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評析 作者：王偉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研究員、台灣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美國行政當局於2020年5月20日發布的《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是美國曆史上首份綜合性對華戰略文獻，標誌著美國首個對華戰略的誕生。本文從八個方麵對該報告的內容進行評析，強調美方對中美意識形態差異和國際盟友作用的高度重視，以及美國對台政策的重大變化。這份報告表明，以防範與威懾為基本特征的美國對華競爭戰略正式取代以交往與合作為基本特征的美國對華接觸政策。
2020年5月20日，美國行政當局根據《2019年國防授權法》的要求，向國會提交了第一份題為《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的官方報告，並在美國白宮的官方網站上公開發布。①這份報告是在中美關係因諸多議題（經貿、台灣、香港、南海、新冠肺炎疫情等）同時發酵而持續緊張之際發布的。雖然報告中的絕大多數內容之前曾出現在美國官方的其他文件、重要政客的公開發言或重要智庫的研究成果中，但這個報告的特別之處在於，它是美國曆史上第一份綜合性的對華戰略報告，標誌著美國首個對華戰略的正式形成。
一、報告內容簡述
這份報告共16頁（第16頁的內容其實隻占整頁的三分之一），包含標點符號在內共計7275個英文單詞，筆者將其翻譯成中文後約13300個漢字。報告共分為五個部分，題目分別為“導言”、“挑戰”、“方針”、“實施”和“結論”。
“導言”部分首先闡述了美國製定對華戰略的宏觀背景。它認為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美國的對華政策就以如下“期待”為前提：“深化接觸將促使中國的基本經濟和政治製度的開放，使其成為一個建設性和負責任的全球利益攸關方，且擁有一個更加開放的社會。”但中美關係發展到現在，美方認為中國的發展方向、發展道路和發展結果不僅不符合美國的上述期待，而且還損害了美國的利益，對美國構成了戰略挑戰，美國必須起而應對這些挑戰。在此情況下，美國有必要重新評估中國的意圖和行為，同時審視美國自身的優勢與劣勢，製定出一個對華戰略。
“挑戰”部分把來自中國的挑戰劃分為經濟、價值觀和安全三個領域，並詳細列舉了每個領域的具體表現形式，實際是對中國一係列內外政策的全麵指責。例如，在經濟領域，它指責中國“不信守關於經濟改革的承諾清單，廣泛采用國家主導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和做法，損害美國公司和工人，扭曲全球市場，違反國際準則，並造成環境汙染”。還指責“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許多舉措“旨在重塑國際規範、標準和網絡，推動北京的全球利益和願景，同時也滿足中國國內經濟需求”。在價值觀領域主要指責中國“在全球範圍內宣導一項價值主張，挑戰美國對於人人都有不可讓與的權利，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根本信念”，並列舉了一係列現象或事件作為“佐證”。在安全領域主要指責中國“有更強烈的意願和能力采取恐嚇和脅迫手段來消除認為對其利益的威脅，並在全球範圍內推進其戰略目標。……在黃海、東海、南中國海、台灣海峽和中印邊界地區進行挑釁和強製性的軍事和準軍事活動”。
“方針”部分主要針對前述所謂“挑戰”提出基本的應對思路。它把“堅持原則的現實主義”（principled realism）確立為製定和實施對華戰略的指導方針，其中的原則包括“主權、自由、開放、法治、公平、對等”；承認中美之間是大國競爭關係，兩國正處於戰略競爭之中；宣稱美國對華政策“既不以改變中國的國內治理模式為目的，也不向中共的特殊國情和長期遭受屈辱的說法讓步”，“不會滿足北京提出的創造適當‘氛圍’或‘條件’來進行對話的要求”；不排斥與中國交往與合作，但這種交往與合作“是有選擇的，且以結果為導向”；“致力於與中國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以降低風險和管控危機”。
“實施”部分是詳細介紹如何貫徹落實上述基本思路和指導方針。本部分參照2017年12月美方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格式，把對華戰略的實施目標分為四個方麵，分別為“保護美國人民、國土和美國的生活方式”、“促進美國的繁榮”、“以實力維護和平”、“提高美國的影響力”，並詳細闡述了美國在這四個方麵已經和將要采取的具體措施。需要指出的是，在2017年12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裏，這四個方麵被界定為需要竭力保護的“關鍵國家利益”（vital national interests），也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四大目標。本部分內容實際上是在闡述美方如何在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中實現這四大目標。
“結論”部分重申美方認識到中美關係是“兩種製度之間的長期戰略競爭”，強調以“堅持原則的現實主義”為指導，通過“全政府方式”（a 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來應對這種競爭，並表示“在中美利益一致的領域，美國仍然願意與中國進行具有建設性、以結果為導向的交往與合作”。
二、對報告的簡要評析
筆者對這份報告進行了深入研讀，初步歸納出以下要點：
第一，這是有史以來美方首次發布綜合性的對華戰略報告。
眾所周知，美國是一個極具戰略傳統的國家。二戰剛剛結束之際，美國就製定了係統的對蘇遏製戰略，其中代表性文獻就是前外交官喬治·肯南撰寫的八千字長電報及以該電報為基礎撰寫的《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該文從“威脅認知-威脅應對-戰略目標-政策措施”的範式出發，建構起對蘇遏製的初步戰略框架。1986年美國國會通過《戈德華特-尼古拉斯國防部調整法》（the Goldwater-Nichol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organization Act），其中第603款規定，總統應每年向國會提交一份《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簡稱NSS）報告，以說明其在國家安全和外交方麵的總體規劃。②這個總體規劃實際上就是美國行政當局製定的國家安全戰略，也就是美國的全球戰略。從此後曆屆美國總統提交的NSS報告的內容來看，它們在總體上都遵循著上述書寫範式，隻是增加了“利益界定”的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在曆屆美國總統的NSS報告中，“戰略”一詞多用於全球層麵和地區層麵，基本不用於國別層麵。針對具體國家的是“政策”而非“戰略”，蘇聯是唯一的例外。同樣在這些NSS報告中，地區戰略服務於國家安全戰略，國別政策服務於地區戰略，與中國相關的論述主要使用“對華政策”，很少使用“對華戰略”，“對華戰略”更多地出現在學術討論和媒體文章中。具體來說，美國的對華政策被置於其東亞戰略或亞太戰略框架之下，而其東亞戰略或亞太戰略又被置於其NSS框架之下，並主要在《國家安全戰略》、《四年防務評估》、《核態勢評估》等官方戰略文獻中得到闡釋。
因此，美方這次把“對華戰略”單獨成篇進行全麵、綜合地論述，而不是像針對中國軍力和人權等議題那樣的專項論述，顯示出其“對華政策”已經升級為“對華戰略”，對華關係在美國全球戰略布局中的地位大幅提升，與其正在推行的“印太戰略”的重合度越來越高，並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重中之重。這意味著美國戰略精英對中國的重視程度達到了創紀錄的高度，越來越接近於當年蘇聯在美國全球戰略布局中的地位。此外，從報告的內容安排來看，也有“利益界定”、“威脅認知”、“威脅應對”、“戰略目標”、“政策措施”等模組，形同一份專門對華版的NSS報告。因此，筆者認為這份報告將與2017年12月把中國定位成“修正主義大國”和“戰略競爭者”的NSS報告一起，成為中美關係中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戰略文獻。
第二，這份報告對中國的指控沒有新意，隻是把此前的指控重新整合而已。
正如前文所述，這份報告對中國的指控主要體現在第二部分，屬於戰略製定中的“威脅認知”模組。但這些指控其實並無新意，基本上都是此前美國政客、媒體和鷹派學者已經多次指控過的，本報告隻是進行係統性地整合、再次羅列而已。例如，在經濟領域，它指責中國沒有認真履行當年加入WTO時的承諾，繼續搞“國家主導下的保護主義”，導致產能過剩，扭曲全球市場價格；強迫技術轉讓，損害知識產權；網絡入侵與竊密；“一帶一路”項目具有排他性；汙染全球環境，等等。在價值觀領域，指責中國“侵犯人權”，利用高科技工具“打擊異議人士”，輸出“專製主義意識形態和統治工具”，“幹涉別國內政”，“散布假消息”，“操控海外中國留學生群體”，等等。在安全領域，指責中國“恐嚇鄰國”，在黃海、東海、南海、台海和中印邊境從事“挑釁性軍事活動”；以“軍民融合”名義獲取軍事技術；利用中興、華為等高科技公司“危害別國安全”，等等。這些指控在特朗普上任之前主要由美方鷹派學者和相關媒體發出，在特朗普上任後包括特朗普總統本人在內的執政團隊的多名成員也加入了大合唱。
這裏有兩份美國智庫的研究報告值得我們關注。一份是美國大西洋理事會於2019年12月發布的《管理競爭：在一個多維世界中應對中國挑戰》，作者是美國國防部前助理部長、該理事會傑出董事和研究員弗蘭克林·克萊默（Franklin D. Kramer）③；另一份是美國外交關係學會於2020年1月發布的《實施對華大戰略：22條美國政策處方》，作者是該學會資深研究員羅伯特·布萊克威爾（Robert D. Blackwill）④。前者對中方的指控最具有係統性，它把中國對美國的所謂“挑戰”區分為“經濟和創新”、“外交和影響力”、“軍事安全”三大領域，每個領域下麵又劃分出多個次領域。在“經濟和創新”條目下詳細闡述了中國對先進技術的大量投入、對重要企業和行業的政府補貼、對外資和商業的非關稅壁壘、強製轉讓技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等方麵。在“外交和影響力”條目下詳細闡述了中國的海外投資和建設（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軍事外交、影響力活動、對國際法和國際協議的態度等方麵。在“軍事安全”條目下詳細闡述了“混合衝突”、“網絡安全”、“經濟脅迫”、“低水平使用武力”等方麵。可以看出，這種對“中國挑戰”的界定方法與本文所討論的報告如出一轍。
後者則明確指出，美國缺乏一個應對中國挑戰的整體戰略，使得美國處於“戰略劣勢”。該報告的作者相信，中國擁有一個大戰略（Grand Strategy），這個大戰略的主要內容包括：有意取代美國成為亞洲及其以外地區最強大和最有影響力的大國；削弱並最終瓦解美國在亞洲的同盟體係；利用其經濟實力將亞洲國家拉近與中國的地緣政治政策偏好；加強軍力來威懾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幹預；質疑美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模式以及在今後十年內避免與美國爆發重大對抗。在他看來，鑒於中國的大戰略，華盛頓需要全力以赴，對北京在經濟、外交、技術和軍事領域的擴張對美國在亞洲及全球利益帶來的威脅加以限製。因此，他提出了包括內政與外交在內的22項政策建議。這些政策建議又與本文討論的報告存在很大的重合度。由此可以看出，美國曆史上首份對華戰略報告深受上述兩份智庫研究報告的影響。
第三，這份報告把中國定位成“發達國家”，並直言要接受來自中國的挑戰。
它認為，中國已是高科技產品的最大進口國，在國內生產總值、國防支出和對外投資方麵僅次於美國，中國自己也承認是一個“成熟經濟體”，但在與包括世貿組織在內的國際機構打交道時，卻仍“自我指定為發展中國家”。這份報告還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發達國家和國際秩序的主要受益者，應該協助保障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自由和開放”，但中國卻以“發展中國家”自居，“係統地扭曲了全球多個產業部門，損害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利益”。美國現在承認並接受“中共一直在其內部對美中關係的界定：大國競爭”。這實際上是對中方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概念的反向曲解。眾所周知，中方所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首先是指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之間的關係，並非兩個最大的“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而近來中國國內關於“六億人口每月收入不足一千元”的大討論，真實地反映出中國整體發展程度仍然較低、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客觀事實。
第四，這份報告把中美價值觀差異作為兩國矛盾與衝突的主要方麵之一。
在特朗普上任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許多人認為他是“商人總統”，隻關心商業利益和物質利益，不關心政治信仰和價值觀。這顯然是一種誤解或者誇大。事實上，早在2016年11月26日特朗普已經當選美國總統並處於候任狀態時，他曾經針對古巴前領導人卡斯特羅的去世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評論稱：卡斯特羅是一個“殘暴的獨裁者”，古巴仍然是一個“極權主義島國”，他希望“古巴人民最終能獲得他們應得的自由”。⑤2017年4月，他以敘利亞政府軍使用毒氣攻擊平民、造成兒童傷亡為藉口下令轟炸敘利亞的舉動，表明他並非對價值觀問題毫不在意。即使特朗普本人對價值觀議題沒有像某些人期待的那樣“關切”，但他周圍的戰略精英也不會忽視這個議題在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進行牽製時的工具意義。在本文討論的對華戰略報告中，價值觀議題與經濟議題、安全議題一道，成為美方指責中國對美國構成的三大挑戰之一。該報告斷言“北京顯然自以為正與西方進行著一場意識形態競爭”，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與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共享的原則“背道而馳”；指責中國的反腐敗鬥爭和宗教文化政策；尤其指責中國通過文化和新聞交流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搞“意識形態滲透”。可以看出，這份報告對中美價值觀差異的重視達到了特朗普上任以來的最高程度。
第五，這份報告刻意把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相區分，意圖離間中國的黨群關係。
美國的這種論調和做法從曆史上來看也並不新鮮。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這種論調主要體現在美國部分政客的非正式發言和媒體輿論上。自特朗普上任以來，其團隊的核心成員如班農、納瓦羅、蓬佩奧等人，都曾在公開場合大肆鼓吹過這種論調。但在正式公布的國家戰略文獻中，對中國執政黨和中國人民進行如此明確的區分尚屬首次。根據筆者的統計，在7275個單詞的報告全文中，CCP作為“Chinese Communist Party”的縮寫形式共出現35次，PRC作為“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縮寫共出現76次，“Chinese people”這個片語共出現7次。很明顯，這份報告的撰寫者要向外界傳遞如下信息：美國對華戰略的首要針對目標是中國執政黨和中國政府，而非“中國人民”。這其實也從一個側麵印證了特朗普的執政團隊已經注重中美關係中的價值觀因素。
第六，這份報告強調美國的國際盟友和戰略夥伴在實施對華戰略中的重要作用。
同樣地，特朗普上任以來，其對待傳統盟友（包括歐盟、英國、日本、韓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的態度和手法確實不同於以往任何一屆總統，基本理念上強調“美國優先”，美國的利益優先於其盟友和戰略夥伴的利益。但至少從這份對華戰略報告來看，特朗普的執政團隊充分意識到國際盟友和戰略夥伴對美國利益和美國戰略的重要性。在這份篇幅並不算長的戰略報告中，共7次用到“誌同道合”（likeminded）一詞以形容與相關國家的關係，17次提到“盟國”或“盟友”，27次提到“夥伴”或“戰略夥伴”。在導言部分提到美國要“提升製度、聯盟和夥伴關係的應變能力，以期在麵臨中國的挑戰時占據優勢”，“與外國盟友、夥伴和國際組織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尋求積極的替代方案，支持自由開放秩序的共同原則”，並重點提到東盟、日本、印度、澳大利亞、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今年的七國集團（G7）首腦會議預計將於9月或更晚在華盛頓舉行，此前特朗普曾宣稱要邀請俄羅斯、印度、韓國和澳大利亞等國的元首或首腦參加，擬把該集團擴充為十一國集團（G11）。⑥不管特朗普此舉最後是否成功，其中以所謂“共同價值觀”為紐帶、糾集針對中國的國際統一戰線的企圖卻是非常明顯。
第七，從報告全文看，美國對中方仍有“期待”，但更側重用硬的一手打交道。
所謂仍有“期待”，主要體現在如下表述上：“即使與中國競爭，我們也歡迎在雙方利益一致的地方進行合作。競爭並不必然導致對抗或衝突。……我們不尋求遏製中國的發展，也不希望脫離中國人民。美國期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公平競爭，使我們的國家、企業和個人都能享有安全和繁榮”（引言）；“我們對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願景沒有將中國排除在外。……通過我們持續與坦率的接觸，美國歡迎中國以有利於世界和平、穩定和繁榮的方式進行合作，以擴大和努力實現共同的目標。我們的方針是不排除中國。美國隨時準備歡迎中國的積極貢獻。……美國致力於與中國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以降低風險、管理危機。我們期望中國也能保持這些渠道的開放性和回應性”（第三部分）；“我們仍然願意與中國進行建設性的、以結果為導向的交往與合作，因為那與我們的利益並行不悖”（結論）。筆者也注意到，整篇報告中並沒有出現“遏製中國”、“冷戰”或“新冷戰”之類的字眼。含有“遏製”意涵的單詞（contain）隻出現過一次，但那是強調美方“不尋求遏製中國的發展，也不希望脫離中國人民”（原文為：We do not seek to contain China's development, nor do we wish to disengage from the Chinese people.）但這些表態是基於中國能夠“改邪歸正”的假設。在當前及今後一段時期，美國將更多地采用“針鋒相對”和“硬碰硬”的方式同中國展開競爭。即使所謂的“合作”，也帶有明顯的工具性和權宜性特征，隻會在“不得不”的情況與中國開展合作。
第八，這份報告表明，美國將加大對“台獨”分裂勢力的支持力度。
眾所周知，自特朗普上任以來，美方在台灣問題上動作不斷，特別是美國國會通過多項涉台立法，美國對台政策呈現出明顯的法製化趨勢，導致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轉圜空間越來越小。這份報告除了沿襲2019年11月美國國務院發布的“印太戰略報告”中把台灣當局的“新南向政策”納入其印太戰略外，還在“實施”部分用了一個自然段的篇幅專門闡述對台政策。報告聲稱：“美國將繼續依據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台灣關係法》和美中三個聯合公報，與台灣保持牢固的非官方關係”；“美國認為，任何解決兩岸分歧的方式都必須是和平的，必須符合雙方人民的意願，而不能訴諸威脅或脅迫”。報告還指責“北京未能履行其在公報下的承諾，這表現在其大規模的軍事建設，迫使美國繼續協助台灣軍方維持可信的自衛能力，這種能力阻止了侵略，並有助於確保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報告在強調美國對台軍售的“必要性”時，引用了裏根總統在1982年的一份備忘錄中的一句話：“售台武器的數量和品質完全取決於中國所構成的威脅”。筆者經查證得知，這個備忘錄是1982年8月17日中美簽署關於美台軍售的聯合公報（簡稱“八一七公報”）的當天，裏根總統以密件形式寫給時任國務卿舒爾茨（George P. Shultz）和國防部長溫伯格（Caspar W. Weinberger）的，且已於2019年8月30日解密。該備忘錄共有四段內容，與曾經長期秘而不宣、近期已經公開的所謂“六項保證”⑦在內容上並不雷同，因此可以確定是當年裏根政府用以削弱“八一七公報”效力的又一個“陰招”。這個備忘錄共有四段文字，篇幅不長，包含標點符號共有978個單詞。核心觀點有兩個：1、美國願意減少對台武器銷售，完全以中國的以下持續承諾為條件：致力於以和平方式解決與台灣之間的分歧。2、售台武器的品質和數量必須完全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構成的威脅為條件，台灣的防衛能力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品質上都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防衛能力相關聯。學術界對第一個觀點已有很多討論，也是美方公開宣稱過的。但第二個觀點卻是首次公開，並且是以首份美國對華戰略報告的形式公開。我們必須意識到，這是美國對台政策的一個重大變化。在“台獨”分裂勢力日益坐大的條件下，中國大陸為了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必然要通過軍事能力建設來加強對“台獨”分裂勢力的戰略威懾。而按照這份報告裏引用的裏根秘密備忘錄的邏輯，美方必然隨之加大對台灣當局的支持力度。這就意味著，中美圍繞台灣問題的鬥爭將越來越激烈。筆者的基本判斷是：美方對“台獨”分裂勢力的容忍度和支持度將越來越大。
三、結論
美方首次發布綜合性的對華戰略報告，在中美關係史上將是一件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它意味著中美走向以戰略競爭為主導的博弈態勢已很難逆轉。但從這份對華戰略報告中還可以看出，美方雖然對中國的重視程度已經接近或者達到了當年對蘇聯的重視程度，但似乎尚未下定決心像當年遏製蘇聯那樣全麵遏製中國，對中國走上美方設定的發展道路仍有期待，隻是實現這種期待的手段變得比以往的接觸政策更“硬”了。
事實上，成型於克林頓時期的美國對華接觸政策，本身就包括交往/合作與防範/威懾兩個相輔相成的方麵。交往/合作的根本目的，是企圖按照美方的設想或期待改變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結構，使中國在整體上“更像”美國。而防範/威懾的根本目的，是在交往/合作的過程中影響中國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道路，並為交往/合作一旦失敗做準備。⑧不過，在接觸政策裏，交往/合作是主要方麵，防範/威懾是次要方麵。從本文討論的這份對華戰略報告可以看出，美方正式宣布對華接觸政策的“失敗”，意味著特朗普當局已經把防範/威懾調整為對華政策的主要方麵，交往/合作成了次要方麵，同時把對華政策升級為對華戰略。與對華接觸政策相比，新出台的對華戰略的實施工具將更少地依賴美國和西方的市場誘惑、國際組織的成員身份等軟性因素，更多地倚重經濟製裁（如關稅、禁售、退市）、地緣政治（如台海、南海、香港）、甚至軍事威懾等硬性因素。筆者曾把奧巴馬時期“戰略再平衡”背景下的對華政策稱之為“超越接觸”，意指它對當年克林頓政府對華接觸政策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和超越，存在著從偏重軟實力向更注重硬實力轉變的基本態勢。⑨從本文討論的美國首份對華戰略報告來看，美國對華政策的這種轉變已經完成，以防範與威懾為基本特征的對華競爭戰略正式取代以交往與合作為基本特征的對華接觸政策。
注釋：
①該報告原文可從如下網址下載：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0.20.pdf
②Catherine Dale and Pat Towell, "In Brief: Assessing DOD's New Strategic Guidanc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7-5700, January 12, 2012. See http://www.fas.org/sgp/crs/natsec/R42146.pdf。但從後來的實施情況看，NSS報告並非每年都有。裏根政府提交過兩份，老布什政府提交過三份，克林頓政府提交過八份，小布什政府提交過兩份，奧巴馬政府迄今隻在2010年提交過一份。
③該報告原文可從以下網址獲得：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report/managed-competition-meeting-chinas-challenge-in-a-multi-vector-world/
④該報告原文可從以下網址獲得：https://cdn.cfr.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pdf/CSR85_Blackwill_China.pdf
⑤“特朗普稱卡斯特羅‘殘暴獨裁’ 揚言翻轉美古邦交”，大公網：http://news.takungpao.com/world/exclusive/2016-11/3396804.html?bsh_bid=1578308348，登錄時間：2016-11-28。
⑥“特朗普稱七國集團峰會將推遲舉行”，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2020-05/31/c_1126055984.htm，登錄時間：2020-06-06
⑦“六項保證”的具體內容為：美國不會設定對台軍售的停止日期；未來美國對台軍售不會與中國提前商議；美國不會作為大陸與台灣之間談判的調解人；美國在台灣的主權問題上不持立場；美國不會逼迫台灣與大陸談判；美國不會修改《與台灣關係法》。參見楊茂、牛大勇：《雷根政府對台“六項保證”及其政治影響》，載《台灣研究》2018年第5期，第89頁。
⑧參見王偉男：《接觸中國：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初步反應》，載《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
⑨參見王偉男、周建明：《“超越接觸”：美國戰略調整背景下的對華政策辨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3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9月號，總第27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