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7日電（記者 沈而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刁大明日前接受中評社專訪，圍繞中美關係相關熱點議題展開深入剖析。刁大明認為，“不衝突”是中美共同的底線，中方強調不衝突是為了合作，構建一個對世界有利的中美關係；美方強調不衝突則是為了競爭，是基於對本國實力有限性的清醒認識。中美需要協調各自對於“競爭”的理解，希望中美之間的競爭是良性的，而不是一爭高下的惡性競爭。
“拜登對華政策的特點已經比較清楚，大國競爭、維持國家競爭力、價值觀或規則外交、小集團多邊，這幾個關鍵詞。”刁大明指出，拜登強調要維持美國在科技、價值觀、社會治理等各層麵的國家競爭力，讓美國解決了自身的問題之後，在中美競爭中製勝。在對華事務上，拜登強調“價值觀外交”、“規則外交”，用排華性質的小集團多邊主義推動規則的重置，實現對中國的“規鎖”。
但是，過去四年在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的軟實力被大大削弱。包括美國盟友在內的國際社會已經對“美國優先”的本質局限具有了越發清晰的認知。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未必能夠對華形成更大的國際壓力，或是構建“包圍網”。刁大明表示，中方需要矢誌不渝地堅持推進和維護真正意義上的多邊主義，來回應美國排他式的多邊主義。同時，中方也需要明確方向，釋放積極信號，用合作和良性競爭的方式來主動塑造中美關係，持續推進中美關係健康穩定向前發展。
展望中美關係的未來，刁大明提到，時代在變，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機遇，中美關係也隨之變化。過去40年是未來40年的基礎，過去40年，中美在很多領域都出現了波折，我們對於應對波折、管控分歧，把中美關係帶回正軌的經驗比較豐富。如果過分強調中美關係變化中的挑戰和矛盾，那是對於身處新時代、麵對新挑戰的回避和退卻。他用“事在人為”來形容未來的中美關係，強調通過以往的經驗，用更多的新的思維來解決矛盾。
專訪全文如下：
中評社記者：拜登上台已有五個月，您如何評價當下的中美關係？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具有哪些特點？
刁大明：去年拜登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當選之後，外界對他在內政外交上，調整特朗普政府過去四年推行的負麵、極端的政策，抱有比較高的期待。同時，國際社會也普遍期待拜登政府更有效地糾正特朗普政府單方麵導致中美關係進入艱困局麵的一些政策，讓中美關係重回正軌。拜登上台之後，從過去五個月的情況看，我個人感覺拜登調整政策的幅度、程度、廣度，都與外界的預期存在距離。對於這點外界有很多解釋：一種觀點認為拜登政府麵臨著國內疫情、經濟下行等嚴峻挑戰，政策調整的時間跨度更大、周期更長，所以還處於所謂“審查”過程當中；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拜登政府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較強地延續了“大國競爭”的基調，就算調整也將是極為有限的。
拜登上台五個月，中方的立場是一貫的，但是美方的立場還處於有限調整、客觀效果上的延續當中。拜登對華政策的特點可以分為幾個方麵。第一，延續“大國競爭”。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開啟了美國戰略的轉向，雖然拜登政府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還沒有發布，但是三月初發布的《過渡時期國家安全戰略指南》強調了對俄羅斯、對中國的大國競爭的態勢。
第二，強調要維持美國在科技、價值觀、社會治理架構等各層麵的國家競爭力。與特朗普通過遏製中國來解決美國自身問題不同，拜登政府側重於重振美國的競爭力，更多地投資自身，讓美國解決了自身的問題之後，才能在中美競爭中製勝。這個“競爭力”體現在很多方麵，例如用“小院高牆”式的途徑來實現美國科技領域競爭力的領先，以及包括修橋鋪路、社會治理、福利、教育、醫療在內的“廣義基建”。同時，拜登政府反複強調，所謂“價值觀”是美國的“最大優勢”。
第三，在對華事務上，拜登強調“價值觀外交”或者“規則外交”。毋庸置疑，這是基於西方價值觀或者說美國利益為主導的規則的。對此，中方也有比較清晰的回應，就是要一個國際社會公認的、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另外，拜登強調“小集團多邊主義”，用具有極強排他性質的多邊主義推進規則的重置，以此實現針對中國的“規鎖”。它比較明顯地體現在幾個方麵，首先是通過小集團的方式，其次強調民主、人權的價值觀，同時強調“數權”（數字經濟領域的技術和規則）、“稅權”、“碳權”（碳排放、碳金融等產業和規則）等領域與盟友的互動、妄圖形成對中國的“合圍”。
總結來說，拜登對華政策的特點已經比較清楚，就是大國競爭、維持國家競爭力、價值觀或規則外交、小集團多邊，這幾個關鍵詞。
中評社記者：您提到美國在各方麵搞小集團，形成了排華的多邊主義。有學者認為中國處於美國搭建的“包圍網”中，麵臨的國際壓力比特朗普時期更大。您認為中國該如何應對？
刁大明：中國處於“包圍網”中、中國麵臨的國家壓力更大，這些都是可能的結果。目前這種所謂“結果”尚未實現，隻是一種可能性。無可否認，中國確實麵臨著多議題、多維度的壓力。但也必須看到，經過了特朗普四年執政，即便是美國的盟友，國際社會也清楚看到了美國自身對外投入的有限性，及其背後的“內顧”傾向，以及美國對於國際社會……哪怕是盟友的“無情”。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是否還能對華形成更大的國際壓力，或是構建“包圍網”，要畫一個很大的問號。
一個比較本質性的回應方式，就是踏踏實實地、具體地、務實地去推進和維護真正意義上的多邊主義，無論是在推進自己的議程，還是參與國際合作，都不摻雜任何的排他意味，本著合作共贏的態度與其他國家進行互動，這樣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出現“包圍圈”這樣的風險結果。因為真正意義上的多邊主義不是對抗性的，而是包容的、共同的、可持續的，不針對任何一方的。
中評社記者：中方對於中美關係的立場是很清晰的，就是合作共贏。同時，拜登政府強調“該合作的合作，該競爭的競爭”。雙方對於中美雙邊關係的立場有什麽樣的區別？
刁大明：拜登上台之後確實有很多表述，比如合作、競爭、對抗三分法，比如不衝突，比如激烈競爭、極致競爭等。這與中國“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的表述有相似之處，起碼都強調了不衝突，也都談到了合作，但兩者還是有比較明顯的區別的。在中方說的“不衝突不對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贏”中，不衝突、不對抗是基礎，是最基本的底線，我們很難想象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出現衝突和對抗的後果，這顯然對於全世界來說都不是個好消息。基於此，我們希望形成一種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相處模式，我們也反複強調，合作是唯一的正確選擇，這意味著在不衝突、不對抗基礎上搭建起來的中美關係的主線不應該是競爭。美方說的“競爭但不衝突”雖然也點明了這個基礎，但是在這個基礎之上卻沒有給中美關係一個應有的正確方向。
另外，我們強調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不衝突、不對抗的目標是為了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是為了構建一個對於兩國各自的國家和人民，以及全世界都有利的中美關係。但拜登所說的競爭但不衝突，其著力點並不是希望有一個對全世界有利的中美關係，而是在於他對目前美國自身的實力有限性的相對清晰的認識。他認為中美之間如果發生衝突，美國有很大的可能性無法控製局麵。所以拜登完全是出於對美國自身的考慮而強調不衝突，而不是處於中美關係的全球意義這個大局上來考慮。基於這一點，拜登在不衝突之後考慮的是競爭，而我們在不衝突之後考慮的是合作共贏。
當美方反複強調競爭，我們也反複表述了，中美之間確實存在很多差異，出現一些領域、一些程度的競爭也不可避免。但是競爭的目的到底是什麽？如果競爭的目的是良性的，是為了各自更好底做好自己的事，提升自己照亮別人，未必不符合兩國的利益。但是如果競爭是要互相爭奪，要爭個高下，要徹底地超越對方，這種競爭就很容易發生對抗。這顯然不是中國，也不是國際社會希望看到的。
關於競爭到底該怎麽理解，是下一步中美之間必須協調的一個關鍵方向。中方已經非常清晰地表達了，競爭不是我們的意圖所在；麵對競爭，也不應該是角鬥賽的模式。對於美方來說，拜登政府提出的合作、競爭、對抗三分法，其實模糊了中美關係應有的總體方向。到底選擇哪一種模式和中國互動？在什麽領域搞合作，什麽領域搞競爭？當美國國家利益受損的時候，是不是就要選擇對抗？這完全是美國一廂情願的，完全由美國來決定狀態的切換，不具備雙方都可見的操作性和穩定性。這並不是中美未來可取的、可延續的的方向。
我們的目標是要構建一個對兩國、對地區、對世界都有利的中美關係，即便是合作之中有競爭、合作之外有競爭，也該想清楚競爭的目的是什麽。同樣重要的是，這種競爭必須是要以相互尊重為前提的。非要一爭高下、甚至是冷戰式的“爭霸”，不符合中美關係的現實，也不符合時代潮流的需要。
中評社記者：六月初，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中美經貿領域已開始正常溝通，雙方溝通開局順暢，求同存異是共識，下一步將共同努力務實解決一些具體問題，推動中美經貿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對此，您如何看待中美經貿關係正常化的可能性？
刁大明：從18年特朗普政府單方麵發起貿易摩擦以來，到目前為止，中美經貿互動的數據是雙方是都看得到的，也就是說美國單方麵發起的貿易摩擦，沒有改變中美在經貿領域合作的剛需。對美國的現任決策者而言，如果真切理解這些數據對於兩國到底意味著什麽，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兩國經貿關係的本質的話，就應該秉持積極態度去推進經貿合作，包括不斷深化過去的合作，也包括取消過去一段時間對於中國的指責以及特朗普政府留下的關稅與製裁。
美國表示正在對中美經貿關係進行審查。這種審查到底是為了對兩國關係有一個更加負責任的態度，還是一種更多地，哪怕是暫時保留住特朗普政府施加在中美經貿關係上的杠杆的托辭，然後把這些杠杆當作工具和籌碼，進一步對中國進行要價。我覺得這兩種可能都不能說不存在，但是我們仍然希望拜登政府可以從兩國利益出發，通過審慎的審查，最終做出撥亂反正的決定。
無論如何，兩國高層已經就經貿領域展開了多輪溝通，這顯然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如果美方能夠拿出務實的態度，進一步推進中美經貿關係的重回正軌；或者拿出一個積極的態度，來討論雙方共同的關切，這確實是一個經貿關係相比過去能夠保持穩定，能夠健康發展的契機。現在看來，至少中美經貿關係正在調整當中，也出現了相對積極的信號，大家都樂見能夠有進一步的推進。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經貿政策在內的拜登政府對華政策，雖然此前已有消息說“即將宣布”，但至今仍是一拖再拖。其背後的動機除了拜登政府希望在客觀上保持某些對華“杠杆”之外，應該說也反映出其在國內所麵對的問題與挑戰仍舊頗為嚴峻。在所謂“美國就業計劃”仍缺乏明確立法路線圖的情況下，拜登政府正在利用模糊甚至延續性的對華政策滿足兩黨的偏好，至少不希望其拋出的對華政策增加來自國會山的反對聲音。但問題在於，這種做法的結果可能是拜登政府未來必然要推出的對華政策不再是一個審慎審查與評估的結果，而是一個黨爭最大化的結果。中美關係的“美國國內政治化”，對兩國而言，都不是一個好的方向。
中評社記者：G7峰會成員國聯合攻擊中國的經貿政策，加上《中歐全麵投資協定》在歐洲議會觸礁。似乎中美的經貿關係有了一點積極的信號，但是中國跟歐洲的經貿關係有了一些波動。
刁大明：《中歐全麵投資協定》在歐洲議會的受阻，很難想象沒有美國因素的影響。但是我們應該比較這個平衡地看待這個問題，即便拜登宣稱“美國回來了”，並加強與盟友的關係，但很難對我們跟歐洲互動的總體趨勢和狀態產生逆轉性的影響。
拜登上台五個月以來，美歐之間的互動確實比過去四年熱絡很多，但這種頻密的互動是不是能夠把跨大西洋的所有新老問題都解決呢？顯然不能。美歐之間的問題正在持續地向結構性分歧的方向發展，有些問題絕對不是美國加強盟友關係就能徹底解決的，目前也沒有彌合的信號。隻能說過去幾個月來美歐之間的回暖，是“報複性”的回暖，因為過去四年實在太糟糕了。但就像拜登自己說的，歐洲方麵也在反複問他，回來多久？回來多少？2024年是不是還回去？所以美歐之間不是鐵板一塊，歐洲在過去四年，甚至更久一段時間都在強調“戰略自主”，在國際領域強調自我的利益，這種態勢在過去四年持續強化。對於拜登的訪問，歐洲很多戰略界的人士也在反複發聲，歡迎美國回來，但是回來之後並不是要繼續成為領導，而是要和歐洲各國平等商談共同的關切。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並不能完全聯動歐洲施壓中國。另外，在去年選舉中，美國民眾看上去否定了特朗普版本的“美國優先”，但他們並不反對“美國優先”本身。這種情況下，美國跟盟友之間的互動也會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問題。
因此，我們不應該認為歐洲完全是跟著美國走的，應該與歐洲保持密切的溝通，進一步推進合作，給歐洲自主選擇的空間。最近歐洲某些國家某些人的一些極端做法，可能也與未來一段時間的選舉周期有關，這也就要求我們既要針鋒相對、堅守立場，又要注意留有餘地、麵向未來。美歐之間的分歧，不是誰塑造出來的，我們也不必考慮如何分化它們，而是像中方一貫強調的那樣，發展對雙方、對世界都有利的中美關係，和歐洲也應該是這樣。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多邊。
中評社記者：您提到美國和歐洲之間有回暖，我們看到拜登也試圖改善美俄關係。美俄關係的改善是否對中美關係有影響？
刁大明：此次美俄元首會晤當然有助於穩定雙邊關係，同時雙方也進行了關於戰略穩定的進一步確認，而且宣布開啟戰略穩定對話，這對於地區和全球的戰略穩定起了積極作用，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都有積極意義。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兩國關係的相對穩定，包括戰略穩定，這些積極效果的邊際效應會快速遞減，因為美俄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比較嚴峻，這種從曆史中發展出來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互疑是很難化解的。美俄在地區熱點上的分歧也比較嚴重，包括烏克蘭問題、中東事務、極地等等，都存在很大的爭議。另外，美國為了維持自身在北約的存在，也會強調俄羅斯的所謂“威脅”。美俄會晤之後，烏克蘭總統在七月將應邀訪美等等，意味著兩國關係很可能會因為地區熱點問題再次爆發分歧，甚至是一些公開的爭議。以上種種都表明，一次會晤沒有改變美俄關係，也沒有改變其他相關的關係。
雖然進行了元首會晤，但是美俄還沒有走近，恐怕也很難實現這樣的目標。拜登政府對俄政策可以從兩方麵進行觀察。一方麵，拜登政府是冷戰結束以後，第一個對於轉換美俄關係不抱有不切實際的期待的美國政府，拜登本人包括他的班底對俄羅斯的態度都不是正麵的；另一方麵，在過去一段時間以來，拜登利用一些公開喊話，或是多邊場合，有意地釋放走近俄羅斯的信號，這顯然是出於一些別有用心的考慮。從美俄元首會晤的效果上看，沒有實現美俄關係轉化或者中美俄大三角的平衡，甚至可以說這個目標是無法實現的。值得一提的是，可能由於曆史上中國在中美蘇“大三角”平衡中的關鍵作用，所以現在很多觀點也在擔心莫斯科與華盛頓是否會重演五十年前北京與華盛頓“破冰”。這種機械的比較意義不大，至少有兩個明顯區別：一個是，中美關係的曆史底色與實質完全不同於美俄關係，中美當年能做到的，美俄如今未必做得到；另一個是，當今世界不是冷戰的“兩極”邏輯，一個“大三角”決定不了所有，如今的中美俄都各自麵對著多個“大三角”的嵌套式互動。
中評社記者：拜登在內政外交上都展現了積極的姿態，您覺得中國應該如何主動塑造中美關係？
刁大明：中國對於中美關係的表述有明確的方向，希望有一個健康穩定向前發展的中美關係。方向是明確的，達到這個目標的具體路徑，我們也有明確的說法，包括“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中美之間應是你追我趕的良性競爭，不是你死我活的惡性競爭”；我們在各個領域都向美方多次釋放了明確的信號，希望美方撥亂反正、重回正軌；我們應約進行了多次高層的溝通，希望通過各種方式來穩定中美關係；甚至在過去四年特朗普政府對於氣候變化合作造成巨大拖累的情況下，我們依然對於中美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保持了積極的意願。
但是拜登政府在氣候變化領域與中國合作並不是為了實現共同的減排目標，他更多強調維持美國的領導力。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氣候變化是人類的共同挑戰，兩國有共同的利益，作為兩個排放大國有共同的責任，最終體現了人類的共同命運，這既符合美國民主黨的理念，又符合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對於有效推進中美關係的發展能夠打造一個很好的樣板間。在這種情況下，兩國考慮的是通過合作應對共同挑戰，維護共同利益，承擔共同責任，守護共同命運；但美方表現出了卻是對領導力的執念，仍然在這個議題上爭奪領導權，這其實是舍本逐末。
即便是麵對美國這樣的狀態，我們還是最大程度地展現了誠意，就像我剛才談到的，我們不僅明確了方向，明確了做法，釋放了積極信號，還與美國進行了高層互動，隻要對兩國有利，對世界有利，我們都積極參與了。這就是我們在主動塑造中美關係，在中美關係重回正軌的方向上，我們已經做了很多事情。我認為，美方應該秉持更加明確、更加務實、更加負責任、更具操作性的立場，這樣才能讓中美關係回到國際社會共同期待的、對兩國各自都有好處的正軌上。
中評社記者：您如何展望未來四年的中美關係？中美都有學者認為，過去四十年有可能是中美關係最好的四十年，未來可能越來越壞。對於這一預測，您怎麽看？
刁大明：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年，中美兩國都有很多對過去40年的判斷，以及對未來的展望。有人說對於中美關係來說，現在的每一天相對於以往都是更糟糕的一天，但相對於未來都是更好的一天。這至少表達了他們對於特朗普政府單方麵破壞中美關係的不安。但是我覺得，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曆史背景，都有不同的時代主題，簡單地對比過去和未來毫無意義，但把過去和未來徹底割裂開來又失去了應有的價值。比如說中美關係，過去40年是未來40年的基礎，如果過去40年的互動是穩定的，那就為未來4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提供了經驗。中美雙方的決策者，包括專業人士、戰略界、學術界的研究者和觀察者都親曆了所謂的“好的40年”，這些人也同樣會成為未來40年的親曆者或決定者，應該有各種動機去維護好未來40年，讓中美關係的“好”持續下去或者變得更好。
現在中美在經貿領域的密切程度是空前的，連結是空前的，相互依賴的狀態也是空前的，正是因為互相走近了，才會有矛盾。但有矛盾就意味著我們要過分凸顯這些矛盾嗎？這就因噎廢食了。過去40年，中美在很多領域都出現了波折，我們對於應對波折、管控波折，把中美關係帶回正軌的經驗是比較豐富的。所以我們要通過以往的經驗，通過更多的合作來解決矛盾。
中美關係確實變了，其實應該是時代變了。難道說時代不是變得更好，而是變得更糟了嗎？當然不是更糟。曆史顯然是在進步的，在進步的過程中會帶來新的挑戰，如果我們過分突出挑戰的空前、挑戰的難度、挑戰會帶來更糟糕的局麵，那大概是對於身處新時代、麵對新挑戰的退卻和止步不前。
在變化中值得我們關注的一個變量是美國自身。因為中國持續的改革開放、持續的發展自己的方向是既定的，也有超強的穩定性。但美方的不確定性比較強。和1979年到2001年這段時間相比，現在的美國確實麵對著一個自身困頓的局麵，出現了一些結構性疊加周期性的問題，增大了化解周期性問題的難度，也加大了結構性矛盾的積累。麵對著自身空前的國內問題，美國表現出來的國際角色，或者是在國際社會一些行為的選擇，確實呈現了非理性的一麵。美國國內有聲音認為，美國之所以在90年代之前國內矛盾激化得不明顯，是因為在冷戰時期美國有一個外部威脅，麵對著90年代之後越來越激化的矛盾，美國也需要塑造一個外部威脅才能解決國內的議題，換句話說，中美之間的競爭乃至對抗，可以解決美國自身問題。這個邏輯明顯是錯誤的。有外部威脅的時候，國內可能會對黨爭有一定遏製，但如果國內已經有了比較高烈度，甚至是部落化的黨爭，再去塑造一個外圍危機是無濟於事的。這個意義上講，美國自身出了一些問題，導致它處理外部事務，或是大國關係上的做法，轉向完全無法實現其自身目標、完全無法讓其自身變得好起來的方向。經曆了特朗普政府的“探底”、目前又是拜登政府的“折中”，美國的政治精英應該更早一些意識到美國自身的問題與中國無關，而處理不好中美關係反而會讓美國的情況變得更糟。
總結來說，怎麽有效地繼續穩定中美關係，我認為事在人為。如果我們雙方都先入為主地認為未來的中美關係必然會比以往差，那顯然是一種不願正麵麵對問題、不去有效解決問題的回避態度。
受訪人簡介：刁大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國發院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法學學士（2005）、法學碩士（2007）、管理學博士學位（2010）。2010年至2012年，在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並擔任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助理。2012年8月，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包括美國政府與政治（美國國會政治）、中美關係、比較政治等。先後在美國蒙大拿大學曼斯菲爾德中心、美國亞太安全研究中心、美國俄克拉何馬大學美中事務研究所從事訪問學者研究，著有《國家的錢袋：美國國會與撥款政治》（2012）、《解構國會山：美國國會政治與議員涉華行為》（2013）、《美國國會研究手冊（2007－2008）》（2007），譯有《美國國會：代議政治與議員行為》（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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