屢次表示反對。美國成為盟國的主要成員，也猶豫和觀望了很久，它甚至一度與親德的法國貝當政府建交。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事件爆發，自身遭到重創和奇恥大辱，才下決心向日本宣戰。蘇聯也不是納粹德國擴張的天敵，一九三九年它還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合謀瓜分波蘭。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遭到德軍閃電式入侵，才慌慌張張開始衛國戰爭。中國加入盟國陣營，也晚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跟在美國的後麵向德、意兩國宣戰。這之前，中國隻有一個敵人，那就是日本。如果還要算一個敵人，那就是蘇聯，它兵不血刃霸占了外蒙。蔣介石曾設想「聯德抗日」，國民政府十餘年間聘用大量德國軍事顧問，多時至百餘人，由德前國防部長薩克脫任顧問團團長。德國長期向中國提供軍火，為中國訓練了數十個師，組建了第一個機械化部隊。中國和意大利的關係也相當不錯，德意兩國都幫助中國建立空軍。意大利和德國還是西方國家中最早將駐華使節升格為大使的兩個國家，分別為一九三四年九月(墨索裏尼政府)和一九三五年五月(希特勒政府)。歐戰爆發後，蔣介石遣使企圖聯合英、美、法，遭到拒絕，一氣之下竟又轉向德國。一九四○年十一月，德國外長裏賓特洛甫約見中國大使陳介，希望中國能與日本議和，並加入軸心國。直至蘇德戰爭爆發，德國希望日本攻蘇，承認了汪精衛的南京政府，重慶政府才宣布與德斷交。
二次大戰是世界性戰爭，國與國之間的聯合與反目，並不以政治理念、社會體製、意識形態來劃分，而是取決於國家民族的利益，有時甚至是眼前的利益。英國與日本都是君主立憲製國家，意大利與蘇聯都是「社會主義」獨裁國家，它們卻分屬兩個敵對的陣營。在盟國陣營中，英、法、蘇俄與中國均結有世仇。法國占據了中國的屬地印度支那；英國占據了中國的屬地緬甸，占據了香港，一定程度地控製了西藏。英國在中國抗戰吃緊的關頭，將中國接受西方援助的唯一通道滇緬公路下令封閉三個月之久。法國有盟國陣營的戴高樂政府和軸心國陣營的維希政府，反而是前者而非後者，不願放棄在中國的法租界和印度支那。中國與維希政府建有外交關係，一九四三年八月才斷交。沙俄前後侵占了中國數百萬平方公裏的土地，蘇俄又控製並力圖分離外蒙。日本曾與美蘇分別簽訂《美日諒解法案》、《日蘇中立條約》，日美蘇三國都不惜以出賣和損害中國的領土完整換取各自的利益。如日蘇聯合聲明：
「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一九四一年四月一三日於莫斯科)
日蘇瓜分中國的計劃，使中國陷於兩難。聯日抗俄，則失滿洲；聯俄抗日，則失外蒙。汪氏的南京政府主張前者，重慶的國民政府主張後者。手心手背都是肉，教人割哪一塊是好？日蔣之間一直醞釀謀和，一旦成功，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乃是「抗俄」，兼而「反共」。也就是說，中國到底是加入軸心國，還是加入盟國，一是押寶，二是契機。歸根結蒂，中國把最後的希望寄托在美國身上，而美國加入盟國陣營，所以中國也就跟著加入盟國。
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隻有各國的利益所在。利益永遠是在道義之上的。當然相對而言，美國還算是比較「講道義」的，它沒有英、法、俄那樣沉重的曆史包袱，戰火也沒有燃燒到它自己的國土上。對於中國的抗戰來說，珍珠港事件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消息傳到重慶的當天，整個山城一片歡騰，工廠、學校、機關、單位都上街搶購報紙，相互祝賀。而日本的首都東京，此刻也陷入偷襲成功的狂喜之中，民眾湧上街頭，歡慶勝利。兩個敵對交戰國的都城，在同一時刻為同一件戰事歡欣鼓舞，彈冠相慶，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觀。
6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侵略戰爭的另一麵
侵略戰爭的性質是不義的，然而侵略的結果卻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納粹德國發動歐戰，是不義中的不義，但它動搖了英法在北非的殖民統治，導致戰後埃及、阿爾及利亞等國的獨立。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也極為不義，卻使印尼得以脫離荷蘭，緬甸、馬來西亞得以脫離英國，法國無法再在印度支那立足。戰後東京大審判，印度許多人士包括甘地，就反對以戰犯罪名懲罰侵日軍將領，認為日本的侵略狠狠打擊了英國的殖民統治，有利於亞洲的解放。出席遠東法庭的印度法官帕爾，在最後的審判時寫下自己的保留意見，二十五名被告都應該無罪釋放。日本侵華，是想獨吞中國，不使之落入西方國家之手，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西方列強的瓜分。一九○五年日俄之戰，重挫俄國霸占東北的企圖。如果當時是俄國贏了，我們想想對中國可有半點好處？東北一直到斯大林時代都被認為「原本就是俄國的」，許多沙俄軍官家庭甚至把旅順當做他們的「家鄉」。汪氏南京政府成立後，日本將北平、上海、廣州等各地的外國租界及治外法權一應廢除。此舉你可以說是「假惺惺的欺騙」，事實卻是迫使各國先後向南京或重慶表示承認，從而結束了慈禧太後、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都莫可奈何的「國中之國」的奇觀。李小龍在電影中怒砸租界門口「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還捎帶把一旁的日本人痛揍了一頓。殊不知為中國人徹底端掉這塊牌子的，正是日本人！
有人說抗戰勝利，租界自然會還給中國。此話是沒有根據的。帝國主義勢力就像灰塵，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自由法國的領袖戴高樂，就想賴掉維希政府放棄租界的承諾，但法租界已在日本人手裏廢除多年，重建不再可能，老大不情願地拖到一九四六年二月才勉強接受這一既成事實。英國在戰後並沒有把香港「自然地」還給中國，而是死皮賴臉地又占了半個多世紀。蘇聯眼見日本將要落敗，趕緊策劃外蒙完全獨立，更證明「自然歸還論」之荒謬。倒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曾提議，勝利後將法屬印度支那交還中國，這是個順水人情，不損失美國的利益，不要白不要，卻為蔣介石拒絕。
曆史上，中國有過多次被侵略和被征服的經曆。秦朝、元朝和清朝，都是外來侵略者建立的朝代。隋朝和唐朝，也是外來民族的後裔所建立。其他還有許許多多入侵者建立的小王朝。中國至有今日版圖之龐大，中國人和中國的民族至有今日之眾多，沒有侵略者的加入是不可想像的。照道理，以中華文明領先世界的優勢，應該是中國對外征服為主。事實並不如此。由中國發動的領土擴張，從來都費力不討好，勞民傷財又功效甚微。反而是外族入侵，往往大建奇功。每一次被大規模侵占和征服的結果，都擴展了中國的版圖，同時給中華民族注入了新鮮血液。被侵略的規模越大，征服得越徹底，中國的擴展就越迅速，越遼闊。這麽說太不好聽了，卻是事實。(參見《侵略者與亡國奴共建的中國》
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建立過像英國那樣龐大的跨越五洲、環繞全球的殖民帝國。按說它應該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侵略者，它發動的鴉片戰爭把中國帶進了漫長的冤孽般的恥辱曆程。但一百五十年後，它還給我們一個現代化的香港。一九○四年它入侵西藏，西藏始推行新政，創辦郵局、建發電廠印刷廠、成立警察局、開設銀行，甚至試種茶葉，雖說是為了脫離中國做準備，畢竟給封閉落後的雪域打開了一扇窗口，帶來了新的氣象。印度被英國統治百年，到一九四七年獨立時，已有鐵路五萬餘公裏，超過麵積比它大差不多四倍的中國，直到四十年後才追上。英國人給許多國家地區帶來了工業革命的曙光，中國也是在跟這些鴉片販子打交道的時候才受到的啟蒙。
勝負乃國家之常事
那麽我們是不是可以說，既然侵略戰爭有這麽多「好處」，我們就應該肯定它，當外敵入侵時，不但無須抵抗，還要打起旗子歡迎它呢？
不是這樣。外敵入侵，當然要奮起反抗。無論侵略的結果有多好，其過程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太巨大了，因此要反對，抵抗。這是一個最簡單不過的，無庸置疑的道理。但我們在觀照和思考曆史的時候，不能簡單化。以八國聯軍的入侵為例，義和團保衛家園是對的，而它以愚昧瘋狂的行為挑起事端，又確實無法為國際公認的法則所接受。是不是有比八國聯合出兵幹涉更好的方式？比方不出兵，完全通過談判？當時的情況是，拳亂四起，朝廷都無法控製，外交使團連生命財產安全都不能保證，找誰去談，誰說了算？何況還有中國將領僧格林沁撕毀兩國停戰協議，偷襲外國軍隊的前車之鑒。人家認定你是個不講道理不講信義，狂妄自大頑固守舊的政府，跟你講好的沒用，就像今天的人們去看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塞因一樣。總之，這是一場悲劇，而中國是這一悲劇中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一個民族不善於從中接受教訓，那麽肯定地，悲劇還將一演再演。
就被侵略一方來說，一定要抵抗這是對的。不過要做好兩手準備，即有可能贏，也有可能輸。中國人都知道，勝敗乃兵家常事。既是兵家常事，那麽也是國家常事。打贏了好說，打輸了怎麽辦？尤其是徹底輸了，亡了國，被征服，怎麽辦？在大敵當前之際，這樣的討論或許太「低調」，太影響士氣；但在遠離硝煙的和平年代，在仔細觀照曆史的時候，這個話題就不僅不是多餘，而且還是必要的了。
7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日本對中國語言文字的巨大影響
長期以來，我們強調的都是這一麵，而忽略了另一麵：即中國文化，尤其是近現代以來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響。中日兩國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單向的，是積極主動而不是被動的。這當然不是指中國人從抗日戰爭題材的電影中，模仿了幾句「大大的」、「統統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類洋涇鬼子話。絕非那樣簡單可笑。中國的語言文字，政治軍事，改革革命，科學教育……乃至風俗禮儀，無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響。一個多世紀以來，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上超過日本。
早在一九一五年，一位署名「將來小律師」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馬之新名詞》的書中說，自戊戌變法以後，日文行於中土，列舉流行的新名詞五十九個。有少數除了曆史題材的作品中還能見到，如支那、哀啼每吞書(哀地美敦書)之類，現在已不大使用。但絕大部分我們至今還廣泛的使用著，並且早已成為現代漢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試想，如果我們像「抵製日貨」那樣，拒絕使用這些日本詞語，中文將會是一種什麽樣子？取締、取消、引渡、樣、手續、的、積極的、消極的、具體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權力、義務、當事者、所為、意思表示、強製執行、第三者、場合、又、若、打消、動員令、無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師、代價、讓渡、親屬、繼承、債權人、債務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損害賠償、各各、法人、重婚罪、經濟、條件付之契約、從而如何如何、衛生、文憑、盲從、同化。
這還是民國初年的粗略統計，實際遠不止五十九個。如果現在再來做這項工作，結果會更令我們驚歎。如：幹部、代表、壓力、排外、野蠻、公敵、發起、旨趣、什麽什麽族、派出所、警察、憲兵、檢察官、寫真……簡直俯拾皆是。「經濟學」、「哲學」和「社會學」，中國以前叫「資生學」、「智學」和「群學」，一聽起來，這倒是像「日文」，但它們卻是地地道道的中文。這些「日」常用語，有些其實是中國古代既有的名詞，日本人將之賦予新意使用，遂成規範。而中國拿來，也易如反掌。孫中山發動反清起義，初始自稱「造反」，陳少白拿了一份日本報紙給他看，雲「支那革命黨孫文」，孫撫掌曰：「好，好！自今以後，但言革命，勿言造反。」還有「經濟」一詞，原意為治理國家；如今誰還用「經濟」來「治理國家」呢？早就專門用「政治」了！
小學讀書時，孩子們就被教導不要生造名詞、形容詞，要保持中國語言文字的純潔與規範。可想「新詞」的產生，不允許隨心所欲和草率從事。詞匯是一種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詞，帶來的絕不僅僅是語言表述方麵的新意，而必然伴隨著對社會結構、思想觀念、文化形態的巨大衝擊和革新。當然並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來說，它以「排日」為藉口，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從而」「發起」「野蠻」「侵略」，終成為「世界」「公敵」(引號內為日本詞匯)。
當年大量新名詞湧入中國，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當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辦洋務、以思想開明著稱的張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雲不要使用新名詞，他的幕僚辜鴻銘卻告訴他：「不要使用新名詞」中的「名詞」二字便是一個新名詞，來自日本。辜鴻銘是一位學貫中西、享譽世界的大學者，愛中國愛到病態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認為，繼承了真正的中國文明之精華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漢唐時代形成的的中國文明，被元朝及後來遊牧民族的入侵給打斷，給蹂躪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傳了。日本則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進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真傳。他甚至斷言：「應該說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是唐代的中國人」。(《辜鴻銘文集．中國文明的複興與日本》，原文發表於一九二四年)
東渡扶桑：學生變成老師
辜鴻銘的言論，為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所「借鑒」和利用，成了共建「大東亞文化」的依據之一。這確是曆史的悲劇。然而辜鴻銘的話並非一無道理。唐代以後，漢民族由極盛轉向衰落，遊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為中國的主人。雖然征服者承襲中國的典章製度，並最終都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漢化」，畢竟人為地打斷了文化發展的連續性，無法保持漢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斷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斷裂。尤其是清代，連服裝、發式都被迫改製，那裏還有「中國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國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發生深刻變化，強烈的自尊與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於看似崇高、實則瑣屑無謂的道義之爭，而失去漢時的豪放、唐代的恢弘。反觀日本，從審美情趣到風俗禮儀、服飾器具，倒是保留了較多的漢唐之風。前麵說到電影《木蘭》的服裝，即為一例。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發展成中國特色的禪學，而後卻在日本發揚光大。圍棋是中國發明的，日本卻能夠將它形成製度和精神。茶是中國的特產，茶道卻形成於日本，並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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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有人嘲笑，日本學習中國文化隻重形式不重精神，有買櫝還珠之嫌。我以為這沒什麽根據。「珠和櫝」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業價格論，當然櫝不如珠；而從文化角度來看，櫝的意義很可能勝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體表現就是形式，連形式都沒了，還侈談什麽精神呢？在中國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築幾乎都被焚毀一光，你要欣賞一千多年前的「中國建築」，隻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臘的文化精神，還繼續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築廢墟上。同樣我也不信，漢唐那種氣度飛揚的文化精神，能夠在明清以後的房子裏和諧地安居至今。櫝之不存，珠將焉附？
甲午戰爭後，漢文在日本學校課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視為「上國之學」。這道理是很自然的，別怪人家勢利眼。這麽大的國家，這麽好的裝備，打不贏人家，說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確有毛病。中國不也挺勢利嗎？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當「夷」，說什麽「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敗了，又趕緊派人去學，買人家的槍炮船艦。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當「奴」；被人家打敗了，割地賠款之後，又趕緊派人去學；人家投降了，又說人家是「小日本」，這不行那不行，擺出一副「大人不記小人過」的姿態放它一馬，該賠的不賠，該罰的不罰，該殺的不殺，該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經濟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強，這邊又看得「羨憎交織」，一會兒要它道歉，一會兒要它賠款，一會兒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裏把人家罵得豬狗不如，卻對日本貨表現出近乎狂熱的信任和偏好……這還不勢利嗎？一個國家強大，一個民族強勢，它的文化對世界產生足夠大的影響，自然會成為世人羨慕、學習和吸收的主流；反過來你不行，還一定要別人保持對你尊敬，一定要以你為師，這心理毛病就大了。
從一八九六年起，大量中國學生湧入日本學習，僅一九○六年就有大約八千六百人。這樣大的數字，是到當時為止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留學運動。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學生的目的不是學習日本文化，而是學習西洋文化。或者叫，學習日本人學習西洋文化的方法，當然也包括從日本轉手得到的，已經打上濃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識。這些留學生集中了中國的有誌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尋找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文學救國、軍事救國……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們中有章太炎、陳天華、鄒容、黃興、蔡鍔、宋教仁、汪精衛、蔣介石、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鬱達夫、李叔同、胡風、周揚、田漢、夏衍、歐陽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驅，國民黨的絕大部分元老，共產黨創始人「南陳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李漢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東渡日本留學。
日本書籍的翻譯也隨之進入高潮。民國建立前十五年間，共有九五六本日文書譯成漢文；同一時間內，日本從漢文譯過去的書隻有十六本；民國成立後十五年間，日譯漢的書有一，七五九本。日文以漢字構成，大量譯書尤其是翻譯教科書刊行中國，對文化和教育的影響可想而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是白話文運動，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運動，則源於明治時代的日本。前麵說到的大量新名詞，實際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這一文化資源，對於中國文體的演變，發揮了直接的作用。中國的新小說、新詩、新戲劇，也都受益於日本文學的啟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詩集《女神》在日本寫成；鬱達夫的《沉淪》看得出日本私小說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顯帶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魯迅的雜文裏總有一個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響的改良與革命
不但新文化運動從日本起步，中國的體製改革和社會改良，也以日本為楷模。對於西方勢力的壓迫，及東西方文明的碰撞與衝突，日本人有著跟中國人一樣深切的感受。美國炮艦以轟擊港埠作威脅，強行捅開日本對外貿易的大門的經曆，令中國人想起鴉片戰爭的炮聲。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脫亞入歐」，躋身世界強國的行列，為中國樹立了一個極佳的榜樣。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光緒頒布的改革詘令，大部分是從《日本變政考》中照搬過來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這一年也來華遊曆，打算為中國的改革做點事，幫忙出些點子什麽的。當時有一種提議，要聘請伊藤當中國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變驟發，葬送了維新派的理想和命運，伊藤隻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貢獻是起草明治憲法和組織兩院製議會。由他來中國推行變法，隻要人際關係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駕輕就熟，應該不會有什麽問題。朝鮮拍過一部電影《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寫成一個貪婪、霸道、專橫的侵略者、暴君，終於被愛國者安重根一槍打死，大快人心。其實伊藤是一個很開明的政治家，雖然也是一個侵略者。他派兵戰敗了中國，是日本本國的利益使然，就像曆史上中國皇帝「平定四邊」一樣；他在首相任上，還取消了英國在日本的治外法權。他出任朝鮮總督，一直采取溫和、同情的態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陸軍兼並朝鮮之議。一九○九年他被迫辭職遇刺，朝鮮才為日本完全兼並，繼任總督寺內正毅隨即實施嚴厲的高壓統治，朝鮮人形容，就像一股寒流來襲漢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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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不但變法源於日本，中國的革命也從日本起步。孫中山足跡遍及各世界強國，最終選擇以日本為革命的大本營。他將日本看作中國的「天然盟友」，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逃到橫濱，便剪掉辮子，穿上日本裁製的適合亞洲人體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憶道：「中日戰爭後，日本開始更受人尊重，因此當我留了發須後，就可以毫不費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後他終身都是這麽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裝」，也是從日本式學生裝演變而來，後成為「兩朝國服」即「民國服」和「毛服」的樣本。孫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讀作Nakayama(那卡雅馬)，不料竟以此名傳世。他創建的興中會的宗旨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在孫中山看來，甲午戰爭中大敗清軍北洋艦隊，迫使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吞並朝鮮和台灣的日本不必「驅除」，反而還得聯合；倒是代表中國政府的滿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驅除的「韃虜」。為了達此目的，甚至策劃招募日本軍人參加他的起義軍，並以未來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擔任幾個重要職位作為回報。此計劃後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一九○五年成立同盟會，由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共同擬定六條政綱，其中第五條即為：「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孫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務省秘密資金的支助，已經不再是秘密。
從日本方麵而言，主張「日中一體」、「共存共榮」，亦由來已久，而非中國革命家們的一廂情願。甲午戰爭後，日本人多以「支那」稱中國，而回避稱「大清」國名，及漢文中通俗稱呼的「中國」，具有含蓄的顛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詞即英文China的日本拚音讀法，在中國人看來含有汙辱之意，日本投降後正式作為戰勝國的要求強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國」正是蓬勃發展的後起之秀，可以帶動中國共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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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向日本學習「學習的方法」
固然這一切「業績」，不足以抵償日本侵華造成的破壞、損失之萬一，但可以從中看出日本人的經營、治理能力，看出他們確比我們行的一麵。許多年以來，有許多出版物對於中日兩個民族進行過文化上的比較。一般來講，應該各有其優劣。一些文章帶著偏激的民族情緒，對日本民族進行嘲弄、辱罵，似乎不這樣便不叫「愛國」。我是很不以為然的。無論是戰場上的激烈較量，還是和平年代的實力競爭，恐嚇和辱罵都絕非戰鬥。我們去看看那些抗戰名將寫的回憶錄，字裏行間哪有這種市井屑小式的輕薄和鼓噪！
人類有自己的弱點，一個民族也有一個民族的積弊，在醜陋的中國人之外，還有醜陋的日本人、醜陋的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和俄國人，也應該有醜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為什麽醜陋？因為這世界總還有一個抽象的相對美好的形象，為最多的人所公認。本世紀二十年代初，魯迅為我們刻畫了一個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人的形象：阿Ｑ。說實話，這個形象夠醜陋的了，卻又確是「我們」的真實寫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們不是這樣糟糕，何以人口隻有幾千萬的一個蕞爾小國，打得我們難以招架、幾乎亡國？同樣的，日本人也壞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張狂、窮兵黷武，到處開打，落得個無條件投降的下場？不過壞歸壞，它的另一麵又十分優秀。日本人刻苦勤奮，積極上進，辦事認真，講究實際，絕不馬虎苟且，對強手、先進的心服口服、虛心求教，善於模仿與吸收，勇於犧牲，團隊精神，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善於汲取教訓……這些都是值得中國人好好學習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組織結構嚴密，一絲不苟，高效率，在狹小的夾縫中求生，自覺「生存空間」受到威脅時不惜對敵人進行自殺式攻擊。除了最後一條，這些特點都非常適合現代社會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完成它的工業革命，又能在戰後迅速走進經濟和科技強國的行列，其國民的總體素質是不可忽視的。
一個民族應該善於向其他民族學習，尤其要善於向敵人學習。古代中國是日本的恩師，而近代日本卻是中國的恩師。它打了咱們，把咱們家裏搞得一塌糊塗，損失慘重，血海深仇，還能叫它恩師嗎？是的，它還是恩師。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銷，也不能抹殺。即使它幹的壞事罄竹難書，我們還是無法否認，它教給我們的東西太寶貴了。我們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如果輕易丟棄，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學習過英國，學習過法國，學習過蘇聯，還打算過學習南斯拉夫、新加坡，現在學得多的是美國，而學得最持久、最深入的還是日本。我也不願承認這一點，但不管承不承認，它都是事實。學習英國，並沒有使我們完成工業革命。學習法國，也沒有使我們的社會獲得多少自由。學習蘇聯，我們跟著它栽進了覆轍。學習美國，發現距離太大，國情也差得太遠。學習日本，我們卻打敗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個極善於學習的國家，學什麽像什麽。學中國就盡量做得像中國人，學西方就力圖脫亞入歐，一點也不含糊，不在「為體」還是「為用」的論爭上無休止地瞎耗工夫。現在我們打量打量它，發現其現代化的程度，可與世界上最現代化的國家媲美；其傳統文化的地道，足令我們這個曆史悠久的國家汗。
同是向西方學習，早在甲午戰爭那場「考試」中，中日雙方就交出了優劣懸殊的兩份答卷。日本海軍的人數和裝備皆不及中國，對同中國打仗並沒有多少信心。戰前北洋水師到日訪問，日人登艦參觀，見中國水兵懶懶散散，家屬也住在艦上，到處晾曬著衣物，詫異之餘心中竊喜：打這樣的軍隊不成問題！中國在向西方學習失敗後，從日本那裏學習到了「學習的方法」，才逐漸向現代型社會轉變。
接納日本加入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曾在長達上千年的時間裏領先世界各國，並非毫無根據。接納和融合外族的血緣、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個重要原因。秦統一中國，實現各國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漢代的強大。鮮卑族拓拔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國實行漢化，為隨後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礎。清朝的入關更是如此。中國若果能如孫中山所期望的「聯合」，接受整個日本的加入，從民族性來講，其正麵效果將顯而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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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中國人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觀念強烈的族群，這樣才有曆代侵略者與亡國奴共建「中國」的傳統。宋代因遭外族壓迫、打擊，特別強調忠節觀念，但這一觀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愛國」。在忠節義士們眼裏，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卻事二主。中國曆史上最有名的幾位民族英雄，如嶽飛、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當然，在一定的意義上，「忠君」也是「愛國」的表現之一，但二者畢竟是有本質區別的。嶽飛鎮壓楊麽之亂，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隻能說明他「忠君報國」，也就是忠於趙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並無忠於漢族、南人的「愛國情操」。他也不反對他的兄弟文天禎仕元，因為他兄弟沒做過宋朝的官，不會背上「貳臣」的罪名。抗清明將史可法死後，被清朝建祠祭祀，饗堂眉額大書「氣壯山河」，以弘揚其忠誠不貳的氣節。清王朝對史可法精神的認同，在於他的「節操」，不在後人賦予他的「民族主義」精神。乾隆時，曾指定史官作《貳臣傳》，將那些為清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馬功勞的明朝降將叛官們盡列其中，也是為了警省後世為臣為民當忠誠不貳，絕非鼓勵所謂「民族大義」。清朝入關既久，當初重名節絕不致仕，乃至圖謀反清複明的前朝舊臣和名士鴻儒們，也默許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識份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習慣於「勝者為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誰會在乎勝者是「本地人」，還是「外來戶」呢？
日本軍隊侵略時犯下的種種罪行，會使中國人牢記這血海深仇，永遠不可能從感情上接納他們嗎？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不會的。中國人是最善於忘記仇恨，最寬宏大量的民族。戰犯可以不予追究，賠款可以一筆勾銷，釣魚台島的紛爭可以留給聰明的後人去解決，隻要這陣子能關係正常化就行了，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這不還沒成為咱們中國人呢，要是他們成了中國人，過去的一切豈不都是「兄弟鬩於牆」，一笑而泯恩仇？
中國曆史上侵略者的屠殺暴行
在中國曆史上，由侵略造成的暴行比比皆是。以戰國時的秦國為例，幾乎每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殺人。公元前三三一年，敗魏，斬首八萬；前三一二年，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前三○七年，破宜陽，斬首六萬；前三○一年，敗楚於重丘，斬首二萬；前三○○年，攻楚取襄城，斬首三萬；前二九三年，大敗韓魏聯軍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前二八○年，攻趙，斬首二萬；前二七五年，破韓軍，斬首四萬；前二七四年，擊魏於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前二六 ○年，大破趙軍於長平，坑卒四十五萬；前二五六年，攻韓，斬首四萬；又攻趙，斬首九萬；前二三四年，攻趙平陽，斬首十萬……(據翦伯讚主編《中外曆史年表》)一場統一中國的戰爭，到底斬掉了多少人頭，已不能精確計數。可以肯定的是，以當時中國人口不過上千萬，其殺人比例之高、之酷烈，遠遠超過日本的入侵。
成吉思汗是大蒙古帝國的創業者，也是中國元朝的太祖，可以說是蒙古人，也可以說是中國人。嚴格的意義上，他生前是中國的侵略者，死後才成為「中國人」。蒙古人的鐵蹄曾橫掃歐亞大陸，征服數十個國家，每破一城，絕大多數人民盡皆屠殺，所有財物盡予劫取，隻留下特殊技能人士、工匠與俊美男女兒童供其利用與玩樂。許多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淪為廢墟，人煙斷絕。蒙古軍大舉侵略中國時，因起用漢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為宰相，對中國人采用攻心為上的懷柔政策，暴行才有所收斂。如公元一二三三年，蒙古大將速不台攻下金朝汴京，本擬循例屠城，為耶律楚材力爭所免。但他們對別的國家，仍舊不改殘忍習性，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積屍遍野。蒙軍攻下花剌子模國舊都玉龍赤傑，一次就屠殺一百二十萬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殺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愛孫中箭身亡，城破，令將城中居民完全屠殺，雞犬不留。拔都率軍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殺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萬隻人耳。破波蘭與日耳曼聯軍，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達佩斯，辱婦女，焚教堂，劫財寶，逢人便殺。公元一二五四年，蒙哥遣大將劄喇台征高麗，所過城邑灰燼，俘男女二十萬六千八百餘人，殺人無算。一二五五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討伐木剌夷，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壘數百個，包括不戰而降的城池四十餘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幾盡屠殺。大食國都報達開城投降，蒙軍屠城七天，將全城八十萬居民殺個精光。(據陳致平《中華通史》，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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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蒙古人奉行的種族滅絕政策，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皆不能望其項背。然而成吉思汗卻以「偉大的民族英雄」載入中國史冊，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並列，受人尊崇。成吉思汗陵位於內蒙古伊金霍洛旗阿騰席連真東南十五公裏處，建築麵積一千五百多平方米，金碧輝煌如同宮殿。遠近蒙古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每年都要在此舉行公祭盛會。為什麽沒有人把成吉思汗及其殘暴的子孫們當做戰犯？因為他贏了，成就了「功業」，勝為王而不是敗為寇。如果日本人贏了，也就沒有人把他們當做戰犯，他們的戰爭罪行也就會為「偉績」所掩蓋，他們的亡靈也就會被供奉在比「靖國神社」闊綽、輝煌和神氣得多的紀念堂中受後人祭祀，而不至於像今天這樣猥瑣於一隅，接受幾個行藏閃爍的政客朝拜。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大王朝，也是曆代最好的一個王朝。清朝征服整個中國的過程，同樣極為血腥。在與明朝爭奪遼東的時候，清軍就曾對遷安、永平兩地進行屠城，隻將財物和少數婦女掠走享用。因破壞了皇太極對漢人的懷柔政策，主事者阿敏被宣布為「國賊」遭到懲處，但皇太極本人拒絕對此事負責，而且後來也沒能製止此類屠殺。明將薊遼總督洪承疇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屬，其餘官百餘人，兵三千餘人，皆就地屠殺，死者家屬婦女兒童一千二百餘人沒為奴婢。明總兵祖大壽投降，清軍得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殺。清軍入關占領北京，攝政王多爾袞發布旨令通告全中國：「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發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這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屠城宣言書」，其後就有著名的「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殺了多少人？當時的估計是八十萬(王秀楚《揚州十日記》)。有人不同意這個數目，估算是二、三十萬，這也夠慘的了。不光是殺，任何婦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輪奸，和三百年後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樣。嘉定三屠亦是如此，婦女被雙手釘在床板上輪奸。史家慨歎：「『三屠』留給這座城市是毀滅，和不知道德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清軍陷昆山，在那裏抵抗了三天的義軍逃走了，於是對平民實行大屠殺，當天的死難者就達四萬。江陰抵抗清軍八十天，城破，七萬人死於屠殺。不光殺漢人，對其他民族也實施大屠殺。平定西北，厄魯特人幾乎被殺光。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消滅。
明清之際，屠殺似乎成了家常便飯。滿人殺漢人，清軍中的漢人也殺漢人，不然殺不過來(滿人太少)。侵略者殺老百姓，農民軍也殺老百姓，張獻忠在四川就殺人一百萬。李自成在北京，開始殺明朝降官，殺到後來控製不住，燒殺搶掠行同強盜。老百姓有機會也殺人，清兵占領北京前李自成逃走，北京市民趁機報複，成群結夥襲擊掉隊的大順士兵，將他們捉了燒死或砍頭，大約有兩千人被殺。明朝的官軍也殺百姓，動不動就「縱兵劫掠」，濫殺無辜。
「王道」：從屠殺到懷柔政策
我不知道這世界上，是否發生過文明的、不殘暴的侵略戰爭。作為一種「理想模式」可能是有的，實例我卻沒聽說過。英國是最早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它為了征服中國，竟以大規模販毒，麻痹和殘害整個民族的身心作為手段。法國是近代啟蒙運動的精神家園，一八六○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焚掠圓明園，曾遭到法國作家雨果的痛斥。蘇聯是中國的盟國，又是世界無產階級的「解放者」，它的紅軍在東北幹的壞事卻教人歎為觀止，還拿它毫無辦法——國共兩黨都要巴結它，以換取在東北的優勢。美國號稱現代民主和保障人權的楷模，當年在印度尼西亞「幫助」蘇哈托清除共黨勢力上台，殺了六十萬顆人頭。後來據說因為「良心發現」，中央情報局曾承認有大約五千人是自己親自下手。一九七三年美國對柬埔寨實行「飽和式轟炸」，使五十萬平民喪生。越南戰爭中，美國軍隊的狂轟濫炸、施放毒氣和直接屠戮，殺死了三百萬越南人。 一九○○年，八國聯軍侵略北京，可以看做是列強本性的一次大展。攻入北京的聯軍共兩萬兩千人，其中日本軍隊八千人，俄軍四千，英軍三千，美軍兩千。日軍不但人數最多，而且打頭陣。義和團興起，與德日兩國結怨最深。但日軍卻沒有像其他同夥那樣，在戰鬥結束後對占領地采取血腥報複行動。一位叫藍登的西方記者報導：「日本兵是聯軍中唯一對藝術品有欣賞能力的。雖然他們也當然像別人一樣的搶劫，但都做得安靜優雅。沒有亂摔東西，也沒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壞。他們搜集喜歡的東西，但不像搶劫的樣子。我曾看到一處有日本兵進去過的房子。裏麵藏有一櫃子的瓷器。他們像鑒賞家一樣加以撫摸，並在杯子或瓶子的底部研究年代。對於粗劣的美國、俄國、法國、英國更不必說德國大兵，除了打不破的銅器、石器之外，幾乎沒有不打破的，實在難以比擬。」(梅龍．哈利斯、蘇西．哈利斯《日本皇軍興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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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日本軍隊相對的文明，緣於對中國文化的尊重與認同。是否還有「同種」的因素在起作用，不得而知。日本士兵表現出特別的殘暴，是發動大舉侵華戰爭後，以南京大屠殺為標誌開始的。其暴行引起舉世震驚與公憤。為振興軍紀，「壓製犯罪和不正當行為」，日本陸軍省於一九四○年九月頒布了《改進軍紀計劃》的小冊子，詳細列舉「中國事變中罪行和不當行為的特質」，要求每一軍官「應時時記憶在心」。雖然我們不能期待發動侵略的戰犯們，會對其軍人「不當行為的特質」作出恰當的判斷，但這本小冊子至少顯示了日本軍事當局承認了一部分罪惡，並試圖有所改過。七七事變爆發後的兩年間，有五八八名日本士兵受到軍事審判，其中四二○人犯搶劫或搶劫加強奸致死，三一二人犯強奸或強奸致死。這是日本方麵的記錄，實際罪犯的數字當然遠不止於此。單是南京大屠殺的集體犯罪中，人數就得以萬計。攻占南京的第六師團長穀壽夫，一次斬殺三○○名中國人的田中軍吉大尉，以「刀劈百人競賽」聞名的野田岩和向井敏明兩少尉，十年後才在南京軍事法庭被判處死刑。
我們一般所說的淪陷區，是指被侵略者勢力控製的地區。就日軍而言，控製區又分為「治安區」與「準治安區」兩種。「治安區」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國人出麵組織的偽政權，社會秩序相對穩定，「良民」大體上能夠接受日偽的統治；「準治安區」則日偽勢力較為薄弱，時有遊擊隊、民兵、敵後武工隊、抗日救國軍之類小股抵抗力量進行騷擾。在「治安區」內，日本士兵較能遵守軍紀的約束，一般發生殺人、搶劫和強奸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懲處。而「準治安區」則軍紀不保，犯罪行為常與「軍事行動」一同發生。
從侵略者的角度來看，南京大屠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為，一是為了對頑強抵抗的報複，二是為了震嚇對手，摧毀對手的士氣與尊嚴，三是樹立征服者主宰蒼生命運的威勢，四是藉此激發原始的血氣之勇。但要想最終達到征服占領地的目的，光靠這些是遠遠不夠的，有時效果更適得其反。因此他們也得在「治安區」內推行懷柔政策，宣揚「同文同種」，宣揚「共存共榮」，宣揚「討蔣愛民」，也就是實行「王道」，製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將之一概地稱為「欺騙」，要知道這種政策對於飽經戰亂、貧困，深受過本國官府、軍閥、土匪、流氓戕害的中國老百姓，實在太具實際意義。而且往往就能奏效。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時整，日本所有的交通中止，全體人民停下手上的活計，靜靜地聽一段廣播講話。那是一個斷斷續續、語氣既堅定又無奈、比實際年齡要蒼老疲憊得多的聲音，那是他們的天皇的聲音。他宣布，接受盟國提出的波茨坦宣言。將他這份用文言文發表的「休戰」書直白地翻譯出來也就是，日本無條件投降。
複雜的感情：仇日還是憎美
整個日本一片震驚，隨後是傷心屈辱、惶恐茫然。一個又一個有淚無聲或聲嘶力竭捶胸頓足的武士，拔出佩刀插進自己的肚腹，顢頇地倒在汙血之中。在世界的另一邊，尤其是中國，卻鞭炮鑼鼓一片歡騰。戰爭結束了，而且是中國贏得了最後的勝利，晚清以來一百年民族失敗的恥辱史終於畫上了句號。這個自參與八國聯軍打下北京，就一直在龐然大物的中國麵前凶惡、狂妄、刁蠻、殘暴地跳來跳去鬧騰個沒完的小個子國家，乖乖認輸了！縱觀二十世紀，如果說隻有一件大事真正值得中國人驕傲和慶賀的話，那就是抗戰的勝利。中國人站起來了，雖然他後來又站起來了好幾次；中國摜掉了扣在頭上的「東亞病夫」的帽子，雖然他注定還要在貧窮、動亂和饑餓中繼續熬過漫長的歲月；但畢竟不會再像以前那樣任人欺淩宰割，畢竟與美蘇英法一道躋身於「世界五強」。
也許不是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人，能夠體會得到中國人的心酸。民族的自尊和自負，民族的自卑和自賤，多少年以來，而且還將不知多少年地左右著我們的情緒、觀念、自我定位、心態和生態。在別的國家眼裏，中國人真是難以理解。一方麵，對戰敗國抱著「以德報怨」的寬宏大量，將大批侵略軍優先用軍艦送返日本，隻對極少數戰犯提出起訴，放棄巨額戰爭賠款；另一方麵，又為對方老是以怨報德、忘恩負義而激忿，什麽參拜靖國神社、拒不公開認罪、篡改曆史教科書、釣魚台島糾紛、極端右派分子的言論和表演、電腦軟件《提督的決斷》的官司……每次都引起一番新仇舊恨。一方麵，大量回憶和描寫抗日戰爭的出版物、影視作品，大屠殺紀念館，慰安婦的控訴，民間索賠，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慘痛的過去；另一方麵，卻多少表現得有些「餛飩挑子一頭熱」地跟日本套近乎，發誓要和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國人的感情是複雜的——對廣島和長崎的原爆居然惺惺相惜；聽到美國大兵強奸日本少女，心裏頭又像聽到鄰村的二妞被洋鬼子糟蹋了一樣不好受；滿心信任和稱讚日本商品的同時，打心眼兒裏嘲笑蔑視它們的製造者：「小日本做的！」
學者餘英時曾用一個詞形容中國人對美國的民族感情，叫「羨憎交織」。其實，這個詞用來形容對日本人的態度更為確切。美國太遙遠了。美國不管它有多好和有多壞，總不至於讓中國人牽腸掛肚或是金瘡迸裂。而日本就可以很輕易地做到，它就在你的隔壁，動不動就能讓你既驚且懼，既慕又歎，既恨還愛。你說不清他們到底是西方人還是東方人，是親戚還是宿敵，是謙卑還是驕狂，是聰明還是蠢笨，是刻板還是滑頭，是戰爭還是和平。
說起對美國的「羨憎交織」，其實沒有一個國家能比得上日本。日本打遍天下幾無敵手，最終敗在美國人手上。二次大戰後，占領軍統帥麥克阿瑟主導了對整個日本社會的結構性改造，使日本得以迅速修複戰爭創傷，成為「坐二望一」的世界經濟強國。美國是日本的最大的克星，又是最大的救星，是主人、恩師又是競爭對手，不由得它不對之「羨憎交織」。「日本可以說不」，就是這種情結的最好注解。
當電視裏麵出現，西方七大工業國領袖濟濟一堂，規劃著世界的經濟版圖和秩序時，一個頭發梳得油光發亮、個頭比其他人矮去一大截的日本首相也忝列其中，我們總不免要多打量他幾眼，——用所謂「羨憎交織」的目光。我們不會用這樣的眼光去看德國人、意大利人，更談不上英國人、法國人、加拿大人，當然也不會這樣去看美國人。曆史上美國對中國是有恩的，談不上有什麽過不去的「仇」。美國從來沒有侵占、分割過中國的領土，相反卻在抗戰中給予中國最大的援助。中國軍隊在韓戰和越戰中與美軍交過手，韓戰可以說是打了個平手，而越戰卻是美國輸了。有人說，韓戰中中國誌願軍的被俘人員數十萬，而美軍隻有上萬，中方死傷數字也大大超過美方，怎麽好意思稱作「平手」呢？平手的意思，不是雙方兵力消耗的相等，而是看戰爭的結果。韓戰的結果是回到戰前的起點，參戰四方以原有的「三八線」為停火分界。連美國將軍也承認，板門店談判是美國第一次，在結束一場沒有打贏的戰爭的協議上簽字。
2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難以獨立打贏的一場戰爭
如果不是以結果，而以雙方被俘、死傷的數字作為衡量戰爭勝負的依據，豈不是可以這樣說：中國的抗日戰爭沒有勝利，中國應該算是戰敗國，而日本是戰勝國？這顯然是荒謬的。中國抗戰中死傷的巨大數字，無法做具體統計，一般認為當數以千萬計，其中絕大多數是平民。直接死於戰場的軍人，達一三二萬四千多人。中國軍隊被俘或投降的數字也很大，僅被改編為偽軍的就有幾十萬人。經濟損失更極為驚人，三千萬人喪失家園，戰前戰後物價相差一千八百倍(重慶二千六百一十三倍，昆明六千八百九十四倍)。為戰爭花費的巨額款項，已經大大超過了中國人民的納稅能力。
誰都知道，中國是慘勝。中國隻是理論上和道義上，贏了這場戰爭。日本是向盟軍投降，而中國僅為盟國陣營中的一員，耗時最久，代價最大，傷亡也最慘重。如果沒有盟國的參戰，中國要贏得這場戰爭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者無妨這樣講，如果不是日本主動攻擊同盟國而引發太平洋戰爭的話，中國連這樣的慘勝都會覺得奢侈。有人把中國的抗戰，形容為一個羽量級對重量級的拳擊大戰。這位羽量級拳手，被那個重量級的家夥連續打擊了八年甚至更久之後，極度痛楚、疲憊地倒在繩欄上，忽然裁判一聲口哨，將他的一隻胳膊高高地舉起，宣布是他「贏了」！情況就是這樣。
日本投降後的第三天，在山西的八路軍企圖令駐沁縣日軍放下武器，遭到拒絕，於是發生惡戰。日軍僅一個大隊(營級建製)守城，而八路軍出動一萬餘人攻打，以死亡一千多人的代價仍未能拿下該城。沁縣日軍擊退了八路軍，轉眼將地盤、武器交給了閻錫山的國軍，八路軍卻又輕而易舉地從國軍手裏奪了過來。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晚年嚐撰寫回憶錄，承認八路軍是他在中國作戰時遇到的最有戰鬥力的一支軍隊。後來的國共內戰也證明，由八路軍為主組成的人民解放軍，能夠勢如破竹地擊敗數百萬裝備優良的國軍。但即便是這支軍隊，在日落西山的日軍麵前也如此不經打。
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間的湘西會戰，是日本投降前在中國打的最後一次大的戰役。中方投入十九個師，日方投入三個師團、一個旅團和一個聯隊 (團級建製)。按史家的評說，這次戰役以日方的失敗告終，所謂「湘西大捷」。雙方的傷亡數字是，日方死一五○○人，傷五○○○人；而中方傷亡一三七一三人，為日方的兩倍。中方還特別提到，俘虜日軍軍官十七人，士兵二三○人，為七七事變以來俘虜人數最多的一次。日軍以「強弩之末」在中國作「垂死的掙紮」，仍有這樣戰績，八年抗戰打的是怎樣一種窩囊仗，可想而知。
曾有一個謎語：「日本投降的原因——打一中國古人名」。據說猜出來好幾個謎底。一為「屈原」，屈服於美國投擲的原子彈；二為「蘇武」，蘇聯動武，向日本宣戰；三為「共工」，即共產黨指揮的八路軍、新四軍的戰功。是不是還有一個「蔣幹」，蔣介石幹得好？不知道。《昭和天皇回憶錄》中，對於日本最高決策層下決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前那一段心理曆程，做了較為細致的招供。日本投降的主因，還是屈服於美國。更直接地說，還是怕原子彈。原子彈的威力，使得以凶頑著稱的數百萬皇軍喪失用武之地，抵抗失效，隻能給整個日本帶來一片焦土，甚至種族滅絕。毛澤東說，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物。事實上，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往往就是物。
中國軍民堅苦卓絕的八年抗戰，是日本最終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戰敗不等於投降，投降則是承認戰敗。如果沒有美國參戰，或者說如果美國沒有發明和使用原子彈，日本絕不可能那樣迅速和突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那樣乖乖地放下武器。不要說日本皇軍一直有視投降、被俘為絕大恥辱的傳統，即連日本曆史上也從未有過對外投降的記錄。縱使日軍在各戰場失利，向本土節節敗退，其作戰能力仍不可低估。美國估計，在日本本土作戰，盟軍可能還要付出上百萬人的犧牲才能取勝。從日本天皇的角度，原子彈的爆炸也給了他決定終戰的最有力的藉口。因為軍部領袖們一時方寸大亂，提不出任何對付該武器的良策，當然更無力再阻止天皇作出決斷。
3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二戰完全可能有另一種結局
晚年旅居美國的李宗仁，在檢討八年抗戰中中日雙方的優劣成敗時這樣認為：「……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蘆溝橋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用閃電戰方式，主力由平漢、津浦兩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實行戰略上大迂回，占領蘭州，一舉切斷中、蘇的交通，並與沿隴海鐵路西進的部隊相呼應，夾攻陝西，占領西安，得隴望蜀，威脅成都。同時利用海道運輸的便利，向長江、珠江兩流域西進攻擊，與其南下的主力軍相呼應，使西南各省軍隊不能調至長江流域作戰，則占領淞滬、南京、武漢、長沙等戰略要地，即無異探囊取物。然後右路越秦嶺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峽，入夔門，占重慶，左路經廣西，向都勻，入貴陽。一舉而占領中國各重要城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遊擊隊趕入山區，支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麵，陷全國於癱瘓狀態，並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隻有俯首聽命。等到大勢已去，縱使我們的極端主戰派也隻好鉗口結舌。則以蔣、汪為首的反戰派和三日亡國論者自將振振有詞，率全國人民屈服於暴力之下了。然後，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歐戰發展到頂點時，日本即可挾中國的人力物力向亞洲防衛力量薄弱的地區，進行狂風擄掠性的戰爭，則南進北進，均可遊刃有餘。如此，二次大戰結束的麵貌，恐將完全兩樣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
李宗仁在抗戰中擔任第五戰區司令官，指揮過台兒莊戰役，為著名抗日將領，戰後被選為國民政府副總統，並在蔣介石下野後任代總統。他對於日本侵華戰略的分析，應是全麵和老到的，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他說得再明了不過：日本既然要侵略中國，就應傾全國之力，一舉摧毀中國的抵抗力，而不是幾個師團幾個師團地逐次增兵，一點一點地陷入泥淖。如果是那樣的話，中國隻有屈服一條路可走。也就是說，日本戰敗的主要原因是在它自己身上，是它缺乏深謀遠慮的大政治家，及氣魄雄偉的大戰略家。否則，中國實難取勝。
日本在中國戰場上的失敗，是戰略的失敗，亦即它並沒有達到征服中國的目的。但就戰爭本身而言，它實在是相當成功的。李宗仁以行家的眼光，稱讚昔日戰場上他的對手：「日本陸軍訓練之精，和戰鬥力之強，可說舉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陣時，上至將官，下至士卒，俱按戰術戰鬥原則作戰，一絲不亂，令敵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將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揚，但其作事皆能腳踏實地，一絲不苟，令人生敬生畏。」(同上書)所有與日軍交過手的盟國軍隊，對此也有極為深刻的印象。認為這是一支卓越、頑強乃至偉大的軍隊。德國戰敗後，西方各國尚允許它重建武裝部隊。而日本，被占領軍下令解散皇軍，永遠不得再建軍隊。因為它太厲害了。
如果日本按照李宗仁的戰略，或者不管以什麽戰略和方式征服了中國，將會是怎樣的一個局麵？在日本投降半個多世紀以後，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似乎有點「假設曆史」的可笑。而事實上，在抗戰之前和抗戰之中，這種假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正是這一假設，成為中國軍民奮起抵抗的動力。日本侵略軍所到之處，犯下的種種罪行，令人發指，更加深了中國人的仇恨和危機感。「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抗戰打贏了，我們就是自己的主人；打輸了，我們就成了人家的奴隸，就成了亡國奴。不做亡國奴，是任何國家和民族抵抗入侵者的最崇高、最正義和最強大的一麵旗幟。
正是時光的流失，正是在安然地度過了那場民族危亡的災難之後，我們才有可能平心靜氣地坐下來，重新思考和推演曆史，——相當於圍棋的「複盤」。
5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最大的運氣：中國加入盟國
日本並非一開始就同德、意聯合，直到一九四○年九月才正式結成三國軸心。而日本高層對此也有不同意見，昭和天皇就屢次表示反對。美國成為盟國的主要成員，也猶豫和觀望了很久，它甚至一度與親德的法國貝當政府建交。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事件爆發，自身遭到重創和奇恥大辱，才下決心向日本宣戰。蘇聯也不是納粹德國擴張的天敵，一九三九年它還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合謀瓜分波蘭。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遭到德軍閃電式入侵，才慌慌張張開始衛國戰爭。中國加入盟國陣營，也晚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跟在美國的後麵向德、意兩國宣戰。這之前，中國隻有一個敵人，那就是日本。如果還要算一個敵人，那就是蘇聯，它兵不血刃霸占了外蒙。蔣介石曾設想「聯德抗日」，國民政府十餘年間聘用大量德國軍事顧問，多時至百餘人，由德前國防部長薩克脫任顧問團團長。德國長期向中國提供軍火，為中國訓練了數十個師，組建了第一個機械化部隊。中國和意大利的關係也相當不錯，德意兩國都幫助中國建立空軍。意大利和德國還是西方國家中最早將駐華使節升格為大使的兩個國家，分別為一九三四年九月(墨索裏尼政府)和一九三五年五月(希特勒政府)。歐戰爆發後，蔣介石遣使企圖聯合英、美、法，遭到拒絕，一氣之下竟又轉向德國。一九四○年十一月，德國外長裏賓特洛甫約見中國大使陳介，希望中國能與日本議和，並加入軸心國。直至蘇德戰爭爆發，德國希望日本攻蘇，承認了汪精衛的南京政府，重慶政府才宣布與德斷交。
二次大戰是世界性戰爭，國與國之間的聯合與反目，並不以政治理念、社會體製、意識形態來劃分，而是取決於國家民族的利益，有時甚至是眼前的利益。英國與日本都是君主立憲製國家，意大利與蘇聯都是「社會主義」獨裁國家，它們卻分屬兩個敵對的陣營。在盟國陣營中，英、法、蘇俄與中國均結有世仇。法國占據了中國的屬地印度支那；英國占據了中國的屬地緬甸，占據了香港，一定程度地控製了西藏。英國在中國抗戰吃緊的關頭，將中國接受西方援助的唯一通道滇緬公路下令封閉三個月之久。法國有盟國陣營的戴高樂政府和軸心國陣營的維希政府，反而是前者而非後者，不願放棄在中國的法租界和印度支那。中國與維希政府建有外交關係，一九四三年八月才斷交。沙俄前後侵占了中國數百萬平方公裏的土地，蘇俄又控製並力圖分離外蒙。日本曾與美蘇分別簽訂《美日諒解法案》、《日蘇中立條約》，日美蘇三國都不惜以出賣和損害中國的領土完整換取各自的利益。如日蘇聯合聲明：
「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一九四一年四月一三日於莫斯科)
日蘇瓜分中國的計劃，使中國陷於兩難。聯日抗俄，則失滿洲；聯俄抗日，則失外蒙。汪氏的南京政府主張前者，重慶的國民政府主張後者。手心手背都是肉，教人割哪一塊是好？日蔣之間一直醞釀謀和，一旦成功，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乃是「抗俄」，兼而「反共」。也就是說，中國到底是加入軸心國，還是加入盟國，一是押寶，二是契機。歸根結蒂，中國把最後的希望寄托在美國身上，而美國加入盟國陣營，所以中國也就跟著加入盟國。
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隻有各國的利益所在。利益永遠是在道義之上的。當然相對而言，美國還算是比較「講道義」的，它沒有英、法、俄那樣沉重的曆史包袱，戰火也沒有燃燒到它自己的國土上。對於中國的抗戰來說，珍珠港事件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消息傳到重慶的當天，整個山城一片歡騰，工廠、學校、機關、單位都上街搶購報紙，相互祝賀。而日本的首都東京，此刻也陷入偷襲成功的狂喜之中，民眾湧上街頭，歡慶勝利。兩個敵對交戰國的都城，在同一時刻為同一件戰事歡欣鼓舞，彈冠相慶，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觀。
6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侵略戰爭的另一麵
侵略戰爭的性質是不義的，然而侵略的結果卻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納粹德國發動歐戰，是不義中的不義，但它動搖了英法在北非的殖民統治，導致戰後埃及、阿爾及利亞等國的獨立。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也極為不義，卻使印尼得以脫離荷蘭，緬甸、馬來西亞得以脫離英國，法國無法再在印度支那立足。戰後東京大審判，印度許多人士包括甘地，就反對以戰犯罪名懲罰侵日軍將領，認為日本的侵略狠狠打擊了英國的殖民統治，有利於亞洲的解放。出席遠東法庭的印度法官帕爾，在最後的審判時寫下自己的保留意見，二十五名被告都應該無罪釋放。日本侵華，是想獨吞中國，不使之落入西方國家之手，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西方列強的瓜分。一九○五年日俄之戰，重挫俄國霸占東北的企圖。如果當時是俄國贏了，我們想想對中國可有半點好處？東北一直到斯大林時代都被認為「原本就是俄國的」，許多沙俄軍官家庭甚至把旅順當做他們的「家鄉」。汪氏南京政府成立後，日本將北平、上海、廣州等各地的外國租界及治外法權一應廢除。此舉你可以說是「假惺惺的欺騙」，事實卻是迫使各國先後向南京或重慶表示承認，從而結束了慈禧太後、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都莫可奈何的「國中之國」的奇觀。李小龍在電影中怒砸租界門口「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還捎帶把一旁的日本人痛揍了一頓。殊不知為中國人徹底端掉這塊牌子的，正是日本人！
有人說抗戰勝利，租界自然會還給中國。此話是沒有根據的。帝國主義勢力就像灰塵，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自由法國的領袖戴高樂，就想賴掉維希政府放棄租界的承諾，但法租界已在日本人手裏廢除多年，重建不再可能，老大不情願地拖到一九四六年二月才勉強接受這一既成事實。英國在戰後並沒有把香港「自然地」還給中國，而是死皮賴臉地又占了半個多世紀。蘇聯眼見日本將要落敗，趕緊策劃外蒙完全獨立，更證明「自然歸還論」之荒謬。倒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曾提議，勝利後將法屬印度支那交還中國，這是個順水人情，不損失美國的利益，不要白不要，卻為蔣介石拒絕。
曆史上，中國有過多次被侵略和被征服的經曆。秦朝、元朝和清朝，都是外來侵略者建立的朝代。隋朝和唐朝，也是外來民族的後裔所建立。其他還有許許多多入侵者建立的小王朝。中國至有今日版圖之龐大，中國人和中國的民族至有今日之眾多，沒有侵略者的加入是不可想像的。照道理，以中華文明領先世界的優勢，應該是中國對外征服為主。事實並不如此。由中國發動的領土擴張，從來都費力不討好，勞民傷財又功效甚微。反而是外族入侵，往往大建奇功。每一次被大規模侵占和征服的結果，都擴展了中國的版圖，同時給中華民族注入了新鮮血液。被侵略的規模越大，征服得越徹底，中國的擴展就越迅速，越遼闊。這麽說太不好聽了，卻是事實。(參見《侵略者與亡國奴共建的中國》
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建立過像英國那樣龐大的跨越五洲、環繞全球的殖民帝國。按說它應該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侵略者，它發動的鴉片戰爭把中國帶進了漫長的冤孽般的恥辱曆程。但一百五十年後，它還給我們一個現代化的香港。一九○四年它入侵西藏，西藏始推行新政，創辦郵局、建發電廠印刷廠、成立警察局、開設銀行，甚至試種茶葉，雖說是為了脫離中國做準備，畢竟給封閉落後的雪域打開了一扇窗口，帶來了新的氣象。印度被英國統治百年，到一九四七年獨立時，已有鐵路五萬餘公裏，超過麵積比它大差不多四倍的中國，直到四十年後才追上。英國人給許多國家地區帶來了工業革命的曙光，中國也是在跟這些鴉片販子打交道的時候才受到的啟蒙。
勝負乃國家之常事
那麽我們是不是可以說，既然侵略戰爭有這麽多「好處」，我們就應該肯定它，當外敵入侵時，不但無須抵抗，還要打起旗子歡迎它呢？
不是這樣。外敵入侵，當然要奮起反抗。無論侵略的結果有多好，其過程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太巨大了，因此要反對，抵抗。這是一個最簡單不過的，無庸置疑的道理。但我們在觀照和思考曆史的時候，不能簡單化。以八國聯軍的入侵為例，義和團保衛家園是對的，而它以愚昧瘋狂的行為挑起事端，又確實無法為國際公認的法則所接受。是不是有比八國聯合出兵幹涉更好的方式？比方不出兵，完全通過談判？當時的情況是，拳亂四起，朝廷都無法控製，外交使團連生命財產安全都不能保證，找誰去談，誰說了算？何況還有中國將領僧格林沁撕毀兩國停戰協議，偷襲外國軍隊的前車之鑒。人家認定你是個不講道理不講信義，狂妄自大頑固守舊的政府，跟你講好的沒用，就像今天的人們去看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塞因一樣。總之，這是一場悲劇，而中國是這一悲劇中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一個民族不善於從中接受教訓，那麽肯定地，悲劇還將一演再演。
就被侵略一方來說，一定要抵抗這是對的。不過要做好兩手準備，即有可能贏，也有可能輸。中國人都知道，勝敗乃兵家常事。既是兵家常事，那麽也是國家常事。打贏了好說，打輸了怎麽辦？尤其是徹底輸了，亡了國，被征服，怎麽辦？在大敵當前之際，這樣的討論或許太「低調」，太影響士氣；但在遠離硝煙的和平年代，在仔細觀照曆史的時候，這個話題就不僅不是多餘，而且還是必要的了。
7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日本對中國語言文字的巨大影響
長期以來，我們強調的都是這一麵，而忽略了另一麵：即中國文化，尤其是近現代以來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響。中日兩國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單向的，是積極主動而不是被動的。這當然不是指中國人從抗日戰爭題材的電影中，模仿了幾句「大大的」、「統統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類洋涇鬼子話。絕非那樣簡單可笑。中國的語言文字，政治軍事，改革革命，科學教育……乃至風俗禮儀，無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響。一個多世紀以來，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上超過日本。
早在一九一五年，一位署名「將來小律師」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馬之新名詞》的書中說，自戊戌變法以後，日文行於中土，列舉流行的新名詞五十九個。有少數除了曆史題材的作品中還能見到，如支那、哀啼每吞書(哀地美敦書)之類，現在已不大使用。但絕大部分我們至今還廣泛的使用著，並且早已成為現代漢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試想，如果我們像「抵製日貨」那樣，拒絕使用這些日本詞語，中文將會是一種什麽樣子？取締、取消、引渡、樣、手續、的、積極的、消極的、具體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權力、義務、當事者、所為、意思表示、強製執行、第三者、場合、又、若、打消、動員令、無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師、代價、讓渡、親屬、繼承、債權人、債務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損害賠償、各各、法人、重婚罪、經濟、條件付之契約、從而如何如何、衛生、文憑、盲從、同化。
這還是民國初年的粗略統計，實際遠不止五十九個。如果現在再來做這項工作，結果會更令我們驚歎。如：幹部、代表、壓力、排外、野蠻、公敵、發起、旨趣、什麽什麽族、派出所、警察、憲兵、檢察官、寫真……簡直俯拾皆是。「經濟學」、「哲學」和「社會學」，中國以前叫「資生學」、「智學」和「群學」，一聽起來，這倒是像「日文」，但它們卻是地地道道的中文。這些「日」常用語，有些其實是中國古代既有的名詞，日本人將之賦予新意使用，遂成規範。而中國拿來，也易如反掌。孫中山發動反清起義，初始自稱「造反」，陳少白拿了一份日本報紙給他看，雲「支那革命黨孫文」，孫撫掌曰：「好，好！自今以後，但言革命，勿言造反。」還有「經濟」一詞，原意為治理國家；如今誰還用「經濟」來「治理國家」呢？早就專門用「政治」了！
小學讀書時，孩子們就被教導不要生造名詞、形容詞，要保持中國語言文字的純潔與規範。可想「新詞」的產生，不允許隨心所欲和草率從事。詞匯是一種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詞，帶來的絕不僅僅是語言表述方麵的新意，而必然伴隨著對社會結構、思想觀念、文化形態的巨大衝擊和革新。當然並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來說，它以「排日」為藉口，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從而」「發起」「野蠻」「侵略」，終成為「世界」「公敵」(引號內為日本詞匯)。
當年大量新名詞湧入中國，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當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辦洋務、以思想開明著稱的張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雲不要使用新名詞，他的幕僚辜鴻銘卻告訴他：「不要使用新名詞」中的「名詞」二字便是一個新名詞，來自日本。辜鴻銘是一位學貫中西、享譽世界的大學者，愛中國愛到病態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認為，繼承了真正的中國文明之精華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漢唐時代形成的的中國文明，被元朝及後來遊牧民族的入侵給打斷，給蹂躪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傳了。日本則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進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真傳。他甚至斷言：「應該說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是唐代的中國人」。(《辜鴻銘文集．中國文明的複興與日本》，原文發表於一九二四年)
東渡扶桑：學生變成老師
辜鴻銘的言論，為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所「借鑒」和利用，成了共建「大東亞文化」的依據之一。這確是曆史的悲劇。然而辜鴻銘的話並非一無道理。唐代以後，漢民族由極盛轉向衰落，遊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為中國的主人。雖然征服者承襲中國的典章製度，並最終都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漢化」，畢竟人為地打斷了文化發展的連續性，無法保持漢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斷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斷裂。尤其是清代，連服裝、發式都被迫改製，那裏還有「中國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國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發生深刻變化，強烈的自尊與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於看似崇高、實則瑣屑無謂的道義之爭，而失去漢時的豪放、唐代的恢弘。反觀日本，從審美情趣到風俗禮儀、服飾器具，倒是保留了較多的漢唐之風。前麵說到電影《木蘭》的服裝，即為一例。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發展成中國特色的禪學，而後卻在日本發揚光大。圍棋是中國發明的，日本卻能夠將它形成製度和精神。茶是中國的特產，茶道卻形成於日本，並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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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有人嘲笑，日本學習中國文化隻重形式不重精神，有買櫝還珠之嫌。我以為這沒什麽根據。「珠和櫝」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業價格論，當然櫝不如珠；而從文化角度來看，櫝的意義很可能勝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體表現就是形式，連形式都沒了，還侈談什麽精神呢？在中國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築幾乎都被焚毀一光，你要欣賞一千多年前的「中國建築」，隻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臘的文化精神，還繼續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築廢墟上。同樣我也不信，漢唐那種氣度飛揚的文化精神，能夠在明清以後的房子裏和諧地安居至今。櫝之不存，珠將焉附？
甲午戰爭後，漢文在日本學校課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視為「上國之學」。這道理是很自然的，別怪人家勢利眼。這麽大的國家，這麽好的裝備，打不贏人家，說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確有毛病。中國不也挺勢利嗎？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當「夷」，說什麽「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敗了，又趕緊派人去學，買人家的槍炮船艦。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當「奴」；被人家打敗了，割地賠款之後，又趕緊派人去學；人家投降了，又說人家是「小日本」，這不行那不行，擺出一副「大人不記小人過」的姿態放它一馬，該賠的不賠，該罰的不罰，該殺的不殺，該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經濟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強，這邊又看得「羨憎交織」，一會兒要它道歉，一會兒要它賠款，一會兒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裏把人家罵得豬狗不如，卻對日本貨表現出近乎狂熱的信任和偏好……這還不勢利嗎？一個國家強大，一個民族強勢，它的文化對世界產生足夠大的影響，自然會成為世人羨慕、學習和吸收的主流；反過來你不行，還一定要別人保持對你尊敬，一定要以你為師，這心理毛病就大了。
從一八九六年起，大量中國學生湧入日本學習，僅一九○六年就有大約八千六百人。這樣大的數字，是到當時為止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留學運動。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學生的目的不是學習日本文化，而是學習西洋文化。或者叫，學習日本人學習西洋文化的方法，當然也包括從日本轉手得到的，已經打上濃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識。這些留學生集中了中國的有誌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尋找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文學救國、軍事救國……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們中有章太炎、陳天華、鄒容、黃興、蔡鍔、宋教仁、汪精衛、蔣介石、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鬱達夫、李叔同、胡風、周揚、田漢、夏衍、歐陽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驅，國民黨的絕大部分元老，共產黨創始人「南陳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李漢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東渡日本留學。
日本書籍的翻譯也隨之進入高潮。民國建立前十五年間，共有九五六本日文書譯成漢文；同一時間內，日本從漢文譯過去的書隻有十六本；民國成立後十五年間，日譯漢的書有一，七五九本。日文以漢字構成，大量譯書尤其是翻譯教科書刊行中國，對文化和教育的影響可想而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是白話文運動，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運動，則源於明治時代的日本。前麵說到的大量新名詞，實際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這一文化資源，對於中國文體的演變，發揮了直接的作用。中國的新小說、新詩、新戲劇，也都受益於日本文學的啟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詩集《女神》在日本寫成；鬱達夫的《沉淪》看得出日本私小說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顯帶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魯迅的雜文裏總有一個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響的改良與革命
不但新文化運動從日本起步，中國的體製改革和社會改良，也以日本為楷模。對於西方勢力的壓迫，及東西方文明的碰撞與衝突，日本人有著跟中國人一樣深切的感受。美國炮艦以轟擊港埠作威脅，強行捅開日本對外貿易的大門的經曆，令中國人想起鴉片戰爭的炮聲。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脫亞入歐」，躋身世界強國的行列，為中國樹立了一個極佳的榜樣。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光緒頒布的改革詘令，大部分是從《日本變政考》中照搬過來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這一年也來華遊曆，打算為中國的改革做點事，幫忙出些點子什麽的。當時有一種提議，要聘請伊藤當中國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變驟發，葬送了維新派的理想和命運，伊藤隻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貢獻是起草明治憲法和組織兩院製議會。由他來中國推行變法，隻要人際關係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駕輕就熟，應該不會有什麽問題。朝鮮拍過一部電影《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寫成一個貪婪、霸道、專橫的侵略者、暴君，終於被愛國者安重根一槍打死，大快人心。其實伊藤是一個很開明的政治家，雖然也是一個侵略者。他派兵戰敗了中國，是日本本國的利益使然，就像曆史上中國皇帝「平定四邊」一樣；他在首相任上，還取消了英國在日本的治外法權。他出任朝鮮總督，一直采取溫和、同情的態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陸軍兼並朝鮮之議。一九○九年他被迫辭職遇刺，朝鮮才為日本完全兼並，繼任總督寺內正毅隨即實施嚴厲的高壓統治，朝鮮人形容，就像一股寒流來襲漢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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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不但變法源於日本，中國的革命也從日本起步。孫中山足跡遍及各世界強國，最終選擇以日本為革命的大本營。他將日本看作中國的「天然盟友」，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逃到橫濱，便剪掉辮子，穿上日本裁製的適合亞洲人體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憶道：「中日戰爭後，日本開始更受人尊重，因此當我留了發須後，就可以毫不費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後他終身都是這麽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裝」，也是從日本式學生裝演變而來，後成為「兩朝國服」即「民國服」和「毛服」的樣本。孫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讀作Nakayama(那卡雅馬)，不料竟以此名傳世。他創建的興中會的宗旨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在孫中山看來，甲午戰爭中大敗清軍北洋艦隊，迫使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吞並朝鮮和台灣的日本不必「驅除」，反而還得聯合；倒是代表中國政府的滿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驅除的「韃虜」。為了達此目的，甚至策劃招募日本軍人參加他的起義軍，並以未來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擔任幾個重要職位作為回報。此計劃後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一九○五年成立同盟會，由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共同擬定六條政綱，其中第五條即為：「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孫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務省秘密資金的支助，已經不再是秘密。
從日本方麵而言，主張「日中一體」、「共存共榮」，亦由來已久，而非中國革命家們的一廂情願。甲午戰爭後，日本人多以「支那」稱中國，而回避稱「大清」國名，及漢文中通俗稱呼的「中國」，具有含蓄的顛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詞即英文China的日本拚音讀法，在中國人看來含有汙辱之意，日本投降後正式作為戰勝國的要求強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國」正是蓬勃發展的後起之秀，可以帶動中國共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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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向日本學習「學習的方法」
固然這一切「業績」，不足以抵償日本侵華造成的破壞、損失之萬一，但可以從中看出日本人的經營、治理能力，看出他們確比我們行的一麵。許多年以來，有許多出版物對於中日兩個民族進行過文化上的比較。一般來講，應該各有其優劣。一些文章帶著偏激的民族情緒，對日本民族進行嘲弄、辱罵，似乎不這樣便不叫「愛國」。我是很不以為然的。無論是戰場上的激烈較量，還是和平年代的實力競爭，恐嚇和辱罵都絕非戰鬥。我們去看看那些抗戰名將寫的回憶錄，字裏行間哪有這種市井屑小式的輕薄和鼓噪！
人類有自己的弱點，一個民族也有一個民族的積弊，在醜陋的中國人之外，還有醜陋的日本人、醜陋的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和俄國人，也應該有醜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為什麽醜陋？因為這世界總還有一個抽象的相對美好的形象，為最多的人所公認。本世紀二十年代初，魯迅為我們刻畫了一個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人的形象：阿Ｑ。說實話，這個形象夠醜陋的了，卻又確是「我們」的真實寫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們不是這樣糟糕，何以人口隻有幾千萬的一個蕞爾小國，打得我們難以招架、幾乎亡國？同樣的，日本人也壞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張狂、窮兵黷武，到處開打，落得個無條件投降的下場？不過壞歸壞，它的另一麵又十分優秀。日本人刻苦勤奮，積極上進，辦事認真，講究實際，絕不馬虎苟且，對強手、先進的心服口服、虛心求教，善於模仿與吸收，勇於犧牲，團隊精神，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善於汲取教訓……這些都是值得中國人好好學習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組織結構嚴密，一絲不苟，高效率，在狹小的夾縫中求生，自覺「生存空間」受到威脅時不惜對敵人進行自殺式攻擊。除了最後一條，這些特點都非常適合現代社會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完成它的工業革命，又能在戰後迅速走進經濟和科技強國的行列，其國民的總體素質是不可忽視的。
一個民族應該善於向其他民族學習，尤其要善於向敵人學習。古代中國是日本的恩師，而近代日本卻是中國的恩師。它打了咱們，把咱們家裏搞得一塌糊塗，損失慘重，血海深仇，還能叫它恩師嗎？是的，它還是恩師。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銷，也不能抹殺。即使它幹的壞事罄竹難書，我們還是無法否認，它教給我們的東西太寶貴了。我們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如果輕易丟棄，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學習過英國，學習過法國，學習過蘇聯，還打算過學習南斯拉夫、新加坡，現在學得多的是美國，而學得最持久、最深入的還是日本。我也不願承認這一點，但不管承不承認，它都是事實。學習英國，並沒有使我們完成工業革命。學習法國，也沒有使我們的社會獲得多少自由。學習蘇聯，我們跟著它栽進了覆轍。學習美國，發現距離太大，國情也差得太遠。學習日本，我們卻打敗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個極善於學習的國家，學什麽像什麽。學中國就盡量做得像中國人，學西方就力圖脫亞入歐，一點也不含糊，不在「為體」還是「為用」的論爭上無休止地瞎耗工夫。現在我們打量打量它，發現其現代化的程度，可與世界上最現代化的國家媲美；其傳統文化的地道，足令我們這個曆史悠久的國家汗。
同是向西方學習，早在甲午戰爭那場「考試」中，中日雙方就交出了優劣懸殊的兩份答卷。日本海軍的人數和裝備皆不及中國，對同中國打仗並沒有多少信心。戰前北洋水師到日訪問，日人登艦參觀，見中國水兵懶懶散散，家屬也住在艦上，到處晾曬著衣物，詫異之餘心中竊喜：打這樣的軍隊不成問題！中國在向西方學習失敗後，從日本那裏學習到了「學習的方法」，才逐漸向現代型社會轉變。
接納日本加入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曾在長達上千年的時間裏領先世界各國，並非毫無根據。接納和融合外族的血緣、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個重要原因。秦統一中國，實現各國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漢代的強大。鮮卑族拓拔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國實行漢化，為隨後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礎。清朝的入關更是如此。中國若果能如孫中山所期望的「聯合」，接受整個日本的加入，從民族性來講，其正麵效果將顯而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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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中國人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觀念強烈的族群，這樣才有曆代侵略者與亡國奴共建「中國」的傳統。宋代因遭外族壓迫、打擊，特別強調忠節觀念，但這一觀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愛國」。在忠節義士們眼裏，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卻事二主。中國曆史上最有名的幾位民族英雄，如嶽飛、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當然，在一定的意義上，「忠君」也是「愛國」的表現之一，但二者畢竟是有本質區別的。嶽飛鎮壓楊麽之亂，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隻能說明他「忠君報國」，也就是忠於趙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並無忠於漢族、南人的「愛國情操」。他也不反對他的兄弟文天禎仕元，因為他兄弟沒做過宋朝的官，不會背上「貳臣」的罪名。抗清明將史可法死後，被清朝建祠祭祀，饗堂眉額大書「氣壯山河」，以弘揚其忠誠不貳的氣節。清王朝對史可法精神的認同，在於他的「節操」，不在後人賦予他的「民族主義」精神。乾隆時，曾指定史官作《貳臣傳》，將那些為清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馬功勞的明朝降將叛官們盡列其中，也是為了警省後世為臣為民當忠誠不貳，絕非鼓勵所謂「民族大義」。清朝入關既久，當初重名節絕不致仕，乃至圖謀反清複明的前朝舊臣和名士鴻儒們，也默許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識份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習慣於「勝者為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誰會在乎勝者是「本地人」，還是「外來戶」呢？
日本軍隊侵略時犯下的種種罪行，會使中國人牢記這血海深仇，永遠不可能從感情上接納他們嗎？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不會的。中國人是最善於忘記仇恨，最寬宏大量的民族。戰犯可以不予追究，賠款可以一筆勾銷，釣魚台島的紛爭可以留給聰明的後人去解決，隻要這陣子能關係正常化就行了，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這不還沒成為咱們中國人呢，要是他們成了中國人，過去的一切豈不都是「兄弟鬩於牆」，一笑而泯恩仇？
中國曆史上侵略者的屠殺暴行
在中國曆史上，由侵略造成的暴行比比皆是。以戰國時的秦國為例，幾乎每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殺人。公元前三三一年，敗魏，斬首八萬；前三一二年，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前三○七年，破宜陽，斬首六萬；前三○一年，敗楚於重丘，斬首二萬；前三○○年，攻楚取襄城，斬首三萬；前二九三年，大敗韓魏聯軍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前二八○年，攻趙，斬首二萬；前二七五年，破韓軍，斬首四萬；前二七四年，擊魏於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前二六 ○年，大破趙軍於長平，坑卒四十五萬；前二五六年，攻韓，斬首四萬；又攻趙，斬首九萬；前二三四年，攻趙平陽，斬首十萬……(據翦伯讚主編《中外曆史年表》)一場統一中國的戰爭，到底斬掉了多少人頭，已不能精確計數。可以肯定的是，以當時中國人口不過上千萬，其殺人比例之高、之酷烈，遠遠超過日本的入侵。
成吉思汗是大蒙古帝國的創業者，也是中國元朝的太祖，可以說是蒙古人，也可以說是中國人。嚴格的意義上，他生前是中國的侵略者，死後才成為「中國人」。蒙古人的鐵蹄曾橫掃歐亞大陸，征服數十個國家，每破一城，絕大多數人民盡皆屠殺，所有財物盡予劫取，隻留下特殊技能人士、工匠與俊美男女兒童供其利用與玩樂。許多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淪為廢墟，人煙斷絕。蒙古軍大舉侵略中國時，因起用漢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為宰相，對中國人采用攻心為上的懷柔政策，暴行才有所收斂。如公元一二三三年，蒙古大將速不台攻下金朝汴京，本擬循例屠城，為耶律楚材力爭所免。但他們對別的國家，仍舊不改殘忍習性，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積屍遍野。蒙軍攻下花剌子模國舊都玉龍赤傑，一次就屠殺一百二十萬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殺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愛孫中箭身亡，城破，令將城中居民完全屠殺，雞犬不留。拔都率軍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殺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萬隻人耳。破波蘭與日耳曼聯軍，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達佩斯，辱婦女，焚教堂，劫財寶，逢人便殺。公元一二五四年，蒙哥遣大將劄喇台征高麗，所過城邑灰燼，俘男女二十萬六千八百餘人，殺人無算。一二五五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討伐木剌夷，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壘數百個，包括不戰而降的城池四十餘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幾盡屠殺。大食國都報達開城投降，蒙軍屠城七天，將全城八十萬居民殺個精光。(據陳致平《中華通史》，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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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蒙古人奉行的種族滅絕政策，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皆不能望其項背。然而成吉思汗卻以「偉大的民族英雄」載入中國史冊，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並列，受人尊崇。成吉思汗陵位於內蒙古伊金霍洛旗阿騰席連真東南十五公裏處，建築麵積一千五百多平方米，金碧輝煌如同宮殿。遠近蒙古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每年都要在此舉行公祭盛會。為什麽沒有人把成吉思汗及其殘暴的子孫們當做戰犯？因為他贏了，成就了「功業」，勝為王而不是敗為寇。如果日本人贏了，也就沒有人把他們當做戰犯，他們的戰爭罪行也就會為「偉績」所掩蓋，他們的亡靈也就會被供奉在比「靖國神社」闊綽、輝煌和神氣得多的紀念堂中受後人祭祀，而不至於像今天這樣猥瑣於一隅，接受幾個行藏閃爍的政客朝拜。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大王朝，也是曆代最好的一個王朝。清朝征服整個中國的過程，同樣極為血腥。在與明朝爭奪遼東的時候，清軍就曾對遷安、永平兩地進行屠城，隻將財物和少數婦女掠走享用。因破壞了皇太極對漢人的懷柔政策，主事者阿敏被宣布為「國賊」遭到懲處，但皇太極本人拒絕對此事負責，而且後來也沒能製止此類屠殺。明將薊遼總督洪承疇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屬，其餘官百餘人，兵三千餘人，皆就地屠殺，死者家屬婦女兒童一千二百餘人沒為奴婢。明總兵祖大壽投降，清軍得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殺。清軍入關占領北京，攝政王多爾袞發布旨令通告全中國：「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發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這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屠城宣言書」，其後就有著名的「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殺了多少人？當時的估計是八十萬(王秀楚《揚州十日記》)。有人不同意這個數目，估算是二、三十萬，這也夠慘的了。不光是殺，任何婦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輪奸，和三百年後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樣。嘉定三屠亦是如此，婦女被雙手釘在床板上輪奸。史家慨歎：「『三屠』留給這座城市是毀滅，和不知道德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清軍陷昆山，在那裏抵抗了三天的義軍逃走了，於是對平民實行大屠殺，當天的死難者就達四萬。江陰抵抗清軍八十天，城破，七萬人死於屠殺。不光殺漢人，對其他民族也實施大屠殺。平定西北，厄魯特人幾乎被殺光。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消滅。
明清之際，屠殺似乎成了家常便飯。滿人殺漢人，清軍中的漢人也殺漢人，不然殺不過來(滿人太少)。侵略者殺老百姓，農民軍也殺老百姓，張獻忠在四川就殺人一百萬。李自成在北京，開始殺明朝降官，殺到後來控製不住，燒殺搶掠行同強盜。老百姓有機會也殺人，清兵占領北京前李自成逃走，北京市民趁機報複，成群結夥襲擊掉隊的大順士兵，將他們捉了燒死或砍頭，大約有兩千人被殺。明朝的官軍也殺百姓，動不動就「縱兵劫掠」，濫殺無辜。
「王道」：從屠殺到懷柔政策
我不知道這世界上，是否發生過文明的、不殘暴的侵略戰爭。作為一種「理想模式」可能是有的，實例我卻沒聽說過。英國是最早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它為了征服中國，竟以大規模販毒，麻痹和殘害整個民族的身心作為手段。法國是近代啟蒙運動的精神家園，一八六○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焚掠圓明園，曾遭到法國作家雨果的痛斥。蘇聯是中國的盟國，又是世界無產階級的「解放者」，它的紅軍在東北幹的壞事卻教人歎為觀止，還拿它毫無辦法——國共兩黨都要巴結它，以換取在東北的優勢。美國號稱現代民主和保障人權的楷模，當年在印度尼西亞「幫助」蘇哈托清除共黨勢力上台，殺了六十萬顆人頭。後來據說因為「良心發現」，中央情報局曾承認有大約五千人是自己親自下手。一九七三年美國對柬埔寨實行「飽和式轟炸」，使五十萬平民喪生。越南戰爭中，美國軍隊的狂轟濫炸、施放毒氣和直接屠戮，殺死了三百萬越南人。 一九○○年，八國聯軍侵略北京，可以看做是列強本性的一次大展。攻入北京的聯軍共兩萬兩千人，其中日本軍隊八千人，俄軍四千，英軍三千，美軍兩千。日軍不但人數最多，而且打頭陣。義和團興起，與德日兩國結怨最深。但日軍卻沒有像其他同夥那樣，在戰鬥結束後對占領地采取血腥報複行動。一位叫藍登的西方記者報導：「日本兵是聯軍中唯一對藝術品有欣賞能力的。雖然他們也當然像別人一樣的搶劫，但都做得安靜優雅。沒有亂摔東西，也沒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壞。他們搜集喜歡的東西，但不像搶劫的樣子。我曾看到一處有日本兵進去過的房子。裏麵藏有一櫃子的瓷器。他們像鑒賞家一樣加以撫摸，並在杯子或瓶子的底部研究年代。對於粗劣的美國、俄國、法國、英國更不必說德國大兵，除了打不破的銅器、石器之外，幾乎沒有不打破的，實在難以比擬。」(梅龍．哈利斯、蘇西．哈利斯《日本皇軍興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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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趙無眠: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日本軍隊相對的文明，緣於對中國文化的尊重與認同。是否還有「同種」的因素在起作用，不得而知。日本士兵表現出特別的殘暴，是發動大舉侵華戰爭後，以南京大屠殺為標誌開始的。其暴行引起舉世震驚與公憤。為振興軍紀，「壓製犯罪和不正當行為」，日本陸軍省於一九四○年九月頒布了《改進軍紀計劃》的小冊子，詳細列舉「中國事變中罪行和不當行為的特質」，要求每一軍官「應時時記憶在心」。雖然我們不能期待發動侵略的戰犯們，會對其軍人「不當行為的特質」作出恰當的判斷，但這本小冊子至少顯示了日本軍事當局承認了一部分罪惡，並試圖有所改過。七七事變爆發後的兩年間，有五八八名日本士兵受到軍事審判，其中四二○人犯搶劫或搶劫加強奸致死，三一二人犯強奸或強奸致死。這是日本方麵的記錄，實際罪犯的數字當然遠不止於此。單是南京大屠殺的集體犯罪中，人數就得以萬計。攻占南京的第六師團長穀壽夫，一次斬殺三○○名中國人的田中軍吉大尉，以「刀劈百人競賽」聞名的野田岩和向井敏明兩少尉，十年後才在南京軍事法庭被判處死刑。
我們一般所說的淪陷區，是指被侵略者勢力控製的地區。就日軍而言，控製區又分為「治安區」與「準治安區」兩種。「治安區」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國人出麵組織的偽政權，社會秩序相對穩定，「良民」大體上能夠接受日偽的統治；「準治安區」則日偽勢力較為薄弱，時有遊擊隊、民兵、敵後武工隊、抗日救國軍之類小股抵抗力量進行騷擾。在「治安區」內，日本士兵較能遵守軍紀的約束，一般發生殺人、搶劫和強奸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懲處。而「準治安區」則軍紀不保，犯罪行為常與「軍事行動」一同發生。
從侵略者的角度來看，南京大屠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為，一是為了對頑強抵抗的報複，二是為了震嚇對手，摧毀對手的士氣與尊嚴，三是樹立征服者主宰蒼生命運的威勢，四是藉此激發原始的血氣之勇。但要想最終達到征服占領地的目的，光靠這些是遠遠不夠的，有時效果更適得其反。因此他們也得在「治安區」內推行懷柔政策，宣揚「同文同種」，宣揚「共存共榮」，宣揚「討蔣愛民」，也就是實行「王道」，製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將之一概地稱為「欺騙」，要知道這種政策對於飽經戰亂、貧困，深受過本國官府、軍閥、土匪、流氓戕害的中國老百姓，實在太具實際意義。而且往往就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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