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處理與大陸的關係，是台灣2024參選人無法回避的重大議題，也是台灣的生存發展問題。
中評社╱題：“2024：台灣的選擇” 作者：李林傑（成都），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2024年台灣大選進入期中進度，對此次選戰所進行之環境與主題的澄清，以及藍綠政策選項的詮釋，或助益選民對手中選票之分量有更富責任性的思考：前者之環境澄清關乎為什麽要慎重而選，後者之主題詮釋牽係所慎重選擇的是什麽，同時進一步審視藍綠雙方所提供選項之特殊性所在。
一、選擇的背景：地緣戰略斷層線與政治周期線
此次選戰所處的環境，在於中美兩強對峙之地緣政治態勢，此種權力對抗使得此次選戰之意義攸關深遠。而中美兩強博弈的測度，不妨以吳玉山教授所言之地緣戰略斷層線與國內生命周期線分別作宏觀與微觀的視野觀察：前者可以明晰台灣目前所可以選擇的地緣角色，而後者決定為何是2024這一時間節點做出此種選擇。
戰略斷層線視野，認為近現代以來的世界地緣紛爭源於工業革命，或者說來源於工業化程度差異導致的實力差異，該差異深刻反映於地緣上的陸海實力對比。二十世紀上半葉打了兩次世界大戰，都是海洋工業化強權聯合內陸開化較晚、工業化進程較慢的國家，對近海次工業化次強開戰。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英法（工業化進程最早）聯合俄羅斯（工業化進程最晚）對打德國和奧匈（工業化進程適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則為英美（工業化進程最早）聯合蘇聯、中國（工業化進程最晚）打德國和日本（工業化進程適中）。而二戰結束至今，美國實際上仍采取了該策略：在穩固西方跨大西洋陣營的基礎上，冷戰期間拉攏工業化進程較晚的中國對抗蘇聯；如今又拉攏工業化進程較晚的印度對抗中國。則直至當下的世界格局，其實仍沒有跳脫出“陸海對決”的曆史框架：歐洲一道自冷戰時期對俄羅斯的鐵幕，東亞一條自1949以來對付中國的島鏈。中國或者俄羅斯（蘇聯）構成主要的陸權力量會同當下工業化次強力量，美國作為海權霸主會同工業化強權利用歐洲之跨大西洋聯盟與亞洲之軸輻同盟對中俄進行離岸製衡，這構成了地緣戰略斷層線。而當陸海雙方在工業化程度差距日益縮小之際，即於價值鏈與產業鏈位置趨於拉近時，陸海之間的對峙則驟然緊張。過去烏克蘭也好、東歐國家也好，台灣也罷，不會像今天這樣兵凶戰危、草木皆兵，馬英九時期甚至還常講“兩岸已是康莊大道”；但當陸海力量對比趨於持平時，中美之間的局麵便急轉直下。
在以中美對峙為代表的陸海對決下，麵對幾乎不可避免的宏觀態勢演進，台灣所選擇的地緣角色則對自身尤為重要。在中美台戰略三角中，考慮到美國對台灣始終存有的地緣戰略需求與中國大陸堅持到今的和平統一方針，台灣可能扮演的角色有五種，分為三類角色：或者對中或者對美的側翼；略偏向美方或略偏向中方的避險夥伴；以及中美兩方都爭取的樞紐。按照純粹的理論演繹，維持盡可能多的友好關係及盡可能少之敵對關係是角色的最佳偏好目標，則樞紐的角色效益要高於避險夥伴，避險夥伴則高於側翼；後者意味著自身徹底之“棋子化”“邊緣化”從而存在於大國博弈中被利用、被犧牲、被交易，乃至被出賣之風險。而可行性上，樞紐的可行性最具艱難，其牽係到的大國平衡之術不僅妙用存於一心，且係於其不可控之大國權力互動進程；在現實性上，李登輝、陳水扁與蔡英文三屆政府均選擇了“對美方之側翼角色”。而馬英九開創了台灣的另一種可能性：“兼顧大陸的避險夥伴”，其路線之“親美友日和中”首次將“和中”之兼顧中國大陸的安全抉擇化為現實，憑藉的則是“中華民國憲法”之“一國兩區”條文。中美對峙是陸海地緣態勢演進所決定的，難以避免，而台灣理論上最佳的角色偏好為保持等距之“樞紐”，即使其可行性上操作難度屬最大，而於現實性言，曆史所見證的台灣之現實選擇無非“兼顧大陸的避險夥伴”與“對美方之側翼角色”兩種。2024的抉擇亦是如此：在中美兩強對峙的態勢下，台灣是選擇將安全基點操之於己、獲得力所能及之平衡度，還是選擇完全側翼於華府？後者實質包含著被利用、被犧牲、被交易，乃至被出賣之風險？另外則亦需附上對中美陸海實力消長的結局預判作為長期參考，即理性而非感性地看待中國大陸是否會崛起。
政治周期線視野，在於對任何一位政治人物而言，當其內部權力穩固的時候，製定和執行對外政策時就會擁有較大彈性；這裏的“彈性”分兩個層麵：軟的可以更軟（對外作較大讓步/嚐試冒險性接觸），硬的可以更硬（采取軍事或準軍事手段）；而當政治人物麵臨選舉/換屆等壓力的時候，對外態度通常會趨於強硬：比如1996年台海危機和2022年圍台軍演，均發生在政治周期中間節點之前。測度權力鞏固與不穩定之時間節點，則但凡存在選舉製的政治體係內，政治人物在剛剛勝選時聲望最強，之後逐漸減弱，至下次大選前跌到穀底；而於繼承製下，政治人物在剛剛上任時最弱，之後逐漸鞏固增強，不過在政治周期交接處會發生波動（變弱）。以台灣為樣板，例如台灣政治人物在選舉期兩岸路線上幾乎毫無作為，兩岸問題上一片強硬，唯恐因示弱而丟失選票。不僅民進黨如此，國民黨也類似，隻有到了選間期，才會回歸兩岸政策本身，乃至馬英九執政八年未能有敢一晤大陸領導人直至選舉臨近結束，了無掛礙，無掛礙故方得成行。又譬如政治人物勝選之初，大有兩岸關係開創擘畫之心力，如陳水扁之“四不一沒有”，而蔡英文勝選後即宣示依照“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關係，一度被大陸認為是“未完成的答卷”（重點在答卷二字之褒義定義）。而當支持聲量下滑則不惜訴諸兩岸關係的對抗性；此種具有獨派色彩的台灣領導人之“對抗性曲線”在學界已有呈現。
審視2023~2027年間大陸、台灣和美國的政治周期節點。大陸方麵的政治周期節點在2027中共二十一大之政治議程，於最初的2023~2026年11月大陸都應處於穩固狀態。而及至2026年末，大陸方麵的耐心可能會有所降低，強硬立場或將占據主導地位。美國方麵的政治周期節點在於2024與2028年兩次總統大選，2023下半年中美關係仍存在緩和的可能性，進入選舉周期則對華維係緩和難度較大。而2024年大選後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於2025-2026年均構成中美關係的重要窗口期，屆時若無法達成諒解則又各自進入政治周期節點。台灣方麵的政治周期節點即2024年的選舉，選舉結果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有重大影響；而2025—2026年中美亦有緩和的時間窗口，其間對於兩岸關係的外生影響亦是攸關。鑒於包括美方在內相關人士多預判2027年是大陸涉台舉措的重大觀察節點，則2025—2026年對兩岸關係的走向影響深遠，可能關乎中程乃至終程的解決方案產出。審視台灣2024的選舉結果，其能否做出合理的兩岸路線抉擇，決定了大陸方麵的涉台回應，此間大陸的回應能力是較具彈性的。而正確地選擇中美的緩和窗口則有希望讓兩岸關係起死回生，反之可以預料的是兩岸關係的螺旋式下降與安全困境持續。如進程的惡化會隨2027與2028年中美新政治周期節點的到來，則兩岸關係的最壞預判或許會伴隨偶然性而成為現實。
二、選擇的主題：“問題－主體－方法－效用”的四段論
此次選戰內涵的主題，眾說紛紜，國民黨朱立倫主席言其關鍵在於選人，強調藍白候選人的合作所帶來之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張亞中先生言其在於選路線，即對陸備戰路線與對陸接觸路線的選擇；馬英九先生言是和平與戰爭的選擇；而賴清德鼓吹為民主與專製的對決，莫衷一是。整合上述的言論，可以以“問題－主體－方法－效用”的四段論加以包容，達到對此次選戰內涵——抽象性的觀察尺度。
大陸鄧曦澤教授首先提出了“問題－方法－效用”三段論結構：即問題是什麽、方法是什麽，和效用是如何，乃是做一切事情都要思考的。它是一切事情都有的問題結構，即“因為什麽而為了什麽而如何做”，也可以表述為“問題+方法+效用”的結構。這個結構是生存活動的基本結構，也就是元結構。“問題－方法－效用”首先是生存結構，當主體意識到這個結構之後，還可以將之從生存活動中提取出來，明確表述為一種理論，作為指導自己行為的方法論。在這個結構中最重要的是方法的效用問題。而不同的主體在麵對同一個問題，會訴諸不同的方法，由是依托主體的不同延宕至方法的差異及其效用的區別，三段論結構便轉化為四段論結構，即“問題－主體－方法－效用”。應用到上述台灣眾說紛紜的言論，則朱立倫所說之選人，為主體層麵的選擇；張亞中所說之選路線，為方法層麵的選擇；馬英九與賴清德所言的和平對戰爭、民主對專製，為效用上的評價；人、路線、結果，會同主體、方法、效用，皆是服務於問題的解決：即台灣的生存問題；則觀測之尺度便一目瞭然了。
台灣的生存問題有兩條主線，一條是內政問題，另一條是兩岸關係問題。前者牽係治理議題諸如核電存廢、年金改革、疫情防控等，於縣市長選舉中常常成為主基調；後者則是如何處理中國大陸之外生權力主張所帶來的安全問題，在大選中往往成為焦點。相對於紛繁複雜、家長裏短的內政治理議題，統一與被統一、戰爭與和平的兩岸關係議題，顯然更加能夠調動人們敏感的神經。就像大陸這邊有關佩洛西訪台和圍台軍演的話題會引起熱議一樣，台灣內部同樣如此；越是極端的選舉議題，越是煽動起對立情緒，基本盤選民越容易歸隊，投票率越高。較好地處理中國大陸的外生壓力結構，需要較強的技術性、適當的彈性力，乃至一定的模糊性才能精巧而合理地回應；而民進黨訴諸簡單的對抗手段，不具技巧性而沾染狂熱激情，適宜選票層麵的情感動員，但易將兩岸關係推入萬劫不複、兵凶戰危。因此技巧的模糊性所指涉的理性因素與其簡單性所牽係的感性因素呈現反差，前者有利於問題妥善解決但不為人的感性所偏好，後者則易訴諸感性認同但可能使得問題惡化乃至激化。
關於解決生存問題的方法，聚焦到兩岸關係問題這條線，即如何在中美台戰略三角關係中，回應中國大陸的外生權力壓力，處理中國大陸之統一議程造就的外生結構，這牽係到台灣對自身之戰略角色的選擇。如前所述，在戰略三角結構中，台灣的可選項為曆史上的兩選項之“兼顧大陸的避險夥伴”與“對美方之側翼角色”兩種。在可能性上的“中美兩強之樞紐”理論演繹下，審視樞紐、避險夥伴與側翼三種抉擇，一般而言主體所選擇的考量利益也是三點：自主、安全與影響。一來，往往選擇側翼是著眼於平衡安全與影響，以喪失自主的方式獲得側翼強者之下的安全，且依托強者的權勢獲得影響力。二來，往往選擇避險夥伴是著眼於平衡自主與安全，在安全上依賴於其中一方而又不放棄接觸另一方的可能以獲得自身的自主性，避免自身被一方因為依賴過度而遭“邊緣化”乃至“棋子化”。三來，往往選擇樞紐則是能夠考量到兼顧自主與影響，一方麵在等距交往中保持自身的主體性，另一方麵在左右逢源、雙方親和與需要下獲得自身影響的最大化，而其局限則在於手段上的微妙與平衡感之把控，極具技巧度而具脆弱性。將理論演繹運用到中美台之戰略三角中，則現實條件使得理論狀態出現變種：中美之間於台海區域相對均勢的權力分配，與中國大陸對於統一堅定的決心，使得台灣如選擇“對美方之側翼角色”不一定帶來安全與影響的兼得，安全可能終失之於兩岸戰端，而所謂影響力獲得業已被近幾年不斷減少之“邦交國”證偽。其次，如選擇“兼顧大陸的避險夥伴”，雖然擺脫了因過度依賴造致的主體性喪失而在平衡中獲得了自主，但其避險成功需要真正兼顧到大陸方麵的核心訴求即統一議題，不能回應統一議題則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進程始終難以有堅定的基石，台灣的安全始終難以有根本的保障。而中美之間已成對峙的博弈態勢，也使得台灣如選擇“中美兩強之樞紐”角色的操作難度更大，對於環境、技巧乃至心理因素的考驗更重，而其在兩強對峙中如能保持樞紐地位其利得亦是更大。由此審視台灣所可能的三個角色選擇：由“對美方之側翼角色”到“兼顧大陸的避險夥伴”再到“中美兩強之樞紐”三種角色上，其操作的複雜度是遞增的，避險夥伴長期化需要回應中國大陸之統一議題，而樞紐的取得亦取決於中美關係大環境。而與之相應的受益亦是遞增的，其中側翼的理論受益即所謂安全與影響的獲得，更是不具備現實約束所決定的變現可能，反而可能是兩者的“全輸”。考察選項所具備是思維成分，則與之相應的是感性成分的遞減與理性成分的遞增，這也即是民進黨選擇側翼角色能獲得民粹基本盤感性認同的原因所在。
關於生存問題之解決方案的效用評估，即審視選擇的結果是如馬英九所言之戰爭與和平的對決，還是似賴清德所言為民主與專製的對決，經過上述的分析則愈發清晰了。如前所述，台灣可能的可選項在於“對美方之側翼角色”“兼顧大陸的避險夥伴”與“中美兩強之樞紐”三種角色。馬政府選擇的是第二種角色；其他台灣當局任內皆是第一種角色；而第三種樞紐角色唯有馬政府聲望高漲及中美和緩期之時才作出部分試探。如馬英九一度所言之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唯可惜的是任內後續聲望下跌未能落實。
2024台灣大選的選擇，無非是“對美方之側翼角色”與“兼顧大陸的避險夥伴”兩種現實性選項，而“對美方之側翼角色”在中美兩強對峙的情況下如前所述，其理論上之受益即所謂安全與影響的獲得，不具備現實約束所決定的變現可能，反而可能是兩者的“全輸”。不但存在被利用、被犧牲、被交易，乃至被出賣之風險，亦可能迫使大陸在時間壓力下提前攤牌，這也就是馬英九先生所言之戰爭與和平選擇的現實機理所在。而對於賴清德的所謂民主與專製的選擇，大言所謂“香港化”，一來其有意扭曲了兩岸統一前景的目標狀態，也扭曲了香港“一國兩製”的本然麵貌；二來，台灣的統一進程邏輯上於戰略三角之角色演進上，是遵循“對美方之側翼－兼顧大陸的避險夥伴－樞紐－兼顧美國的避險夥伴－對大陸之側翼”的角色提升演化的。台灣對統一議程的深度參與邏輯上隻存在於後三種角色身份中，此次2024之選擇無涉於這幾種角色可能。而經過上述“問題－主體－方法－效用”的四段論闡釋，則台灣此次2024選舉之主題可得澄清。
三、選項的特殊性：名分秩序結構與內戰關係結構
審視藍綠雙方提供的選項方案，當下最突出的兩岸路線論述分別在於藍營的“一國兩區”與綠營的“互不隸屬”；顯然綠營的論述為“違憲表達”，而藍營的論述遵循了所謂的“中華民國憲法”。可以發現，兩岸關係沒有如此複雜而不可抗，隻是民進黨當局願不願意“行憲、尊憲”的問題。“毀憲”與“行憲”的矛盾，事實構成台灣內部兩岸路線的主要矛盾；民進黨一意“毀憲”，無論或明或暗，造致的是台灣內部的撕裂與兩岸關係的崩解；兩岸關係春暖花開，台灣真正民主鞏固，亦取決於此“中華民國執政黨”能否“行憲、尊憲、護憲”；可以說隻要台灣守住其憲製規定的立場，作出符合其憲製規定的兩岸關係定位與表述，台灣即可在和平與戰爭的選項上作出正確的選擇。而倘若以此“憲法”審視統一議題，則其是載入憲製序言表述中的，譬如廈門大學劉國深教授業已指出，兩岸領土和主權至今並未分隔，一個中國是現狀。這個意義上的兩岸統一實際上是維護存量的問題；而兩岸統一也存在增量問題，即結束政權對抗和政治對立，重建兩岸共同政治秩序的問題。按照“一國兩製”精神，台灣地區現有存量將基本上得到保留，至於增量部分也將與台灣各界協商。
進而引申考察藍綠各自選項的特殊性：為何民進黨方麵一意“違憲”，又為何明知大陸方麵拒絕對所謂“中華民國”符號及其憲法作法理承認而國民黨堅持引申入兩岸關係論述，這兩點構成了審視藍綠選項之特殊性的問題意識，後文引入名分秩序結構與內戰關係結構之兩岸關係獨有結構，以名實策略為解釋中介而加以詮釋。
張啟雄教授在兩岸關係理論之建構上引入了名分秩序論的研究途徑，認為對峙於台海兩岸的台灣與大陸，存在有共同文化價值或國家（天下）理論，用以規範兩岸關係與權力運作，而兩岸雙方的公權力運作，即遵從名分秩序論的價值邏輯之下。所謂因名定分、依分求序以及循序運作的國家整合機製，則構成名分秩序論的核心。
如兩岸的政治糾葛之曆史緣由，在名分秩序論的視域下，即當兩岸發生激烈的五倫關係之爭、名分秩序之爭、正統之爭，甚至奉正朔之爭或另起爐灶之爭時，最後勢必走向屈服對方、假藉爭天下的手段，完成國家大一統的終極目標，此即出現大陸的統一問題；而因為五倫關係之爭與名分秩序之爭的失利，某一方即因國家認同改變、意識形態差異而企圖改變遊戲規則，或圖謀另起爐灶時，此即出現台灣的“獨立”問題；而此邏輯亦見之台北參與IOC、ADB、WTO、APEC、WHO等國際組織的實務上，與北京發生的名分之爭關係，此即台北方麵的“國際空間問題”。
總之應讓東方之事，回歸東方之理，用以詮釋東方之國際秩序，避免西洋價值中心主義；無論承認與否，兩岸共享了名分秩序論的價值紐帶，而其名實關係的對待與講求邏輯，業已浸入兩岸公權力運作的價值機理之中。名分秩序論在生存競爭之下，共享這一文化紐帶中之國家的生存之道，在於名實合一：其中，名實論講求名實合一；退而求其次，則強調舍名求實；其他，皆為末流。而名實策略即著眼於名實合一，要麽因名責實，要麽以實定名實現名與實最終的一致。
倘若進一步考究因名責實與以實定名兩種名實策略，雖然二者均著眼於名實合一，但各自對於名與實的目的與手段之界定不同：因名責實以名為手段求得實的責成，實是目的；而以實定名是以實為憑藉求得名賦予，後者構成目的。可以說，以實定名是具備一定基礎之上的精益，是力求鼎盛的持盈之道；而因名責實則是不具備一定實力基礎的勠力，是謀求安全的存亡之道。顯而易見的是，因名責實的存亡之道適用於小權力實體，而以實定名則是大國的錦上添花。
由此審視民進黨政府的“互不隸屬”說，作為一種政治論述之名；即依據小權力實體因名責實的存亡之道邏輯，以求憑“互不隸屬”之名責成“互不隸屬”之實，告慰持這一理念的台灣選民以謀求選票利益；而台灣“法理獨立”則構成這一理念之台灣選民的名實合一目標，民進黨政府的名實邏輯即在於此。為此而“中華民國總統”則背棄了“中華民國憲法”的“一國兩區”論述。所謂因名責實的名實策略著眼於名實合一，且以名為手段力求得實的責成，乍看是符合名分秩序論邏輯的，但如果深究台灣所處的獨特環境，則見之其謬用。因名責實與以實定名兩種名實策略，其成功貫徹在於或名可以導出實，或實可以導出名，二者是同質化、可通約的，即不存在其他轉換中介。
但兩岸目前處於法理與事實上的內戰關係結構，所謂內戰關係結構，如大陸林岡教授指出，即兩岸互不否認（或互相承認）對方對其所實際管轄領域的統治權，但互不承認（或互相否認）對方對國家主權（不管是全部還是部分領域）的（代表）主張，也就是雙方處於部分的“交戰”狀態；兩岸之間的內戰尚未正式結束，在政治敵對結構下許多事情是沒有道理可講，而兩岸之間很多學理上無法邏輯自洽的問題，可以引入用“內戰關係結構”去解釋。則此結構對於台灣的名實策略影響，即存在大陸一造作為轉換中介，而且主要是否定性的轉換中介，這對於台灣的名實策略實際上是影響甚大的：作為名的A論述，經大陸的否定，往往達成的實之非A事實；源於內戰關係結構造成的大陸之否定轉換中介。這構成台灣之名實策略的有趣圖景。如國民黨之論述“一國兩區”：依據“憲法”，兩岸有所隸屬，隸屬於“中華民國”；大陸即作否定性回應，依據憲法，兩岸有所隸屬，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最終的實即為“尚未統一之互不隸屬”。由此，國民黨的論述即如劉國深教授之球體理論所言，由於保留了“中華民國”符號對於兩岸法理歸屬的主張訴求，即兩個“政權球麵”均訴求立基於同一球體，則雖然各自功能大小懸殊和相互區隔，且不具相互承認的“憲法”保持其穩定性，但由於兩岸雙方都有意確保“國家球體”的球體本身的完整性不受損害，使得“中國國家球體”這種暫時性的“雙色地表”區隔共存狀態得以存續，台灣之“政權球麵”反得生機。而民進黨政府則謬用了名實策略：其“兩岸互不隸屬”之名，或經武力統一之否定轉換，數年之後終呈現實之兩岸有所隸屬，且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類比於當台灣地區的“政權球麵”不再訴求與大陸立基於同一球體時，大陸之“政權球麵”即會單方麵填充此一缺閾，則台灣的“政權球麵”反而會無立基之本。欲求主體性而終將喪失主體性，轉求共生性反而主體性得保全，即是對藍綠各自之特殊性選項的詮釋。
綜上所述，本文圍繞2024年台灣大選這一關乎重大選擇之政治周期節點，從選擇背景、選擇主題以及藍綠各自選項的特殊性加以分析，於選擇的背景上引入地緣戰略斷層線與政治生命周期線兩個理論，闡釋為什麽要慎重而選，於選擇的主題上引入“問題－主體－方法－效用”的四段論，敘述所慎重選擇的是什麽，最後依托名分秩序結構與內戰關係結構，審視藍綠雙方所提供選項之特殊性所在。
參考文獻：
①吳玉山.戰略斷層在線的抉擇：東歐vs東亞.中國時報.2022.4.29。
②吳玉山.台灣“總統”大選對於兩岸關係產生的影響：選票極大化模式與戰略三角途徑.遠景季刊.2000.1（3）：頁1-33。
③LowellDittmer.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World Politics.1981.33（4）：P485-515.
④劉國深.需要大聲呼喚和平.中評社今日頭條.2023.1.17。
⑤劉國深.兩岸政治僵局的概念性解析.台灣研究集刊.1999.（1）：頁1-7。
⑥林岡 李林傑.對“九二共識”的再分析與思考.中國評論.2023.305（5）：頁13-20。
⑦鄧曦澤.麵對問題本身:問題、方法與效用:論六家要旨的啟示之一.原道.2009.（00）：頁128-138。
⑧初國華 張昌吉.戰略三角理論與台灣的三角政治.2010.49（1）：頁87-110。
⑨張啟雄.東西國際秩序原理的差異:宗藩體係對殖民體係.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3.（79）：頁47-86。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7月號，總第3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