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立如：中美關係大轉變，有哪些不確定性？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前院長、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崔立如

　　中評社北京9月11日電（記者 徐夢溪）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前院長、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崔立如7號出席第三屆太和文明論壇國際關係分論壇，期間解讀中美關係變化與中美互信的重建。

　　崔立如主要分析了中美關係的轉變，以及轉變中的確定與不確定性。他指出，現在中美關係處在一個十分困難的時刻，困難是因為發生了大的轉變：
 
一個是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大的變化。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實力地位大幅上升，中美之間的差距明顯縮小，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二是，中美之間出現了新的戰略態勢，主要是美國在國家安全戰略當中把中國確定為美國的主要對手，認為大國競爭已經取代了恐怖主義的威脅，成為主要的挑戰，由此改變了中美關係雙方之間的互動方式，也就是說戰略競爭上升到這一對關係的主導麵。由於這一指導思想的變化，美國采取了對華的全麵防範，在多個領域裏麵叫對衝，在某些方麵甚至采取了遏製的方式。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中美關係當中的對衝，美國方麵這種變化，中方作出反應，所以我們看到了一種和過去很多年完全不同的互動方式。

　　三是，中美關係呈現出一種超複雜的、既是對手關係也是夥伴關係的形態。在不少領域當中我們還有合作，在很多方麵更準確地描繪可以叫利益相關方。

　　崔立如指出，上麵這些變化讓兩國關係進入了一個下行道，摩擦和緊張成為新的常態。雙方在這個方麵也有共識，就是防止形勢發展失控，要進行風險管理、危機管理。

　　那麽中美關係變化有哪些不確定性？崔立如表示，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大國關係競爭，究竟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還是更積極地走向一種構建一種新的關係，就是新型大國關係或者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點現在還不確定。

　　其次，中美關係長期以來呈現著二元狀態，就是政經分離的狀態，雙方製度上有很大的差別，但是都同意采取政經分離的方式發展互惠的經貿關係，這也是中美關係長期以來能夠順利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原因。那麽這種政經分離的狀態是不是還能持續下去？現在不好說，因為政經的界線現在已經模糊了，很多政治上的考慮已經介入到經濟關係當中。原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求同存異，現在也變得沒那麽清晰了，主要是雙方的差異引起的矛盾分歧越來越多地主導了整個關係的發展。

　　三是在一些重要的雙邊地區和一些重要的雙邊問題、地區問題和全球問題上，雙方采取什麽樣的對策，這對未來的中美關係發展非常重要。我們都能夠體會到現在開始有一些跡象引起各方麵的擔憂，比如說台灣問題和南海問題，以及朝核問題上雙方的合作能不能持續下去，現在也有問號。中美戰略穩定原來是雙方的共識，現在也是有問號的，現在中美之間存在著戰略性的分歧。

　　最後還有一個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兩國國內政治經濟發展越來越影響到雙方在對外關係方麵的決策，對中美關係尤其如此。與此相關的，對中國來說是非常明顯的，對美國也是，就是“特朗普因素”（Trump factor），這也變成當前以及未來一段時間產生最大不定性的一個因素。

　　同時，崔立如強調，現在如何解讀中美關係發生的變化似乎對未來更加重要。因為如何解讀可以帶來不同的含義，可以導致不同的政策。可以判斷出，最近幾年以及未來的互動是，中國的崛起引起了美國的反應，美國的反應改變了原來的態勢，中國對此又作出反應，進入了一個新一輪的、不同以往的互動，這種往下行的關係現在還沒有見底。

　　“如何改變這種狀態？這是一個大問題，這種氣氛、觀念和勢頭如果變成一種固定化的模式，改變就非常困難，然而現在似乎正在往這個方向走。”

　　崔立如指出，實際上這已經完全顛覆了中美原來發展雙邊關係中建立的政治互信。對於中美之間兩個巨大差異的國家要建立建設性的關係，政治互信非常重要。過去的互信顛覆了，未來要改變這個勢頭，就需要一個重建互信的過程，重建的“互信”是在一種新的形勢下，二十一世紀所進入的一個新的世界中的一種互信。

　　“世界經曆了多極化、全球化的發展，受到各方麵逆流的幹擾，新的科技在蓬勃發展，整個國際社會麵臨著很多顛覆性的變化，這種情況下，中美之間是否能夠重建一種能夠適應這種新形勢的互信，這是一個特別大的問號。”崔立如說，中美關係必須要建立這樣的互信，對全球和平與發展作出貢獻，但這需要時間和過程，對此，中美都有重大的責任。基辛格最近給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所傳遞的視頻信息就提到了中美之間都有責任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找到新的共處方式。