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編譯：俄烏衝突的原因和處理方法

　　中評社香港6月22日電（記者 樂國平編譯）歐亞評論網在6月21日發表悉尼大學和平與衝突學者傑克·林奇（Jake Lynch）的文章，該作者認為俄羅斯的對外擴張行為源於冷戰後新自由主義造成的悲劇和西方的不公正對待，但也認為俄羅斯的複興不能以犧牲別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為代價，正如美國幹涉拉美的門羅主義不得人心一樣。作者認為俄羅斯需要進行政治和民族改造，西方也需要加強對新歐洲的經濟重建，避免德國一戰後的經濟危機以及俄羅斯休克療法的悲劇重演。以下是原文編譯：

　　社會學家約翰·加爾通告訴我們，試圖僅通過直接暴力來解決衝突，其根本原因可以通過使用武力簡單而永久地平息，這是一個現實主義的謬誤。相反，隻關注結構性暴力，相信如果社會形態和權力關係問題能夠得到解決，這樣衝突就永遠不會發生，這是左派的謬誤。隻關注文化暴力，希望如果彼此能夠更好地相互理解，就會停止互相殘殺，這是一個自由主義的謬誤。

　　如果要改變衝突，則需要探索所有三種生成力量的來源：診斷問題，根據當前趨勢做出的預測，以及設計適當的處理方法。

　　在涉及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衝突中，我再次遵循加爾通的教導：我們應該在廣泛的地緣政治格局中關注衝突參與者的目標、需求和利益，而不僅僅是關注發生敵對行動的場麵上。

　　我們有必要阻止俄羅斯的入侵，並且不讓它取得任何收益。我們生活在一個民族國家體係中，這種體係本質上是具有競爭性的。自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中引入該係統以來，與該係統並行發展的就是通過協議來限製和規範競爭。

　　今天，聯合國是這些努力的核心，它的《憲章》明確剝奪了跨境軍事入侵的合法性。我們必須堅持之，否則對國家行為的主要約束和調節作用將失效。事實上，這必須得到加強，並適用於其他國家的侵犯行為，包括眾所周知的西方侵犯伊拉克和占領巴勒斯坦的行為。

　　問題是這會留下什麽後果，烏克蘭的悲劇是淪為廢墟。就在開戰短短幾周前，澤連斯基總統還在談論一項協議的大綱：東部省份的實質性自治；俄語重新獲得官方地位，並承諾永遠不會加入北約。該大綱直麵衝突，但事實證明談判無效。

　　約翰·保羅·萊德拉赫（John Paul Lederach）指出了關係和結構維度，如果衝突不僅要得到解決，而且要轉變，就需要注意這些維度，需要超越表象。不知何故，三十年前蘇聯垮台後，俄羅斯仍然是西方的敵人。其實普京曾兩次要求加入北約，但都被西方拒絕了。在歐洲建立新安全架構的願景失敗了，盡管得到了1980年代著名人物的支持，例如法國總統密特朗，當然還有冷戰時期的跨越者戈爾巴喬夫。

　　深深烙印在當今俄羅斯人集體經驗中的，是對倉促強加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經濟災難的記憶，通貨膨脹達到了百分之數千的峰值。國際勞工組織駐莫斯科代表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回憶說，官員們懇求外國人用美元為他們的家人購買食物。預期壽命直線下降，自由民主遂被一代俄羅斯人指責和詆毀。

　　這個故事不是第一次出現，當一個國家滑向曆史性失敗，其人民從未真正瞭解其原因，然後陷入赤貧和苦難，就會為該國走向法西斯主義奠定基礎。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淡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再次失敗。如今我們肯定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這種情況，但是，讓我們暫時將注意力轉移到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上。

　　這兩場全球性戰爭的中心是德國和法國的競爭，這兩個國家在70年間曾三度拿起武器對抗對方。法國外交部長羅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發起了歐洲煤鋼共同體，也就是歐盟的前身，他說：“歐洲國家的團結需要消除法國和德國的古老對立……生產上的團結如此確立將清楚地表明，法德之間的任何戰爭不僅變得不可想象，而且在物質上是不可能的”。

　　那是在1950年，新紀元誕生了，他們最終將通過隨後幾十年的社會動蕩，迫使德國進行清算並完成去納粹化進程。這又使反思曆史成為可能：與過去達成協議，需要蕩滌有害的曆史思想以使其不再被使用。

　　正是在歐洲的新結構中，舊的關係最終解體並被取代，文化暴力被揭露和克服，直接暴力變得不可想象。那麽，對於俄羅斯、烏克蘭和新歐洲而言，促成新關係的新結構會是什麽樣子呢？如果沒有另一場世界大戰，我們怎麽能到達彼岸？

　　我們應該記住西方對俄羅斯安全概念的侵犯，這些行為激起了普京的猛烈抨擊，北約不應該向東擴張。一個世紀前，當資本主義列強發動武裝幹預反對布爾什維克革命時，莫斯科獲得了新的關注。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裏，俄羅斯的“偉大”已經形成了一道抵禦拿破侖（1812年）、奧斯曼帝國（1877－1878年），當然還有後來的希特勒侵略的思想堡壘。然而，在當今世界，它是一種威脅和幹涉思想，它必須消失。對其他民族的命運具有影響的區域概念是令人討厭的，正如美國對其他美洲國家幹涉的門羅主義。

　　克林頓總統對普京的提議的反應是，俄羅斯太大而無法加入北約。也許，就目前的結構而言，它太大而無法適應受監管的民族國家體係。

　　當今俄羅斯的部分地區，例如車臣和韃靼斯坦，可能會不情願地分裂為以獨聯體為中心的經濟和政治聯盟的獨立成員，該聯盟也將向“近鄰”提供成員資格，包括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在共同主權和致力於和平的框架內，這無疑是可持續安全的更有希望的基礎。

　　俄羅斯的繁榮嚴重依賴石油和天然氣出口，他們也必須從此解脫出來。默克爾總理計劃在2020年代在歐洲建設新的天然氣基礎設施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封存的北溪波羅的海管道需要永久報廢，以支持加速脫碳計劃。

　　俄羅斯經濟將需要大規模、持續的外部投資，目的是建立一個穩定的社會民主主義體製，讓國家扮演合作夥伴而非獨裁者的角色，並提供充足的社會保障。絕不能重複“休克治療”，這需要國際金融機構牽頭的全球努力，以帶來更良性的結果，這可以與上述設想的政治改革同時進行。

　　最難改革的是直接暴力。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新保守主義的戰爭劇本。希拉裏·克林頓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初期認為這有可能成為俄羅斯的下一個阿富汗：一個將逐漸削弱戰略對手的持續性傷痛。

　　一個更有說服力的類比可能是越戰。和平的首要任務是呼籲普京撤軍，就像美國從東南亞撤軍一樣。國內和國際上對戰爭的反對必須促進對政治和社會變革的更廣泛需求。我們必須向那些俄羅斯人權捍衛者和民主倡導者提供聲援和大量支持性溝通。

　　在短期內，我們希望這種壓力能夠促使俄羅斯盡早撤出烏克蘭。一些西方提供烏克蘭的武器可以歸還。然後，正如1920年代的凡爾賽賠款在1945年之後被馬歇爾援助所取代那樣，我們要援助滿目瘡痍的歐洲，把它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