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從英國卡車慘案看西方媒體選擇性失明

　　中評社北京11月15日電（評論員 郭至君）10月的最後一個禮拜，一場貨車藏屍慘案震驚全世界，在悲傷地等待英國警方公布確認的消息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西方的一些媒體開始帶風向，將還未確定的事實大肆宣揚，將失去生命的39個人全部直接定為中國人，開始明裏暗裏地給中國的國際形象“潑黑水”，但隨著調查工作的逐漸深入，英國“貨車藏屍案”的真相已然清晰，從事情發生到西方輿論集中“攻擊”中國再到這種聲音隨著真相浮出水麵之後的斷崖式下滑，我們可以看見，這起極具戲劇性的反轉事件暴露了一些西方媒體帶有極強選擇性和偏頗性的報道風格，其背後的用意則不言而明。

　　10月24日到25日，事件發生後兩天，一些西方媒體開始“帶節奏”，將還沒有核實的39位死亡者的個人身份全部定性為中國人，翻開那兩天一些西方主流媒體的相關報道的標題，入眼的淨是：“中國歲月真靜好?集裝箱命案震驚全英”、“英國集裝箱慘案：39名死者均為中國公民”、“39人葬身集裝箱揭秘中國偷渡客的死亡之旅”、“英國卡車39中國人屍慘案司機苦說隻知拉的是蘑菇與餅乾”這樣的標題。10月25日，美國新聞媒體CNN的一名駐華記者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就此事件向華春瑩提問稱，“為何中國公民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以這種極端危險的方式離開中國？”，這是一個帶有非常強烈暗示性質的問題，而作為專業記者來講，這也是一個完全不及格的提問。

　　這樣的提問，已經明顯帶上了“先入為主”的設定，在事件發生之時，這些媒體沒有第一時間向英國警方跟進核實到底是不是中國人，而是越過事實，直接將“偷渡”和中國甚至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聯係起來，若是分析其問題之間潛藏的台詞便是：中國的體製有問題，所以有公民哪怕是冒著生命危險，也要逃離。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聽了問題也當即反問道，“你剛才先入為主，設定遇難者就是中國人，而且把這個案件和我們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聯係在一起，這個出發點是很有問題的，反映出你思想深處或者說你代表的美國一些媒體的問題。你到底希望得到什麽樣的答案呢？”

　　其實，一些西方媒體希望得到什麽樣的答案再清楚不過了，就是直接將矛頭對準國家體製，抨擊中國所謂的非民主和不自由，將偷渡者的冒險塑造成逃離國家體製的驚心動魄的故事，可惜，這個算盤打錯了。每一個偷渡者都有自己不得不冒險的理由，也並不一定經濟發展了，就沒有偷渡的人群存在。這也正說明社會治理的複雜性。這樣的社會問題，存在於任何一個國家。

　　在世界偷渡地圖上，密密麻麻的偷渡路線背後是一個龐大、猖獗的跨國犯罪網路。三十九條越南年輕人的寶貴生命，這些西方媒體其實並不重視。因為，他們對英國、歐洲等涉事國家在打擊跨國偷渡、防止此類悲劇的製度檢討上，采取了不聞不問的態度。他們隻是近乎所能地將事件與中國的國家製度掛上鉤，然後開始將臆想的文字傳播向世界各地。

　　李普曼曾經提出“擬態環境”這一概念。在傳播學中，擬態環境指傳播媒介通過對象征性事件或資訊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以後向人們提示的環境。也就是說，我們所處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客觀真實的世界，而是對媒介提供的資訊對傳媒提示的某種”擬態環境”的反映。就本事件來看，有一部分西方媒體肆意曲解、罔顧事實，至公正和客觀的媒體信條於不顧，更可悲的是，正是這些每天都“選擇性失明”的媒體，掌握著世界媒介的絕大多數話語權。可融入情緒和負麵導向性的報道又何止這一個事件？

　　在資訊爆炸的年代，人們可以從各種各樣的管道獲得資訊，我們認為，作為傳播大門的守門人，媒體記者更應該在報道事件時專業、準確、客觀。無論膚色、國籍、種族、信仰，發生39人以這種駭人聽聞的方式殞命的事件本身就是極度悲慘的，媒體作為有公信力的機構，應該引導大眾去反思國際社會上現存的嚴重的跨國偷渡問題，進而促使各國合作打擊有組織的偷渡犯罪，而不是變成別有用心者“跳梁”的舞台，在罹難者的家人和同胞的傷口上撒鹽，以意識形態來利用偷渡中產生的悲劇宣揚“中國威脅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