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22日電（記者 張爽）複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包霞琴近日接受中評社專訪，談及近期日本對華政策的變化、中日經貿關係的發展與挑戰、日台關係、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等熱點話題，她表示，岸田文雄上台執政後，國際局勢出現新的變化，中日關係取得重大改善的空間進一步壓縮，中日關係在政治安全領域的對抗性增強，日本利用所謂人權問題，在涉港、涉疆、涉台等政治議題上幹涉中國內政，特別是俄烏衝突爆發後，將台灣問題比喻成烏克蘭問題，渲染中日安全困境，導致中日關係總體出現了較大幅度的漂流和倒退。在雙邊關係層麵，岸田對華政策的基調是“不作為”和“冷處理”，避免與中國正麵進行交鋒或者衝突，認識到構建“健康、穩定的中日關係”不僅對雙邊關係而且對地區和平與穩定都至關重要。特別在疫情之下，日本對中國的經貿依賴度加深，目前日本經濟也是困難重重，所以會規避在經貿領域的重大衝突。
包霞琴認為，在台灣問題上，日本會跟著美國走，所以美國的對台政策會深刻影響到日本的對台政策。拜登政府的對台政策有一些小動作或者有一些突破性的改變，但是對於一中政策這種原則性的問題，美國可能會繼續所謂的戰略模糊政策，這對日本有比較大的限製。安倍建議美國放棄模糊戰略，是因為日本想清晰，但是如果美國不清晰，日本也不敢清晰。
“日本和台灣之間的曆史淵源，包括文化、經濟的聯係，比美台關係要深厚得多，日本在台灣問題上可能考慮得更多一些，特別是對於兩岸統一，日本看得更加嚴重，因為它把台灣海峽看作是海上生命線。所以在日台關係上，日本會繼續有一些小動作。”包霞琴說，雖然台灣沒有加入印太經濟合作框架和CPTPP，但是美台之間雙邊經濟貿易合作是在加快的，日台的雙邊經濟貿易合作也在加快，特別是在半導體領域。在中美戰略競爭大環境的結構性製約下，岸田的對華政策總體不容樂觀。
包霞琴對中評社說，中美貿易戰之後，特別是美國在經濟安保領域的一係列對華脫鉤政策的推動之下，日本在戰略上是有調整的。中日經貿關係的調整，主要表現在經濟貿易問題的泛安全化和政治化。日本出台了一些規避性的政策，包括專門設立經濟安保大臣，推出一係列的法案規避中美貿易脫鉤可能會給中日經貿關係帶來的一些影響。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包霞琴表示，50年來中日關係的發展非常深入和全麵，特點是經貿關係為基礎，帶動政治關係和民間關係的全麵發展。進入新世紀後，中日政治關係起伏不定，缺乏相互信任，導致安全關係的對抗性增強，這對中日關係的衝擊很大，甚至會對中日經貿關係帶來衝擊。要穩定中日關係，就要對安全領域、外交領域的對抗性進行一些管理和規避。但由於日美同盟的存在，中日在安全關係領域的管控機製非常脆弱。雖然中日雙邊關係中建立了很多的互訪機製和聯絡機製，但是經常會被打斷，缺乏穩定性。而日本對中國的戰略定位問題可能是未來中日關係最大的危機和障礙。
包霞琴，複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中華日本學會常務理事、上海市日本學會理事、複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理事會理事。研究方向為日本政治與外交，主要側重戰後日本亞洲外交、日美關係、中日關係等領域。先後出版《戰後日本亞洲外交》、《轉型期日本的對華認知和對華政策》等代表性著作，翻譯出版《占領與改革-日本近現代史叢書之七》，主編《變革中的日本政治與外交》。
以下是訪問全文：
日本介入多邊外交 多方麵對華施壓
中評社：您怎麽看新冠疫情、俄烏衝突發生後日本對華政策的變化？
包霞琴：俄烏衝突和新冠疫情給日本的對華政策產生了很大衝擊。特別是俄烏衝突之後，日本在外交上改變了過去比較謹慎的姿態，高調選邊站隊，積極介入多邊外交活動。
日本配合美國對華戰略，對中國進行多方麵施壓：第一，在中國對俄政策方麵施壓；第二，渲染台灣是第二個烏克蘭，提升與美國安全合作，提高對中國的威懾力，在政策和輿論兩方麵表現得非常活躍和突出。
俄烏衝突之後，日本有一些具體的高調介入的措施，比如在首相官邸設立了針對俄烏局勢信息總匯的“官邸聯絡室”，總體把握俄烏衝突對於整個世界局勢，特別是對亞太地區的影響，並緊跟美歐加大對烏克蘭提供各種援助。日本要求中國和美歐聯合抵製俄羅斯的所謂“入侵”，並通過G7等牽製中國對俄經貿合作。日本堅定站在歐美同一戰壕的背後是所謂“烏克蘭問題就是日本問題”，渲染“絕不能讓今日烏克蘭成為明日台灣”。可見其積極介入烏克蘭危機的主要目標是介入台海問題的衝動和直指中國的戰略考慮。
日本的一些智庫認為，G7等西方國家對俄羅斯進行製裁是有效的，但要提高對俄製裁的有效性，必須讓中國也加入。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的一份報告認為，如果中國不參與對俄羅斯的經濟製裁，製裁效果會大打折扣，俄羅斯GDP所受的打擊也會大幅下降。
俄烏衝突引發日本國內對“台灣有事”的關注。早在2021年12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就在演講中提出“台灣有事論”，聲稱“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同日美同盟有事”，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今年4月，安倍又在美國《洛杉磯時報》發文，再次將台灣問題和烏克蘭問題進行類比，還建議美國拋棄“戰略模糊政策”來明確協防台灣。在台灣問題上安倍之流比美國走得更遠，他們試圖將烏克蘭問題和日本對台政策的突破聯動起來，背後的戰略考慮就是突破日本對台政策上的一些禁區，渲染台海的緊張局勢。
這些炒作在日本國內是有效果的。俄烏衝突之後，日本經濟新聞做了民意調查，2月的調查顯示，77%的受訪民眾擔心俄烏衝突會導致中國大陸對台灣動武，不擔心的祗有11%。日本共同社在3月份也進行了民調，75.2%的受訪者擔心俄羅斯出兵烏克蘭會引發中國單方麵“武統”台灣，還擔心釣魚島的現狀。
由此可見，自民黨內部鷹派勢力抬頭和渲染，引起了國民恐慌；民調的出台又進一步推動了鷹派勢力在這些問題上更強硬。兩者是互推互動的關係。
俄烏衝突之後日本渲染緊張局勢的最終戰略考慮，除了介入台海之外，還有就是推動防衛政策的轉型。一些日本的保守派認為這是日本推動防衛政策轉型的契機，年底即將出台的日本三大安保領域的文件會有重大調整。日本自民黨政務調查會和安保調查會於4月份聯合提交給岸田內閣的建議草案有明確的修改內容，第一，建議政府將“對敵基地攻擊能力”改為“反擊能力”，反擊能力不僅可以摧毀對方的軍事基地，還包括對方的指揮所等，這是突破性的變化。第二，參考北約國防預算占GDP2%以上的目標，建議政府在5年內提高國防預算，從根本上加強防衛力量。第三，將中美戰略競爭視為“第二次冷戰”，預計中美將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領域全麵提升緊張關係，日本則是站在了中美對立的“最前線”。
這些修改內容與修憲目標是聯動的，比如反擊能力與專守防衛政策是相悖的。修憲可能不是現實的目標，主要是為了緩解日本國內對於這些政策出台是否違憲的質疑，順利把這些明顯違憲的條款寫入三大文件中。岸田也說修憲要增加討論，不要當作一個禁區。所以具體修憲的過程比較繁瑣，啟動不會太快，但和平憲法空心化的勢頭進一步加快。
日本將防衛政策和對台政策、俄烏衝突進行關聯，來實現戰略目標。在具體的政策推進過程當中，特別強調和歐洲的互動，塑造所謂“歐亞聯動模式”，比如近期日本和英國達成了簽署《互惠準入協定》的共識；岸田考慮參加北約峰會；英、法、德介入印太地區的安全，將歐洲力量拉入印太為日本背書。這些操作將進一步激化亞太地區的安全局勢，直接影響中日關係大局。
在今年日本外務省發布的外交藍皮書裏，對於台灣的定位是極為重要的夥伴和朋友，並明確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加入世衛組織。在經濟安保領域日台關係也有所推進，主要是台積電和索尼公司合作，要在熊本進行合資建廠，然後由日本政府出資進行支持。
日本的經濟安保政策變被動為主動
中評社：岸田政權上台不久就通過了《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案》，這一法案帶有與中國經濟脫鉤色彩，這是否意味著岸田政權對華經濟政策並不友好？日本的“經濟安保政策”將對中日關係產生哪些影響？
包霞琴：中美貿易戰發生之後，日本對於經濟安保有一個戰略性的考慮，過去經貿關係一直是中日關係的壓艙石，所以經貿關係與政治問題有時是脫節的。所謂的政經分離，就是在政治問題、外交問題上有矛盾時，經濟貿易領域一直是例外。中美貿易戰之後，特別是美國在經濟安保領域的一係列脫鉤政策的推動之下，日本在戰略上也進行了調整。
中日經貿關係的調整，主要表現在經濟貿易問題的泛安全化和政治化，這也是國際關係的一個新趨勢。日本出台了一些規避性的政策，包括專門設立經濟安保大臣，推出一係列的法案規避中美貿易脫鉤可能會給中日經貿關係帶來的一些影響。
在特朗普時期，日本是比較被動的。美國出台了一係列政策，日本的一些企業深受影響，但是拜登上台之後，日本的經濟安保政策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調整，日本開始重新評估和應對所謂“對華過度經濟依賴”、“供應鏈脆弱性”等問題。今年日本通過了《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案》，標誌著在政策上要進一步落實和推進。
《經濟安保推進法案》的四大支柱內容包括：第一，強化特定重要物資的供應鏈。日本的相關供應鏈會對中國有規避，不允許和中國產生比較多的合作；第二，確保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性問題，比如交通、網絡等，主要是為了應對中日關係一旦惡化，怎樣保全日本的基礎設施安全。第三，政府支持尖端技術的研發，限製在尖端技術領域與中國合作。高科技領域的脫鉤是非常明顯的，例如，為提升技術研發效率，日本對敏感技術出口、外國在日投資以及訪日研究人員、大學等機構申請國家研究資金要加強監管。第四，安保領域技術專利的申請非公開化，即考慮在敏感技術領域引入秘密研究、特許製度等，以防止技術外溢。
總體來看，日本的經濟安保法如果落實的話，對於日本相關產業的影響比較大。相關企業的活動會受影響，自由競爭也會被扭曲。
包霞琴：日本的經濟安保政策與美國的印太經濟合作框架在部分內容上是相關的。
印太經濟合作框架的四大支柱中的“貿易的公平強韌、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性”這兩點與經濟安保政策有很高的重合度。
印太經濟合作框架中的基礎設施建設環保減碳，是針對第三國的基礎設施設置的。日本的印太戰略最初就提出“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因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取得比較多成果，對日本衝擊比較大。日本認為美國的印太戰略比較強調戰略和安全領域的對抗，但是缺少經濟這一環，特別是對於印太地區的經濟投入和基礎設施投入是不夠的。所以印太經濟合作框架的出台，是彌補了美國這一塊的缺失。日本對於經濟合作框架是有期待的，因為美國的印太戰略和日本的印太戰略目標是一致的，可以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對地區的投資方麵做一些對接與合作。
但是現在印太經濟合作框架的具體投入還是比較少，與中國“一帶一路”的資金量相比太少了，而且拜登政府依然堅持貿易保護主義，不提供市場準入便利，所以日本對於印太經濟框架的期待也不是特別高，對於美國在地區的經濟投入，日本也非常清醒的。同時，日本認為美國的印太經濟框架必須把東南亞國家納入進來，建議美國在框架啟動時要采取靈活政策，吸引更多國家加入。
所以，印太經濟框架沒有很多約束力，是比較自由寬鬆的框架，它采取“一國一策”的菜單式參與形式，其核心是將主要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聯係起來，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這種相對鬆散和自由的參與模式體現了美國經濟力量的虛弱，也會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
印太經濟合作框架最大的亮點在於高科技領域的合作上，日本期待在數字經濟方麵的合作，比如對印太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投資這方麵，日本覺得美國可以做一些事情，特別是數字經濟規則的製定。日本也期待能夠從美國獲得更多的尖端技術。美國畢竟在數字經濟、高科技領域比日本發達得多。
日本加入IPEF與加入RCEP不矛盾
中評社：除了IPEF，日本還是中國主導的RCEP的成員，在中美經貿脫鉤的大背景下，日本為什麽選擇成為RCEP的成員國？這與日本成為IPEF的成員國矛盾嗎？
包霞琴：日本經濟對外依賴度特別高，所以它積極參與印太經濟合作框架，又繼續主導和推進CPTPP，也參加RCEP，日本參與了印太地區的三大經濟合作框架，而美國、中國、印度都隻參與了其中的一個。
日本在地區貿易合作領域有主導性和積極性，這與它自身的對外依賴度和經濟發展戰略是相關聯的。所以日本參加印太經濟合作框架與參加RCEP並不矛盾。在RCEP中，很多統計數據顯示日本獲利最多。另外，日本在RCEP規則的製定、高標準的設定等問題上，還要起到主導作用，對於牽製中國的影響力和主導權也會產生一定效果。
岸田任內中日關係改善空間不大
中評社：2020年年初，中日關係曾出現過一個短暫的蜜月期，您認為在岸田文雄任內中日關係有改善的可能性嗎？
包霞琴：岸田上台之後，無論是日本國內還是國際局勢，都發生了一些比較重要的事件，所以岸田的對華政策是跟著形勢走的，一邊跟著國際局勢的發展走，一邊跟著美國的戰略走。這跟岸田自身戰略主導能力有關聯的，他在自民黨內部的影響力可能沒有安倍那麽強，需要平衡自民黨內部的各種力量。特別是在安全領域，俄烏衝突使安全問題特別突出，自民黨內部的防衛族勢力抬頭，岸田的對華政策也深受影響。
總體來看，中日關係在安全領域的對抗性增強，日本將台灣問題比喻成烏克蘭問題，渲染中日安全問題的困境。外交影響力也是日本和中國競爭的重要領域之一，主要表現在對地區的影響力、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力。如果日本要壓倒中國的話，就要借助一些力量。岸田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利用俄烏衝突在外交影響力方麵牽製中國的做法非常明顯。
但是在雙邊關係層麵，岸田基本上是“不作為”和“冷處理”，不和中國正麵進行交鋒或者衝突。談到對華關係的時候，他說要建立健康穩定的中日關係，這是岸田對華政策的一個基礎；但另一方麵，岸田又說要建立一種坦誠的、該說要說的關係。這與安倍時期的對華政策，其實沒有特別大的變化，利用多邊場合來指責和牽製中國，是日本近年來一貫的手法，無論在G7，還是在與其他國家的雙邊對話中，總是不忘拿中國說事兒。
岸田在雙邊關係上的立場和表態，也是出於日本自身利益的考慮。中日關係在安全領域的困境無法破解，中國的地區影響力在擴大，但是日本又要牽製中國，隻能利用第三方、利用國際輿論，這是日本近十多年來慣用的手法。
日本對於中日正麵交鋒或發生衝突還是比較謹慎的，因為中日關係如果出現重大危機，無論在安全領域還是在經貿領域，對日本都沒有什麽好處。特別是在疫情之下，日本對中國的經貿依賴度進一步加深。日本目前經濟也是困難重重，所以要竭力規避對經貿領域的衝擊。
雖然日本非常強調供應鏈的調整和部分“脫鉤”，但這是局部的，不是全局性的。日本的傳統產業對中國的投資、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是無法改變的。比如汽車產業是日本的支柱產業，中國是日本汽車產業的最大的市場，所以日本不能失去中國市場。
秋季的參議院選舉也是岸田要考慮的，他要迎合一些民意或者輿論的反應，所以非常關注輿論對俄烏衝突的看法，這也會影響到岸田內閣的對華政策。在參議院選舉之後，岸田的對華政策可能會有一些變化。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一定會有一些紀念活動，氣氛也會隨之改善。岸田的對華政策可能會轉為比較務實，進一步推動兩國在可以合作的領域進行合作，包括民間交流、旅遊行業的開放，以及留學生政策等等，都會回到疫情之前，這些對日本的經濟發展都會帶來利益。
所以中日關係重大改善的空間比較狹窄，因為中日關係根本性的改善或者重大改善，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安全領域的結構性問題，包括日美同盟，這個問題不僅僅依然存在，而且在加劇，所以中日之間健全的安全關係的缺失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日本將在日台關係上有更多小動作
中評社：去年以來，日本頻頻插手台灣問題，如2021年4月，美日峰會的聯合聲明中首次提到台灣；安倍晉三多次表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您認為日台關係提升會在多大程度上衝擊中日關係？在台灣問題上，日本未來是否還會有進一步舉動？
包霞琴：唯一對中日關係帶來重大衝擊的是台灣問題。在台灣問題上，日本會跟著美國走，所以美國的對台政策會深刻影響到日本的對台政策。拜登政府的對台政策有一些小動作或者有一些突破性的改變，但是對於一中政策這種原則性的問題，美國可能會繼續所謂的戰略模糊政策，這對日本有比較大的限製。安倍建議美國要放棄模糊戰略，是因為日本想清晰，但是如果美國不清晰，日本也不敢清晰。
在台灣問題上，日本跟美國不一樣。日本和台灣之間的曆史淵源，包括文化、經濟的聯係，比美台關係要深厚得多，日本在台灣問題上可能考慮得更多一些，特別是對於兩岸統一，日本看得更加嚴重，因為它把台灣海峽看作是海上生命線。所以安倍一係列的講話，包括要明確中國如果“武統”會產生什麽後果等，都是日本牽製中國的表現。
所以在日台關係上，日本會繼續有一些小動作，比如計劃派防衛省現役文官駐台。未來日台關係需要關注以下幾個領域，第一個是安全領域，特別是情報領域的合作，比如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海活動的情報信息的溝通與合作。第二個是區域經濟合作領域。雖然台灣沒有加入印太經濟合作框架和CPTPP，但是美台之間雙邊經濟貿易合作是在加快的，日台的雙邊經濟貿易合作也在加快，特別是在半導體領域。
中評社：中日兩國民眾對彼此的好感度持續走低，您認為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什麽？兩國民間交往應如何提振？
包霞琴：中日兩國民眾對彼此的好感度比較低，起因是一些具體的問題，比如曆史問題、領土爭端，但是這些問題涉及到國家戰略，所以無法很好地管控和處理，導致問題不斷發酵，帶來雙方對對方好感度下降，形成惡性循環。
如果雙邊的政治關係和戰略關係處理不好，民間交往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中日雙方的民間關係，包括企業之間的關係，是非常深厚和廣泛的，但是都不能直接影響國家的政策，這是因為在決策過程中，對決策產生直接影響力的是政治家、國會議員。日本國會和自民黨的全麵保守化、要提高日本的國際社會影響力、推動所謂的國家正常化的聲音更大了，這股力量在對華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在提升。中日雙邊關係的發展，可能歸結到最後還是戰略定位的問題。
俄烏衝突後，大國競爭和博弈日趨激烈，日本投入大量資金和外交資源展開活動，試圖重塑印太地區地緣政治格局，力爭在新一輪博弈中增強國際影響力和地區主動權，這對重塑未來中日關係將產生深刻影響。
對華戰略定位問題或是中日關係最大危機
中評社：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您如何評價50年來中日關係的發展？
包霞琴：50年來中日關係的發展非常深入和全麵，特點是經貿關係為基礎，帶動政治關係和民間關係的全麵發展。經貿關係是壓艙石，這是一個現實，也是一個特點。從改革開放開始，中日的雙贏合作帶動了中日關係的全麵發展。
中日關係的第二個特點是政治關係的起伏不定。中日關係有其複雜性，複雜性在於50年的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著三大障礙，比如曆史認識問題、釣魚島爭端問題、台灣問題，不時地跳出來阻礙中日關係的全麵健康深入發展。進入到21世紀之後，更大的問題是日本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
日本把中國崛起看作是一個威脅，這種認知在釣魚島爭端發酵之後，有了比較大的發展。2001年小泉純一郎上台之後，他的智庫發表過一個報告，把中日關係定位為複雜關係，認為經濟上中國發展對日本是紅利和機遇；在政治關係上，中國是競爭對手，主要是對地區影響力的競爭；在安全領域，把中國軍事力量發展視為擔憂事項。所以中日關係在經貿、政治和安全三個層麵是割裂和矛盾的，這種定位導致在小泉時代中日關係的特點是政冷經熱。
中日之間的政冷經熱進入21世紀後一直維持著，雖然時有回暖，但總體上中日在政治和外交上有競爭，在安全領域有對抗，特別表現在領土爭端問題上，安倍上台之後，在釣魚島問題上采取所謂“不承認、不談判、不擱置”的強硬政策，這對中日關係，特別是政治關係和安全關係，產生了非常大的負麵效應。
釣魚島問題在日本國內不斷發酵，輿論普遍認為中國在用實力改變現狀，中國軍事力量的發展是日本的威脅，這種觀念導致日本對中國的戰略定位發生變化。日本的外交藍皮書一直把中國軍事力量的發展當作日本的擔憂事項，要求中國國防費用透明化等等，這個問題越來越成為日本對華政策的基礎，導致現在自民黨內部鷹派勢力要求把中國提升為日本的重大威脅。
中日政治關係的起伏不定，發展到安全關係的對抗性，這對中日關係的衝擊很大，甚至會對中日經貿關係帶來衝擊，經濟安保政策的出台就是具體表現，所以要穩定中日關係，就要對安全領域、外交領域的對抗性進行一些管理和規避。但由於日美同盟的存在，中日在安全領域的管控機製非常脆弱。所以，日本對中國的戰略定位問題可能是未來中日關係最大的危機和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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